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書--漢字的造字方法

六書--漢字的造字方法

六書，漢字的六種造字方法： 象形、 指事、 形聲、 會意、 轉注、 假借， 其中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主要是「造字法」，轉注、假借是「用字法」。

歷史

六書一詞出於《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然而，《周禮》只記述了「六書」這個名詞，卻沒加以解釋。

中國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記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註：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許慎的解說，是歷史上首次對六書定義的正式記載。後世對六書的解說，仍以許慎為核心。

說文解字

六種解說

象形

屬於「獨體造字法」。用文字的線條或筆畫，把要表達物體的外形特徵，具體地勾畫出來。例如「月」字像一彎明月的形狀，「龜」字像一隻龜的側面形狀，「馬」字就是一匹有馬鬣、有四腿的馬，「魚」是一尾有魚頭、魚身、魚尾的遊魚，「艹」（草的本字）是兩束草，「門」字就是左右兩扇門的形狀。而「日」字就像一個圓形，中間有一點，很像我們在直視太陽時，所看到的形態。 象形字來自於圖畫文字，但是圖畫性質減弱，象徵性質增強，它是一種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來的。

指事

屬於「獨體造字法」。與象形的主要分別，是指事字含有繪畫等較抽象中的東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鋒利處加上一點，以作標示；「兇」字則是在陷阱處加上交叉符號；「上」、「下」二字則是在主體「一」的上方或下方畫上標示符號；「三」則由三橫來表示。這些字的勾畫，都有較抽象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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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聲

屬於「合體造字法」。形聲字由兩部分組成：形旁(又稱「義符」)和聲旁(又稱「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類屬，聲旁則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發音。例如「櫻」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種樹木，聲旁是「嬰」，表示它的發音與「嬰」字一樣；「籃」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製物品，聲旁是「監」，表示它的發音與「監」字相近；「齒」字的下方是形旁，畫出了牙齒的形狀，上方的「止」是聲旁，表示這個字的相近讀音。

會意

屬於「合體造字法」。會意字由兩個或多個獨體字組成，以所組成的字形或字義，合併起來，表達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釀酒的瓦瓶「酉」和液體「水」合起來，表達字義；「解」字的剖拆字義，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開來字達；「鳴」指鳥的叫聲，於是用「口」和「鳥」組成而成。

轉注

屬於「用字法」。不同地區因為發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閡，以至對同樣的事物會有不同的稱呼。當這兩個字是用來表達相同的東西，詞義一樣時，它們會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義都是長者；「顛」、「頂」二字，本義都是頭頂；「竅」、「空」二字，本義都是孔。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讀音上也是有音轉的關係。

假借

假借就是同音替代。口語裡有的詞，沒有相應的文字對應。於是就找一個和它發音相同的同音字來表示他的含義。例如「自」本來是「鼻」的象形字，後來用作「自己」的「自」。

運用

實際上，古人並不是先有六書才造漢字。因為漢字在商朝時，已經發展得相當有系統，那時還未有關於六書的記載。六書是後來的人把漢字分析而歸納出來的系統。然而，當有了「六書」這系統以後，人們再造新字時，都以這系統為依據。好像「軚」、「鑀」是形聲字，「凹」、「凸」、「凼」是指事字，「畑」、「奀」是會意字。

六書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佔大多數。這是因為畫出事物是一種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當文字發展下去，要仔細分工的東西愈來愈多，好像「鯉」、「鯪」、「鯇」、「鰍」等事物，都是魚類，難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細把它們的特徵和區別畫出來。於是，形聲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魚」就可以交代它們的類屬，再用相近發音的聲旁來區分這些字。也由於形聲字在創造新文字方面十分有效率，甲骨文時代約僅有一半不到的字是形聲，但到了近代，有80%的漢字是形聲字。漢字是一種最古老而又最具個性的文字符號。對於它的性質，至今說法不一。明確漢字之性質和揭示「六書」之真諦，可以說是兩個相輔相成的問題。

科學語言學的奠基人索緒爾指出，世界上「只有兩種文字體系：1、表意體系，……這個符號和整個詞發生關係，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係。這種體系的典範例子就是漢字。2、通常所說的表音體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詞中一連串的聲音模寫出來。」（《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的這個論斷，不僅著眼於文字記錄語言的本質特性和文字構形的基本依據，而且也著眼於漢字的整體系統和構形特點。

在記錄語詞的職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並無根本區別，其區別只在於連接詞的紐帶是詞義還是語音。漢字在表義與表音的相互促進中，一直頑強地堅持固有的表意特點，不斷採用新的方式增強其表意功能。這表現在三個方面：1、當漢字所記錄的詞所指的事物發生了變化，漢字總是及時地調整其字符。如「寺」原從「又」（表主持），後改從「寸」（表法度）；「炮」原從「石」，後改從「火」等。2、漢字中的假借字向形聲字轉化，成為漢字演變的一種規律。如「闢」轉為「避」、「僻」、「嬖」，「因」轉為「茵」，「舍」借為捨棄加「手」旁，「須」借為等待加「立」旁，等等。3、 從早期形聲字的來源看，它們不但不是表音性的產物，而且明顯是漢字頑強地維持其表意體系的結果。如「考」為加「老」而成，「祝」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聲字裡的聲符，有一部分還具有區別詞的作用。如「逃」與「迢」，「鵠」與「鶻」，「沒」、「漠」與「沫」，等等。由此可見，漢字，包括形聲字，是以意 符為綱的。

說文解字

首先必須明確，《說文解字》是處在語文學時代，其起始目的是為了「正字」，即為了正確地認字和寫字。《說文敘》就是闡明認字和寫字兩大問題。不過，由於許慎博學多能，對漢字形體又深思熟慮，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觀上突破了原來的目的，以至於引起後來學者濃厚的興趣，並據此而作進一步的探討與鑽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學的專著。傳統文字學稱作「小學」，開始也表明其起點是很低的識字教學，只是由於兩漢經學今古文鬥爭中古文經學家的推崇，「小學」才上升為考證和釋讀儒家經典的津梁，即講解古代文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對於「六書」，班固引劉歆稱為「造字之本」。所謂「造字」，當有兩層含義：一是就漢字的整體系統而言，即把語詞轉化為文字；二是就漢字的單個形體而言，即單個字形如何體現所記載的語詞。許慎所說「作書」當指後者，且雲「厥意可得而說」。因此，「六書」在當時是對「著於竹帛」之「書」的說解條例，即許 慎心目中「說字解經」的「字例之條」。解讀古代文獻的實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學」固有的形、音、義互求的傳統方法，其分析對象是秦代規範過的小篆，而漢代學者所說的「六書」就成了傳統文字學分析漢字構形的法則。

對《說文解字》及其「六書」的原本性質，後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複雜局面。

班固所謂「造字」，許慎所謂「作書」，其實質即為語詞構造一個書面形體，也就是「漢字構形」。可以想見，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摸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顯然是當時人的思維方式。上古時期，人類認知思維的特點必定是重形體、重感知。在漢字初創時期，先民的構形思維必然只著眼於語詞所指稱的意義內容上，即用字形直接顯示詞義，以達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為「造字」的這種構形方式明顯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構形思維的著眼點必然轉向詞的語音上。漢語是單音成義的詞根語（孤立語），音節的有限必然帶來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義上的困擾。為擺脫這種困擾，先民的構形思維便自然發生逆轉，從著眼於詞的語音又回復到著眼於詞的意義。這一曲折的構形思維歷程，給先民帶來新的啟迪，到最後，在漢字構形上，便同時兼顧詞的意義和語音兩個方面。根據這種構形思維歷程的合理推測，「六書」作為構形方式，其出現的先後順序大體是：象形—象意（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

應當指出，許慎在《說文》裡對漢字字形的編排，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系統論思想，但是，他對「六書」（作為構形方式）產生的順序從未經過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會著眼於漢字演化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系統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來重新思考並加以解釋，方能揭示傳統「六書」之真諦。

再剖析

許慎於《後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漸多也。」這是許氏對九千多小篆形體的基本分類，即區分為「文」和「字」兩大類：「象形、指事、會意」是對「依類象形」（後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說；「假借、轉注、形聲」是對 「孳乳漸多」的「字」的解說。因為前三者是「本於物象」，而後三者是以「文」為根而孳生的。這就是說，許慎所謂「六書」並不是對漢字形體結構的完備的分類。他處在語文學時代，即使是對漢字構形的解說，也不可能沒有局限。這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作為說解的「六書」，分類比較粗疏；二是對「六書」本身 的界說過於簡略，又受了當時駢體文風的消極影響；三是每書所舉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體分析。正是這些，給後來的論爭留下了極大的空間。因此，有必要對「六書」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現其本原意義。

象形

許氏雲「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於物形。過去，曾有學者把象形分為獨體與合體兩類。其實按構形方式來說，獨體象形就是繪形象物，即用簡潔的筆畫描繪語詞所指稱的物體，構成一個獨立的圖象。例如「子、自、止、貝、它、晶、網、行」等。合體象形就是烘託顯物，即藉助一個相關物象的陪襯，來顯示所要表達的物體。例如「頁、眉、果、聿、牢、須、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頁、皿、川」都是用來襯託其餘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這兩類象形字，是絕大多數漢字構形的基礎。

六書是漢字的創造辦法

指事

在許氏的解說中，「見意」二字是其關鍵。參照《說文》正文裡所舉的例字，其構形方式應當分為兩類：一類是符號見意，例如「一、三、上、下、□、○」 等；另一類是加標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於上古原始記事方式中的契刻記號和記繩之法，後者所加記號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這是 「六書」中爭議最少的，無須多說。

會意

許氏所云「比類合誼」較為確切。「會」有「會比」、「領會」二義。所謂「比類」，自然是會比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件，這部件可以是圖象（不能獨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會意」也包括兩類：一是會比圖形，二是會合字形。前者是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形，按照事理關係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語詞的意義，其內容大多是某種事物過程的表象。例如「丞（後作『拯』）、正（後作『徵』）、韋（圍）、各（@①）、立、既（會食已）、即（會就食）、莫（暮）」等。後者是組合兩個或兩個以上能獨立的字在一起，憑藉構件字的意義關聯，使人領會出新的意義。例如「從、牧、取、佔（以口卜卦）、鳴、轟、炎、淼 」等。

假借

許氏雲「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就當今嚴密的思維而言，許氏所定界說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許氏所舉例字卻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後來的各種爭議。其實是誤解了許慎。許氏原意是界說和例字彼此統一而相互發明。也就是說，其「假借」包括兩類：一類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毫無關 聯，只有音同或音近的關係；一類是轉義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有聯繫，即通常所謂的引申關係。前者如「難」，本義為一鳥名，借為難易之「難」；「莫 」，本義為朝暮之「暮」，借為表虛詞之「莫」；其它如「闢、孰、汝、而」等。後者如「令」，本義為命令，借為（今言「引申」）縣令之「令」；「褊」，本義 為「衣小」，借為（引申為）狹小之稱；其它如「因」（茵席—因憑）、「字」（育子—文字）等。許氏以「令、長」為例說假借，顯然是把詞義引申而未分化之「 共字」亦視為「假借」。這在語文學時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漢字的六書

轉注

許氏雲「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世對「轉注」的解說，總共不下幾十種之多。其中「主義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聲主「形聲即轉注」 說，戴震倡「轉注即互訓」說，朱駿聲為「轉注即引申」說。要想探明許慎之原意，只有採取「以許證許」的原則。《說文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端；……方 以類聚，物以群分，……據形系聯，引而申之……畢終於亥。」又解說「會意」云：「比類合意，以見指揮。」據此，所謂「建類」之「類」，應當是「方以類聚 」、「比類合誼」之「類」，也就是「事類」，即語詞意義的事類範疇。「一首」之「首」，即《敘》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標誌事類範疇的部首字。 因此，「建類一首」就是建立事類範疇，統一部首意符。所謂「同意」，指與部首意符所代表的類屬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說來，「轉注」之「轉」謂義轉，即由詞義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義轉變；「注」謂註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來字形的義類。孫詒讓於其《名原轉注揭櫫》云：「凡形名之屬未有專字者，則 依其聲義，於其文旁詁注以明之。」此深得許氏之旨。故簡言之，轉注者即字義轉變而注入相關意符也。

轉注當包括兩類：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糾、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蟲、女、火、日」即為後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悅（說）、訃（赴）、間、措（錯）、賑（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貝」即取代了原來的「言、走、月、金、手」，以適應字義的改變。有一點容易引起學者誤會，需 要作點說明：「六書」中每書所舉例字，除「轉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並非平列關係，「老」是類首字（建類一首），而「考」是轉注字（同意相受）。許慎謂「考從老省」，即是佐證。

形聲

許氏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學者一般都把「以事為名」當作「形」，把「取譬相成」當做「聲」。這不一定符合許氏的原意。《說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敘》中「名」字僅此一見。當言及文字時，或曰字，或曰文，或曰書，皆不用「名」。據此，所謂「以事為名」之「名」當指名號、 名稱，即字音。這與「依聲託事」之說也相一致。後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為「譬」者喻也，使人曉喻也。這與「比類合誼」也相一致。上個世紀20年代的文字學家顧實，就曾提出過類似的看法（參見其《中國文字學》）。

從歷時觀點來看，形聲當包括兩類：一是追加聲符，例如「齒、星、鳳、飼、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為後加的聲符；二是音義合成，即同時使用形符和聲符而構成的形聲字，也就是孫詒讓所謂「形聲駢合」，例如「江、河、陵、陸、芹、菜」等。

四體二用

清代乾嘉以來，戴震、段玉裁所倡導的「四體二用」說，對學界影響極大，一般都認為前「四書」是所謂「造字法」，而「轉注」與「假借」只是所謂「用字法」，其性質根本不同。基於上述重新剖析，我們認為，「六書」無論是在說解條例還是在漢字構形的意義上，其性質都完全一樣。

先 說「轉注」。如前所說，無論是追加意符還是改造意符，轉注都是漢字構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話來說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這樣去理解「轉注」，那麼我們常說的「古今字（區別字）」、「類化字」、「音譯意化字」的出現，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古今字如「弟」為「悌」，「竟」為「境」，「陳」為「陣」，「奉」為「 捧」等；類化字如「鳳皇」為「鳳凰」，「遮鴣」為「鷓鴣」，「次且」為「趑趄」等；音譯字如「師子」為「獅子」，「匍陶」為「葡萄」等。以上三種後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謂「轉注字」，按照「轉注」構形法去解釋也完全能講得通。這與前四書哪有什麼區別呢？

說文解字

在討論「轉注」時，前面曾經提到清人江聲，他認為：所謂「建類一首」是指《說文》部首，而《說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說「凡某之屬皆從某」，那就是「同意相受 」。江氏看到了轉注字與形聲字的「同構」關係，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轉注字，畢竟混淆了形聲與轉注的界限。其原因在於他缺乏歷時的觀點。如果著眼於靜態分析，是指結構類型，那麼用轉注法構形的字都屬於形聲結構。這是共時觀點。如果著眼於動態分析，是指漢字構形的演化，那麼轉注是改造舊形體的構形法（構成之前已有原體字），而形聲是受其啟發而出現的創造新形體的構形法（構字之前並無原型）。這是歷時觀點。轉注與形聲，從共時平面來看，二者同構而易混；從歷時演化來看，二者異構而易分。

再說「假借」。它能否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即所謂「造字法」，意見根本對立。認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幾乎是一邊倒的聲音。表面看來似乎如此，但我們還須再冷靜地思考。許氏所謂「假借」之界說，是著眼於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的意義，而不是漢字的形體結構。所謂「本無其字」，是就語詞需要造字的前提來說 的；所謂「依聲託事」，這「聲」首先指語詞的聲音，然後才兼及那個借字的讀音；這「事」當指語詞的意義，然後再賦予那個借字。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假借」 似乎沒有造出新的文字形體，但是，從語言裡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來說，從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實來說，「假借」又確實使原無字形可「目治」的語詞終於取得了 一個能代表它的書寫符號。從這個角度來看，「假借」何嘗不是利用原有形體的構形法（即前人所謂「造字法」）。「四體二用」說，既忽略了先民造字歷程中的思維特點與心理事實，也並不符合許慎「假借」界說的原意。我們應當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把「假借」視為「不造新字的構形法」。這樣，既承認了它的實質，又看 到了它的特點。

章太炎有言云：「轉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節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為繁省大例。」就此「二書」後來的客觀作用而言，章說很有道理；可是，就構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說不合史實。應當說，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窮盡，而轉注是適應「假借（包括引申）」（其結果是一字多義） 之繁多。受「假借」而為「轉注」之啟發，「形聲」便應運而生。這一演化規律證明：漢字始終在強烈地維護著自身的表意體系和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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