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風靈
來 源：風靈（ID：flthinking）
人盡皆知，詹姆斯·布坎南是經濟學科最高榮譽——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但他卻長期被經濟學界視為圈外人，這似乎很有些奇怪。
布坎南的職業生涯，似乎一直處於某種緊張狀態之中，他的經濟學思想的某些極為重要的方面也是如此。他曾經在著名的維吉尼亞大學任教，但因該校的內部問題而離開，後來30多年的時間裡，他在一些不太知名的學校裡執教。
公共選擇革命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維吉尼亞大學，但是這場革命是在70年代的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才紮下了根，而公共選擇革命在公共經濟學的幾個理論前線上取得勝利，則是在80年代的喬治·梅森大學。布坎南在其職業生涯的很長一段時間中，既是一位有著圈外人思想的內行，又是一位對專業領域的既有狀態有內行主張的圈外人。正如布坎南所說，如果諾貝爾委員會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組成的，他將絕無可能獲得諾獎，因為歐洲對他的研究工作的讚賞，遠比老家美國的研究共同體對他的讚賞多得多。
諾獎得主中挑戰主流經濟學的人，當然並非只有布坎南一人：弗裡德裡希·哈耶克，貢納·米達爾，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羅納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諾斯都獲得了諾獎，他們也在方法論、政治和研究領域等方面拒絕傳統的經濟學智慧。然而，某種意義上，布坎南更加特別——他特別為他的南方傳統和他所代表的對主流經濟學專業的思想挑戰感到自豪。正如他自己所說：
「有多少諾貝爾獎獲得者是來自田納西州中部的農村男孩，在又小又窮又偏遠的公立學校接受教育，並就讀於一所陷入困境的州立師範學院？又有多少幾乎只在南方大學工作的學者，不管是哪個專業，曾獲得過諾獎？又有多少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同行既避免使用形式化的數學技術，也避免擴展到求助於實證檢驗？」
布坎南出生在田納西州的農村，在當地的公立學校接受教育，然後進入本地的大學——中田納西州州立師範學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 College），他靠給奶牛擠奶來支付學費和書本費，完成了學業。之後，他在田納西大學參加了一年的經濟學研究生學習，在那裡他沒學到多少經濟學，但增長了許多生活見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海軍服役，然後在軍方補貼的幫助下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剛到芝加哥時，是一位自由意志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但他在上了弗蘭克·奈特的價格理論課程六周之後，就被轉變成了古典自由主義者。布坎南仍然保留了自由意志主義的價值觀，但他現在明白市場而非政府與這些價值觀更為一致。也是在芝加哥，布坎南發現了克努特·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的公平稅收原則。對布坎南最後的思想影響是義大利公共財政傳統。這種傳統強調的是真實的政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
布坎南從奈特那裡獲得了理論框架，接受了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觀點。從維克塞爾那裡，布坎南學到了必須在交換的框架裡理解政治。只有在集體選擇的一致規則下，才能保證公共部門的效率。從義大利人那裡，布坎南得知公共財政必須有國家理論作為假設，並且這種假設最好排除功利主義和黑格爾的理想主義。一旦將這三種要素結合在一起，布坎南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貢獻的框架就定下來了。
布坎南在方法論和分析理由上挑戰公認的凱恩斯學說。比如，凱恩斯主義財政理論，在加總的層面上違反了民主社會的政治規範，從根本上誤解了債務負擔的性質。財政理論家關注加總單位，無法解決誰為創造公共物品付款以及何時付款的問題。這是一個基本問題——機會成本和經濟決策的原則被遺忘了。
關於債務負擔的爭議迫使布坎南重新審視經濟科學的概念基礎。他因此寫了一本薄薄的小書《成本與選擇》（Cost and Choice）。經濟學的機會成本邏輯將在廣泛的議題上產生令人驚訝的結果，從債務負擔到徵兵制，從外部性問題到官僚決策的選擇背景。布坎南強迫經濟學同行們重新審視經濟學的概念基礎，這是他圈外人地位的特點。換句話說，債務負擔的辯論是布坎南職業生涯中的典型事件，他被視為圈外人，因為他要求經濟學家們關注這一學科最基本的原則。布坎南宣布現代的技術皇帝沒穿衣服，由此發揮的重要思想作用超出了他對這一問題本身的實質貢獻。
20世紀70年代，布坎南的作品變得更具哲學性。《自由的界限：在無政府與利維坦之間》（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一書闡述了政治經濟學中契約論者的觀點。之後他又出版了幾本論文集。20世紀90年代，布坎南與尹合作，解決了關於報酬遞增與職業道德的積極作用的相關問題。與其他致力於研究技術和政策對報酬遞增的影響的學者不同，布坎南關注的是報酬遞增對具體的制度和實踐的影響。他關心的是理解亞當·斯密從專業化中獲取遞增報酬的論點，以及制度環境如何引導人類產生「交易、以物易物和交換（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的傾向，以實現報酬遞增的收益。
布坎南在方法論、社會哲學和公共政策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等領域做出了原創性的貢獻。桑德莫（Sandmo）認為，布坎南的「主要成就是向經濟學家同行們引入了經濟學思維的新方式，特別是公共部門和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相互作用方面。」首先，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布坎南打破了主導政治學的浪漫主義政治觀，也打破了市場失靈和通常的公共經濟學的經濟處理方式。其次，布坎南重述了邏輯一致的主觀主義，來挑戰現代經濟學的形式主義。最後，布坎南重新將經濟學引入其姊妹學科道德哲學，並奠定了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在布坎南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他的研究計劃驚人地一致。指導他研究的基本命題可以簡要地概括如下：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但它是一門「哲學」的科學，應該注意奈特和哈耶克提出的反科學主義的批評。
•經濟學討論的是選擇和調整的過程，而不是靜止的狀態。均衡模型只有當我們意識到它的局限時才有用。
•經濟學討論的是交換，而不是最大化收益。交換和套利應當成為經濟分析的中心。
•經濟學討論的是個體行為者，而不是集合的實體。只有個人才會選擇。
•經濟學是一種規則下的遊戲。
•正確的研究經濟學不能脫離政治。不能忽視對不同的遊戲規則的選擇。
•作為一門學科，經濟學最重要的功能是它在解釋自發秩序原則中發揮的教導作用。
•經濟學是基礎性的學科。
從他早期對社會選擇理論和福利經濟學的批評，到後期關於憲法設計的著作，布坎南一直都強調這八點。
最後，重要的是認識到布坎南用以解決政治經濟學問題的方法論模式，以及他怎樣通過這種模式將以上八個命題編織成一種連貫的社會理論框架。關於這方面，布坎南就「政治內部的政策」和遊戲規則的系統性變化這二者引入了關鍵的區別。持久的改革不是來自於既有規則下的政策變化，而是來自於治理規則的變遷。因此，布坎南絕不是一名保守的知識分子，而是一名積極尋求社會和政治弊病根源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