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二月河先生的書緣有一個奇異的開端。少時到舅舅家裡拜年，在表哥床頭撞見一本書，不但沒有封面，前面似乎還缺了幾頁，映入我眼帘的第一個名字乃是甘鳳池：「甘鳳池似乎心事重重，蒼白的面孔上一對濃重的臥蠶眉緊緊蹙著……」此前我讀過梁羽生《江湖三女俠》等，知道甘鳳池系江南八俠之一，獨臂神尼的徒弟，呂四娘的師兄，於是想當然耳，以為手上這本殘書應是武俠小說，大喜過望，捧起便讀。不料讀了兩章，覺得不大對勁，甘鳳池仿如驚鴻，一閃即逝，主角漸漸換成了李衛、允祥、雍正皇帝等，舞臺不再是快意的江湖，而是壓抑的廟堂和幽暗的宮廷；最關鍵的是，當時我雖只是初中生，已經知道雍正奸同鬼蜮，行若狐鼠，這本書卻把他寫得那麼好，有勇有謀，有情有義，未免令人反胃。中午問表哥這是什麼書，他答：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恨水東逝》。
《雍正皇帝》共計三部，《恨水東逝》乃是下部。我竟從下部讀起，足見錯位。待把這三部書讀全，已是大學時期。話說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他自稱「落霞三部曲」），我讀得最認真的正是《雍正皇帝》；就我所見，爭議最大的也是《雍正皇帝》。相比康熙和乾隆，二月河筆下的雍正，與大清史上的雍正，反差實在太大了。大到什麼程度呢？打個比方，真實的雍正好比一株曼陀羅，二月河所虛構的雍正，則如一朵白蓮花。
曼陀羅是一種毒花。雍正之毒，不是狠毒，而是陰毒，中國古代的皇帝，比他狠毒的一抓一大把，比他陰毒的幾乎沒有。何謂陰毒？從他對付錢名世、曾靜等可見一斑。錢名世與年羹堯交好，雍正剷除年羹堯，殃及錢名世，若是狠毒的君主，一刀了事，雍正卻不殺，只革職，讓他回老家，然後親書「名教罪人」匾額，掛在他家門口，還令朝中文臣作詩聲討其劣跡罪行——這相當於政治表態。其處置之要義，端在一個「辱」字，旨在誅心。對講求名節的知識人而言，怕是比殺頭還難受。如雍正上諭所云：「錢名世諂媚奸逆，特書與匾額，並令諸臣賦詩以昭懲創者，亦非僅為此宵小一人，蓋欲使天下臣工，知獲罪名教，雖腆顏而生，更甚於正法而死，凡讀書之士，皆期仰體朕心，人人爭自濯磨之故也。」——「雖腆顏而生，更甚於正法而死」一句，正可見雍正的險惡用心。
曾靜勸嶽鍾琪造反，旋被供出，謀反是古時第一重罪，論律該殺，雍正照舊不殺，反而放下身段，與其辯論，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後令曾靜到江南宣講，講什麼呢，講自己罪孽深重，講天子聖明仁義，這說到底，還是一個「辱」字。後人曾總結執政者治理知識人的招數：「……是先辱後殺，後是辱而不殺，再後，直教讀書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覺其辱，甚而以辱為榮，反辱同儕，競相作辱人者的同道。」這在雍正王朝，早有先例。
對待知識人，主旨是辱，對待官員，主旨則是疑。雍正駕馭臣子，可謂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且用且疑，且疑且用。這一方針或帝王心術，絕對是臣子的大不幸。在其治下，不做事不行，能做事也不行，那些為他立下汗馬功勞的重臣，如隆科多、年羹堯、嶽鍾琪，往往難得善終。以前我曾說過：「臣子往往不怕明君，明君好侍候，不怕昏君，昏君好糊弄，甚至不怕暴君，暴君好決裂，最怕雍正這樣的疑君，根本不知道他希望你做什麼，卻也不能什麼都不做，在此情境之下，不僅仕途，連生存都只能歸結於運氣。」
說罷士與官，再說民。有一種為雍正辯護的流行論調，稱其以嚴酷手段整頓吏治，目的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不僅一廂情願，甚至是典型的奴才心理。在家天下的時代，百姓不過是芻狗，好一點的帝王，使他們「暫時做穩了奴隸」，壞一點的帝王，則使他們「想做奴隸而不得」。雍正反腐，根本目的是洗牌權力，充實國庫，倘有利於民生，則屬意外的恩惠。進而言之，雍正時代的民生，未必稱得上良好。如你所知，清朝有康雍乾盛世之說（有時作康乾盛世，略去雍正，的確不大公平），其鼎盛時期，應推乾隆朝，然而張宏傑先生經過考證，判定乾隆朝的實質是「飢餓的盛世」——這是一種雙重飢餓，不僅指物質，還指精神。乾隆朝如此，雍正朝自然等而下之。
如此雍正，在二月河筆下，卻是一副正大光明的面目。《雍正皇帝》末章，雍正臨終長嘆道：「朕為扳回聖祖爺晚年朝局頹敗之風，得罪了多少人？兄弟，大哥二哥三哥、八弟九弟十弟，還有……十四弟、年羹堯、諾敏，楊名時、嶽鍾麒、張照……天下所有的讀書人，天下所有的豪門大戶！今人視朕為鐵腕皇帝，後人必有的指斥朕為暴君獨夫——是的，小民百姓說朕好，賤民也會說朕好，因為朕不許貪官汙吏苛剝他們，朕除掉了他們的賤籍……可這有什麼用，有什麼用？！他們沒有筆，也沒有口，後世誰能知道朕？」——假如不知雍正的底細，也許會為這番慷慨陳詞感動不已。事實上，「小民百姓說朕好，賤民也會說朕好」與雍正全無關係。而且，雍正絕不會口稱「八弟」「九弟」，在他稱帝第四年，已經把此前與他爭奪皇位的八弟允禩改名「阿其那」，九弟允禟改名「塞思黑」，二者都是滿語，前者意為豬，後者意為狗，以示折辱。
《雍正皇帝》結尾，二月河安排雍正自殺身亡，「……在極度的燥熱、興奮、憤懣與痛苦中再次高高舉起剪子，對準自己的心窩猛地刺了下去」，這更是荒唐。雍正之死，按《清史稿》《清世宗實錄》等記載，系病逝，野史則傳言其暴死，如遇刺。不過無論哪一種，都無自戕一說。因為以雍正的自負與強橫，絕不會為一生的舉措而愧悔，則無自殺之可能。二月河讓雍正自殺，實為他殺，用他的明君/聖主情結殺死了雍正。
從體例上講，《雍正王朝》屬於歷史小說，既然名曰小說，當然允許虛構，而不必是歷史的投影——歷史小說的看頭恰在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張力——只是虛構應有其度，不可完全拋開或顛覆歷史。歷史本是黑色，你虛化為灰色，這沒問題，塗抹成白色，問題就來了。如果說《康熙大帝》近乎把黑色美化為灰色，《雍正王朝》則把黑色美化為白色，所以後者所引來的爭議遠遠大於前者。
不妨再做對照。同為歷史小說家，二月河常被拿來與高陽先生相提並論。高陽名作《慈禧全傳》，寫的也是帝王，幾乎可作信史來讀，「帝王三部曲」顯然無此功效，誰若以此為信史，只怕腦子裡有些貴恙。這背後，潛在一大原因：高陽在平視甚至俯視皇帝，通過皇帝寫歷史，二月河則在仰視皇帝，拋開歷史寫皇帝。若謂知識人的使命是「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二月河則屬「只為君王唱讚歌」，《雍正王朝》正可視作「一曲忠誠的讚歌」。只是二月河所忠誠的既非歷史，亦非現實——他扭曲了歷史，同時遮蔽了現實——而是他自己的心魔：明君/聖主情結。
吾國有句老話：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其意在悲嘆一個人生不逢時。有時我想，二月河這般謳歌雍正，假使把他投放到雍正朝，結局該當如何呢？一般而言，會頌聖的人，日子過得都不差，不過在一個「避席畏聞文字獄」的時代，頌聖亦有風險，拍馬必須謹慎。雍正五年初，太常寺卿鄒汝魯作《河清頌》，以「聖人出，黃河清」之意頌聖，不料馬屁拍到馬腳上，雍正下旨道：「太常寺卿鄒魯進《河清頌》，內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之語。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何指！今茲河清之瑞，朕並未令臣工進獻詩文。若不善文詞，何必陳獻？乃於所進冊頁內出此悖之語，顯屬譏訕，甚屬可惡！著交與九卿共同嚴審定擬具奏。」大臣商議，以死刑報批，雍正為了顯示自己的仁慈，改作「革職，從寬免死」。更倒黴的是乾隆朝，常有草民頌聖，企圖謀得一官半職，如王肇基作「恭頌萬壽詩聯」，「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卻換來乾隆一句「知道了，竟是瘋人而已」，「此等匪徒無知妄作，毀謗聖賢，編捏時事，病廢之時尚復如此行為，其平昔之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見，豈可復容於化日光天之下？」傳諭「立斃杖下」。這些悲劇，二月河們不得不引以為鑑。
「使二月河遇雍正皇帝」只是無聊的假設，惟願已經飛升天堂的二月河永遠不要遇到他所歌頌的雍正皇帝——有雍正的地方，絕非天堂，而是地獄。
2018年12月17日
供《中國經營報》
補記：明君/聖主情結與清官情結，屬於一條線上的螞蚱，並無高下之分。不過縱觀古今，清官易見，明君/聖主難尋，這不僅因為官員基數大，清官出現頻率高，還取決於官員與君主的生產機制之差異，官員選拔，無論察舉或科舉，至少能保證一定公正性，皇帝選拔，無比殘酷，實質上是一個運氣問題——假如把希望寄予運氣頭上，其實相當於不抱希望。不難發現，在運氣規則的支使之下，中國古代約五百位皇帝，都是什麼貨色，明君/聖主屈指可數，而以庸人與愚人居多，若論這些人的平均智商，必定在及格線以下。最關鍵的是，帝制本是大惡，君主本是大賊，縱為明君/聖主，亦難更改其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