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靜怡編輯 | 志潼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0.14－1975.12.4）是美籍猶太裔政治理論家，原籍德國，以其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著稱西方思想界。她被廣泛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其主要著作《人的境況》、《極權主義的起源》等已進入西方政治哲學經典的行列。
「在20世紀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門沒帶傘，只有在雨中行走，任雨點打在自己的臉上、身上。然而日子再苦，也還要過。」
她的故事折射著一個時代。
身為一名猶太人，漢娜·阿倫特在1933年納粹德國開始逼害猶太人時流亡海外，並於1937年被剝奪了德國公民身份，之後在1941年經葡萄牙逃往美國。並於1950年成為美國公民。
1936年的春天，灰暗的流亡之路上，她在巴黎遇見了出身工人階級海因裡希·布呂赫。那時的他剛剛從柏林去道布拉格逃了出來，偽裝成一個資產階級旅行者。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愛這個世界》收錄了阿倫特和布呂赫30年來的往來通信。
布呂赫是一個把思想當作宗教的無產者。對於阿倫特而言，他的出現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左翼分子帶領她接觸到了列寧和馬克思，更重要的是他的睿智和「完全不依賴任何人和任何事的獨立性。」
阿倫特曾說，「我從我丈夫的政治思考和歷史觀察中學習，如果沒有他我就不會做到這樣，因為我在歷史和政治上被導向了猶太人問題。」
1936年6月，愛情的萌芽在悄悄生長。彼時，他們與各自的配偶並未解除婚約。
1936年8月，阿倫特動身去日內瓦參加世界猶太人大會，他們的書信往來便由此開始。深知出身不同的婚姻可能會存在各種各樣問題的二人，開始對這段感情也懷有種種疑慮。然而，在倫理和道德中的痛苦掙扎在相互之間的愛慕中變得越發蒼白無力。
「為了我們的愛情，我們要試一試。」
在1937和1938年他們相繼離婚，並於1940年結為伉儷。
在他們往來的書信中，兩人熱烈的討論著哲學、藝術與生活。布呂赫稱馬克思為「一個真正的神奇拉比」（拉比：猶太人中智者的象徵），而他自己則以「偉大神奇拉比的小學生」的身份對阿倫特獻上真摯的吻。諸如此類的表白在他們的書信往來中屢見不鮮。生活的瑣事在他們的筆下似乎也有了幾分生趣。拋開學術之外的生活，他們也溫柔敏感，也在愛裡彷徨，流離失所帶給她的孤立無援時常使阿倫特感到無盡的恐慌，她會因收不到信而寫下「我快要瘋了」，也會說出「今晚我因多吃了幾個橘子侃侃而談」的話。
「收到你的這兩封信我真的極度幸福。
我的確置身旋渦之中，可對我來說，那裡恰恰是寂寞、孤獨的發源地。
沒有你在身邊，我會一事無成。」
——漢娜·阿倫特
「如果一個人對生命的必然性產生懷疑，那麼，個人的力量再強大也無法使你駕馭生命；
如果這個問題開始變得可以回答了，那麼，人還有希望。
但對一個問題的回答我永遠堅定不移，那就是，我愛你。
之所以理所應當，是因為這在你的內心早已不言自明。」
——海因裡希·布呂赫
對阿倫特而言，布呂赫更像是老師、戰友和丈夫的結合。在兩人攜手共度的30年時光裡，布呂赫作為阿倫特忠誠的伴侶，始終站在她身旁給予她最有力的支持和依靠。他們構築起一個「兩人王國」，在長期的磨合中達成了一種基於自由人格的平衡，而這種人格上的平等也構成了他們穩定婚姻的強大基石。
與布呂赫的婚姻讓阿倫特真正體會到了「在這世界如在家中」的感覺。在納粹步步緊逼的形勢下，他們移民到了美國，一起度過了混亂拮据的生活。他們在學術和生活上互相扶持、互相幫助、平等相待。正如阿倫特一首詩中所寫的：
「一對愛人從旁經過，
承載著時代的重負。」
回顧阿倫特的一生，她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她親身經歷了最惡劣的政治環境。但愛和友誼始終圍繞著她。年輕時她師承雅斯貝爾斯和海德格爾，後者既是她成長路上愛與思考的老師，又是日後她研究「平庸的惡」（Benality of Evil）的重要樣本之一。她失望於導師支持納粹，但依然承認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並在二戰後幫忙翻譯和出版他的理論著作。為反抗每個人心中存在的「惡的平庸」，阿倫特提倡回歸本源的簡單思考。
而有關海德格爾的討論，兩人的對話也十分坦誠。
「《林中路》我已拜讀，是巴龍給我的。
海德格爾依舊研究如此深層的東西，令人吃驚。
他依然行駛在尼採的軌道上，在一無所獲的地方希望發現新的東西。
讀過雅斯貝爾斯的人可以做出這樣的評價：他已觸摸到西方哲學的本質；
而讀過海德格爾的人會這樣說：他迷路了，在森林的盡頭迷失了方向。
很可悲，但卻獨樹一幟，比起同時代人的那些或樂觀或悲觀的空話要更有意義。
哲學如同藝術，要用質量來說話的，儘管這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但好東西就是質量第一。
你有自己的內心生活，這很好，儘管它很沉重。」
——海因裡希·布呂赫
「關於《林中路》：其實我很擔心你的話是對的。
如果是那樣，我真不知道，還能為他做些什麼。
最後一篇關於巴門尼德（希臘哲學家，埃利亞學派的創始人。）的文章，
對我來說，簡直就像一股不可遏制的狂風；
他（海德格爾）才思泉湧。
不管是由什麼所至，流淌在他筆下的竟是如此美妙的詩篇。」
——漢娜·阿倫特
而流亡巴黎的生活，使她積極的投入到反對戰爭、支持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的運動中，她開始進行集體而非個體的思考。在拋棄了把個人主體置於存在中心的觀點，阿倫特開始講述「我們」意識組成部分的歷史故事。也是從那時起，她開始和這個世界更深入的糾纏在一起，隨著世界的變化而變化，思考也成為了她用來重新認識自己的最有力的工具。
同時，阿倫特將友誼視作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德國哲學家漢斯·約納斯曾在阿倫特的葬禮上致辭稱，阿倫特是一個「友誼的天才」。而阿倫特本身也說過，使她感動的是「朋友間的愛」。在充滿戰爭、流浪、新的語言和陌生風俗的歲月裡，母語和友誼是唯二不可改變之事。1944年，她與著名女作家瑪麗·麥卡錫相遇，二人很快成為了朋友，並開始了長達25年的書信來往。
1963年麥卡錫出版了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作品《群體》。這本小說一出版就遭到了紐約知識分子的猛烈攻擊。同年，阿倫特關於艾希曼審判的系列報導刊登在《紐約客》上，隨即遭到了來自猶太人的口誅筆伐，阿倫特保持了沉默，而麥卡錫卻公開寫文章文章為她辯護。阿倫特在信中對麥卡錫說，在那些篡改者面前她根本無能為力，她只是寫了一篇客觀的報導，不支持任何政治立場，無論是作為猶太人的身份還是別的。1969年，阿倫特將自己所寫的《論暴力》獻給了這位摯友。與麥卡錫的對話就像是兩個旅行者的故事，在他們身陷輿論風暴時，跨洋越海的書信給了彼此堅實的依靠。
「正是通過對世界的愛，人才明確自身在世界之中的家園感，然後才想著從自己的善惡去照看這個世界」。她的經歷也恰恰是她思想的寫照。
在阿倫特看來，世界意味著複雜性和人的新生性，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之中生存，是與他人的共同生存，不斷地創生，將世界塑造成與他人一起思考、判斷、言說、行動的舞臺。作為人類，我們永遠不應該逃避思考和判斷的道德責任。這也是阿倫特帶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人類對自己的反思和控制。
或許提到阿倫特，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想像。她關於極權主義、平庸的惡、自由與責任、暴力與革命、想像與判斷以及人類生存意義問題的思考深深影響著時代。她是公共領域獨立的知識分子，不厭其煩地思考著時代與行動的可能性。終極一生，阿倫特她始終葆有「局外人式」的清醒和客觀。她所做的，是要讀懂這個世界。
「在痛苦的凝視中，為人類的失敗而歌唱」。
新書介紹：
《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布魯希爾書信集》由貴州出版集團旗下京貴傳媒出版，本書是阿倫特所有作品中唯一能表現女性的敏感、溫柔、依戀的文字記載。這些書信記錄了她和她的丈夫海茵利希 30 年間充實的生活經歷，讓我們看到，他們夫妻間的愛情是他們在陰霾、險惡中最安全的港灣。
在書中，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到阿倫特的思想淵源，把握她的思想脈絡，認識作為一個學者的她，還可以生動地認識作為一個人、特別是作為一個女人的她，讓我們看到這位偉大的學者其實是一個充滿激情，時刻渴求愛，珍視友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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