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許多經典、火爆的影視劇裡都出現了科幻女性角色，它們以女性形象來探討當下的性別議題以及女性權利問題。
21世紀的科幻女性角色
但回歸歷史，科幻小說長時間被視為一種大男孩的逃避主義文學，所以在我們的圈子裡有一種說法叫「老」、「白」、「男」——就是說在歐美科幻圈裡，長時間是年紀很大的白人男性作者佔據了主導地位。
陳楸帆
科幻作家
歷史上有許多女性作家，通過男性化名才得以發表作品甚至獲獎，也就是藉助於近50年來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以及平權運動，才讓這樣的境況得以改善。
而在中國又是另外的語境，中國當下崇尚的仍舊是美國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興起的黃金時代風格的科幻作品。在這種風潮的引領下，放眼看去——許多科幻作品中充斥著男性凝視、對女性符號化的描寫以及性別的刻板印象。
許多人身處其中並不自知，包括我自己。我也是藉由作品被翻譯成其他語言的契機，才得以從「他者」視角反思審視在自己創作中存在的性別問題。
但展開這個故事之前，我們先回到歷史，看一看科幻小說是如何與女性主義發生關係的。
烏託邦中的女性想像
回到1818年，現代科幻小說的源頭。很多人都忘了科幻小說其實是在一位女性作者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筆下誕生的，她創作的《弗蘭肯斯坦》也由此奠定了200年以來科幻小說的發展歷程。
《弗蘭肯斯坦》——瑪麗·雪萊
在這200年中，無數女性主義科幻小說作家藉由她們的作品，戲劇性地去呈現當下女性所面臨的複雜性問題，以此來探討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權利以及她們所具有的種種可能性。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多數烏託邦小說都塑造了一種將女性的權利與地位隱而不現的男性烏託邦模式。非常有意思的是，這些社會模式都是高度社會主義化的。
《她鄉》與《女媧石》
而在1907年，在夏綠蒂·柏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創作的《她鄉》裡面，首次創作出單性繁殖的女性烏託邦式想像。
在這樣的社會裡，每個女性都擁有自由選擇生育的權利，母親會與後代分離，嬰兒被集中地交由專業人士撫養，每一個女性都擁有終身學習、參與政治並且改造社會的權利。
非常有意思的是，吉爾曼設想了一種雙性同體的女性模式，將男性果敢獨立的氣質融入傳統女性慈愛母性的氣質，來挑戰父權社會思維給予女性傳統氣質的單一規定——也就是柔弱、敏感和順從。
幾乎是同時，中國出現了一本奇書《女媧石》（海天獨嘯子著 1904/1905），它想像的是席捲中華大地的一場「國女」革命。
這場「國女」革命有三個目的——第一就是滅內外上下賊，斬斷夫妻之情、男女之愛，尊崇獨立、自主、自尊的女性權利；另外一條激進的路子就是大建妓院，藉由女性肉體去感召轉化男性；還有一條更激進的路子，就是殺光天下男性。
然而在《女媧石》特別激進的女性烏託邦的想像裡，我們可以看到「國女」其實是非「女」的——這些想要反抗男性的女性，恰恰是在氣質上最接近男子氣概的女性，這些想要從男權/夫權獲得解放，拯救國家的女性，卻恰恰喪失了自我掌握能力而淪為工具。
她們在雙重意義上失去了自己的女性身份，一個是在氣質上不得不向男子接近，另外在身體上不得不獻給國家。「國女」非「女」，這些普遍意義上的女性其實並沒有獲得解放。
這兩部作品其實都是第一波女性主義在科幻領域的投影。它們最核心的訴求是爭取女性平等的政治參與權，最為凸顯的就是性別之戰的敘事模式——設想母系成員如何戰勝父權制的壓迫者，從而取得社會統治地位。
但這些故事其實傳遞了一種焦慮感。這種焦慮感將女性的價值和意義，視為對男性氣質和異性戀規範的威脅，反而削弱了對於更加平等的性別社會秩序的想像力。
身體改造會給女性帶來什麼？
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來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
二戰後歐美有許多女性投向了科幻文學，因為她們能從這種具有顛覆性和思想擴展性的文學題材中，獲取社會參與度以及美學上的創新性。
第二波女性主義作家的努力其實是為了將女性納入科幻小說的未來，創作出真實活躍的女性角色，而不是在過去的科幻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令人難以置信或不重要的角色。
比如在許多傳統男性作家創作的作品中，女性角色要麼是被外星怪物強姦的尖叫娃娃，要麼是衰老絕望的老年女科學家，要麼是忠誠的妻子，要麼是英雄的情婦，都是非常沒有自主性的配角。
這其實是科幻小說裡社會學想像力的缺失。因此一位女性主義作者喬安娜·羅斯（Joanna Russ），提出了「星際郊區」的概念。
美國作家喬安娜·羅斯
她說，很多科幻小說可以想像最狂野的科技創新，卻無法展示新科技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在很多故事裡，人類已經移居到整個宇宙，享受最為先進的技術以及上層建築，但是他們卻好像仍然生活在五十年代的美國郊區一樣，過著傳統的異性戀生活，養兩到三個小孩兒，所有性別及性別關係都沒有變化。這在她看來完全不可思議。
所以在這一波女性主義科幻小說裡，所有作家都在幻想這樣一種未來，女性經由科技力量改造身體，以獲取與男性平等的權利。當然也包括了怎樣擺脫傳統的性別二元論、傳統家庭以及繁衍模式，帶來更加平等的權利分配模式。
比如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Leguin）非常經典的作品《黑暗的左手》（1969）——它想像了在一個雌雄同體的文明中，性別是如何以流動的形式存在，所有與之而來的經濟、生育以及社會地位的權利分配，也因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而在1976年，電視屏幕上出現了這樣一個形象——《仿生女人》。主人公藉助科技力量改造自身，擁有了超強的聽覺以及運動能力，因此成為了政府的秘密特工，對抗邪惡的敵人，但是她白天仍然是非常甜美的中學老師的形象。這個劇集獲得了巨大成功。
《仿生女人》
所以影視圈往往比文學界落後，它們會從文學界借用一些非常吸引眼球、討好觀眾的符號性元素來獲取商業成功，卻拋棄了其中最為革命性與顛覆性的精神內核。
在這件事情上，不管是好萊塢還是中國都差不多，因此在性別意識上有突破性的影視作品更顯得難能可貴。
1979年誕生的《異形》系列，就非常具有性別上深刻的隱喻及反思。
《異形》系列
漢斯·魯道夫·吉格爾（H. R. Giger）設計的經典異形造型，其實帶有非常強烈的男性生殖器官的隱喻，包括異形通過向人類體內注射卵子，在宿主體內孵化成熟，最後破殼而出的整個過程，其實可以拿來跟女性的生育過程進行對比。
而我們的女英雄雷普利（Ripley）——貫穿整個系列去對抗怪物、拯救人類的角色——也被賦予了女性主義色彩。所以《異形》系列其實是一個被低估了的女性主義範本，值得我們好好細讀研究。
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伴隨著網際網路、信息科技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誕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性與性別平等已經成為了眾人所接受的語境，大家關注的其實是科技本身。
過往的科技可能被視為一個男性專利，帶有性別歧視的原罪。但在80年代至今的世界圖景與社會語境下，女性主義者們更加關注的議題是技術、社會與性別之間更豐富多元的關係。
這也就導致了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非常具有革命性意義的《賽博格宣言》在1985年的誕生。
《賽博格宣言》 唐娜·哈拉維著
她提出了一種賽博格形象——也就是人機結合體的形象——藉助這樣的形象去挑戰傳統的性別意識與身份政治。賽博格、外星人、虛擬身體、跨物種生命，這些都是在科幻裡的一種「他者建構」。藉由這些「他者建構」，我們可以去反思所有傳統的關於性別的定義以及關於身份認同的政治話語體系。
她也由此來批評，傳統的女性主義其實是白人中心主義的。那些理論中很難找到有色人種的位置，並會把一些有色人種或者第三世界國家女性的真實生存處境、歷史境遇忽略不計，而直接用自己的理論框架去囊括一切，其中也包括了中國女性的境遇。
在她的宣言下，新的女性主義科幻更重視一種寓言性，創作中表現為從性別平等走向了對性別之上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現象的批判。
這裡我要介紹非常著名的非裔美國女性作家，奧克塔維婭·E·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她在《種族滅絕》三部曲（1987-1989）以及一系列短篇小說裡，都描寫了外星人與人類的共生體。
奧克塔維婭·E·巴特勒的科幻作品
其中她寫到了一種外星人叫Ina。它是一種類似於吸血鬼的生物，寄居在人類身上，吸取人類以獲得它賴以生存的營養，同時會分泌一種類似於毒品的毒液，能夠給人類帶來新快感。
Ina對人血養分的需求以及人類對Ina「毒液」的成癮，將肉身性與習得性的欲望融為一體，歡愉與權利變得不可分割。Ina與人類的「共生體」保持著互聯而多元的關係。
一方面，受到身體需求的驅使，這是非自願的；另一方面，由於共同生存所必需，這又是自願的。這其中包含了對性、性別、種族與權利複雜關係的深刻思考。
個人寫作中的性別意識覺醒
回到開頭，為什麼我會意識到自己的創作裡存在嚴重的性別意識問題，其實還是藉助於「他者」視角。
2013年我的作品《荒潮》經由劉宇昆老師之手翻譯成英文，而我的美國白人女編輯卻發現了許多我以前沒有察覺到的問題。
比如說她會問我：
為什麼你要用「無辜」、「天真」、「脆弱」這些詞去反覆描寫你的女主人公？
為什麼你的女主人公一直在等待著被男性角色拯救？
為什麼你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是以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形象出現？
其中有一些確實是存在的，當然也有一些可以歸結為白人女性主義視角，因為我的女主人公是一個剛剛成年的中國鄉村打工妹，這樣的形象必然不可能像紐約上東區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白領獨立女性一樣，有著如此強的性別意識與主動性。
但是藉由她的「他者」視角，我得以重新審視自己的創作。我將視線放開到我身邊人的創作，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我發現諸如此類的性別偏見或者刻板印象，其實深刻地根植在我們的語言中。
比如在科幻小說中描寫的女性形象，往往是「美女教授」、「長發飄飄」、「胸部高聳」等充滿了男性凝視的形象。這種描寫不光存在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一代作家筆下，甚至在跟我同齡的80後、90後的一些作家筆下，我們依然能夠看到這樣的刻板印象存在。
陳楸帆科幻作品
因此我更加地深思，在我們的語言中究竟隱藏著多少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也由此去主動挑戰一些女性題材與視角。
比如《這一刻我們是快樂的》，探討的是技術對於生育的改變。在其中我去調查、採訪了許多母親，包括有一些朋友把她們作為隱私的孕期日記都分享給我。
比如《太空大蔥》，講述的是一個山東女孩怎樣上太空去種大蔥。在山東這樣一個傳統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地方，她怎樣在自我實現與家族期待之間尋求平衡。
當然我覺得這樣的探討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我也思考應該如何去創作一篇真誠的女性主義科幻，而不是僅僅把它作為一個標籤來使用。
《Good Hunting》——劉宇昆
在此我想推薦我非常好的朋友——劉宇昆在Netflix的《愛死機》（Love, Death & Robots）中的一個故事，《狩獵快樂》（Good Hunting）。它把中國神話裡狐狸精的故事進行了改寫。
狐狸精在我們的傳統語境中，往往代表著勾引、性感。而在這個故事裡，它被賦予了更多主動性——在男性中心、殖民主義、現代化科技的多重壓迫下，它通過融合改造，主動地選擇自己的新出路，並為社會帶來改革動力。
通過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劉宇昆如何擺脫男性凝視視角，給一些已經被性別染色的固有女性形象重新賦予新的含義。
所以歸根到底，重要的不是女性符號化的外觀或者舉止，而是如何給她真實的選擇權，如何讓她回歸到她真實身份以及地位所能做出的行為舉止，如何回歸到女性真實、平等、多元的自我本身。
這些都與性別立場無關。
回顧整個歷史，在這200年中，科幻小說和女性主義科幻小說的作者採用了不同的形式，去探討、批評性別及性別社會的種種現狀，並且尋求想像性的可能。
科幻小說其實提供了一個不同於現實的時空。在這樣的時空裡，女性可以擺脫當下現實中對於女性的規則標準以及束縛她擁有更多可能性的限制，去想像一種多元的性別認知、權利結構，以及平等公正的對待。
這就是我對於科幻現實主義最大的期望——它不光是作為一種文學而存在，更是作為一種認知、反思、改造現實的文學形式與行動，它理應由文本走入現實，能夠帶動更多人藉由自己的日常生活改變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