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玻璃器在古代是一種全球化產品，也是當時東西方之間絲綢之路貿易最清晰的證據之一，絲綢之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琉璃之路。鉛鋇玻璃是早期鐵器時代日本、中國和韓國之間交往互動和貿易關係的一個標誌，但中國之外，在朝鮮半島和日本也出土了大量西方風格的玻璃容器，這些玻璃容器均出現在寺院珍藏、皇室大墓和神社的祭祀遺址，說明在當時是罕見的珍貴之物。中國和日本之間，海面寬闊，直接交往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受到很大限制，故日本在吸取大陸文化歷史過程中，朝鮮一直起著橋梁和窗口作用，從而在中國、朝鮮和日本之間形成一個多向的文化交流網絡。朝鮮半島和日本出土玻璃器，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絲綢之路的認識，也顯示出「琉璃之路」向東的延伸。
【關鍵詞】
玻璃器 琉璃之路 朝鮮半島 日本
古代東方與西方的交往和文化傳播主要是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隨著考古學的發展，絲綢之路的內涵和外延也不斷擴展，不僅有商品貨物的交換和傳播，也有技術和文化的交流；不僅有綠洲道，還有草原道、南海道甚至海東道。這條途徑不單單是「絲綢之路」，還是「香藥之路」「珠寶之路」和「琉璃之路」[1]。中國之外，在朝鮮半島和日本也出土了大量西方風格的玻璃器，展現了三地緊密的聯繫和「琉璃之路」向東的延伸。
一
朝鮮半島的古代玻璃器
據推測，玻璃製作技術是在漢代同鐵器製作技術一起傳入朝鮮半島的。從多個遺址中出土有模具這一點來看，當時已能自行生產[2]，但出土品主要是勾珠、管飾等玻璃製品。本文所謂玻璃器主要指玻璃容器，大多屬於三國時代（公元4-7世紀）。自1921年對金冠冢開始進行調查至近年的出土發現，迄今在朝鮮半島發現的玻璃容器約有30件，大多集中在韓國慶州及其周邊地區[3]。茲擇要述之。
慶州市內，玻璃器主要出土於天馬冢，皇南大冢南墳、北墳等大規模的雙圓墳中，在金冠冢、金鈴冢等小規模的積石冢中也有出土發現。慶州盆地外主要有安康邑安溪裡4 號墓和慶尚南道陝川郡玉田古墓群1號墓[4]。
皇南大冢（舊稱98號墳）屬於朝鮮半島三國時代的新羅墓葬，可分為南墳和北墳，年代在5世紀中晚期。北墳出土淺綠色磨飾玻璃碗、彩色高足杯、藍色玻璃杯各1件，另有2件殘損的玻璃杯。南墳出土了淺綠色鳳首壺、淺綠色波紋玻璃杯、藍色玻璃碗各1件，淺綠色玻璃杯2件，還有2件器物殘損。一些玻璃容器的造型和裝飾可與在中國、日本發現的同時代器物相對照。
圖一 磨飾玻璃碗
1.韓國慶州皇南大冢北墳出土
2.伊朗吉蘭出土
3.中國鎮江句容出土
4.中國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
北墳出土的磨飾玻璃碗，高6釐米、口徑10.5釐米，淺綠色透明，敞口，圜底，通體有6排凹球面磨飾，底部也有1 個較大的圓形凹球面（圖一：1）。凹球面磨飾玻璃碗在伊朗高原出土最多（圖一：2），流行時間最長，在中國、日本也有較多發現，如中國江蘇鎮江句容六朝墓（圖一：3）[5] 和山西大同南郊107 號墓（圖一:4）[6]出土的玻璃碗，日本安閒陵出土玻璃碗（圖九）[7] 和正倉院藏玻璃碗（圖一〇）[8]。以上這些玻璃碗年代大體相當，裝飾技法基本相同，只是口、頸部表現不同，可歸為同一類型。顯然，它們的年代和製造地點應有密切的關係，一般認為屬于波斯薩珊王朝的製品[9]。
圖二 波紋玻璃杯
1.韓國慶州皇南大冢南墳出土
2.韓國慶州瑞鳳冢出土
3.中國河北景縣祖氏墓出土
南墳出土的波紋玻璃杯高12.8釐米、口徑9.5釐米，頸部有1條波紋，腹部有3條波紋相互銜接形成網目紋（圖二：1），與慶州瑞鳳冢（圖二:2）[10]、河北景縣祖氏墓出土波紋碗（圖二：3）[11] 風格相似。黑海北岸5 世紀的羅馬遺址曾經出土過許多飾有波浪紋或網紋的玻璃器殘片。中國和朝鮮半島出土的這種飾有波浪紋的玻璃器，可能來自羅馬時期的黑海北岸[12]。
圖三 韓國慶州皇南大冢南墳出土鳳首玻璃瓶
南墳出土的鳳首玻璃瓶，高25釐米、口徑6釐米、底徑6.5釐米，細頸，鼓腹，圈足較高，壺把上端在口部（圖三）。這種器形的器物在中亞、西亞可以經常見到，羅馬到伊斯蘭時代都有發現，傳至東方後，被稱為胡瓶。發現的這類器物多為金銀器，還有陶器。中國唐代的陶瓷器、塑像和壁畫中多有帶把壺，就是模仿西方器物特別是金銀器。以前認為這件玻璃器的產地可能是在中東或北非，屬於羅馬玻璃[13]。但最近有研究認為，這是一件出土於地中海東岸的薩珊玻璃器[14]。
圖四 韓國慶州金鈴冢斑點紋玻璃杯
飾有藍色斑點的玻璃碗在金鈴冢和玉田古墳均有出土。金鈴冢發掘於1924年，出土2件玻璃杯。其中一件淺綠色透明，敞口，腹部有2周斑點，上周11個，下周10個，高6.9釐米、口徑10.5釐米（圖四）。而玉田古墳群位於距慶州市西部100公裡的慶州南道陝川，其中1號墓的年代被推測為5 世紀的後半期。玉田1號墓出土的玻璃碗與金鈴冢出土的藍色斑點紋碗酷似，腹部配飾兩列深藍色的玻璃斑點，高7.1釐米、口徑9.7釐米。德國科隆地區、黑海附近的烏克蘭及俄羅斯地區都曾發現飾有藍色或褐色斑點的玻璃器，其中科隆地區出土玻璃器的時代約在公元3-4世紀，烏克蘭及俄羅斯地區出土的玻璃器年代約在公元4-5世紀，金鈴冢和玉田古墳1號墓出土的斑點紋玻璃杯可能來自以上地區[15]，屬羅馬玻璃。
圖五
1.韓國慶州天馬冢出土藍玻璃杯
2.美國康寧博物館藏玻璃杯
3.中國南京下關區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杯
天馬冢出土2件玻璃杯，其中藍玻璃杯上部為豎線紋，下部為吹制的龜甲紋（圖五：1），器形與康寧博物館藏玻璃杯（圖五：2）[16] 和南京下關區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杯（圖五：3）相似[17]。這種玻璃杯在德國科隆地區和敘利亞地區都能找到類似產品[18]，其上部紋飾則與印度本治理出土的羅馬玻璃殘片一致[19]，被認為是公元4世紀的羅馬玻璃製品。
圖六
1.韓國瑞鳳冢藍玻璃碗
2.中國河北景縣封魔奴墓玻璃碗
圖七 韓國慶州松林寺玻璃杯和瓶
瑞鳳冢出土藍色玻璃碗和波浪紋玻璃杯各一件，藍色玻璃碗高4.7釐米、口徑10.4釐米，圓唇，腹部有一道細陽弦紋，矮圈足（圖六：1）。瑞鳳冢玻璃碗與河北景縣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圖六:2）器形和成分相似， 屬於鈉鈣玻璃， 還有一定量的錫，均屬羅馬玻璃[20]。朝鮮半島的寺院塔基也出土玻璃器。1959年，韓國慶尚北道漆谷郡松林寺維修時，在統一新羅時期（約668-901年）五重塔的塔基內發現1 件凸圈紋玻璃杯，高7 釐米、口徑8.4釐米，置於一個高約14.2釐米的金銅殿閣形舍利器內。玻璃杯口外侈，圓唇，圜底，淡綠色透明，外側有3段12個環形貼飾。內放綠玻璃舍利瓶，高6.3釐米、腹徑3.1釐米。細長頸，鼓腹，上有寶珠形玻璃栓（圖七）。玻璃瓶含鉛量較高，年代在7世紀末至8世紀初，可能為中國製品[21]。據研究，凸環紋玻璃器為中亞玻璃，主要流行於公元7 世紀[22]。松林寺凸圈紋玻璃杯同正倉院藍玻璃杯相似，年代應為公元7世紀[23]。另有慶北奉化驚捷寺塔舍利瓶、慶北西洞裡舍利瓶、慶州皇龍寺址舍利瓶等，年代多為公元9世紀，但來源尚不能確定[24]。
此外，還有突起紋玻璃杯、水注、葫蘆瓶等玻璃器皿在朝鮮半島出土。它們的年代較晚，突起紋杯和水注出土在黃海道延白郡，年代在公元8-9世紀，而葫蘆瓶屬於11-12世紀的玻璃製品[25]。
【後續文章架構】
圖一〇 日本正倉院藏玻璃碗
二
日本的古代玻璃器
日本處於絲綢之路東端，主要通過朝鮮半島和中國與中亞、地中海地區、北非以及歐洲聯繫起來。從現有資料看，日本列島從公元前2世紀左右的彌生時代中期開始使用玻璃。最早的玻璃集中出土在北九州福岡縣，包括很多單色的玻璃珠和玻璃管，經化學分析是與中國漢代玻璃一樣的鉛鋇玻璃。從古墳時代（3世紀中期以後）中期開始，玻璃容器被隨葬於古墓中，最早發現於新沢千冢126號墓。……
圖一四 日本唐招提寺琉璃瓶
三
「琉璃之路」向東的延伸
考古學上的東西文化交流，應該是從歐洲的地中海沿岸起，通過中國腹地，一直延伸到朝鮮半島和日本。中國和日本之間，海面寬闊，直接的交往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受到很大的限制，故日本在吸取大陸文化的歷史過程中，朝鮮一直起著窗口和橋梁的作用[42]，從而在中國、朝鮮和日本之間形成一個多向的文化交流網絡。
春秋晚期，西亞的玻璃珠飾以中亞遊牧民族為中介，進口到中國中原地區，刺激了中國玻璃業的誕生。戰國時期，中國利用本地原料，生產獨特的鉛鋇玻璃，並在西漢時期東傳到了日本和朝鮮半島[43]。日本繩紋時代出土過勾珠及生產勾珠的範[44]，這些勾珠無疑是日本當地製造的，經檢驗都是鉛玻璃。正倉院還保存了公元7 世紀玻璃珠子的配方，記載了需用大量的氧化鉛[45]。顯示出中國與朝鮮半島、日本早期玻璃器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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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載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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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4頁。[2]國立中央博物館編著《國立中央博物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2008年，第44頁。[3][韓]李仁淑：《來自新羅的絲路珍寶—黃金與玻璃》，《西部考古》第3期，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78頁。[4][日]菅谷文則：《從玻璃容器的傳入途徑所見南北朝時代的東西方交流》，「北京論壇（2004）」考古分會論文集《東亞古代文化的交流》，第157頁。[5]TheMetropolitanMuseumofArt,ChinaDawnofaGoldenAge,200-750AD,YaleUniversity[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92年第8期。[7][日]由水長雄、鵬橋淳二：《東洋のガラス》，三彩社，1977年，圖54。[9][45]安家瑤：《北周李賢墓出土地玻璃碗—薩珊玻璃器的發現與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10][日]小泉顯夫：《慶州瑞鳳冢の發掘》，《史學雜誌》38卷1號，1927年。[11]張季：《河北封氏墓群調查記》，《考古通訊》1957年第3期。[12]安家瑤、劉俊喜：《大同地區的北魏玻璃器》，載《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7-46頁。[13][15][18][48]王飛峰：《百濟、新羅、加耶地區出土玻璃器及其與絲綢之路的相關研究》，《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14]馬麗亞•艾海提、金誠實、靜永傑：《內蒙古北魏墓出土薩珊玻璃器及其相關問題》，《文博》2017年第4期。[16]DavidWhitehouse,RomanGlassintheCorningMuseumofGlass,vol.1,HudsonHillsPress,1997,no.442.[17]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1期。[19]樸燦奎、孫泓：《介紹朝鮮半島出土的幾件玻璃器》，《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20]安家瑤：《中國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學報》1984年第4期。[21]奈良國立博物館：《仏舎利と寶珠—釈迦を慕ぅ心》，2001年，第34-35頁。[22]馬麗亞•艾海提、金誠實、郝春陽：《絲綢之路上的中亞玻璃器—兼論中亞玻璃器向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之傳播》，《考古與文物》2017年第6期。[23]奈良國立博物館：《正倉院展》，1994年，圖68。[24]孫泓：《從考古資料看西域文化在新羅的傳播》，《朝鮮•韓國歷史研究》第17輯，延邊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9頁。[25]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古代ガラス》，1978年，圖484、485、502。……
[42] [日] 由水常雄:《玻璃傳來之路》（上），載《東亞的古代文化》1988秋第57號；同文（下），載同刊1989冬第58號。其中探討古新羅古墳出土羅馬玻璃18件，斷代為5世紀至6世紀初。作者由較多的西方文物出土而認為，「這顯示古新羅吸收了與中國系的高句麗、百濟文化不同的希臘羅馬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這種異質文化的能量蓄積，應該就是弱小孤立的新羅依靠與中國的聯盟消滅高句麗和百濟的原動力」；「新羅統一半島以後，對中國文化的攝取盛行起來，希臘羅馬文化的輸入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透過中國文化過濾的西方波斯文化」。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有討論的價值。[43] 安家瑤：《玻璃器史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第66頁。《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2019年8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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