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一個名叫梅麗塔·瑪舒曼（Melita Maschmann）的德國女孩和她的父母一起觀看了標誌阿道夫·希特勒成為帝國總理（Reichschancellor）的火炬遊行。那個柏林之夜的那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一直伴隨她的餘生：「響亮的腳步聲、紅色和黑色旗子的肅穆景象、在那些面孔上閃爍不定的火炬亮光、以及旋律極具侵略性與煽情性的歌曲。這些人行進了數小時。在他們當中我們不斷看到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女孩。」
30年後寫到這一情景的時候，瑪舒曼記得當時15歲的自己正努力地尋找一個「基本的人生目標」：「在當時那個年紀，我們的生活裡只有學校作業、家庭出遊以及生日宴會等毫無意義的事情，沒有人會因為我們有其他的興趣而稱讚我們。沒有人說，『有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來吧！』一旦涉及嚴肅的事情，我們就沒有發言權。但是那些在遊行隊伍中的男孩女孩就很有用。他們就像成年人一樣舉著寫滿死者名字的橫幅。」
「我希望投身於這股洪流中，被它淹沒，被它帶走」，她後來回憶說，「『我們時刻準備為旗幟而死，』那些火炬手們這樣唱著。這不是衣著、食物或者學校作文的問題，而是生與死的問題。誰會為旗幟而死？我會嗎？在我問自己這個問題的那一刻，我回答不出，但是我知道我被一種強烈燃燒的欲望徵服了，那就是要成為那些為旗幟而死的人中的一個。」
* * *
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希望看到的反應。和墨索裡尼的法西斯黨一樣，他們在理論上鼓吹青年是促成變化的積極力量，在實踐中通過衝突、行動以及培養歸屬感來動員年輕人，納粹由此掌握了權力。1月30日遊行那樣的行動就是為了影響像瑪舒曼一樣具有不滿情緒的年輕人。「我想逃開孩子式的狹隘生活，我想附著在一些基本但重要的東西上。我和無數同齡人一樣有著這種憧憬。」
* * *
上圖 | 希特勒檢閱青年團
政治成了新的大眾宗教，而極化現象就相當於形成一個教友組織。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鬥爭變成了「世界上正義力量和邪惡力量之間的鬥爭」。青少年沒受到死亡、年齡和妥協的汙染，他們心裡很容易產生黑白分明的想法，讓他們有一種類似宗教的那種明確態度。當時很多關於20世紀30年代德國、英國、法國和美國各國青年人的報導都問了同一個問題：你站在哪一邊？
* * *
就像他（丹尼爾·格林）後來所寫的那樣，這是一個夢想的終結；「很快，夜鶯就不會在籠子裡歌唱了：在現在的德國，能聽到的只有皮靴的聲音。」
這個預言太準確了。青年人在納粹的意識形態裡佔有特殊的地位。希特勒認識到很多生長於魏瑪共和國期間的人不會把自己「內心的存在」向納粹革命妥協，於是不遺餘力地向下一代灌輸思想，因為他們的價值觀還沒有形成。正如他在1933年所說，「當一個反對者說，『我不會站到你那一邊，』我平靜地說，『你的孩子已經屬於我們了……你會死去，但你的後代現在站在一個新的陣營裡。不久之後他們除了這個新組織之外什麼也不會知道。』」
* * *
儘管馮·席臘赫（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外表陰柔，實際上他是一個很好的組織者。1933年6月，他從希特勒青年團的青年領導人晉升為德國青年的領導人。這一含義是顯而易見的。希特勒青年團變成了德國青少年唯一可以加入的組織，而任何反對這個官方青年組織的行為就是反對國家的行為。同時，要從事例如教師律師之類的職業就必須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而所有的工作也是青年團成員優先。在這樣一個普遍失業的國家裡，經濟需要和政治意識一樣強大有力。
* * *
上圖 | 希特勒青年團
希特勒青年團的管理系統是一個類似金字塔形的等級制度，坐鎮頂端的就是馮·席臘赫。他下轄5個大區，再下面是21個分區，每個分區又可以分為6級。最底層的是小組，每組15人，直接對他們的組長負責，組長又對上一級的長官負責。這一系統是納粹黨等級制度的複製品：年輕人從很小的時候就被訓練來適應這樣一個結構清晰紀律嚴明的制度。他們長大以後，這種等級觀念已經根深蒂固，反抗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話，至少也是難以想像的。
希特勒和馮·席臘赫都希望建立一個對德國年輕人進行一輩子控制的系統。希特勒把這個國家對分級的狂熱以及納粹對極權主義的追逐嫁接到巴頓·鮑威爾童子軍的軍國主義上。每個新成員都要以上帝之名起誓忠於組織，這樣就使得背叛的罪過更加嚴重。入社儀式過後，新成員要經歷2到6個月的試驗期，最後要通過一項包括體育、近距離搏鬥以及黨史在內的考試。
一旦正式加入，希特勒青年就會收到發放的軍服，體現了當局在青年管理上的統一性。基本的男性裝束和納粹衝鋒隊員的軍服很相像：褐色的襯衫、卐字的臂章、黑色的短褲、還有軍用防水帽。女孩子則穿沉重的行軍鞋、白色上衣、藍色裙子，棉製圍脖上有刻著組織徽章的環狀物。唯一允許的不同是他們肩上表示不同級別的肩章以及代表所屬武裝力量的徽章。
每天數小時的運動、體操以及軍事訓練就是希特勒青年的生活重心。俄裡卡·曼恩（Erika Mann）在其作品《野蠻人的學校》（School for Barbarians）裡引用了1933年一本手冊上的希特勒青年的課程表，包括像「投擲炸彈」之類的「和平運動」。丹尼爾·格林警告說「一代人正在公然地進行自我準備。他們不用強制性地服役，他們覺得通過背負行裝在路上行軍、進行遭遇戰演習、在練習場上匍匐前進、敲打舊鍋子來對城市居民進行防空演習等等方式扮演士兵是很有趣的。」
軍事的教化開始得很早。正如一個學員記得的那樣，「我們在德語課上大部分的閱讀材料是關於世界戰爭的文學作品，但是我們都很自覺地讀了。」他記得這些書大部分是關於「前線的同志情」和行動中英雄式的死亡，但是也有變化：「青年運動英雄、『兩個世界間』敏感的流浪者、『獸性的布爾什維主義部落』的無情鬥士、蔑視人類的人、技術裝備精良的武士、《鋼鐵風暴》（Storms of Steel）裡貴族掠奪式的20世紀英雄。」
納粹在那些要求機械學習和盲目服從的課程裡加入了一輪常規的運動項目。這背後的基本理論在希特勒1927年的宣言《我的奮鬥》（Mein Kampf）裡說得很清楚：「民意國家要調整其教育項目，不僅僅要重視知識的教化，首要的是徹底增強國民體質。與此相比智力水平的發展是第二位的。但是這裡要再次強調的是，必須優先發展堅強的意志和決心，另外要時刻準備著承擔責任。」
* * *
上圖 | 《意志的勝利》海報
在服兵役的過程中傳奇也產生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蘭格馬克戰役。由於銘記「服從命令是最重要的、自我犧牲是終極理想」等觀點，納粹教育出的年輕人就在此戰役中迫不及待地書寫了傳奇。當局者擅長製造盛大而神秘的場景，《意志的勝利》這部政治宣傳記錄片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這部片子融行軍、歌曲、音樂、燈光、舞臺和演講為一體，讓人嘆為觀止。
這些手段也被用在為新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男女少年兒童團團員舉行的常規歡迎儀式上。這些標誌著兒童期以及個性終結的重要儀式經常是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舉行，地點一般選在恢宏的大廳或者裝飾有火炬、橫幅、蠟燭以及德國英雄照片的城堡裡。10歲的孩子們在那裡宣誓：「我志願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始終以愛和忠誠效忠元首——上帝保佑我吧！」
這就是希特勒關於新一類的德國超人的設想，從兒童時期起就在納粹嚴酷的熔爐裡進行鍛造。「我想再一次在那些年輕人的眼睛裡看到驕傲的光芒和捕食猛獸的獨立性。」他在1933年說，「我的年輕人們必須強壯而英俊。我會讓他們經受體能的全面訓練。我計劃擁有身強力壯的青年人——這是第一位的也是最主要的事情。由此我將根除人類千百年來的馴化史，我的面前將出現純潔、高貴而又自然的材料，有了他們我就能創造新秩序。」
* * *
上圖 | 德意志少女聯合會，因是女性，她們不被編入希特勒青年團，而是被編入少女團
納粹教育的方針很簡單，他們仇視理性，懷疑知識。每個年輕人都被反覆灌輸對元首的個人崇拜以及「人民共同體」推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政策，認為雅利安人種是「文化的締造者」，他們仇恨猶太人，因為他們是「文化的毀滅者」。納粹的意識形態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詮釋右傾思想的詩歌，還是關於猶太人是異族的問題。像經典作品、藝術以及大部分科學類課程被取消，男女之間的差別變得格外懸殊。
在這種顛覆一切的政策指導下，孩子和父母之間的關係變得混亂了。梅麗塔·瑪舒曼不得不秘密地加入德意志少女聯合會，因為她的父母不同意。持異議的或者慎重的父母可能還是會暫時阻止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但是總體來說加入這個團體才是大勢所趨。如果父母不讓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他們可能會被罰款甚至面臨監禁。一些孩子甚至被帶離其父母身邊，因為這些父母「政治上不可靠」——這個罪名也加在那些幫助猶太人的人身上。
這就造就了一個鏡像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孩子取代父母居於控制地位。積極的青少年告發父母的情況時常發生。一個名叫瓦爾特·赫斯（Walter Hess）的希特勒青年團年輕領袖因為直接向國家秘密警察組織揭發其父親而聲名遠揚並得到晉升。作為一個前共產黨人，海赫·赫斯（Herr Hess）稱元首為「嗜血的瘋子」，並且批評兒子參加納粹活動的行為。當天晚上他就被捕了，死於達豪集中營（Dachau）。希特勒青年團的告密者們不斷地報告發生在學校、工作點和家裡的對話。猜疑變成了家庭生活的基調。
對付不參加青年團的人還有另外一個強大武器，那就是排斥，這個方法簡單可行，因為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必須一直穿著制服。落後分子受到同齡人的捉弄、老師的侮辱，如果是成年人還要接受處罰：例如，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身份對教師或公務員來說是必需的。如果孩子不參加青年團，他們的父母也不會得到晉升。更頑強抵抗的一些人由希特勒青年團專屬的警察力量來對付，所謂的專屬警察力量就是建於1934年7月來監管青少年違法、犯罪和無紀律行為的巡邏隊（the Streifendienst）。
上圖 | 希特勒兒童團團員，10歲以下的被編入兒童團
這一結構的中心就是元首本人，對很多人來說他取代了生父的地位。1934年的紐倫堡集會上，青年人在一種狂熱的氛圍裡舉行了遊行。希特勒抓住這個機會重申了青年人在其新世界秩序裡的地位：「我們需要的是如燧石般堅硬的人，我們希望你們從少年時就能學會克服困難和逆境。在我們的人民之間沒有階級之分或者階級差別，你們永遠不能讓階級差別的意識在你們中間紮根。未來德國的一切都寄托在你們身上。」
希特勒與青年團孩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狀態正是馮·席臘赫希望看到的，他提出了「你的名字，我的元首，是青年人的幸福；你的名字，我的元首，對我們來說就是永垂不朽的生命」之類的口號。希特勒的神性在一股強烈的青年宣傳潮流裡得以強化：希特勒青年團的廣播和雜誌通過銷售納粹黨的小玩意以及元首本人的半身像瞄準了任何年齡層，而元首半身像幾乎成了孩子臥室裡無處不在的固定裝置。
* * *
正如德國的流放者在1938年報告裡注意到的：「就情緒而言，年輕人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影響。這一事實使當局者在奪取政權後的頭幾年裡更容易贏得年輕人，但是現在似乎是這同一事實使當局者要永遠奴役年輕人變得困難。」以普通情緒「清醒」為例，報告總結說「年輕人有理由特別失望。他們得到了特別多的許諾，但是這種許諾大部分是不能實現的」。
幻想的破滅帶來了一股新的壓制潮。1938年12月，希特勒對其針對德國青年一生的策略作了最讓人毛骨悚然的表述，這種策略在他們10歲進入兒童團的時候就開始了。18歲一離開希特勒青年團，他們就被吸收進勞動陣線、衝鋒隊或者黨衛軍。如果他們錯過機會的話，可能會被調入勞務公司。任何堅持「階級意識」的人都會被追加2年的兵役，在此之後「我們立即把他們帶回衝鋒隊、黨衛軍以防止其故態復萌，他們的餘生再也沒有自由可言」。
* * *
納粹德國是第一個把大眾控制的原理應用到青年人身上的國家，這和它創造一個全新社會的要求相一致，它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在其制度中給青年人以特權的國家。確實，對很多青年人來說，這種政策提供了以前難以想像的自由。但是，由於陶醉在這種革命裡，他們沒能注意到這種浮士德契約的另一面：看似自由其實是奴役，最終他們會被捆綁著封上嘴巴送入複雜無情的戰爭機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