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霸權國的戰略打壓，崛起國總是需要在對抗和讓步這兩類應對策略中做出選擇。根據威懾和螺旋兩種模型，這兩類策略各有優勢和劣勢且彼此互補，這造成了「對抗—讓步」策略的取捨兩難。本文在甄別螺旋和威懾模型理論前提的基礎上指出，崛起國和霸權國在權力轉移過程中的實際動機通常不符合螺旋模型的假定，這是導致現有許多實證研究不支持螺旋模型預期的潛在原因。以地位動機為主要驅動力的崛起國與霸權國的戰略互動，更加近似於「消耗戰」博弈所刻畫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崛起國在「對抗—讓步」策略光譜中的偏好由可支配物質實力對比、決心對比以及實力變化趨勢三個因素共同塑造。如果霸權國的遏制沒有逆轉崛起國對自己未來物質實力發展前景的原有樂觀預期，則崛起國傾向於選擇讓步和合作性政策；如果霸權國的遏制逆轉了上述預期，或者霸權國挑戰了崛起國捍衛自身關鍵利益的決心，則崛起國傾向於選擇強硬和對抗性政策。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崛起國在面對來自霸權國的遏制和打壓時，什麼條件下會傾向於選擇對抗性（鷹）策略，什麼條件下傾向於選擇讓步性（鴿）策略？
（一）理論層面的「對抗—讓步」兩難
國家如何在對抗性策略和讓步性策略之間做出選擇，涉及到國際關係理論中威懾（deterrence）和螺旋（spiral）兩種模型的經典爭論。威懾模型認為，強硬立場和有力的威脅有助於展示捍衛自己利益的決心，從而防止衝突的發生；讓步和妥協性策略則會釋放軟弱信號，招致對方更多的挑戰。螺旋模型則針鋒相對地認為，讓步能釋放善意從而避免或緩解安全困境，強硬策略則會塑造和強化對方對自己的敵對認知，從而引發衝突螺旋，導致衝突升級。[1]對抗和讓步策略的優缺點恰好互補，造成了這兩類策略在實踐中的取捨兩難。
根據現有研究，國家間互動是否符合威懾模型的預期取決於防禦者發出的威脅是否足夠可信。[2]但如何既能讓威脅可信到如果對方進攻則一定會招致報復，同時又能讓對方相信己方一定不會首先進攻，這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是難題。同時，學者們對於衝突螺旋產生的原因也缺乏共識，一些學者認為衝突螺旋源於錯誤認知等心理原因，[3]另一些則認為源於特定的情境結構。[4]衝突螺旋產生的根源不明確，進一步增加了決策者在對抗和讓步兩種策略中做出選擇的難度。這種「對抗—讓步」的理論兩難甚至成為宏觀理論爭論的核心議題。進攻性現實主義主張以權力最大化求安全，防禦性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擴張對安全的負效應，[5]這兩種宏觀理論可以分別近似地看作威懾和螺旋這兩種中觀理論模型的廣義化，它們之間經久不息的爭論反映出這個兩難問題在國際政治中的普遍性以及解決這個問題的挑戰性。
在複雜的大國政治中，保持有效的威懾非常重要，為此需要讓潛在對手相信其破壞現狀的行為一定會對其自身帶來巨大損失。[6]但同時，通過自我克制、主動釋善等方式增進互信、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和衝突升級同樣非常重要。[7]在霸權國的戰略壓力下，崛起國的策略選擇不僅直接關係自身利益，而且會極大地影響兩個大國的互動進程和體系安全狀態，這意味著從「對抗—讓步」視角研究崛起國行為規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政策層面的「對抗—讓步」兩難
冷戰結束後中國長期堅持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表現出明顯的現狀偏好。[8]但是，隨著美國戰略壓力的不斷加大，中國戰略界開始出現對既有外交戰略的反思。一些學者指出，過分低調和釋善，有可能限制中國應有的國家利益拓展空間，使中國在與美國的「討價還價」過程中陷入被動，誘發美國更大膽的挑戰。[9]2018年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以來，中國仍然堅持了以鬥爭求合作的總體方針，對美國提出的平衡貿易逆差、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等訴求總體持合作立場。這些政策在戰略界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爭論。[10]在學者們討論合作性政策是否對中國有利時，另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也隨之浮現：如果中國的對美政策增加「強硬」和「對抗」的比重，是否會強化兩國的對立情緒，導致衝突螺旋，甚至由此引發一場新冷戰？[11]現在的中國顯然正處在一個戰略取捨的十字路口，面對美國不斷升級的戰略打壓，究竟是選擇強硬反擊還是緩和退讓，正日益成為中國對美戰略的焦點問題。
（三）研究發現和結構安排
本文在甄別螺旋和威懾模型理論前提的基礎上指出，崛起國和霸權國在權力轉移過程中的實際動機通常不符合螺旋模型的假定，這是導致現有許多實證研究不支持螺旋模型預期的潛在原因。以地位動機為主要驅動力的崛起國與霸權國的戰略互動，更加近似於「消耗戰」（war of attrition）博弈所刻畫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崛起國在「對抗—讓步」策略光譜中的偏好由可支配物質實力對比、決心對比以及實力變化趨勢三個因素共同塑造。如果霸權國的遏制沒有逆轉崛起國對自己未來物質實力發展前景的原有樂觀預期，則崛起國傾向於選擇讓步和合作性政策；如果霸權國的遏制逆轉了上述預期，或者霸權國挑戰了崛起國捍衛自身關鍵利益的決心，則崛起國傾向於選擇強硬和對抗性政策。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主要是著眼於事實層面的經驗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即研究在特定條件下崛起國會怎麼做以及它們為什麼會這麼做；而不是規範性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不討論崛起國應當怎麼做，不評價崛起國所選策略的對錯優劣。當然，從理性和演化的視角看，倘若某種具有規律性的行為模式與崛起國的戰略利益存在根本或重大牴觸，那麼這種行為模式本身也不可能真正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對崛起國策略選擇規律的探討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參考意義。
本文以下分為四個部分。第二部分回顧學界在「對抗—讓步」取捨問題上的現有爭論。第三部分提出崛起國鷹鴿策略的取捨邏輯。第四部分考察德國、蘇聯和北宋三個案例以檢驗第三部分提出的理論假設。最後是結論。
二、現有理論爭論
……
三、崛起國鷹鴿策略的取捨邏輯
（一）大國競爭的動因問題
受以新現實主義為代表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和美國對外政策話語的影響，許多研究都認為安全是大國對外行為的最主要動機，引發大國間衝突的最主要機制是安全困境。[12]如果大國的目標函數真的只是確保自身安全，衝突真的只是源於無政府狀態下的恐懼和錯誤知覺，那麼螺旋模型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強硬反擊和對抗會損害自身利益（安全），適當的讓步和安撫有助於緩和和規避衝突。[13]
安全困境包括了囚徒困境和獵鹿博弈兩種可能的支付結構。[14]如果是獵鹿博弈，即雙方對彼此都選擇合作的偏好大於對己方背叛而對方合作的偏好，則這種情況下的「安全困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困境」，只需要簡單地建立信心措施即可實現合作。[15]相對而言，囚徒困境實現合作的難度要大很多，它也是國際關係學者用以分析大國衝突的一種常用模型。[16]但即使是在囚徒困境狀態下，由於相互合作是相互背叛的帕累託改善，因此國家間仍然可以通過適當的策略選擇和長期的互動形成互惠式的合作關係。[17]這也是螺旋模型和防禦性現實主義乃至制度主義核心政策建議的理論基礎所在。
但問題是，安全困境並不是導致國家間軍事和戰略競爭的唯一機制，真實的利益衝突同樣會引發類似的進程和結果。[18]在與霸權國的互動中，崛起國的策略選擇是否符合（遵循）螺旋模型的預期（建議），取決於雙方的戰略互動是否真的受安全困境機制的驅動。根據現有理論，安全困境的存在至少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中的一個：互動雙方的動機（motive）都只是確保自身安全而不是尋求增量利益；[19]互動雙方的意圖（intention）都不包括損害或削減對方的利益。[20]遺憾的是，在崛起國和霸權國的戰略互動中，這兩個條件都很難滿足。
首先，大國間戰略競爭的主要動機是榮譽和地位（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狹義意義上的權力）而不是安全。演化生物學、演化心理學的大量實驗顯示，對支配地位的渴望是動物的一種自然本性。[21]近年來，國際關係學界逐漸意識到將國家動機純粹簡化為追求安全的錯誤，[22]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地位動機的普遍性和重要性，[23]指出以追求地位為主要動機的位置競爭（positional rivalries）是大國戰略競爭的主要類型。[24]在位置競爭下，崛起國和霸權國的衝突源於真實的利益衝突而不是無政府狀態下的恐懼。霸權國會擔心崛起國的崛起導致自己地位的下降，由此產生的地位焦慮會促使霸權國阻撓崛起國地位的提升，[25]甚至即使崛起國主動進行戰略收縮也難以弱化霸權國的威脅認知。[26]
對崛起國來說，儘管由於其實力處於增長軌道因而在多數時候只尋求改變實力分布而不尋求改變現有秩序和規則，但隨著實力對比的持續變化，霸權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與崛起國的利益訴求之間的矛盾會逐漸突顯，[27]畢竟崛起國在現有國際秩序下只能縮小與霸權國的實力差距，而難以成為第一領導國並建立新的國際秩序。[28]面對霸權國的阻撓，追求地位提升的動機會驅使崛起國採取相應的策略，[29]甚至會採取冒險和侵略性行動以抵抗地位固化的阻力。[30]總之，受地位動機影響，崛起國和霸權國的衝突並不是什麼「困境」（dilemma）或「悖論」（paradox），而只是雙方利益衝突的直接表現，並且這種利益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是零和的。正如一篇評論所指出的，如今中美博弈「一方的獲勝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另一方的失敗：要麼中國臣服於美國主導的秩序，要麼美國撤出西太平洋」。[31]
其次，大國在戰略競爭中對彼此的意圖很難完全保持善意。崛起國與霸權國的競爭通常由實力對比變化而引發，隨著實力轉移的進行，霸權國會越來越難以相信崛起國的克制承諾，日益明顯的相對衰落前景會逐漸強化前者對後者發動預防性進攻的意圖。[32]近期的研究甚至顯示，即使放鬆「國家知道並能預見權力轉移」這個假定，權力轉移背景下承諾問題依然存在並且依然可能引發戰爭。[33]而對崛起國而言，發動衝突和戰爭能夠起到迫使其他國家承認其地位的效果，甚至無關其結果是勝是敗。[34]
綜上可見，大國戰略互動通常都不構成安全困境。正因如此，美蘇冷戰從整體上看並不屬於安全困境，[35]而更適合被視為是一種大國間的持久性競爭（enduring rivalry）。[36]同時這也能解釋為什麼文獻回顧中提及的多數實證研究都不支持螺旋模型的假設：因為該模型的理論前提在真實世界中很難完全滿足。釐清大國競爭的動因問題，為我們準確揭示大國互動中崛起國一方「對抗—讓步」策略的取捨邏輯掃清了障礙。
（二）消耗戰博弈下崛起國的決策邏輯
相比較於由安全動機驅動的安全困境模型，有地位動機驅動的大國競爭更適宜用「消耗戰」博弈加以刻畫。在消耗戰博弈下，博弈雙方為爭奪某個利益而展開競爭，當其中一方選擇退出時另一方贏得該利益；在雙方都未選擇退出時，雙方每堅持一輪都須支付相應的成本。在這個限定下，對每個參與者來說，對方退出的時間越早，己方收益越大；對方下一輪退出時己方的收益大於己方在這一輪退出時己方的收益。[37]當兩個大國投入資源爭奪地位、榮譽和權力，且雙方均難以在某單次戰爭中取得對對方的決定性勝利時，雙方的競爭與消耗戰博弈的上述兩個特徵相吻合：雙方都希望對方先退出競爭，並且為了迫使對方先退出，雙方都願意比對方堅持更長的時間。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因素左右著這場「消耗戰」的勝負，進而影響著博弈參與者的決策？
1. 物質資源（實力）對比
競爭雙方可支配物質資源的總量對比從根本上決定了消耗戰博弈的最終結局：誰的資源總量更大，誰就能堅持更長的時間。[38]這意味著，在完全信息情況下，（物質資源總量較多的一方在第一輪選擇爭奪，較少一方在第一輪選擇退出）是該博弈的純策略納什均衡。[39]不過，大國物質資源的對比不是靜止不變的，大國一方面會因競爭而消耗資源，另一方面又會因經濟生產而創造資源。如果經濟發展創造資源的速度超過了自身因競爭而消耗資源的速度，那麼國家的可支配資源總量仍然會隨時間增加。顯然，那些物質資源「淨增速」（經濟發展創造資源速度減資源消耗速度）較低的大國，將最終因相對物質資源較少而敗下陣來。因此，處於權力轉移過程中的大國一方面會關注各自實力隨時間的相對變化趨勢，[40]另一方面，相比較於軍事實力，大國特別是守成大國會更加關注經濟發展潛力。[41]
崛起國的定義決定了其物質實力增速快於霸權國。這種相對有利的實力變化趨勢決定了崛起國在「對抗（強硬）—讓步（溫和）」的政策光譜中存在偏好後者的固有傾向。這是因為，首先，時間在崛起國一邊，相比較於現在，崛起國在未來與霸權國交戰或談判的處境將更為有利，[42]因此，崛起國有動機推遲衝突。其次，避免衝突有助於保持和促進崛起國的實力增長趨勢，如果過早選擇強硬和對抗策略，則不僅會喪失原有的積累實力的機會，而且會招致其他國家的制衡，從而額外消耗自己的發展潛力。[43]第三，根據前景理論，實力崛起的過程處於收益區間，在該區間下行為體會更傾向於規避風險。[44]因此，相比較於地位下降所引發的地位焦慮（status anxiety），地位上升速度低於實力增長速度所引發的地位不一致（status inconsistency）導致國家採取冒險舉動的可能性更低。[45]
也正因如此，越來越多的批評者質疑經典權力轉移理論關於崛起國有修正主義傾向的理論預設，畢竟崛起國冒險用一種未經檢驗的新秩序取代一種正在促使其崛起的現有秩序，還不惜為推翻現有秩序、建立和維持新秩序支付巨大的成本，這樣的設定是令人費解的。[46]正如戴爾·科普蘭（Dale C. Copeland）所說，「對於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而言，幾乎沒有理由去發動一場大戰或者一輪顯然會引起大戰的危機」，「只要冷靜對峙下去有利於本國的發展，就沒有理由打破現有的格局」。[47]從這個意義上講，崛起國的「修正主義」主要體現在改變現有物質實力對比而不是現有秩序的規則和制度上。[48]具體到中國這個崛起國，隨著實力的增長，中國在處理領土爭端時使用武力的意願在下降而不是上升。[49]
總之，相對物質資源是消耗戰博弈的根本約束，崛起國的實力增長預期使其有意願在較長時間內選擇較為克制的合作性政策。2018年美國為打壓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動貿易戰，但中國政府認為「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大勢沒有變」。[50]基於這一判斷，中國在貿易戰中的應對總體保持了克制和合作的姿態。[51]20世紀30年代，面對德國的不斷挑釁和擴張，英國政府認為通過大規模重整軍備，自己與德國的實力均衡能夠在30年代末得到恢復，因此決定在此之前對德綏靖以爭取更多的發展時間。[52]
反過來，如果霸權國的打壓和遏制政策使崛起國的實力增長預期逆轉，則崛起國出於奪回自身物質實力發展主動權的理性考慮以及身處損失區間願意承受風險的心理傾向，會轉而選擇強硬和抗爭性策略。一戰後日本工業結構所需的原材料和石油幾乎完全依賴進口，而美國和英國自1930年之後開始增加貿易限制，到1941年8月，美英等國切斷了對日所有石油貿易，對此日本決策者一致認為，除非恢復石油進口，否則經濟衰退將危及長期安全。為恢復貿易，日本天皇最終批准了全面戰爭計劃。[53]
2. 決心對比
相對物質實力並不是決定消耗戰博弈結果的唯一因素，因為現實世界中博弈雙方的資源總量以及各自願意投入的資源總量等信息往往是不對稱的。在不完全信息情況下，誰能讓對方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意願消耗比對方更多的資源（堅持更多的輪次），亦即展示更大的決心（resolve），誰就能夠迫使對方首先退出競爭。這一點在核對抗中體現得最為明顯，[54]而即使是常規軍事衝突中，決心與衝突結果也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55]從博弈模型來看，不對稱信息條件下消耗戰中表現更加強硬、更有決心的一方預期收益更高。[56]
消耗戰博弈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參與者有動機證明和捍衛自己的決心。國家不僅僅關注自己行為的短期結果，還關心其長期影響。[57]其他國家會觀察一國的行為並根據其既有行為所建立的聲譽做出相應的決策。[58]在這種情況下，當一國決心遭到對手的質疑和挑戰時，前者必須要考慮如果自己在當下做出讓步會對自己決心的聲譽（reputation of resolve）造成何種影響，進而對自己在未來博弈中的處境產生何種影響。實證研究顯示，發出威脅的一方如果在過去的強制性外交中做出過讓步，則當前其威脅的目標方做出讓步的可能性更低；[59]過去退縮過的國家更有可能在未來遭到挑戰。[60]
由於一國過往行為所建立起的決心的聲譽能夠增加自己在未來博弈中討價還價的籌碼，[61]聲譽越高越有可能迫使對手在未來輪次首先退出博弈，[62]因此捍衛決心的聲譽必然成為大國競爭中影響大國決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個體預期未來博弈的輪次越多，聲譽對個體的重要性越大。[63]對自身決心的聲譽的關切會直接影響大國在「對抗（強硬）—讓步（溫和）」政策光譜中的選擇。實證研究顯示，決策者越重視他國對本國決心的看法，就越願意將爭端升級而不是讓步。[64]向對手證明自己的決心，是國家發動軍事衝突的重要動機。[65]
1995年5月美國宣布允許中國臺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訪美。中國決策層對美國此舉意圖的判斷是「測試一下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底線」，看中國是否會「吞下李登輝訪美苦果」。為打消美方幻想、展示捍衛本國主權的決心，長期堅持韜光養晦戰略的中國政府迅速做出決定，採取了包括開展連續9個月大規模臺海軍事演習、召回駐美大使、暫停兩國副部長級以上高層訪問在內的一系列強硬反擊措施。[66]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建立和捍衛自己決心的聲譽同樣是影響近期中國在南海地區採取強制政策的重要考量。[67]
3. 理論假設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將崛起國應對霸權國挑戰時的決策邏輯總結為如下三個假設：
假設1：如果霸權國挑戰的主要目標是抑制崛起國物質實力（主要是經濟實力）的發展潛力，但這種挑戰和遏制並未從方向上逆轉崛起國對自己未來實力發展前景的原有預期，則崛起國的政策偏好是規避風險，傾向於選擇讓步和合作性政策。
假設2：如果霸權國抑制崛起國物質實力增長的行為逆轉了崛起國對自身發展前景的預期，由預期收益轉變為預期損失，則崛起國的偏好是接受風險，傾向於採取強硬和對抗性政策。
假設3：如果霸權國試圖試探和挑戰崛起國捍衛自身利益的決心，使崛起國感到如果在當前做出讓步，則不僅當前自己須付出重大代價，而且未來對方很可能會提出更過分的要求，那麼崛起國會傾向於接受風險，選擇強硬和對抗性政策。
四、案例研究
……
五、結論
解決「對抗—讓步」兩難問題的關鍵是明確互動雙方的動機和首要目標。如果雙方動機均為確保自身安全，首要目標都是避免衝突和維持合作本身，那麼讓步（合作）性策略顯然更有助於實現這類目標，也更易被國家所採用。但在崛起國和霸權國的戰略互動中，兩個大國都絕難將自己的目標僅僅限定在維持本國（生存）安全上，而往往均將相對地位和影響力作為自己的主要戰略目標。在這一目標函數下，面對霸權國的打壓和遏制，崛起國在「對抗—讓步」策略光譜中的偏好將受到可支配物質實力對比、決心對比以及實力變化趨勢三個因素的影響。
自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尚未改變中國政府關於「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大勢沒有變」的判斷，因此截至目前中國對美外交總體仍保持克制和合作。根據本文理論，如果未來美國聯合其他國家加速與中國經濟脫鉤，強化對中國科技封鎖，並由此影響到中國在本世紀中葉實現民族復興的自我預期，或者美國在臺灣、南海等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嚴重挑戰中國的決心，中國外交的戰略取向將被迫向對抗（強硬）端傾斜，如此則中美兩國在短期內的對抗乃至敵對局面將很難避免，世界被重新割裂為兩大對立陣營的冷戰風險亦將顯著上升。在當前對華強硬已成美國兩黨最大共識的情況下，上述暗淡前景出現的可能性正在迅速上升。中國在選擇對抗性戰略之後如何儘可能減少對抗對自身國力增長的負面影響，將是中國能否贏得這場「消耗戰」的下一個關鍵性課題。
[1] 羅伯特·傑維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秦亞青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章；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4, 1992, pp. 497-538. 心理學對威懾和螺旋模型的討論參見Edward J. Lawler, 「Bilateral Deterrence and Conflict Spir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Edward J. Lawler ed.,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Vol. 3)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6), pp. 107–130.
[2] Frank C. Zagare and D. Marc Kilgour, 「Deterrenc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0, No. 1, 1998, pp. 59-87.
[3] 羅伯特·傑維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第97—98頁；Jack S. Levy, 「Misperception and the Causes of War: Theoretical Linkage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1, 1983, pp.76-99;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1, 2011, pp. 2–35.
[4] Andrew Kydd, 「Gam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1997, pp. 371-400; Charles 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55–92.
[5] 這兩種理論的分歧和爭論參見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1997, pp. 445–477;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 42–63; 宋偉：《國際結構與國家行為：「內鬥的現實主義」》，《外交評論》2007年第1期，第46—55頁。
[6] Karl P. Muell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Redux: Avoiding Great Power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2, No. 4, 2018, pp. 76-93.
[7]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p. 84-95.
[8]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2012, pp. 163–177; Steve Chan, Weixing Hu, and Kai He, 「Discerning States』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Orientations: Comparing China and the U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2, 2019, pp. 613-640; Ghazala Yasmin Jalil, 「China’s Rise: Offensive or Defensive Realism,」 Strategic Studies, Vol. 39, No. 1, 2019, pp. 41-58.
[9] 相關爭論和討論參見Xuetong Yan,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2, 2014, pp. 153–184; Jinghan Zeng,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tate of Debate in China (1998-2014),」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2, 2016, pp. 422-442; Jinghan Zeng, 「Is China Committed to Peaceful Rise? Debating How to Secure Core Interes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4, No. 5, 2017, pp. 618-636; 高程：《中美競爭視角下對「穩定發展中美關係」的再審視》，《戰略決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25頁。
[10] 相關爭論和討論參見Li Wei, 「Towards Economic Decoupling? Mapping Chinese Discourse on the China–US Trade Wa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4, 2019, pp. 519–556; Alexander Lukin,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China’s Strategic Future,」 Survival, Vol. 61, No. 1, 2019, pp. 23-50.
[11] 關於中美新冷戰風險的討論參見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Edward Luce, 「Getting Acclimatized to the U.S.-China Cold War,」 Financial Times, July 19,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a3062586-a9ac-11e9-984c-fac8325aaa04; Yuen Foong Khong, 「The U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Analogy,」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1, 2019, pp. 223-237; Melvyn P. Lefer, 「Avoiding another Cold War,」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1, 2019, pp. 205–212; Minghao Zhao, 「Is a New Cold War Inevitabl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3, 2019, pp. 371–394.
[12] 王浩：《中國崛起與東亞安全困境：界定、解析及應對》，《太平洋學報》2015年第6期，第40—50頁；吳日強：《中美如何避免核軍備競賽》，《當代美國評論》2017年第2期，第39—60頁；李燕燕：《戰略互疑、安全困境與中美關係解析》，《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3期，第48—59頁；吳志遠、馬相伯：《競爭中的戰略：中國、美國和印太安全困境》，《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9年第2期，第45—55頁；魯傳穎：《中美關係中的網絡安全困境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2019年第12期，第16—22頁；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lemma: Deterring a Taiwan Conflic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4, 2002, pp. 7-21;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p. 22–24, 27–29;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4–17; Yong Deng, 「Reputat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China Reacts to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6–21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Sino–US Relations: A Response to Yan Xuetong’s Superficial Friendship Theor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1, 2011, pp. 5–29;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Jonathan F. Solomon, 「Demystifying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Great-Power Conflict and East Asian Peace,」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7, No. 4, 2013, pp. 136-139; Adam P. Liff and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2, 2014, pp. 52–91; James Samuel Johnson, 「Chinese Evolving Approaches to Nuclear 『War-Fighting』: An Emerging Intense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 and Threats to Crisis Stability in the Asia Pacific,」 Asian Security, Vol. 15, No. 3, 2019, pp. 215-232; Adam Breuer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Memes, Narratives and the Emergent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OI: 10.1080/09557571.2019.1622083, 2019. 當然也有少數聲音質疑安全困境在中美關係中的適用性，參見Andrew Scobell, 「Learning to Rise Peacefully? China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6, 2012, pp. 713–721.
[13]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rles L. 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3;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chapter 5.
[14]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pp. 15-17. 另參見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70-186.
[15]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p. 16.
[16] 曹德軍：《關係性契約與中美信任維持》，《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9期，第94—95頁；黃海濤：《不確定性、風險管理與信任決策——基於中美戰略互動的考察》，《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12期，第138頁；Michael P. Marks, 「The Prison as Metaphor: Recasting the 『Dilemm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26, No. 3, 2001, pp. 351-354;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7] Warner Wilson, 「Reciprocation and Other Techniques for Inducing Cooperation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5, No. 2, 1971, pp. 167-195; Jean-Pierre P. Langlois, 「Perfect Equilibria and Stable Cooperation in the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and Related Gam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11, No. 2, 1991, pp. 69-98; Duncan Snid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Relative Gains Maximiz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4, 1991, pp. 387–402; Joshua S. Goldstein, 「Great-Power Cooper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Limited Reciprocity: From Empirical to Form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 No. 4, 1995, pp. 453–477.
[18] Adam P. Liff and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pp.63-65.
[19]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pp. 171-201; Robert Jervis, 「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3, No. 1, 2001, p. 38.
[20]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2009, p. 595. 另參見Ken Booth and Nicholas J.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pp. 4-5.
[21] David M. Bus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in Mind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8), pp. 355-360. 另參見Roger D. Masters, 「The Biological Nature of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2, 1983, pp. 161–193; Bradley A. Thayer, 「Bringing in Darwin: Evolutionary Theo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 pp. 124-151; Arthur J. Robson, 「Evolution and Human N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6, No. 2, 2002, pp. 89-106.
[22] Daniel Markey, 「Prestige and the Origins of War: Returning to Realism’s Roots,」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4, 1999, pp. 126-172; Randall L. Schweller, 「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8-68; Jonathan Kirshner, 「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1, 2010, pp. 53–75.
[23]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Thomas J. Volgy et al., 「Major Powe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omas J. Volgy et al., eds., Major Powers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1-26;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 Michael P. Colaresi, Karen Rasler, William R. Thompson, Strategic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Position, Space and Conflict Esca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55-156.
[25] Tudor A.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14, pp. 125-152.
[26] 劉博文：《崛起國的戰略收縮緣何逆轉——以日本（1920—1927）和蘇聯（1953—1960）為例》，《外交評論》2020年第1期，第99—107頁。
[27] 劉豐：《國際利益格局調整與國際秩序轉型》，《外交評論》2015年第5期，第46—62頁。
[28] 徐進：《理念競爭、秩序構建與權力轉移》，《當代亞太》2019年第4期，第4—25頁。
[29] Debora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另參見Michelle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 and Rising Pow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0]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Obstructed Amb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1] 「China v.s. America: A New Kind of Cold War,」 Economist, May 19, 2019, p. 9.
[32]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1, 2006, pp. 169-203; Jack S. Legy, 「Preventive War and the Bush Doctrine: Theoret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Roots,」 in Stanley Renshon and Peter Suedfeld eds., The Bush Doctrine: Psychology 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Terro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75-200; Sam R. Bell and Jesse C. Johnson, 「Shifting Power,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Preventive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No. 1, 2015, pp. 124-132.
[33] Muhammet A Bas and Robert Schub, 「Peaceful Uncertainty: When Power Shocks Do Not Create Commitm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4, 2017, pp. 850–866.
[34] Jonathan Renshon, 「Status Deficits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0, No. 3, 2016, pp. 513-550;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35] Robert Jervis, 「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 pp. 36-60;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pp. 185-187.
[36] Deborah Welch Larson, 「The U.S.-Soviet Rivalry,」 in William R. Thompson ed., Great Power Rival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pp. 371-390.
[37] J. Maynard Smith,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Conflict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 47, No. 1, 1974, pp. 209-221. 朱·弗登博格、讓·梯若爾：《博弈論》（黃濤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02頁。
[38] 周方銀：《消耗戰博弈與媾和時機的選擇》，《國際政治科學》2007年第3期，第61—63頁；Catherine C. Langlois and Jean-Pierre Langlois, 「Should Rational States Really Bargain While They Figh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eorgetown University, Georgetown, Washington, DC/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San Francisco, CA., 2012. 另參見毛澤東：《論持久戰》，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450頁。
[39] Prajit K. Dutta, Strategies and Games: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pp. 125-126.
[40] 戴爾·科普蘭：《大戰的起源》（黃福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41] 肖河、蒙克：《「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對稱競爭戰略》，《國際政治科學》2019年第1期，第19—52頁。
[42] 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4.
[43] David M. 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 23.
[44]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1979, pp. 263-292;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87-112.
[45] Tudor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pp. 125–152.
[46]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1999, pp. 694-699; Randal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2-7; Zhou Jianren, 「Power Transition and Paradigm Shift in Diplomacy: Why China and the US March toward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1, 2019, p. 10.
[47] 戴爾·科普蘭：《大戰的起源》，第50、70頁。
[48] 亞歷山大·庫利等將修正主義劃分為改變現有秩序和現有實力分布兩個維度，只改變實力分布不改變現有秩序的國家稱為位置主義國家（positionalist state）。Alexander Cooley, Daniel Nexon and Steven Ward, 「Revising Order or Challenging th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An Alternative Typology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5, No. 4, 2019, pp. 698-699.
[49] M. Taylor Fravel, 「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 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2007/2008, p. 47.
[50] 韓潔等：《展望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大勢》，新華網，2019年8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8/15/c_1124879273.htm。
[51] 相關政策爭論和梳理參見Li Wei, 「Towards Economic Decoupling? Mapping Chinese Discourse on the China–US Trade War,」 pp. 537-540.
[52] Norrin M. Ripsman and Jack S. Levy, 「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pp. 148–181. 從物質實力看，20世紀30年代中期德國已是歐洲無可爭議的霸權國，相關數據參見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6-31.
[53] Dale Copeland, 「Modeli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September 1995, quoted from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 26.
[54]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2-125; Robert Jervis, 「Why Nuclear Superiority Doesn’t Matt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4, No. 4, 1979/1980, p. 631; Robert Powell,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Strategic Nuclear Deterre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0, No. 1, 1985, p. 78; 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8-41, 105; Robert Powell,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3-45. 核對抗是典型的膽小鬼博弈，而膽小鬼博弈是消耗戰的靜態形式，參見Prajit K. Dutta, Strategies and Games: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25-126.
[55] Zeev Maoz, 「Resolve, Capabilities, and the Outcomes of Interstate Disputes, 1816-1976,」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7, No. 2, 1983, pp. 195-229.
[56] Clara Ponsati and József Sákovics, 「The War of Attrition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Vol. 29, No. 3, 1995, p. 240.
[57] John J. Mearsheimer, 「Reckless States and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2, 2009, p. 244.
[58] Mark J. C. Crescenzi, 「Reputation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2, 2007, pp. 382-396; Joe Clare and Vesna Danilovic, 「Reputation for Resolve, Interests, and Conflic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9, No. 1, 2012, pp. 3-27.
[59] Timothy M. Peterson, 「Sending a Message: The Reputation Effect of US Sanction Threat Behavi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7, No. 4, 2013, pp. 672–682.
[60] Dustin H. Tingley and Barbara F. Walter, 「The Effect of Repeated Play on Reputation Building: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pp. 343-365; Alex Weisiger and Keren Yarhi-Milo, 「Revisiting Reputation: How Past Actions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73–495; Chong Chen, 「Territorial Dispute Initiation by Weaker Stat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1, No. 3, 2018, pp. 339–372.
[61]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p. 124; Barry O』Neill, Honor, Symbols and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Keren Yarhi-Milo, 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eaders, Resolve, and the Use of For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62] zyurt Seluk, 「Building Reputation in a War of Attrition Game: Hawkish or Dovish Stance?」 The B.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6, No. 2, 2016, pp. 797-816.
[63] Dustin H. Tingley and Barbara F. Walter, 「The Effect of Repeated Play on Reputation Building: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p. 344.
[64] Allan Dafoe and Devin Caughey, 「Honor and War: Southern US Presidents and the Effects of Concern for Reput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68, No. 2, 2016, pp. 341-381.
[65] Joe Clare and Vesna Danilovic, 「Multiple Audiences and Reputation 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6, 2010, pp. 860-882; Krista E Wiegand, 「Militarized Territorial Disputes: States』 Attempts to Transfer Reputation for Resolv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No. 1, 2011, pp. 101–113.
[66] 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308頁；牛軍：《三次臺灣海峽軍事鬥爭決策研究》，載張沱生、史文主編：《對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機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199頁。
[67] Ketian Zhang, 「Cautious Bully: Reputation, Resolve, and Beijing’s Use of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11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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