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與此同時，日軍鐵蹄肆虐，國內幾無安身之地。1941年1月至5月，在中共中央、周恩來的安排下，眾多文化名人從桂林、重慶、昆明、上海等地轉移到香港。
不料，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25日，香港淪陷。滯留在港的文化人士，一時間危在旦夕。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一場驚心動魄的粵港秘密大營救拉開了序幕。
近日，南方日報記者來到深圳水圍村、白石龍村、河源福建會館，探訪這些大營救的遺址、遺蹟，並採訪多位東縱老兵，聽他們講述當年驚心動魄的一幕。
運籌帷幄▶▷
打通海陸救援交通線
香港至九龍海面，波瀾不驚。兩岸高樓林立，燈火璀璨。74年前，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名人，搭乘駁船、漁舟從香港島撤離到九龍，隨即被武工隊、廣東人民遊擊隊等迅速護送到深圳、河源、惠陽等地，繼而被安全轉移到各地。
據「粵港大營救」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秘書長連貫回憶，當接到中共中央營救文化名人的指令後，他和廖承志、喬冠華等人在位於銅鑼灣避風塘的大船上，躲避敵人搜捕的同時，秘密派遣情報人員潛入九龍等地查探日軍情報。
1942年元旦前夕，連貫等人接到情報稱：由於港九的糧食、燃料供應匱乏，日軍決定近期疏散一批港九居民到內地去。「這是把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搶救出港的好機會！」掌握到這一情報後，營救工作迅速鋪開。
然而，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這些文化名人並非易事。「大家住得很分散，許多人自從戰事發生以來搬過多次家，有的甚至因突然轉移而失去了聯繫。」曾親歷過大營救的廣東著名報人楊奇後來回憶。
深圳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館長朱赤告訴南方日報記者，香港淪陷後，為了躲避戰火，當時大部分文化名人從九龍地區遷往香港島，「營救小組的首要任務，就是將文化名人從香港島轉移到九龍，然後再設法將他們護送回回祖國大後方」。
據東江縱隊領導人曾生之子曾德平介紹，日軍佔領香港後，立即封鎖了香港島至九龍的交通線，並在全市展開大搜查，逮捕抗日愛國人士。因此，營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突破日軍嚴密封鎖，打通從香港到九龍的交通線。但當時日軍在各個碼頭上都設置了監視哨，嚴密監視岸邊的一舉一動。為了防止人員駕船逃跑，還將大小艇駛離了岸邊。
就算是銅牆鐵壁，也要闢出一條救援通道！營救小組首先開闢了一條從銅鑼灣到紅磡的水上通道。不久，從九龍到東江遊擊區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也建立起來了。
1941年元旦過後，緊張的「偷渡」工作開始了。據楊奇回憶，撤離工作開始後，每天都有10多位文化界人士離開市區抵達九龍，「上岸之後，交通員把他們帶到九龍市區的秘密集中點去。這些集中點有普通住宅，有漂亮的洋房，有停了課的教舍，適應不同身份的人隱蔽」。
「難民逃港」▶▷
一場成功的秘密大營救
位於深圳寶安區白石龍村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內，如今依照原樣復原了當年文化名人短暫停留此地時住過的草寮：幾根木材，縷縷茅草，雖然條件極為簡陋，卻是離港文化名人的安身之所。
1941年1月11日，化裝成難民的鄒韜奮、茅盾等一行20多人，在交通員的帶領下，穿過九華逕到達荃灣，繼而北上進入大帽山區、元朗等地，沿途一直有武工隊提供武裝護衛和掩護。楊奇回憶，在荃灣附近，一行人曾險遭土匪打劫，幸而前方探路的武工隊及時發現，繳了5名土匪的槍。
資料記載，在元朗停留了一夜後，我方接待站幹部給鄒韜奮一行人每人發了一張難民回鄉證，然後再次組織分批上路，經元朗、過落馬洲、渡深圳河抵達皇崗村。此後，大部隊又從水圍村往北穿過寶深公路，再經過梅林坳，安全抵達羊臺山抗日根據地白石龍村。
「當時白石龍村的民居差不多被日軍燒毀殆盡，只有一處教堂保存相對完整，成為文化名人的第一個落腳點。」朱赤介紹說，鄒韜奮等人被安排在教堂短暫休息一晚，第二天才被轉移到陽臺山上的草寮。「那時候條件太艱苦了，他們過來後又沒有地方睡，大家都只能在教堂裡面鋪上稻草，打地鋪，湊合過一晚。」
山上草寮的條件也好不到哪兒去。楊奇後來在回憶文章裡說：大家睡的是稻草稈編成的「褥子」，吃的是「大鍋飯」。雖然生活清苦，大家的心情卻是舒暢的。「他們把烤番薯作為最好的午點，把紅片糖看作是土製『巧克力』，吃得特別有滋味。」
護送文化人士的行動得到了高度評價。鄒韜奮在告別遊擊隊時興奮地說道：「我為民主與自由努力奮鬥了這麼多年，總是感到力量不夠。現在看到你們光亮的槍，看到你們親熱的臉龐，我是多麼興奮啊！同志們，希望你們緊握手中的槍，這是勝利的保證呀！」
資料顯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經過前後6個月的緊張工作，中共粵、港黨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從港九地區勝利營救300多名國內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其中有何香凝、茅盾、鄒韜奮、柳亞子、胡繩等，加上其他人士總共達800餘人。
對此次大營救，茅盾評價說：「這是難以想像的周密安排，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這真是一場秘密大營救。」
親歷
東縱老戰士、「紅色間諜」陳敏學：
13歲當臥底
送情報救戰友
「陳文協、鈴木三郎、陳敏學，這三個名字都是我。」86歲的東縱老戰士、深圳市東縱老戰士聯誼會常務理事陳敏學向南方日報記者講述了自己的傳奇經歷：他11歲開始學日語，13歲臥底日軍內部當「紅色間諜」，協助東江縱隊營救愛國人士。
陳敏學生於1929年，出生後不久，他父親從香港回到深圳經商，家庭條件不錯，一家人生活幸福。但好景不長，1938年10月，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不久佔領深圳，在當地實施「三光政策」並展開大規模轟炸。陳敏學家所經營的旅店在日軍轟炸中被夷為平地，一家人的生活頓時陷入絕境。
深圳市東縱邊縱研究會會長蔡偉強介紹，在深圳，駐深日軍宣撫班設了一所日語學校，日軍拿著槍到各家各戶「動員」，並以每人每周發三兩米作誘餌，軟硬兼施，逼迫學生入學。當時年僅11歲的陳敏學就是這樣進了日語學校，學了兩年日語。
因為日語講得好，陳敏學深得宣撫班班長龜山的賞識，還給他起了個日本名字，叫「鈴木三郎」。「雖然龜山給我改了日本名字，但我的血管裡流淌的始終是中國人的血液，心依然是中國心。」陳敏學說。
小敏學很有正義感，給日軍當翻譯期間，利用自己的身份幫助過不少老百姓，還在無意中解救過抗日遊擊隊員，引起抗日遊擊隊的注意。陳敏學告訴記者，和遊擊隊接觸後，感到了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責任，「從那以後，只要日軍要我幹什麼事，我都會多留一個心眼，並暗中給遊擊隊傳遞情報。」
「我和遊擊隊都是單線聯繫，事先互相都不認識，靠的是暗號。有時候遇到緊急情況，我會在門口點三根香，告訴接頭人我這有情報。」陳敏學說，為了防止洩密，他們會將情報塞進鹹魚、肥皂、衣領、紐扣裡面，日本兵即使搜查，也撈不到便宜。
陳敏學還營救過不少遊擊隊員。有一次，一群日本兵抓到了一名遊擊隊員，要陳敏學當翻譯並指認。「日本人告訴我說這人手上有老繭，是拿槍磨出來的，是遊擊隊。我馬上反應過來，說這個人是做布料生意的良民，手上的繭子是剪刀磨的。」在陳敏學的幫助下，日本人最終放人。
從事情報工作，隨時可能暴露自己。有一次，陳敏學被日本人懷疑是遊擊隊員，一把大砍刀就架在他的大腿上。「日本人限我30秒內說出接頭的人，不然就砍了我，但我嚴守黨的紀律，沒有說出一個字。」
對話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秘書長連貫之子連環雄：
為了營救工作，父親顧不上妻兒
連貫是秘密大營救的重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1925年參加革命，1936年初被組織派到香港。1937年至1941年，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黨支部書記兼華僑工委委員，積極參與領導港澳地區的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連貫和廖承志、張文彬等人冒著生命危險，突破日軍層層封鎖，協助東江縱隊將滯留在港的30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安全轉移。
南方日報：大營救是在怎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連環雄：抗戰爆發後，國內許多大城市相繼淪陷，很多文化名人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沒有辦法繼續進行抗日救亡和文化活動，就逃到了日本暫未攻佔的香港繼續進行相關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九龍、香港島等很快淪陷，大批文化名人滯留香港。當時如果不及時營救，祖國的文化血脈就面臨中斷的危險。因此，中共中央把搶救在港文化名人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交給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要求組織力量以最快最安全的措施進行大營救。
南方日報：據了解，當年為了營救文化名人，您父親甚至都來不及安頓自己的妻兒？
連環雄：我父親當時作為大營救的領導人之一，營救行動一開始就跟母親說自己肩負著重要的任務。九龍的炮聲一打響，父親就忙著找文化人、找船、布置救援路線等活動，沒有時間回家看望妻兒，甚至廖承志勸他回去看望家人，都被他拒絕了。一個月後父親回到家中，房子已經被炸毀，妻兒也不見了蹤影。然而他並沒有告訴廖承志，而是忍痛繼續進行營救活動。我父親不知道的是，原來我母親帶著三個孩子隨著難民逃難到了惠州。在這個過程中，母親一直都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在惠州的時候，我母親生病了，孩子也紛紛病倒，她只能向茅盾請求幫助。最後，直到我們在老隆與父親相認，茅盾才知道原來我們是連貫的妻兒。
南方日報：您認為此次文化名人大營救有什麼重大影響？
連環雄：此次大營救意義重大。首先，這些在港文化人都是國內重量級文化人物和民主黨派人士，他們對祖國的文化發展和抗日救亡起了重要作用。大營救保護了中華民族大量的文化精英，同時推動中共領導下的民主革命；其次，還營救了包括美國飛行員、英國軍官等100多名外國友人，在國際上造成很大反響；最後，破滅了日本人抓捕我在香港文化名人的幻想，極大地增強了國內的抗戰士氣。
記事
「飛行員安全通道」
營救近百名國際友人
1944年2月11日，美軍機群在九龍啟德機場上空與日軍戰機發生激戰，美軍飛行員克爾的座機不幸被擊中起火，被迫棄機跳傘逃生，降落到附近的新界觀音山半山腰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隨即展開營救，最終把克爾安全轉送到大後方桂林基地。
順利藏匿跳傘飛行員
「I bring you go home now(我現在帶你回家)。」與這句話一同作為《克爾日記》封面的，是美軍飛行員克爾與香港遊擊隊員握手話別的照片。71年前，這位美國中尉在日記裡記下了他駕機被日軍擊落後跳傘逃生獲東江縱隊營救的經歷。
1944年2月11日，在美軍第14航空隊擔任中美聯合空軍飛行員指揮兼教官的敦納爾·克爾中尉從桂林出發，護衛12架美軍轟炸機襲擊侵佔香港的日軍。美軍機群在九龍啟德機場上空與日軍戰機發生空戰，激戰中，克爾所在的座機不幸被擊中起火，他被迫棄機跳傘，降落到附近的新界觀音山半山腰上。
據參與了營救克爾行動、時任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民運隊幹部李兆華兒子江山介紹，就在克爾降落觀音山後不久，他母親就從東江縱隊小交通員李石口中得知了這一消息。「我母親先讓隊員把克爾轉移到吊草巖的山坳裡暫時安置，自己回到黃竹山村，準備尋找機會將他帶到村後的叢林裡。」
那裡附近就是日軍的據點，已經被搜查過，我母親認為，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可能反而不會引起敵人注意。」江山說。然而沒過多久，出去打聽情況的戰士回來報告說：「敵軍已經出動了1000多人在西貢一帶進行嚴密的封鎖和搜捕，黃竹山村附近的蠔湧、北圍、南圍都駐滿了搜捕的日軍。」
掌握這一情報後，李兆華當晚就帶著克爾轉移到村後的叢林。第二天，日軍果然把黃竹山、吊草巖、芙蓉別村等搜了個底朝天。在日軍進黃竹山村掃蕩時，李兆華非常鎮定，她後來回憶說：「除了我以外，這裡的老百姓一點都不知道內情，所以都很坦然，只要我不露破綻就可以了。」面對泰然自若的李兆華與村民，日軍在黃竹山村一無所獲，折騰半天后便到別的村子搜捕去了。
「紙彈戰」助克爾轉移
就在李兆華帶領克爾躲避日軍地毯式搜捕的同時，港九大隊也決定出擊牽制日軍，進行「紙彈戰」，到處散發傳單、貼標語。短槍隊也主動突擊九龍的敵軍核心區域。這些戰鬥與宣傳攻勢，迫使日軍將在新界郊區掃蕩的部分兵力撤回到市區，為營救克爾製造了較為緩和的環境。
史料記載，在克爾遇險後的第4天，港九大隊派員找到李兆華，將克爾轉移到石壟仔村附近的山洞裡。得知東江縱隊前來護送，克爾中尉激動得連聲說：「Yes！Yes！」幾經輾轉，他被安全轉送到大後方桂林基地。
克爾一路上得到了東江縱隊很好的照顧。曾德平告訴南方日報記者，父親曾告訴他一個感人細節：「李石身上僅有幾毛利是錢，自己都捨不得用，但是他把克爾藏好後，再回去時，用僅有的錢買了幾顆糖果送給克爾，令克爾非常感動。」
獲救後，克爾寫下了一封感謝信：「我曾親身接觸過你們當中的成員，對他們表示過我的敬意與欽佩。但我知道還有許多未曾謀面的你們，也為保護我的安全而在危險與困苦中工作著……」60多年後，克爾的後代還專門來到深圳坪山，尋找他父親當年的救命恩人。
據不完全統計，東江縱隊共營救了包括美國飛行員、英國軍官、印度籍士兵等國際友人約100人。接受營救的國際友人，後來紛紛來信表達對東江縱隊的感謝。「他們從上至下的普遍熱情，使我們堅信中美英荷陣線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敵人的一塊『嚴重的絆腳石』。」一位英國陸軍軍官如此寫道。
1944年10月初，陳納德將軍專程寫信感謝遊擊隊員營救克爾中尉，並正式要求與東江縱隊合作，建立聯絡站和電臺，收集日軍情報和氣象資料等。後經中央同意，東江縱隊專門設置了聯絡處與美國展開情報合作，並提供了很多高價值情報。一位美軍將領驚嘆：這裡(東江遊擊區)堪稱「盟軍在東南中國最重要之情報站」。
●南方日報記者 祁雷 實習生 何嘉憶 林玲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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