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晚，臺灣榮總醫院宣布李登輝病亡，死因為吸入性肺炎和心臟衰竭，後續合併兩側肋膜積水及急性腎損傷，終年97歲。李病亡後，民進黨及「臺獨」勢力、西方反華勢力等對其「歌功頌德」。與李反目成仇的國民黨也不得不拿香跟拜肯定其「對民主化的貢獻」，對其歷史過失卻不敢置評，僅一句「功過是非留待歷史論斷」了之。民進黨急於對李「蓋棺定論」有著強烈的政治意圖，目的無非是要在島內製造「臺獨」民粹氛圍、累積「拒統謀獨」籌碼，而高規格治喪也是再次博取國際版面的「絕佳機會」。但是，被賦予「政治正確」的李登輝必然不是真實的李登輝，只有站在民族立場、回顧歷史事實、辨別言行真偽，才能還原李登輝的本來面目。
一、日據時期的「皇民化」少年
李登輝生於1923年1月，出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皇民化」家庭。其父李金龍曾是一名警察，在「警察萬能」的日據時期，臺灣人擔任警察無疑使整個家庭蒙受「皇恩」。李自小在「皇民化」小學、中學就讀，深受日本文化薰陶，1940年日本殖民統治者推行「皇民化運動」，李登輝更名為「巖裡政男」，其兄李登欽也改名為「巖裡武則」。1943年高等學校畢業後，李考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農林經濟系。入學前他便對日本農學家、被稱為「臺灣糖業之父」的新渡戶稻造崇拜不已，尤其是對新渡戶所標榜的武士道精神深表認同，這也是其選擇農林經濟學科的主要原因。隨著太平洋戰爭形勢惡化，日本大學裡的文科生大都從事軍訓後被遣外出徵，194年李曾短暫地返回高雄接受訓練，再到日本習志野陸軍預備士官學校炮兵科學習，結訓後任日本陸軍少尉並參加所謂的「國土保衛戰」。而其兄李登欽則加入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馬尼拉戰役中陣亡，牌位現仍放在日本靖國神社。
李登輝可謂日據時期的「精英少年」，其濃厚的親日、媚日情節便是從那時培養起來的。其當權後對於日本訪客倍感親切，經常稱自己「22歲以前是日本人」，他還反對日本向中國道歉參拜靖國神社甚至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涉日言行屢掀爭議。這也引起了外界對其身世的猜測甚至一度傳言李為日本人後代。關於李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已無從考證，但日本殖民統治結束確實使其頓失優越感，且面臨身份認同的艱難轉變。他曾回憶道：「令我感到很氣憤的是，再也不能使用日語，我習慣用日文寫字、思考，這讓我吃足苦頭。忽被要求講北京話也講不出口。」這種從「優越感」到「頓挫感的心理落差，也使他養成了擅於偽裝的投機性格。
二、擅於偽裝的政治投機分子
1946年1月，李自日返臺並進入臺灣大學就讀，期間經由共產黨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成員吳克泰引薦加入共產黨，這或許是因為他曾在大學時期廣泛涉獵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緣故，但李並非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僅一年便匆匆退黨。1947年李與陳炳基、李燻山、林如堉等人組成「新民主同志會」，並於年底隨組織集體加入共產黨，不久後又以「黨員不自由」為理由再次退黨。40年代末50年代初，國民黨情治機關頻頻破獲共產黨地下組織，與李往來密切的臺大法學院支部黨員葉城松及張壁坤、胡滄霖等被判重刑，唯有李被多次約談卻安然無恙。後來這段往事被一再挖掘，李也因此被認為是「十足的共產黨變節分子，並且以出賣同志來做晉身之階」。
但不容否認的是，李的職業生涯確實未受影響。臺大畢業後即留校任教，又在待遇相對優厚的「農復會」從事多年研究工作，1952年、1964年兩度赴美留學，先後獲得愛荷華州立大學碩士和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期間還與海外「臺獨」分子王育霖、黃昭堂、黃文雄等交情匪淺。1968年博士畢業返回臺灣，被聘為臺灣大學教授和「農復會」技正。期間雖有經歷波折，但也稱得上順風順水。
1971年8月，時任「農復會主委」沈宗瀚將李登輝以農業專家身份介紹給蔣經國；同年10月，李加入國民黨。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李以「政務委員」「入閣」，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閣員」。此後便在仕途上「韜光養晦」，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蔣經國面前他必定畢恭畢敬，如同李煥所形容的「貌似忠厚」一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椅子只敢做三分之一，以鬆懈蔣經國對他的防備之心。在這樣的苦心經營之下，李日漸得到蔣的信任。1978年6月，蔣擔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後，任命李為臺北市長；1981年12月，再被調升為「臺灣省政府主席」；1984年3月，與蔣經國搭檔成為臺灣地區副領導人。即便「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李仍未放棄掩藏和偽裝，他後來稱「當副總統我很乖，很多事情裝作不知道」些敏感的事從不主動去做。直到謀得「大位」之後，其心機之重、城府之深才顯露無遺。
三、原形畢露的蔣經國接班人
1988年1月蔣經國突然去世，作為第一順位接班人的李登輝繼任臺灣地區領導人。繼任之初，李被外界普遍視為「弱勢領導人」。一方面因為他是受蔣經國提拔重用的「本省籍」技術官僚，「沒有槍，拳頭又小，在國民黨裡頭也沒有派系」，只能接受蔣遺留下的政治衣缽和人事安排，暫時採取「蔣規李隨」的做法；另一方面，國民黨內的大陸籍精英依然實力強大：「行政院長」俞國華掌握行政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握有黨權，「參謀總長」郝柏村把持軍權，「國安會秘書長」蔣緯國執掌「國安」事務，宋美齡在黨政事務及人事運作中的影響力更是不容小覷，對李全面掌權形成強力制衡。但是，李很快就暴露出擅操權術的真面目，他以「臺籍領導人」身份籠絡「本土」力量支持，利用黨內矛盾將潛在威脅者各個擊破迅速穩固了權力。
1988年7月，國民黨召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李利用黨內「親蔣派」與「反蔣派」的矛盾奪得代理黨主席之位。進而改組中常會整頓黨務，使「本省籍」中常委增至16人，佔總額31人的51.6%，首次超過「外省人」，打造了一支以「本省籍」親信為主的政治班底。隨後他通過分而治之、拉打結合的戰術清除異己：先是以中央黨部換屆為名改組「內閣」，撤換俞國華的行政大權；借提名李煥為「行政院長」，收回其黨務大權，中央黨部秘書長遺缺由「挺李大將」宋楚瑜接任。1989年11月，利用「參謀總長」任期結束之機，將「軍事強人」郝柏村明升暗降凋任「國防部長」，架空其軍令大權。
1990年2月，國民黨內部圍繞新一屆正、副領導人提名，爆發了影響深遠的「二月政爭」。在政爭熱潮中，「親蔣派」被稱為「非主流派」，李登輝的親信勢力被稱為「主流派」。李故伎重演壓制李煥、林洋港、蔣緯國等「非主流派」的反撲，贏得新一屆領導人提名。當選後即改組任期不到一年的李煥「內閣」，並以強力手腕提名政治對手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將郝推上所謂「民主化」轉型的風口浪尖。此後兩人矛盾不斷加深，尤其是在「修憲」議題和處理與民進黨關係上針鋒相對，「李郝體制」名存實亡。1993年初，李運用手中大權並結合民進黨勢力逼郝下臺，將「非主流派」全面排擠出黨政、軍權力核心。從此之後，他在黨內的權力地位更無可撼動。
四、精於算計的「憲政改革」操盤手
李登輝在固權、擴權的同時，將所謂的「憲政改革」推上檯面，加快「修憲謀獨」步伐。1991年開始第一次「修憲」，廢止「動員堪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公布「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重訂「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選舉名額，規定「國民大會代表」、「總統」、「立法委員」均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出。其結果是：其一，民意機構的「臺灣化」。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帶來的必然結果是「中央民意機構」性質蛻變，以大陸籍人士為主、「代表全中國」的「國民大會」，變為以「本省籍」人士為主代表臺灣地區的「區域性議會」。其二，凍結了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中關於「主權領土」的表述。「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但並未明示「疆域範圍」，其適用地區事實上已縮至「臺、澎、金、馬」，不再包括大陸。其三，長期限定臺灣與大陸處於「內戰狀態」的法律體系失效，李登輝開始嘗試以「分裂國家」的概念來定位兩岸關係。
1992年第二次「修憲」通過「第二次憲法增修條文」。明確規定「總統」、「副總統」由「全體臺灣地區人民」選舉產生，「總統」可提名「監察委員」、「考試院正副院長」及「委員」、「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委員」；確立省、縣自治原則，「省長」、「省議員」、縣長、縣議員由省民、縣民選舉。1994年進行的第三次「修憲」是二次「修憲」未決議題的延續，規定「總統」、「副總統」直接民選，「總統」依「憲法」任命人員無需經過「行政院長」副署。這兩次「修憲」直接導致「總統」職權的膨脹，造成「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的「憲政」敗筆。此後，臺灣地區的政治體制逐漸向「總統制」、「行政院長」為「總統」執行長的方向發展，隱含著為「臺獨建國」掃除法理障礙的用意。
1996年李成為首位臺灣地區直選領導人，權力和威望達到頂峰。1997年12月召開「國家發展會議」，決定推動第四次「修憲」，主要內容有：「總統」任命「行政院長」無需「立法院」同意，凍結「臺灣省政府」功能，第十屆「臺灣省議員」與第一屆「臺灣省長」任期屆滿後不再辦理選舉。結果導致「五權體制」向「三權分立制」加速轉變，島內的政治體制和政治生態出現根本性的扭曲。而「凍省」更使「省」一級政府名存實亡，為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臺灣」奠定了法理基礎。1999—2000年，李針對「國民大會」職權變更問題進行了第5次、6次「修憲」，結果使「國民大會」延任破產且大部分職權劃歸「立法院」，其對大陸地區的象徵意義亦不復存在。
李登輝主導的幾次「修憲」，表面上使臺灣完成了所謂的「民主化」轉型，實則是要造成與「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相適應的政治體制，借「修憲」挑動兩岸關係、引「臺獨」實力介入政黨紛爭、培養臺灣人的「臺灣主體性」意識，暴露了其「為臺獨奠基」的真實用意。
【摘自《臺灣周刊》2020年第32期】
責任編輯：左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