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嶽麓書院史
作者：朱漢民、鄧洪波
出版社：湖南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01
丁善慶（1790—1869年），字伊輔，號自庵，亦號養齋，湖南清泉（今衡陽）縣人。道光三年（1823）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廣西學政、國子監司業、鄉試主考、會試同考、國史館總纂兼庶常館提調、文淵閣校理等職，官至侍講學士，以母老歸裡。道光二十六年起，受巡撫陸費瑔之聘為嶽麓山長，至同治七年（1868）「以老病力辭」止，凡二十二年，掌教時間僅次於羅典、歐陽厚均。
道光二十六年（1846），原任國子監司業、侍講學士丁善慶應巡撫陸費瑔之聘，接替因年老辭職的歐陽厚均，出任嶽麓書院山長，任期歷道光、鹹豐、同治三朝，計二十二年，成為繼羅典、歐陽厚均之後第三個任期最長的山長。
二十二年中，他為嶽麓建設歷盡辛勞。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上任初期，他就將書院修整一新。鹹豐二年（1852）太平軍圍攻長沙，書院毀於戰亂。之後，他倡率諸生重建，道光二十八年（1848）重修院舍，鹹豐兵火之後，又率眾重建，直至同治五年（1866）始復舊觀，成為嶽麓建設史上最具卓著勳勞的山長。
自鹹豐三年至同治五年（1853—1866）十餘年間，先後建復文廟、御書樓、文昌閣、講堂、齋舍、半學齋、崇道祠、濂溪祠、屈賈祠、李中丞祠、崇聖祠、道鄉臺、二門、抱黃閣及愛晚、吹香、風雩、極高明、道中庸諸亭。
其時書院規模雖遠不及羅典、歐陽厚均時代，但講堂、書樓、齋舍、祠宇等主體建築均已基本恢復，嶽麓教學得以正常進行，在戰爭環境中做到這一點，確實難能可貴。其教學先德行而後文藝，成就人才甚眾，弟子成名者數十百人，最著名的有曾國荃、劉長佑。
鹹豐、同治年間（1851-1874），清代嶽麓藏書事業變故甚大，藏書毀於兵火，蕩然無存。藏書重聚全靠官紳與院中師生，官府退居幕後，丁善慶山長成了藏書建設的主導者。
他對李堯棟巡撫有關藏書、讀書的觀點比較認同，嘗謂：
「詩書，義之府也。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又何好訟之足慮哉！讀李中丞《藏書記》，意慮深遠矣，條款亦極周備……多士之肄業於茲者，詩書之澤，義利之分，循誦傳習以之進德，庶幾向義者多，民風亦無患其不古若乎。」
可惜排山倒海的太平天國之役，使得嶽麓書院藏書在鹹豐二年（1852）毀於兵火，「蕩然無存」，嶽麓藏書建設又得從零開始。此時情形已大不同於嘉慶年間，清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內憂外患的雙重打擊之下，已無力於書院建設，作為官辦書院的最高首長，山長丁善慶不得不挑起了重聚圖書的重擔，而以「同志」號召官紳士民個人「捐置」也就成了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藏書途徑。
作為首倡，丁山長帶頭捐置《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御定佩文韻府》《十三經註疏》《困學紀聞三箋》等四種圖書，計858卷。隨後，雖然捐置有續，但涓流成溪，談何容易。到同治七年（1868）捐書總數始達一萬四千餘卷，略高於嘉慶新置官書之數，費時竟有16年之久。這與當年五百兩官銀一舉新置官書萬餘卷相比，懸殊太大。而惟其如此，更顯珍貴與難能。
康熙《嶽麓志》刻板在鹹豐戰火中亦化為灰燼。於是，鹹豐十一年（1861）時丁善慶主持重刊，並將印板藏於山長居室半學齋內。重刊志書的靡頁上印有「續志嗣備」字樣，可見當時就有續修的打算，但直到同治六年（1867）夏天，他才接踵前志之例，採擇《嶽麓詩文鈔》有關內容，修撰刊印《嶽麓書院續志》（以下簡稱同治《嶽麓續志》）。其自序稱：
「《續修嶽麓書院志》成，諸生以序請。善慶思續修皆踵前志，例復何言。顧書院為昔賢講學之地，亦既忝擁皋比，自有難已於言者。善慶少孤，又體癯多疾，通籍後恆兢兢以弗克報稱為懼。道光庚子冬，請假旋裡，越丙午，膺掌教之聘，抗顏為弟子師，益復自愧。既讀聖賢書，稟丸膽之訓，竊願附聖門，學者又次之，列以自持其躬。嘗讀昌黎先生《自訟箴》曰：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為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用是警惕，凡所以自治而因以為教者，於茲蓋二十有二年。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欲自立而不苟隨，實賴講德論道之益，能勿滋愧且懼哉！夫道不遠人，德足乎已，尊聞行知，是則是效，亦在凡有教養之任者加之意焉耳。」
由此可知，《嶽麓續志》被丁山長看成了自己主院二十二年講德論道，日以君子、小人自治、為教經驗的總結，頗有臨別贈言之意，可以視作他離任之前送給嶽麓書院的厚重禮物。
同治《嶽麓續志》體例雖「皆踵」康熙《嶽麓志》，但其編輯隊伍則要精幹得多，丁山長之外，只設同纂一人、同輯十三人，且同纂、同輯皆是院中肄業諸生，其書屬於師生共同成果，全無康熙志之「官修」作派，其路數與歐陽厚均《嶽麓詩文鈔》相同，可以看作一大編輯特色。志分四卷，卷首、卷終各一卷。卷一為書院、廟祀、田額、規條，卷二為列傳、古蹟、寺觀，卷三以下為藝文。卷之首為新典恭紀，附奏疏。卷之終為書籍，包括舊記、條款、目錄三部分，專記當時社會各界捐贈圖書之事。
「增志書籍，附於卷終」，是這次修志的新創之舉，對此丁山長頗為得意，在自序中專門提及，認為它可以「徵後起文華之盛」。
丁山長之所以重視書籍，與他對藏書事業的認識及艱難徵集的實踐有關。他認為《詩經》《尚書》，是「義之府也」，皆可以進德尚義，淳化民風。因此，他對前任歐陽厚均訂立圖書管理制度，對巡撫李堯棟所作《嶽麓書院藏書記》十分欣賞，也十分珍愛他們傳留下來的大批藏書。由於戰爭，他只得重新徵集，又不能寄希望於公帑購書，於是自己先行捐出珍藏的《御製日講四書解義》《欽定佩文韻府》《十三經註疏》《困學紀聞三箋》四種八百五十八卷存院，並倡議社會各界捐書。到同治六年（1867）修志時，已徵得一萬四千一百三十捲圖書，來之不易，因而惟恐有失，於是「標明目錄、姓名，以捐置先後為次，附舊記、條款後，以垂永久」。此即成為志書中的「書籍」類目了。
同治《嶽麓續志》既踵康熙《嶽麓志》之體例，又接受《嶽麓詩文鈔》的內容與考證成果，將康熙至同治百八十年間嶽麓書院的歷史資料呈現在讀者面前，是嶽麓史志系列的重要環節。
*本文整理自朱漢民、鄧洪波《嶽麓書院史》，文章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