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號作為中國古代王朝正統性的標誌，變更具有一套完整的禮法規範。1620年一年內的兩次皇位更替，導致明熹宗即位後中歲改元還是踰年改元成為廷臣爭議的焦點。明熹宗最終選擇調整傳統禮法，中歲改元泰昌，踰年改元天啟。而熹宗改元問題的解決則是由東林學派發展而來在朝的東林黨「經世致用」理念踐行的結果。改元之後，東林黨與內宮宦官群體的爭鬥成為貫穿天啟一朝的主要政治鬥爭。
年號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紀年方式之一，一般認為年號最早由漢武帝創設。裁撤舊年號，更換新年號稱為改元，改元分為皇帝在位期間改元與新帝登基改元兩種情況。皇帝在位期間，或為顯示皇權神聖、或因國家大事、或遇「祥瑞之兆」均可改元，設立新的年號。新帝登基改元，又分為易姓登基和同姓登基兩種情況。易姓登基，即新朝建立之際改元，可在同年內進行，如明崇禎末年與清順治元年即為一年（1644年）。同姓登基，兄終弟及的情況較少，多為父死子繼。為了彰顯對先皇的孝道與繼承，進而表明政權傳遞的正統性，會選擇在第二年改元，即踰年改元。正如《資治通鑑》中所載：「古者人君即位，逾年而後改元，不忍遽改父之道也。」一代帝王所用的年號數量並沒有規定，但年號發展到明清時期，除明英宗因土木堡之變被擄至蒙古、被放回後通過「奪門之變」重登帝位而先後有正統、天順兩個年號外，其他皇帝均只有一個年號。
年號制度對中華文化圈下的周邊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日本、韓國、越南三國在歷史上均使用年號紀年，直至近代，韓、越兩國才廢除這一制度。目前僅日本仍使用年號進行紀年，2019年4月30日，平成天皇退位，5月1日正式進入「令和」時代。
作為一種紀年方式，年號具有豐富的政治意味。一方面，年號是帝王的宣政書，其中蘊含著執政者的執政理念。如順治帝時，清廷入關不久，鞏固統治是第一要務，所以年號為「順治」，含有順從而大治的含義；到了康熙帝時，百姓安居樂業，所以取「康熙」的「康樂熙怡人」之義。帝王將其政治思想運用於年號中起到擴大統治影響的作用。另一方面，年號象徵著國家政權的更新，是國家記國史、發詔令、鑄錢幣時統一紀年的名號。奉行王朝的年號和曆法稱為「奉正朔」，表示對帝王的歸順與臣服。所以年號是帝王正統性的標誌，一旦稱帝，必定要設年號。「正朔」代表新一年的第一天，所以年號一般會從新一年的第一天開始算起。
到了明代，改元的禮法已經非常完備，踰年改元的傳統一直得到了很好的執行。但在明代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秋季，一個月內明神宗、明光宗接連駕崩，傳統的改元禮法已經無法適用於現實情況，於是中歲改元還是踰年改元成為了繼位的明熹宗朝臣爭議的焦點。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駕崩，其子朱常洛（明光宗）於八月初一繼位，在接受完文武百官五拜三叩禮後，發布詔令：「茲履阼之初，宜煥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但是，一個月的時間不到，朱常洛也駕崩了。九月，如何改元成為了新皇帝——朱常洛的兒子、十六歲的朱由校（明熹宗）登基之際面臨的首要難題。
明熹宗即位前一天的九月初五，在楊漣上奏將皇帝養母李選侍移居仁壽宮、以正帝位（即「移宮案」）後，禮科左給事中李若珪的奏疏拉開了改元的序幕。他上奏說，按照傳統，新帝即位次年需要改元，熹宗應該在第二年，也就是1621年進行改元。但是，由於明光宗登基時已經宣布於次年改元泰昌，問題由此產生。如果仍將1621年的年號定為泰昌，那新皇帝的天啟年號將無法按時推行；如果將1621年的年號改為明熹宗的天啟年號，那明光宗的年號就無處放置，也就否定了明光宗的存在。現在離新帝（明熹宗）登基還有不到半日的時間，但是禮部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泰昌年號與天啟年號在時間上的矛盾，所以上奏請皇帝定奪。
1621年的年號到底是泰昌還是天啟、泰昌年號該如何處置、天啟年號又該什麼時候啟動等問題成為新皇帝與大臣政論的中心。面對這些問題，主要有三種解決方案：一種是，直接捨棄泰昌年號，1620年為萬曆四十八年，1621年為天啟元年；一種是，以1620年八月為界，之前為萬曆四十八年，之後為泰昌元年，1621年為天啟元年，即中歲改元；最後一種是，1620年仍舊為萬曆四十八年，1621年為泰昌元年，天啟元年推延到1622年，即踰年改元。
分析這三種解決方法可以發現，眾臣爭論的焦點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捨棄還是保留泰昌年號。關於泰昌年號的去留問題，眾臣很快達成了共識，即要保留明光宗的泰昌年號。總結起來，各位大臣的依據主要有三點：一是，光宗雖然在位僅一個月，但是不能否認他曾經當過皇帝。不管明光宗實際政績如何，眾人都認為，明光宗在位一月之內的善政不可忽視，所以必須承認明光宗，保存泰昌年號。二是，身為明光宗的兒子，明熹宗如果不承認其父的年號，那麼就是不孝。古來孝最為之重，所以，需要保留明光宗泰昌年號。三是，如果削去泰昌年號，意味著不承認明光宗，那麼在「父死子繼」的皇位繼承法則下，皇位的繼承就出現了斷裂。明熹宗就不是從他父親那裡繼承到皇位，而是從祖父明神宗那裡繼承皇位。這樣，明熹宗繼承皇位就無法做到名正言順了。所以，必須要保留泰昌年號。
在解決了第一個爭論焦點之後，第二個爭論焦點凸顯出來，即在保留泰昌年號的前提下，如何協調泰昌與天啟年號的使用時間。是選擇中歲改元還是選擇踰歲改元？
給事中魏應嘉反對踰年改元，認為新君即位一年多仍用舊年號不吉利，主張中歲改元。李若珪贊同魏應嘉的觀點，支持中歲改元。他認為中歲改元最為穩妥，既沒有虧損明神宗萬曆年號的實際數目，又不妨礙新帝在1621年改元天啟，還使得泰昌年號有地方安置。
御史左光鬥也支持李若珪中歲改元的觀點，並援用唐憲宗改元的例子進行說明。唐德宗於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駕崩，其子順宗即位，並欽定將在806年改元永貞。但是，同年八月順宗因疾讓位給太子。憲宗即位後，將806年改元為元和，永貞元年借貞元二十一年而稱，兩個年號共用一年——即805年。左光鬥認為熹宗改元的困境與唐憲宗相似，且唐代德宗與憲宗均為中興之主，當時的大臣如杜黃裳、韓愈等均是查遍典籍有所考據才支持唐憲宗如此改元的。綜合考慮下，左光鬥主張借鑑唐憲宗的做法，支持中歲改元。
在眾多支持中歲改元的聲音中，御史張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他指出，改元之事本應該在光宗即位之際就發布詔令，次年（1621年）改元泰昌已定，現在再回過頭來討論泰昌年號要如何放置，為時已晚。如果選擇中歲改元泰昌，那也只是在不得已情況下的權宜之計。自古沒有同姓登基而當年改元的先例，也沒有踰年而不改元的先例，更沒有踰歲喪兩君的先例。面對這樣突發的狀況，張潑認為如今在朝堂上的爭議也僅是眾臣迫於皇帝要求而提出的應對之策，無法代表他們的真正想法，所以他主張重新討論禮法，從禮法角度來決定到底是中歲改元還是踰年改元。
御史黃士彥便從禮法角度來反對中歲改元，他上奏道，歷朝歷代的皇帝都以禮法為先，在登基後的第二年改元，所以光宗登基時詔告天下，第二年（1621年）改元為泰昌元年。實際上光宗尚未改元，如今眾臣子在光宗駕崩後強行改變禮法，中歲改元泰昌，是違背光宗的意願，強行改變禮法。強行改變禮法中歲改元並不會帶來好處，乾元意味著天道之始，而紀元則意味著統治者統治的開始。從時間上來看，紀年必須開始於春而具備四時。所以根據自古禮法，改元一定要踰年。如果強行中歲改元，使先君不得「畢其數」，繼位之君不得「正其初」，先君與繼位之君都無法做到名正言順。此外，現在光宗駕崩也超過一個月了，如果八月可以改為泰昌年號的話，那九月也應可以改為天啟，這就造成了年號的混亂。有時碰到不尋常的事情，需要權宜改變禮法，但是在不適宜改變禮法的情況下強行改變禮法，就是過錯了。改元一事，正應按照常規禮法，而不應違反常規。違反常規改元，不合乎道法，於理不通。兩個月內年號發生三次變化，根據現實而去改動自古不變的禮法，這是聞所未聞的。現在，中歲改元泰昌並沒有什麼好處，不中歲改元泰昌也沒有什麼壞處，正應該按照常禮進行改元，所以黃士彥主張古有禮法不能變，反對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一改泰昌元年，支持踰年改元。
針對黃士彥的觀點，左光鬥再次上奏，同樣從禮法角度來反駁黃士彥。左光鬥認為，天下之事不外乎情理二字。於理而言，如果要從古有禮法中尋找解決辦法，不管是採用朱熹還是司馬光的主張，都僅需要根據書中記載來執行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爭議。但是卻不得不考慮「情」，即光宗與熹宗的父子之情，光宗與眾臣的君臣之情。不能陷熹宗於不孝的境地，也不能陷眾臣於不忠的境地。雖然從傳統禮法上來講，踰年不改元的危害要甚於中歲改元，但是從現實情況上來看，如今明光宗雖成先帝，但是又不能將其年號棄之不用，而明熹宗的新年號又不能踰年不改。要解決明熹宗改元問題，就要將理與情，即傳統禮法與現實情況綜合起來考慮，調整古有禮法來適應現實情況。所以左光鬥支持中歲改元。
九月十六日，禮部官員結合眾人意見，上奏乞求皇帝下旨，自1620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第二年為天啟元年。隨即，明熹宗下《泰昌元年大統歷敕諭》，欽定「以萬曆十八年八月初一日至十二月終為泰昌元年，並載《大統歷》庚申紀年行內，禮部通行天下，一切章奏、文移，遵奉施行」，這標誌著明熹宗改元爭議的正式結束。
明末儒士沈國元在對熹宗改元過程進行評價時，曾言黃士彥的主張為「據禮之經」，是以古有禮法為依據的，但是「諸議於時勢難處之中」，難以再維持古有禮法，只得退而求其次，調整古有禮法以求安人心。沈國元這一評價點明了此次改元爭議的實質，即在傳統禮法無法適用於當時時勢的情況下，面對新的突發狀況，是遵循古有禮法不變還是調整禮法以適應現實。熹宗最終採納左光鬥等人的建議，調整禮法。中歲改元實際上表明了此時的務實思潮佔據了上風，而這主要得益於明朝中期以來東林學派的發展及其在朝團體——「經世致用」的東林黨對朝堂話語權的掌控。
傳統社會發展到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的繁榮以及市民階層的壯大等等原因促成了思想的活躍，「經世致用」的思想開始興盛，其開端可追溯到王陽明。雖然王陽明重點強調個人的內心世界，但是他的「知行合一」理念在客觀上促進了經世致用思想的發展。在王學之後，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興起，更是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經世實學思潮。雖然在其之後的王學末流對其「心性論」大肆發揮，用以逃避社會現實。但是到了萬曆朝興起的重要學術團體——東林學派，卻是反對空談心性，主張從現實出發。
東林學派是在萬曆朝的爭國本與派遣礦稅監等問題的爭論過程中形成的，主要由顧憲成、高攀龍等為代表人物的江南士大夫所構成。顧憲成因要求萬曆皇帝遵循明朝立皇長子為太子的原則，早立朱常洛為太子，而為皇帝所不喜。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時任吏部侍郎的顧憲成因提名內閣大學士名單全是皇帝所厭惡的人而被削去官籍，革職回鄉。回到無錫的顧憲成以東林書院舊址為陣地，進行講學活動，宣傳政治主張，憑著其極高的聲望，吸引了江南文人士大夫紛紛前來。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十月，顧憲成修復了東林書院，發起東林大會，制定了《東林會約》，規定每年舉行大會一兩次，每月小會一次，東林學派由此形成。
東林學派在崇尚實學方面有著鮮明的特色，不管會約儀式還是其教學指導思想，都非常注重從實際情況出發。比如根據實際需要選擇不同的人主持會講，雖是選擇經典進行會講，但是卻根據社會現狀進行解讀等等。東林學院強調學習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獨善其身，而是要經世致用。他們通過講學、辯論、討論、撰文、出書等形式，抨擊王學末流，進一步發展實用思想。顧憲成反對空談，主張「講」與「習」兼顧，所講之學要與實際情況相結合，為現實服務，強調要以實心做實事。高攀龍認為儒學分為兩個脈絡，傳承到薛瑄與王陽明時分歧已經非常明顯。薛瑄重實際，王陽明重心性。百年來，讀書人多以王陽明為宗，重虛病實，卻不知道王陽明最大的問題在於虛，畢竟實病容易解決，虛病卻難以補救。所以，高攀龍號召「吾輩稽弊而反之於實」。在東林學派的號召與影響下，務實思潮逐漸走向興盛。
在野的——作為學術團體的東林學派將經世致用的務實思想在民間推向了興盛，而在朝的——作為政治團體的東林黨的掌權則為這一思想的落實提供了政治助力。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使東林黨開始成為一個「朝廷公黨」。此後在與其他黨派的鬥爭中，東林黨不斷發展起來。從東林黨出現到泰昌元年這一階段，是東林黨的形成和發展期。而從朝廷勢力上來講，自張居正之後，朝廷形成了三黨（齊、楚、浙）與東林黨兩大派。在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以後是三黨共政的時期，之後東林黨勢力不斷壯大，通過「移宮案」保障了新帝安全，並在「熹宗改元」事件的處理中掌握了朝堂的話語權，但這也使得東林黨人得罪了內宮的閹黨集團，雙方你死我活的爭鬥貫穿了天啟一朝。
楊漣、左光鬥是這一時期東林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們與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被時人譽為「東林六君子」，楊漣與左光鬥則並稱為「楊左」。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的黨羽左副都御史王紹徽仿照《水滸傳》的方式，編東林黨一百零八人而成《東林點將錄》，楊漣、左光鬥排名居前，被列為「五虎將」的「天勇星大刀手」和「天雄星豹子頭」。
楊漣在「移宮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力保時為太子的朱由校登基，並請旨將李選侍移出乾清宮。當時有人提出李選侍是光宗舊人，不可逼之太急，有失體統。楊漣立即予以斥責，表示諸位大臣受光宗託孤之命，理應先顧其子，怎能偏袒李選侍，並表示「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在楊漣的堅持下，李選侍最終遷往慈慶宮。天啟一朝，楊漣率先挺身而出，力戰閹黨，上疏列舉魏忠賢二十四條罪，要求嚴懲。魏忠賢因此對楊漣恨之入骨，指責其「大不敬」「無人臣禮」，隨即將楊漣革職為民。之後，魏忠賢又借「汪文言之獄」謀害楊漣等人。楊漣在獄中雖受盡折磨，但寧死不屈，臨刑前寫下血書一封，奔赴刑場，死狀慘烈。直至崇禎時，楊漣冤案才得以平反，諡號「忠烈」。
左光鬥在萬曆朝擔任御史期間就曾連上八道奏疏，請求明神宗臨朝辦理政事，懲治貪官汙吏。此外，左光鬥在北方興修水利，提倡種植水稻，興辦武學等等。在與魏忠賢等閹黨的鬥爭中，左光鬥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楊漣上疏魏忠賢二十四罪之後，左光鬥緊隨其後上三十二斬疏，列舉了魏忠賢閹黨集團三十二條罪狀，彈劾閹黨。因消息洩露，為閹黨所阻後斬疏未能提交，引起魏忠賢等對左光鬥的忌恨。左光鬥被革職，即使請求剃度出家仍未能免於閹黨的報復，最終下獄。他在獄中更是被嚴刑拷打，受盡酷刑折磨，繼楊漣死後次日而逝。
李若珪在任期間，積極向帝王諫言。萬曆朝時，李若珪針砭時弊，向神宗呈交「十道奏本」，提倡官員做實事，不做實事只拿俸祿的官員是無恥的。天啟年間的「移宮案」、改元、熹宗大婚、桂陽軍餉等事件中均有其身影。天啟七年（1627年），李若珪遷升刑部侍郎，與專權的魏忠賢進行鬥爭，平反冤假錯案，惹怒了魏忠賢集團。閹黨欲謀害李若珪，卻無隙可乘，李若珪得以全身而退，辭官歸家頤養天年。
面對一年內皇位兩次更替引發的改元爭議，明熹宗採納左光鬥等人的建議，調整傳統禮法以適應現實，中歲改元泰昌。中歲改元的背後有著東林學派力量的強大支撐。以東林學院為主要陣地開展活動的東林學派，極大地發展了務實思潮，為中歲改元提供了理論支持。更為關鍵的是，天啟初年重新掌權的東林黨為「熹宗改元」提供了強大的政治助力。但是反過來講，東林黨在「熹宗改元」的成功操作，繼「移宮案」後進一步激化了東林黨與內宮閹黨的矛盾，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成為天啟一朝最為殘酷的政治鬥爭。在「移宮案」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楊漣，與在「熹宗改元」一事中支持中歲改元的主要大臣左光鬥、李若珪等都是東林黨派官員，與閹黨的鬥爭成為他們政治生涯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文章來源：《文史天地》第268期
責任編輯/姚勝祥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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