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中文版序言
博士論文致謝辭
緒論
第一章 文武分途的序曲
唐代前期的「文武合一」
安史之亂後文官與武官的互動
第二章 武人權勢的擴張（875-950）
黃巢之亂與中央權威的崩解
新王朝的建立與合法化
重建唐室的努力
戰亂時代的再臨
第三章 文武關係的轉變（875-950）
武官的雙重形象
文臣的地位與形象
文治傳統的延續
第四章 文治政府的復興（951-997）
統一帝國的恢復
文臣權力與地位的增長
外患威脅與武官的政治舞臺
第五章 文臣的全面性勝利（998-1063）
綏靖政策與和平再臨
武人權勢的沒落
不容挑戰的文官優勢
第六章 文武對立的深化
文武身份的二元對立
文官與武官的制度性區分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
才兼文武的追求——唐代後期士人的軍事參與
緒 論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這句出自《左傳》的文字指出，國家的主要政務可分為與禮儀相關的「文」，以及與戰爭相關的「武」。不過，儘管這兩個領域的發展，對於一個理想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要同時在「文」「武」兩方面取得均衡的成就，並非易事。帝制中國的各個王朝，有時會傾向在其中一方扮演較為重要的角色。比方說，宋朝（960～1276）以其高度發展的士人文化而被稱頌，然卻因其在戰場上的拙劣表現而備受批評。這讓宋朝政府與先前的五個短命王朝形成鮮明對比，因為五代時期的政府多受軍人掌控。即使將宋朝與漢、唐相比，此特徵依舊鮮明。儘管漢、唐政府在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由文臣官僚來管理，不過這兩個王朝在文治與軍事上的成就都受到後世史家的頌揚。宋代政治精英對於文治的推崇勝過軍事，顯示了對國家治理抱有異於前代的理念。這一發展不僅是研究宋代歷史的核心主題，同時也與如何理解帝制中國息息相關。
宋代政府的文治傾向源於從唐至宋的政治結構轉變。從政治演進的角度來看，唐宋之際的歷史可以被區分為幾個時段。從公元618年到755年，在一個強大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唐帝國在文、武兩方面都取得了可觀的成就。發生於755年至763年間的安史之亂終結唐朝的黃金時代，此後的一個多世紀中，唐中央政府努力與跋扈的藩鎮將領以及強大的遊牧族群鬥爭，以求維繫其權威和政權。儘管受制於內、外兩方的壓力，唐廷仍維繫著大部分統治區域的穩定與文化發展，直到875年。從875年至950年，唐朝因為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而陷入分裂。在公元9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一連串的叛亂給予唐廷致命一擊，各地軍閥建立獨立政權，並為了擴張領地而相互激戰。接續在唐代之後的四個政權，僅能統治北部中國，且一直處於跋扈的藩鎮，以及強大的契丹帶來的嚴峻威脅之下。這些政權無力維持和平，也無法在疆域內進行有效統治。然而，自951年開始，強大的中央政府重新在北部中國出現，有效改善了政治上的失序問題。從951年到1004年，重新統一中國的努力由後周發動，並為北宋所接續，再次將中國整合為一統帝國。在統一的過程中，宋廷也與契丹發生戰爭。1004年締結宋遼澶淵之盟，終止了宋廷與少數民族政權的戰事，也使宋廷放棄恢復漢、唐疆域的努力。因此，從1004年到1063年，在真宗與仁宗的領導下，宋朝政府將其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學術與經濟發展上。武臣因為缺乏展現才能的舞臺，失去了影響力。在仁宗朝之後，政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隨著改革運動於1069年的展開，整個政府陷入嚴重的黨爭，直到「靖康之難」發生。
唐·李壽墓壁畫《騎馬儀衛圖》
文、武兩股力量的交互作用，從875年到1063年的這段時間特別重要。當875年以降唐中央權威被地方軍閥摧毀後，武官逐步掌控絕大部分的政治權力，造成文官的失勢。政治的失序導致了統治階層重武的傾向。在中國北方，武人政治一直延續到951年後周王朝建立。為改善數十年來武官對於政權的控制，後周皇帝開始扶植文官的權勢。文人權力與地位的恢復在960年宋朝建立之後取得了迅速的進展，且在仁宗統治的1022年至1063年間達到最高峰。從中央朝廷到地方政府，具備儒學背景的文官幾乎全面取代職業軍人，出掌各個重要的職位。在行政與軍事領域，文官的權力與聲望都壓過了武人同僚。因此，從875年至1063年，武人的權力經歷了一場快速擴張，隨後又猛然緊縮的過程，這在帝制中國的歷史上極為少見。此一過程以及隱身其後的因素，鮮少被深入探討。這是因為研究者習慣聚焦於單一朝代的政治史傳統，因而傾向過度簡化整個過程，狹隘地聚焦在宋代創建者——宋太祖的政策作為上，而不把宋代的政治體制視為建立在先前朝代的基礎之上。
在從唐至宋文武權力劇烈演變的過程裡，文武官員的分途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現代史家如陳寅恪業已指出文武關係在唐代經歷了重大變化。在唐代前期，政治精英傾向於將文武關係視為互補而非對立，因此嘗試兼備文武之才。在唐廷內部，文武官員的區分相對模糊，一個官員的職位經常在文職與武職之間來回更替。但在唐代的後半期，文武之間的區隔逐步擴大。職業武將取代了短期統兵的文臣，掌控了絕大部分的軍隊。相對地，讀書人主要致力於科舉或文學，並以之為獲取政治權力的方式。文武兩端之間的轉換逐漸減少，因此官員的仕宦生涯通常只會待在文官或武官體系。在此情況下，文官與武官很容易形成不同的陣營。文武的分途在唐代以後持續進行。政治傾向上從「重武」到「重文」的轉變，正反映了兩個陣營對政治權力的競逐。
文武官員的分途，也影響到他們與皇帝的關係。由於統兵工作的職業化，在8世紀之後，被長期賦予軍事指揮權的將領，很容易與士兵發展出更緊密的關係。在士兵的支持下，有野心的將領足以挑戰君主的權威。如何有效控制軍隊，遂成為唐代及其後各王朝皇帝維繫其政權的關鍵。相對地，自唐代後半期開始，文臣擁有更多機會在朝廷供職，他們和皇帝變得更為親近，其仕宦生涯與權力地位也與中央權威的消長息息相關。因此，文官大多傾向於擁護皇帝，支持中央集權，壓制跋扈的藩鎮。在政治因素之外，10世紀的皇帝有著多元的文化背景，改變了君臣的互動關係。在文武分途的趨勢下，皇帝、文官與武臣之間的三角關係，構成了從唐至宋政治上主要的變化動力。
由於8世紀中期以後的文官與武官關注並從事不同的事務，因而發展出截然有別的工作風格與價值體系。因此，文武官不僅擁有不同的頭銜或職位，也對國家發展、道德行為與政治結構有相異的看法。舉例來說，文官著重道德領導在治國上的功能，並質疑軍事行動的必要性；而武官則堅持軍事力量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對禮樂儀式的實質功能感到懷疑。基於不同的價值體系，文武官員開始形成相互區隔的文化認同，這反映在他們相互的批評中。文官認為將領們既殘忍又粗魯，武官則批評文官膽小且無能。文武官員之間的文化差異，也隨著政治權力的重新配置而有所改變。當政治情勢改變時，文武官員會進行自我角色的調整，藉以保持在政府中的特權和地位。角色的改變進而影響他們的價值系統，因為新的政治角色會使官員面臨過去所不熟悉的課題，迫使他們學習新的知識技能以應付變局。當文官、武將試圖獲得新的能力時，其文化傾向也就跟著改變。例如，當武官們在10世紀將其影響力擴展到軍事之外時，他們開始研讀經史，以求駕馭行政管理，因而產生「文儒化」的現象。出於同樣的理由，當文官得以統率軍隊或參與軍事決策時，他們也重新考慮兵學研讀及學習武藝的價值。職是之故，跟隨著政治發展的進程，文武官員身上也產生顯著的文化轉變。
文武官員的不同價值體系，導致他們在仕宦發展上漸趨分化。嚮往政治權力的人往往要先在文職與武職二者中擇一作為生涯目標，而其選擇將會決定他們所要具有的能力與知識。由於訓練與能力的不同，文士與武人在社會上也分化成兩個相區隔的團體。在承平時期，武人缺乏展示其才能的舞臺，文職因而吸引了絕大多數社會精英的注意力。在此情況下，武官與軍人的地位就下降了。相對地，在戰亂動蕩的時代，武職就會變得更有吸引力，即便是文士也可能想要去從事軍事工作。文武權力的演進，決定了文士與武人階層的組成。另外，文士以及武人的背景，則傳達出文臣或武將的文化傾向與道德形象。
唐·李壽墓壁畫《步行儀衛圖》
帝制中國文武官員的區分，先由政治因素形成，再因文化因素而強化，使其繁雜而難以理解；而官僚體系與制度的演變又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到了唐代，中國官僚業已發展成一個龐大且複雜的組織。一個官員總是擁有數個頭銜，分別表示他的職務、位階、薪資及特權。由於部分官員只是擁有虛銜而不是擁有實際行政職務，用來表示官員在官僚體制中位置的頭銜，往往與他們的實際職務毫無關係。在宋代，這樣的頭銜被稱作「官」。通過「官」的稱號，官員被分為兩個階序系統，一個提供給文臣，另一個給武臣。實際從事政府日常運作的官員，擁有另外一個表示其職掌與責任的頭銜，一般稱作「差遣」。擁有「文官」的官員通常會承擔與文事相關的「差遣」，就如同擁有「武官」的官員去承擔與軍事相關的「差遣」。不過，有些職掌無論是帶「文官」或「武官」頭銜的官員都可以承擔。一個官員的「官」也可以由武轉文，即便他依舊承擔的是相同的差遣。因此文官與武官的區別，並不完全與他們或文或武的職權一致。當代學者對這個複雜的官僚組織已有討論，也分析了其特質。然而，他們沒能解釋文武官員源自「官位」而分離現象背後的政治與文化因素，此乃理解宋代文武分途的關鍵。顯然，官僚機構的新發展與文武勢力的分流趨勢密切相關，而區分文武官員的明確制度規範則進一步加強了雙方隔離的程度，最終使得文武的分離難以扭轉。
自875年至1063年，政治、文化與制度的糾結，造成文武官的分途，且在兩個陣營之間製造緊張，甚至是敵對的情緒。唐代前期將文武視為互補元素的精神已一去不復返。儘管如此，部分文士還是反覆提起「才兼文武」的傳統，且以此為理想。由於雙方的分離，文武官員開始競逐權力，進而導致政府的政策方針在文武兩端之間遊移，鮮少能維持其平衡。從政治結構、文化認同，以及制度發展的角度著手，本書嘗試分析這個複雜的議題。為了追索這個問題的源頭，我的研究將始於文武分途的發端——唐代前期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