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之死與商鞅的區別
公元前399年春天的一個早晨，很多雅典人急匆匆趕往廣場，圍觀由500位雅典議事會組成的法庭，對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進行審判。
首先是原、被告辯論，然後舉證，最後議事會投票。議事會以280：220的投票結果，以不崇拜神靈和腐蝕青年的罪名判處老人死刑。
臨黃昏行刑時，老人對身邊親友和弟子說：「告訴人們，掩埋的只是我的屍體。」然後飲鴆自盡。這位老人就是哲學家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年或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是希臘語（雅典）哲學的創始人之一。他是一個神秘人物，沒有作品，主要通過他身後的古典作家的著作而聞名於世，特別是他的學生柏拉圖和色諾芬的著作。
柏拉圖的對話，是蘇格拉底思想從古代留存下來的最全面的著述之一，蘇格拉底由此以其在倫理學和認識論領域的貢獻而聲名遠揚。
這點類似於孔丘的《論語》；這也與古代文化不發達有關，只能靠自己弟子的記錄和傳承，來宣揚自己的思想。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因主張無神論和言論自由，被統治階層所不容，他們以不敬神和敗壞青年兩項罪名把他送上法庭，被判處服毒自盡。
當時蘇格拉底的親友和弟子們都認為此判決不是正義的，勸他逃往國外避難，均遭其拒絕，卻當著弟子們的面服下毒藥。
從蘇格拉底的罪名可知，對他的判決是非正義的。他的學生也已意識到這個判決的非正義性，而他本人卻願意承擔這種非正義的判決結果，說明他的認知領域偏狹；這就是古文化的局限性。
他的理解是，遵守判決是為了彰顯法律的嚴肅性。作為一個哲學家，連「非正義的判決沒有遵從的義務」這一簡單道理都沒弄清楚；他想到的是遵守法規，樹立權威，維護國家秩序，卻忽略掉了「惡法是傷害正義的罪魁」又一簡單道理。可見，作為著名哲學家的他，所代表的古文化的局限性有多大。
據有的學者稱，從審判過程來看，蘇格拉底被民主政權的民主法庭通過公民大會的起訴、辯論和投票表決處死，蘇格拉底本人行使了充分的自我辯護權，至少在形式上，都是十分民主的。因此，蘇格拉底是死於「民主」之手。
此結論跟蘇格拉底一樣局限性太明顯。蘇格拉底不是死於民主之手，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民主。
蘇格拉底是被五百人議事會判處自盡的。
五百人會議又譯作五百人議事會，是古希臘城邦雅典政治的核心，它的職責是落實公民大會的決策（其實那時也沒有公民），是一個總司一切事務的行政組織（注意它是個最高行政機關，而且是以行政代替法律的機關），為公元前6世紀晚期，克利斯提尼改革時創立的機構，此機構一直延續到西元前3世紀。
再者，這個議事會所遵循的法律是「限制信仰和自由」，這是標準的惡法。拿惡法來堵塞言路和限制自由思想，這是民主嗎？而整個審批的過程，也與小集團暗箱操作沒啥區別。
很多人已知曉，民主的前提是要具備多檔平等參與，公民擁有選票，具備監督制約機制，司砝獨粒判案，媒體開放，議會財政等，這些基本條件的。古希臘有嗎？顯然沒有。
蘇格拉底之死，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商鞅之死，有什麼區別呢？
在蘇格拉底之後，又過了60年，也就是一個甲子年；公元前338年，在萬裡之遙的東方，諸侯國秦國的刑場上，四周武士林立，中間躺著一個要被行刑的人，他的頭和四肢被分別用繩索綁在5匹駿馬上。只聽一聲令下，犯人旋即被五馬分屍。
這就是有名「車裂之刑」，被行刑的是秦國丞相商鞅。
商鞅曾經是國君秦孝公最得力的大臣，他通過嚴刑峻法治理秦國。據稱，他做事刻薄狠毒，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二次改革變法，以激進而殘酷的方式推行變法，以至「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天地」。
他實行連坐法，逼迫民眾互相監督告密；他推崇輕罪重刑，樹立國君權威；有名的「馭民五術」就出自他手，他幫助贏氏家族建立了中國首個中央集權的王朝。被人稱為「天下第一惡人」。
因其在變法時得罪了權貴，也就是是秦孝公的兒子及其老師，孝公死後，其子贏駟繼位，贏駟與老師合謀以謀反罪整治商鞅。
當時商鞅在外地公幹，在得知秦君要捉拿他時，他想活命，便開始了四處逃亡。然而，四邊的鄰國都不願意接納他這個「惡人」，他只得盲目地到處流竄。
最後連個容身之地都沒有，想借宿旅店也不行；因為他沒有朝廷頒發的「證明」文書，依照他自己訂立的惡法，收留來路不明的客人便有牢獄之災。
身心疲憊的他只得乖乖就擒，被國君贏駟大手一揮，按照商鞅制定的最狠毒的刑罰判處商鞅：車裂之刑。後人總結說，他這是作繭自縛；商鞅死於其締造和推崇的「專制」之手。
蘇格拉底與商鞅所處的時代，被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神學家雅斯貝爾斯稱為「軸心時代」，它創造了人類的文化基礎。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是當代西方哲學主要流派之一。該詞最早由法國天主教哲學家加布裡埃爾馬塞爾提出。
存在主義是一個很廣泛的哲學流派，主要包括，有神論的存在主義、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存在主義三大類。是人本主義學說。
存在主義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個性和自由。它認為，人是在無意義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沒有意義，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礎上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得精彩，從而擁有意義。）
雅斯貝爾斯有一個很著名的命題———「軸心時代」。他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
「軸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概是在北緯30度上下，也就是北緯25度至35度區間。這段時期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
在軸心時代裡，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
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個時代，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發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換句話說，這幾個地方的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同時也產生了宗教。
它們是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類型決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國、伊斯蘭不同的文化形態。
那些沒有實現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雖規模宏大，但只知享樂奢靡，都沒有擺脫滅絕的命運，成為文化的化石。
而這些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每當人類社會面臨危機或新的飛躍的時候，我們總是回過頭去，看看軸心時代的先哲們是怎麼說的。
如前所述，把對蘇格拉底的審判稱為民主形式，是長期流傳於學界的一個誤解。因為，在古希臘本身就沒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民主，只是在文藝復興和思想大解放「拋棄神權」之後，在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和洛克《政府論》等哲學思想的指引下，在社會治理框架中引入社會契約精神，之後才真正開始實現的；而民主之真正成為社會實踐，是在英國「大憲章運動」和「光榮革命」之後，逐步成功的。
所以，之前的所謂「民主」都只是一個假想而已。
然而，蘇格拉底與商鞅的死還是有很大區別的。蘇格拉底死於自由的信仰和追求，而商鞅是死於自己設定的暴政。說他們所處社會的最大不同，則是古希臘人有自由與信仰追求的理論和信念，而古代中國則完全沒有這個概念；談及文化，兩者社會文化的內核相差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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