在美國政界和學界，傅高義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稱號——「中國先生」。
|作者：張勉 田亮 崔雋
人民日報原駐美國首席記者
溫憲
|編輯：咖喱
|編審：勞靈格
12月21日，環球人物記者從人民日報原駐美首席記者溫憲處得到確認，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去世，享年90歲。
這位在哈佛同時有著「日本先生」和「中國先生」之稱的巨匠，被認為是美國唯一精通中日兩國事務的學者。他傾10年之力、採訪了近300人寫就的《鄧小平時代》，曾在國內國際引發廣泛關注。
不僅滿足於在學術上留下傳世之作，晚年的傅高義也不斷介入現實。
2019年7月初，傅高義作為5位執筆人之一，起草《中國不是敵人》聯名信在《華盛頓郵報》發表。89歲的他，仍堅持每星期在哈佛組織一次關於中國的系列講座，幫助美國人更好地了解中國。
傅高義最後一次出現在中國觀眾面前，是今年的12月1日。在參加北京香山論壇視頻研討會時，他表示，美國當選總統拜登給中美關係帶來新的機會，中美之間應該從高層會晤、專業人士以及工作層三個層次進行推進。美國應該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公平地對待中國。
在驚聞傅高義教授去世的消息時，國內眾多領域學者對其表達了深深的懷念。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研究員陳徵，曾在哈佛大學受教於傅高義教授。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起當年的求學經歷，她表示，由於研究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話題相對敏感，傅高義教授是整個哈佛大學內唯一一個真心幫助她的人。「只要是關於中國的講座，他都會來參加，而且喜歡在講座結束後留下來參加冷餐會，跟我們這些來自中國的學子聊聊天。」
·陳徵與傅高義在哈佛大學的合影。
三聯書店原總編輯李昕告訴環球人物記者，聽到傅高義去世的消息感到很難過，也很意外。「他身體一向很好，一直堅持學術研究，堅持寫作，精力很旺盛。」李昕曾2015年和2016年見到傅高義，當時對方正在籌備胡耀邦的採訪。李昕還透露，據哈佛大學那邊的消息，傅高義的去世是由於手術後併發症引起的。
溫憲曾多次對傅高義進行過專訪，還曾拜訪過傅高義在美國的居所。在得知傅高義去世消息後，他表示十分悲痛：「他是一位活到老、學到老的謙謙君子；他是一位頭腦冷靜、視野開闊、仗義直言、堅守節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是一位純粹意義上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環球人物記者田亮回憶起2013年對傅高義的採訪時，依然記得當時傅高義臉上掛著的熱情、和善的微笑，「他那一口流利的中文，讓我有一種在與一位中國學者暢談的錯覺。」
·2013年1月19日，傅高義在北京華僑大廈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本刊記者 田亮/攝）
「我不會只說中國好」
在美國政界和學界，傅高義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稱號——「中國先生」。
1973年，費正清從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退休，傅高義接替他，成為這個中心的第二任主任。他曾半開玩笑地解釋過自己和這位前輩的不同：「費正清是歷史學家，而我是研究社會學的；費正清是哈佛出身，用中國的說法，在美國他算得上是『高幹子弟』，而我是小鎮上長大的青年。」
1930年7月，傅高義出生於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一個小鎮上的猶太人家庭。1950年畢業於俄亥俄州韋斯利大學，1958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
上世紀5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些大學開始重視培養中國問題的人才，都想擴大對中國的研究，紛紛招收和選拔年輕學者。
1961年，31歲的傅高義被費正清選中，來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學習中文、中國歷史、社會和政治。為他上中文課的是「漢語言學之父」趙元任的大女兒趙如蘭，「她在語音上要求很嚴格，所以我們這批學生比別人教出來的水平應該更高一點。」傅高義笑著回憶說。
年輕的傅高義很快為自己取了個地道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是 Ezra Vogel，Vogel是個德國姓，在德語裡這個發音很像中國的『fugao』。因為英文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是 E，取其諧音，又選了『義』字。」
他曾對記者解釋說，「我知道在中文裡，『義』也意味著有很高的道德標準，這正是我想追求的。」那時的傅高義，已下定決心將中國作為他的研究對象，此後50多年裡，他對中國的觀察從未中斷。
傅高義對中國的觀察是從南大門廣東開始的。
1963年，他在香港用一年時間做廣東研究。那時，東西方冷戰正酣，唯一可以近距離研究中國的地方是香港。在香港，他能讀到《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還有一些政府工作報告，也能接觸到偷渡到香港的廣東人——那些人給他提供了另一個角度的事實。
傅高義請了一名剛從廣東到香港的年輕人做他的助手。
「我們一起看《南方日報》等報紙，我看了1949年到1963年幾乎全部的《南方日報》。我看的時候他也跟著看，我有不明白的就問他。比如我看報紙說『反對×××』，我就問他是什麼意思，背景是什麼，他就會很詳細地告訴我，特別是有關土改的經驗，比如最開始的政策是什麼，幾個月後政策又變成了什麼。從中我可以了解報紙和現實矛盾的地方。」
1969年，傅高義完成了他第一部關於中國的作品《共產主義下的廣州》。這本書描述了在共產黨領導下，一個省份所經歷的一系列深刻的政治運動。作品拋棄了西方學者的偏見，描繪中國的本來面貌，在美國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本書將成為社會學家們從外部世界研究共產主義中國的傑出範例。」費正清如此評價。
上世紀80年代，廣東省和麻薩諸塞州建立友好關係，廣東省政府邀請傅高義繼續到廣東做研究。「廣東省的領導認為，自己宣傳的東西外國人不一定相信，要是名牌大學的教授到中國做研究、寫文章，外國人就會打消疑慮。」他說，自己不可能「只報導中國積極的一面」，必須自由地報導他所看到的。
最終，傅高義決定自費採訪，以保證獨立性。廣東省的領導也同意不審查原稿。
·2012年1月，傅高義在美國韋伯斯特大學談中國近代史、鄧小平和中國經濟未來。
從1987年6月到12月，傅高義在廣東實地調查了70多個縣。1988年夏季，傅高義又調查了3周，1989年寫就《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這是外國學者研究、報導中國改革的第一部書。這部書和《共產主義下的廣州》相隔了20年，共同構成了廣東的一部當代史。
1987年的廣東之行，妻子艾秀慈也陪伴在傅高義左右。艾秀慈任教於美國凱斯西儲大學，是一位人類學研究者，會講廣東話。
傅高義十分珍惜這份感情，在《鄧小平時代》一書的扉頁上第一行就寫道：「獻給我的妻子艾秀慈」，以表達他對妻子的感激之情。
在哈佛向朱鎔基提問
如果僅僅將傅高義稱為「漢學家」肯定有失偏頗，他被認為是美國唯一一位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事實上，他的日語說得比漢語還好。
傅高義關於日本的兩部著作《日本的新興中產階級》（寫於上世紀60年代）和《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寫於 1979 年）都引起了強烈反響。
《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出版後，美國許多企業家紛紛邀請傅高義去做報告，以增加對日本的了解。傅高義後來才知道，在中國也有不少人讀過這本書。
有一年，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率代表團訪問美國，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下面有人向朱鎔基提問：「你認為中國要向日本學習什麼？」朱鎔基回答：「這樣的問題不應該問我，而應該問傅高義啊！」沒想到，底下一陣大笑。朱鎔基問大家為什麼笑，有人回答：「提問的人就是傅高義！」
有這樣的研究背景及影響力，不難理解傅高義的另一個身份：受到政府重視並信任的亞洲問題專家。
1958年以來，傅高義每年都要訪問亞洲，而他聯繫的都是最高層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等。
·傅高義在中南大學演做主題為「鄧小平與中國外交」的演講。
在推動中美關係上，傅高義多年來更是投入了極大熱情。
上世紀60年代，美國創建過一個組織——「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在冷戰期間，它對推動中美雙方的交流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著名的「桌球外交」就是由它推動的，而傅高義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1968年，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費正清與傅高義等十幾位研究中國的著名學者給尼克森寫信稱，「現在是跟中國接觸的好機會」。不僅如此，傅高義還與費正清等8位學者去華盛頓，找國務卿基辛格談話，就中國問題提出一些很具體的建議。
1993年，傅高義應好朋友約瑟夫·奈（哈佛大學教授、提出「軟實力」一詞的著名政治學者）的邀請，出任國家情報委員會東亞情報官一職。傅高義說：「這段經歷對我後來做研究的幫助很大，當時的駐華大使芮效儉的報告我也能看到，我經常與在政府工作的那些人交換看法。」
在執掌哈佛東亞研究中心期間，傅高義將這裡變成了一個各國首腦和美國民間互動的平臺。那段時間，對傅高義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莫過於1997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哈佛之行。
「我以前在北京見過江澤民，那是1996年帶領一個團訪華，我代表大家向他提問，討論了一些問題……當時知道他要訪美，我就向中國方面表示，如果江澤民想來哈佛，我可以幫助安排。中國大使館有幾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後來就和我商議具體事項。」1997年11月1日，江澤民如期在哈佛大學進行了演講。
此後，傅高義又在北京見到江澤民，每次江澤民都會提起：「哈佛那次，組織得很好！」
2000年，70歲的傅高義退休了。
但因為研究鄧小平，他不僅沒有停止對中國的觀察，反而在用一種更宏觀、更深刻的視角研究中國。他以一種犀利的筆調寫道：中國改革有陷入「亂象叢生的社會」的危險，在法制建設、社會管理等方面，當前和未來都面臨巨大挑戰。
傅高義曾公開說：「了解亞洲的關鍵是了解中國，而了解中國最重要的是了解鄧小平」。對此，他曾跟環球人物記者解釋道，中國的變化改變著世界，我相信，沒有一個領導人（鄧小平），對世界的發展有過如此的影響。
正如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所說：「傅高義告訴了西方讀者，也包括中國讀者，中國的發展道路從哪裡來，向何處去，他幫助讀者理解了我們所親歷的中國改革時代的昨天和今天。」
·2013年4月，傅高義在北京參加書博會讀者大會。
2011 年，《鄧小平時代》英文版一問世，就為輿論廣泛關注，入選眾多圖書獎項，《經濟學家》、《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等國際權威媒體把它評為2011年最佳圖書。
《紐約時報》兩次發表書評，認為這是一部「迄今為止對中國驚人而坎坷的經濟改革之路最全面的記錄」。
·傅高義所著圖書《鄧小平時代》。
2012年，這本書獲得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萊昂內爾·蓋爾伯獎，該獎專門授予以英語寫作、關於外國事務的非虛構類著作，基辛格的《論中國》也一同入圍，但最終被《鄧小平時代》擊敗。
出版方當時曾向環球人物雜誌記者透露，《鄧小平時代》首批50萬冊已經被預訂一空，現在正準備加印30萬冊。
正如有評論者所說：「傅高義十年磨一劍，用十年時間寫一本書，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現在能夠堅持做到的人不多。有的學者不是十年磨一劍，而是一年磨十劍，學術心態非常浮躁。這更顯得傅高義堅持精神的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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