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咱們認識一下，我叫周軍，筆名叫雙石。我是一個草根學者，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鬥爭史。在這個方面呢做了一些工作，就是利用我在底層的便利條件搞這個工作，搞了大概三十年，其中二十年的功夫就花在考證紅軍長徵爬雪山、過草地的行軍路線的問題，現在已經有成果。一個是《紅軍長徵過草地行軍路線詳考》，一個是《紅軍長徵過雪山行軍路線詳考》。這兩本書已經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今天，我們就來講論一下這個四渡赤水的問題。大概是二零零七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叫做《毛澤東的神來之筆》的書。現在這本書已經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名字更名為《非常軌跡——記中央紅軍在長徵中的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之戰》。
這裡我有一個看法要跟大家要說明一下，「四渡赤水」的這個稱謂，大概是七十年代才出現的。在此之前，一般的稱謂是「聲東擊西」，或者叫「黔滇轉戰」。但是，沒有一個很全面性的、能夠高度概括這一段時間這個作戰情況的稱謂。大概七十年代的時候，可能是因為毛主席在接見外賓的時候說過：「這個淮海戰役呀，或者說其他什麼都不算什麼，因為那個四渡赤水才是平生得意之筆」，於是就開始用「四渡赤水」來概括這一段時間中央紅軍的戰略機動。
但僅僅是以四渡赤水這個來涵蓋這一段時間的軍事行動，也有問題：
四渡赤水並不是以四渡赤水即四次渡過赤水河，這個戰略行動就算完成了。不是！它實際上是一個一氣呵成的一個連續的動作——它是從一渡赤水開始，一直到二渡赤水、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烏江，然後西進滇東，最後突破金沙江。直到過了金沙江，這個戰略行動才算告一段落。這一時間段戰略行動，真正開始讓紅軍長徵中從被動變為主動，把尾追的敵軍擺脫了，甩開了至少一個星期以上的行程。這個戰略機動的全過程，我們叫它「四渡赤水」！原來用那個「轉戰黔滇」稱謂，還不足以描繪它。因為後來紅二、六軍團也曾經「轉戰黔滇」來著，那你怎麼跟中央紅軍這一段時間的行動與它區分開來？所以說，後來在戰史上就把它稱作「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這是一個一氣呵成的連續動作。
這是一次非常神奇的戰略大機動。
在這個四渡赤水之前，中央紅軍的處境非常危險。因為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以後，突破四道封鎖線，特別是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時候——也就是「湘江之戰」，打得非常慘烈。中央紅軍出發時有八萬六千多人的大軍，到了1935年1月底統計，還包括在在遵義附近「擴紅」增加的數目，大概是三萬七千多人，也就是說五萬多人已經損失在路上了。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失敗。
在經歷了這場嚴重失敗以後，在湖南通道地區，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放棄前往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空虛的貴州前進。當然，現在史學界對於有沒有「通道會議」還存在著爭議。但不管有沒有吧，就是在湘桂黔邊地區，中共中央就接受了毛澤東建議：改變原計劃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進入敵人力量空虛的黔東南。據當事人之一的李德回憶，這個建議是在中央紅軍經過西延山區的行軍途中召開的一個「飛行會議」中提出來並被接受的——史學界有一個說法叫做「通道轉兵」，至於是不是完全準確無誤我們暫時不去追究，但這個時候中央紅軍改變方向進入黔東南，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進入黔東南以後就是「突破烏江」，中央紅軍從通道改變前進方向後，又在黔東南的黎平開了黎平會議。黎平會議第一次很正式地把從來就說一不二的洋顧問李德的意見給駁回了！決定：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在黔北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新的根據地。這個決定作出以後，中央紅軍就開始突破烏江——要趕在國民黨中央軍之前，突破烏江，進入黔北地區。
當時是國共雙方的軍隊是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向心並進：國民黨中央軍薛嶽部隊有八個師，這八個師的兵力就沿湘黔大道從東向西，要趕在紅軍前頭來攔擊紅軍；而紅軍呢，就趕在他們之前從東南向西北撲到烏江邊，很順利的突破烏江，佔領了遵義。這個是1935年1月上旬的事情。
這個時候薛嶽的中央軍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就是魚和熊掌都想得兼得的狀態。蔣介石給他的命令是截擊紅軍，但是他心裡邊想的、實際上也符合蔣介石的一種意圖：就是「掠取黔政」。當時貴州是軍閥王家烈的地盤，這位王家烈是國民黨貴州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五軍軍長，是個小獨立王國。蔣介石本來就想趁這個機會，把這個小獨立王國一併解決。所以薛嶽部隊進入貴州後就長驅直入，置中央紅軍於不顧，直奔貴陽而去。提出的激勵軍心士氣的口號，也是「不管匪竄方向如何，先於桂軍進貴陽」——當時桂系部隊也想來染指「黔政」，貴陽也是他們的搶佔目標。而薛嶽把貴陽搶佔了以後，就開始打起這個「經營貴陽，掠取黔政」，把王家烈的勢力驅除這樣一個主意了。
於是中央紅軍在遵義地區獲得了一個極其短暫的休整時機。
在這個極其短暫的休整時間裡，中央軍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遵義的柏輝章公館召開了一個特別特別重要的會議，這就是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在長徵史上的會議中，絕對的排名第一，肯定是頭號重要的會議。因為這次會議做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就是改組了黨中央，而且初步批判了錯誤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因此而重登前臺，開始走上最高層的領導崗位。
我們在了解遵義會議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會議的及其歷史意義的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遵義會議實際上是做出了兩個決定。第一個決定——這個決定只討論了半天，非常短的時間內討論：我們到了這兒怎麼辦，下一步怎麼辦？這是大家比較關心的問題。按原來的計劃——黎平會議的計劃，是要在這兒建立根據地，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根據地。但真正到了這個地方後發現，這個地方不行，南面和東面都是烏江，北面是長江，兩條大江把你給夾住了，沒有多少發展和迴旋餘地。另外這個地方比較窮，貴州原來叫做「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分銀」，是個很窮很窮的地方。所以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上做出另外一個決定：北渡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與紅四方面軍取得戰略上的配合——這是遵義會議的第一個決定。
這個建議是由朱老總、聶榮臻和劉伯承提出來的，他們三個都是四川人，都是傍著長江邊長大的人。劉伯承還在川軍中任過職，也是一員名將，他們對川情比較了解，他們認為川軍內部矛盾派系比較多，裝備也不行，打仗也不行，反正就比較負面的看法。所以會議就根據他們建議，決定北渡長江，到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蘇區根據地，與川東川北的紅四方面軍遙相呼應，取得聯繫，獲得戰略上的相互策應與配合。
遵義會議通過這個決定只討論了半天，然後接下來的兩天半時間裡，大家的勁兒都憋在後來形成那個決議上，那就是初步批判左傾軍事路線，批判李德，批判當時第三次左傾路線主導的軍事路線。實際上就是一個控訴會，所以大家在會上都群情激昂啊！一致要求不能讓這位洋顧問再指揮了。然後周恩來提議，要讓在實際鬥爭中，實際戰爭中經過檢驗的同志，讓這樣的同志來領導戰爭，當然指的是毛澤東。這個問題大家就附議了，於是決定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補他為常委，讓他進一步走上前臺。
但是這個會議並沒有決定毛澤東為首。
實際上，把毛澤東推入政治局常委以後，接下來還有對於遵義會議決定的補充事項。這就是在四川石壩鄉召開了一個「雞鳴三省會議」決定的事項。「雞鳴三省會議」主要事項就是黨中央的前任總負責向新任總負責張聞天交權，把印啊文件啊都交出來了，進一步明確了政治局的分工。政治局的分工是這樣的：周恩來同志為黨內委託在軍事上下最後決心者，就是這個軍事行動的最後決心由周恩來來下，毛澤東同志為周恩來同志的幫助者——以常委的身份幫助周恩來同志。
這個決定的前頭有很多很多故事，包括在中央蘇區的故事。
這種提議實際上是第二次提出來了。第一次提出這種格局是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們要求毛澤東下臺，毛澤東不再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離開前線指揮崗位。當時周恩來也是提出這樣一個方案：我來負責，然後毛澤東同志協助我，他留在前線協助我；或者，毛澤東同志負責，我在前方監督他執行這個中央路線。當時毛澤東都拒絕了，毛澤東說我既然那麼不受信任，我就不在前方呆著了。他實際上就是辭了職，回後方專任中央蘇維埃政府主席。而在這次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又一次提出了這種格局，而這一次，毛澤東接受了。
因為遵義會議會上會下醞釀討論的時候，毛澤東表達這樣一個意思：領導不要改變，應該由張聞天同志來負責一段時間。毛澤東認為：六屆四中全會中央是共產國際認可的，而現在遵義會議是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的情況下，由中共中央自主作出了決定，這個可能以後還須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所以他認為自己還不能出來提這個口袋，還是由張聞天同志負責。自己就協助周恩來同志指揮軍事。
這個時候毛澤東接受了這種領導格局，為什麼這個時候接受了呢？
這個時候兩點不一樣：
第一點，大家認識不一樣。寧都會議的時候毛澤東是少數。大多數人不認可毛澤東的這種方法。但是現在經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後，特別經過湘江失敗後，大多數人開始認識到了毛澤東同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周恩來他們這些人都意識到了。所以說周恩來後來是心悅誠服的把這個指揮權實際上委託給毛澤東了！原來的「周毛體制」，就逐漸過渡到了「毛周體制」。毛澤東在這次進入最高領導層，到達陝北以後正式走到前臺，就是眾望所歸。「萬眾歡呼毛主席」那不是沒有來由的，因為這個時候大家都認為他能挽救危局。
第二點，毛澤東自己也在失敗和挫折中成長和成熟起來了。越來越善於團結同志，特別是團結與自己意見和主張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在闡示和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越來越注意「求大同，存小異」，越來越善於把自己的個人意見，變成大多數人認同的「共同意見」——把「我的意見」，變成「我們的意見」。
遵義會議之後相當一段時間裡，毛澤東在軍內還沒有正式的領導地位，他只是個軍委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事委員會的委員。但是他既不是主席，也不是副主席，他在政治局裡頭就是一名常委。在政治局常委分工裡頭也沒有直接委託他負責軍事。但在「雞鳴三省會議」上明確了：他是周恩來同志在軍事上的幫助者，雖然還沒有正式的名義。
遵義會議開完以後，馬上就決定北渡長江，在宜賓和瀘州之間北渡長江，然後穿越這個川西平原地區，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當時就準備這樣幹了。會議後對紅四方面軍也有個指示，就是同意紅四方面軍向嘉陵江以西進攻，配合中央紅軍。但這個北渡長江計劃很快就被證明它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計劃。其實這也可以理解，任何一個計劃開始它都是一個試錯的過程：在我們什麼都還不十分清楚的情況下，我們先出一個計劃，這個計劃是對是錯，有沒有問題？實踐來檢驗。
我們說，遵義會議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的情況下，完全獨立自主地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一個新起點。但具體的說，遵義會議第一個決議在當時來看就不那么正確了，他有一個非常正確的決議在後頭。但是他的第一個決議看來也不是那么正確，對敵軍估量是有錯誤的。因為提出這個建議的朱德、劉伯承、聶榮臻，他們離開四川已經很久了，他們並不知道現在四川軍閥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