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博古圖》著錄重器驚現江陰!

※  lot2519   銅仲駒父簋

H:24.5cm W:34.9cm

簋蓋銘文十八字：錄旁中（仲）駒父乍（作）中（仲）姜簋，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孝。

簋腹銘文二十字：隹四月既死霸庚午，賸作（宜刂）/刞寶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

來源：1.Acquired in London prior to 1986.

2.The Michael Michaels Collection of Early Chinese Art.

仲駒父簋蓋著錄：

1、《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三十卷》，宋王黼編，元刻至大重修本；

2、《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録三十卷》，宋王黼編，明嘉靖七樂安蔣暘覆刊元本

3、《博古圖錄考證》，明萬曆二十四年鄭樸刻本；

4、《泊如齋重修宣和博古圖三十卷》，宋王黼編，泊如齋重修，明萬曆年本；

5、《宋拓石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黃丕烈舊藏宋拓本；

6、《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宋薛尚功撰，明萬曆十六年萬嶽山人刻朱印本；

7、《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宋薛尚功撰，清嘉慶二年阮元刻本；

8、《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發帖二十卷》，宋薛尚功撰，民國廿四年海城于氏景印明崇禎朱氏刻本；

9、《嘯堂集古錄二卷》，宋王俅撰，明萬曆影宋本；

10、《嘯堂集古錄二卷考異二卷》，宋王俅撰，清嘉慶十七年鴛湖張氏醉經堂刻本；

11、《殷周金文集成·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輯，中華書局，2007年；

12、《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十》，吳振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中鴻信2019春季拍賣會拍品

文/吳曉懿（中山大學古文字博士）、李默弢

麥可·麥可斯（Michael Michaels）（1907-1986）是英國倫敦的一位重要的青銅器收藏家，2017年11月，英國康普頓弗尼美術館部分館內珍藏聯同麥可・麥可斯(Michael Michaels)家族的中國古代藝術珍藏於佳士得倫敦國王街展廳展出，轟動一時。展覽結束，麥可的藏品也通過佳士德逐漸釋出，流入市場，本次拍賣的青銅簋便來自麥可的舊藏，是一件來源清晰，傳承有序的青銅重器。

銅仲駒父簋（局部）

此簋器蓋、器身圈口等徑，扣合嚴整，然兩者紋飾有明顯差異，再加上器蓋、器身銘文的內容和書風皆不相吻合，不難判斷這是一件蓋、身彼此失群的青銅簋組合。青銅器因部件分離或可活動的自身原因，古來因遷徙、盜掘而失群的例子不在少數。著名的例子有湖南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皿方罍，出土後因盜賣而身首分離，歷經近一個世紀的波折才得以聚首，即使在器身下落不明的當時，器蓋的歷史文物價值絲毫不受影響。同樣，客觀地對待此「失群」的青銅簋，或許能發現不一樣的價值所在。

銅仲駒父簋（局部）

此簋蓋呈球面，上部有圈狀抓手，蓋沿飾竊曲紋，蓋面飾瓦紋。內壁鑄銘文十八字：錄旁中（仲）駒父乍（作）中（仲）姜簋，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孝。此器表銅色青綠，朱斑燦然，通體包漿渾厚，潤澤可喜。蓋內緣稍露有斑駁的青銅原色，或經賞玩日久，有傳世青銅器的典型特徵。

名為仲駒簋之器，在北宋王黼所纂的《宣和博古圖》中即有三件著錄，其中兩件為整器，另一僅遺器蓋。宋代著錄器物的方式是僅以線圖勾描器型、摹寫銘文，再用文字描述器物的紋飾、重量等方面的特徵。由於缺少器物細節具體而明晰的影像資料，失真之處在所難免。若欲與傳世實物一一對應，需要要在尺寸、重量、銘文等細節考證上費一番周折。

如今，能證實與《宣和博古圖》上仲駒簋相對應的實物，為當代資深收藏家雷鳴先生所藏的一件仲駒簋。此仲駒簋體扁圓，深腹，器身與蓋完整合一，器、蓋相結合處上下主體飾以竊曲紋，竊曲紋上下又各飾以瓦紋，器身下部是一圈垂鱗紋，三足皆以獸頭獸足飾之，腹兩側飾龍耳，一對龍耳下飾垂珥，整器造型莊嚴，文飾工藝精美，視覺渾厚尊貴。是典型的西周中晚期簋的形制。藏家通過把著錄中的尺寸、重量換算為現今的度量衡，再與實物相較，證實了此為《宣和博古圖譜》著錄的周仲駒父敦（簋）一。

雷鳴先生藏西周仲駒簋

《宣和博古圖》周仲仲駒敦（簋）一

第二件仲駒簋今藏美國弗利爾博物館。器型、紋飾和銘文與上者基本一致，此簋高22.2cm，寬33.5cm，重5.13kg，與雷鳴先生所藏仲駒簋的高21cm，重4.2kg的數值相當，與《博古圖》的數值也頗為契合。下為器影和博古圖中周仲駒父敦（簋）二的參照對比：

美國弗利爾博物館藏西周仲駒簋

《宣和博古圖》周仲駒敦（簋）二

那麼，本次出現的「仲駒簋蓋」是否能與《博古圖》中單獨著錄「周仲駒父敦蓋」相吻合呢？

首先看《宣和博古圖》對三件仲駒簋的描述：

前一器通蓋高9寸1分，深4寸3分，口徑6寸5分，腹徑9寸6分，容7升9合，共重17斤6兩36銘。次一器通高8寸9分，深4寸1分，口徑6寸6分，腹徑8寸9分，容7升5合、共重17斤，36銘。後一器高2寸8分，口徑七寸七分，重2斤14兩，18銘。

《宣和博古圖》周仲駒敦（簋）蓋

《宣和博古圖》成書於北宋宣和年間，由宋徽宗敕撰，王黼編纂，其度量衡必以宋太府尺和太府秤為官方標準：在尺度方面，一尺為31.4釐米；權衡方面，一斤為661克，一兩為41.3克（宋代一斤為十六兩，非同現代一斤十兩說）①。根據這一標準，可以根據《博古圖》記載的數值進行換算，得出：

器高：0.28x31.4=8.792cm；

口徑：0.77x31.4=24.178cm；

器重：2x661+14x41.3=1900.2g≈1.9kg。

與實際測量數值：器高8.5cm、口徑：23.4cm、器重1.8kg相比十分接近。況且經歷了北宋至今900多年漫長歷史，青銅本身的緩慢氧化過程會導致銅質的流失使其質量減輕，還有一些物理因素的作用，如碰撞、擠壓等，也會導致尺寸上的微小誤差。以上得出的數據誤差都在合理的區間，故不啻為一組可以證明「著錄與實物相符」的可靠依據。

三簋既為傳世器，其出土地域今已不可考，但根據銘文，仍能解讀出一些與器主相關的信息：蓋銘開篇中的「錄旁」，即錄方，也即六國。「錄」在史籍中載為「六」，偃姓，歷夏、商、周三代。為皋陶之後，地處今安徽六安。周成王時器《大保簋》記云：「王伐錄子，聖摣厥，反。王降徵令於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迎大保，賜休餘土，用茲彝對令。」這是周初徵伐六國的記載。另有說法是經歷這場徵討的戰爭，錄（六）人臣服，像眾多的東夷部族一樣被迫南遷，於是才到達今天的安徽六安縣境。上述釐清了器主人仲駒父所屬的地域，或說是人物活動的地域。這裡的「仲駒父」，據陳秉新考證，疑即駒父盨銘之「駒父」，是奉命向南淮夷索賦的周朝官員。②若此說法成立，「駒父」的官階並不會太高，因為根據駒父盨銘的信息，「駒父」出使南方各諸侯國是司徒南仲邦父直接命令的，換言之南仲邦父是仲駒的上司。作為司徒的南仲邦父應為卿大夫，依照《春秋·公羊傳》的列鼎制度，在祭祀中只配享五鼎四簋，而他的下級「駒父」至多也只能是三鼎二簋的待遇了。但《宣和博古圖》出現的三簋，顯然與列鼎制度中簋為雙數的原則不合，依此，仲駒簋的數目應為「四」方才合理，出土時可能遺失了一器半身，導致現今僅存二器半蓋。也說明了「駒父」可能因為某些暫不可考的原因，享受著與駒父盨銘中身份不相符的禮儀。銘文中「錄旁中（仲）駒父乍（作）中（仲）姜簋」中的仲姜，陳秉新考釋為仲駒父夫人，姜姓。③由此可以得知，這組西周晚期的仲駒簋，是仲駒父為享祭其亡妻所鑄之器。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仲駒父簋蓋銘文和簋腹銘文是互為鏡面翻轉的，即腹銘所鑄為正字，蓋銘為腹銘的鏡面翻轉，與《博古圖》中的線畫著錄相符，也和雷鳴先生所藏仲駒簋簋蓋銘文一致。此現象稱「反書」，是古文字構型裡一個特殊的現象，在三代青銅器銘文裡並不稀見，但一般都出現在銘文篇幅裡的個別的單字當中，像這樣通篇反書，並與其正書銘文並存於同一器物上的情況就屈指可數了。論者認為，這裡可能融入鑄器者的特殊陰陽觀，他為了讓被祭祀的神靈讀清銘文的內容，所以在文字方向上做出了調整。試想當簋蓋與簋身扣合之時，蓋銘朝下方的投影，顯現出的即是正字，恰好與簋腹銘文重合，此設置也暗合了神靈俯瞰下界的視角。

仲駒簋蓋經《宣和博古圖》著錄已成定讞，證明其至少在北宋或北宋以前就已出土，流傳至今已逾九百餘年。它連同另兩件仲駒簋一起，不知曾藏於何人秘篋之中，鮮有人能窺見全貌，亦不知何時輾轉散落至歐美及東瀛，終於在資訊發達的當代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方感未曾湮滅之萬幸。作為《博古圖》裡最後現身的器蓋，其珍貴的文物價值自不待言。

兩簋蓋銘文對比圖（作為仲駒簋蓋，右為仲駒簋一蓋）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著錄

《嘯堂集古錄》著錄

《殷周金文集成》著錄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十》著錄

此簋弇口鼓腹，矮圈足外撇，圈足連鑄三個獸面扁足，兩側有一對獸首耳，有垂珥。器沿飾兩道重環紋，腹飾瓦稜紋，圈足飾一道重環紋。為典型西周晚期器。簋腹有銘文二十字：

隹四月既死霸庚午，賸作（宜刂）/刞寶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

簋銘未見諸家著錄，同類器型多於陝西、山東、河南等地出土，所屬地或為周原王畿一帶。其金文筆畫起收圓潤，結體修長，通篇布局端莊工穩，富有靜穆的廟堂氣息。以下主要從銘文入手對器物進行探賾。

先看首句「隹四月既死霸庚午」，表紀時。「死霸」又作死魄，為記錄月貌的術語。漢許慎《說文》云：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饒尚寬說：「䨣為霸字聲符，又兼表義。因為雨水下皮革，浸溼處變形虛起， 未浸處依然如故，正應日照月球，受光面逐漸變白，背光面暗然轉黑之形貌。月面明暗相依，變化成型。」所以霸指月貌，泛指月球受光及背光之態勢。由霸進而說到生霸、死霸就比較好理解。生霸，月球受光面；死霸，月球背光面。《說文》「死，澌也。」《白虎通》 云：死之言, 精氣窮也。」④月球背光面，如精氣窮盡，故稱「死霸」。與「死霸」相對，月球受光面，稱為「生霸」。據景冰考正，既生霸是對應於「新月初見」至「滿月」的時段；既死霸是對應於「月亮出現虧缺」至「新月初見」的時段。⑤故此紀時句可譯讀為：在四月庚午日，月亮正好虧缺的那天。

第二句「賸作（宜刂）/刞寶簋」則表器物的歸屬。A作B簋是金文中常見的辭例，A為主語，是器主，亦是作器者，B為賓語，一般表享祀之人或表器物之用途。據此，看「賸作（宜刂）/刞寶簋」的銘文，「賸」在句中作主語，為作器者的人名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但一般來說，「賸」在金文裡多用作動詞，《說文》曰：「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副也。」後者亦寫作「媵」，「媵」在陪嫁的「媵器」銘文中常有出現，它在賸作（宜刂）/刞簋中作為人名，是個罕見的例子。接下來的「（宜刂）」字，是此簋銘最為引人注目之處，無論在字形還是句子成分，都有值得探究的地方。首先，「（宜刂）」在金文中的字例極少，除此簋外，僅在西周早期的（宜刂）鼎中出現過一例，釋文也僅隸定為（宜刂），沒有與通行字相關聯的別解。但（宜刂）字在甲骨文中，出現的次數則頗為頻繁，特在《甲骨文合集》等著錄裡摘選（宜刂）字。

（宜刂）從宜從刂，商承祚先生《殷墟文字類編》列「（宜刂）」於俎之下，云：從刀者，疑亦俎字，像操刀割肉也。」陳劍認為（宜刂）釋為俎不妥，「像操刀割肉」則可取。更準確地說，（宜刂）字象操刀於俎案上割肉。而獨立的「宜」字，本義為「餚」，系以「且」即俎案上畫出兩肉塊之形表義，肉塊之間被一橫或兩橫的闌界隔開。固（宜刂）應為「刀」、「且（俎）」和「（俎案上的）兩肉形」三個部分組成的一個圖形式的表意字。⑥ 在上面的甲骨文中，不難看到（宜刂）的簡省狀態，即「且」字兩闌界上下的「月（肉）」被省略而從「且」從「刀」的狀態，進而隸定為「刞」。關於「刞」的讀音，非同於作為耕土器的刞（qu四聲）的發音。關於此，陳劍先生以一系列的考證，證明了甲骨文中「刞」、「（女㬪）」、（爿月刂）」和「（晶俎刂）」的讀音與「秩」、「侄」相同或相近，詳情見陳劍《甲骨金文舊釋「將鼎」之字及相關及相關諸字新釋》。

金文小臣傳簋「伯（俎刂）父」、「（冬戈）方鼎」的「王（俎刂）姜」的（俎刂）字和（宜刂）鼎的「（宜刂）」字均為人名用字，而殷墟甲骨文的（宜刂）/刞」在多數情況下是作為田獵手段和祭祀動詞而存在的。綜上所述，再看賸作（宜刂）（刞）簋的「（宜刂）」字，同樣存在著兩種情況的釋義：一是名為「賸」者為祭祀名為「（宜刂）」者所作之簋，二則是名為「賸」者為祖先舉行「（宜刂）禮」所作之簋。這個時候，應該回到簋的基本用途上去考量，《說文》裡是這樣定義的：「簋，黍稷方器也。」段注引《周禮·舍人》注曰：「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也。」那麼，把簋作為盛放生肉進行「（宜刂）禮」的用器的說法就行不通了。故（宜刂）在這裡應作為人名用字。

賸作（宜刂）/刞簋作為一件新見的青銅簋首次面世，為金文「（宜刂）」字的青銅器上的出現增添一個寶貴的例證，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物價值。其中「賸」和「刞」的身份、器物確切的王世及其同時出土的器群等，都有待新材料的發現和進一步的研究。

本拍品仲駒父簋蓋銘文拓本

本拍品賸作刞簋腹銘文拓本

參考文獻：

①、《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丘光明、邱隆、楊平著，科學出版社，2001；

②、《百越研究·第2輯·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第十四次年會論文集》，陸勤毅，吳春明主編. 2011；

③、《出土夷族史料輯考——西周時期金文中的彝族方國》，陳秉新、李立芳著.2005；

④、饒文《釋「霸」》載《新疆師大學報》，1983；

⑤、《西周金文中紀時術語初吉、既望_既生霸_既死霸的研究》，景冰，《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8卷，第一期，1999年；

⑥、《甲骨金文舊釋「將鼎」之字及相關及相關諸字新釋》，陳劍，《出土文字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2008。

作者簡介：

吳曉懿

華南師範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博士後,中山大學博士,廣州美院碩士。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翰墨薪傳工程專家、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會員、嶺南印社副社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一項,獲國家出版基金支助項目一項,編寫書法教材三種。

藏品於6月30日——7月2日於江陰廣電美術館《江山如此多嬌》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特展中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