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自負的常勝無敵和紀律整肅，是民族一王朝力量最常為人稱道的兩種表現。歐立德評論說：「所有出生在滿洲、蒙古和漢軍正身旗人家庭的男子，不論他們是否披甲，都被認為是第一等、最優秀的軍人。」在許多方面，清政權還是仰賴再三宣稱的滿洲人武力。
1778年，乾隆皇帝在第三次巡幸盛京期間，強調了戰場勝利對清朝統治建構的重要意義：「薩爾滸一戰，破明四路之兵二十餘萬，遠近承風震讋，尤為締造鴻規。」到十八世紀末，滿洲人軍事上不可戰勝的這一敘述構成了清民族一王朝例外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在《開國方略》中被神聖化，極力渲染。
「開國方略之不可無作」的原因在於「其創業之艱難又如此」
新近休致的大學士、皇帝的師傅蔡新聲言：「自古開創之隆，未有如我大清者」，當然蔡新承認「漢明為優」，但他問道：「我國家肇造……興基業而定中原，何其盛也！」蔡新接著說：「自俄朵裡以逮赫圖阿拉，丁邦家之多難。」
其中主要是「明政之不綱」，「我太祖問罪興師，躬擐甲冑」。更為重要的是，這位休致的朝臣反覆溢美乾隆皇帝此前對薩爾滸之戰的總結，講述努爾哈赤「破明四路之兵」「四十萬」，「遼瀋遂定」。在蔡新心中，「開國方略之不可無作」的原因在於「其創業之艱難又如此」。
頭兩部王朝史——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認為「馬上治天下」是非正統的統治模式，因為它只是建立在使用武力的基礎之上。貶斥「馬上治天下」的經典出處是寫於公元200—400年間的陸賈傳記。
陸賈來自南方的楚國，以善辯稱，在推翻秦朝的過程中，他為漢朝的開國者劉邦出謀劃策。陸賈及後來學養深厚的精英們相信文治要優越於單純的武力。然而，乾隆皇帝對此並不認可。
周公之智顧不如陸賈橫議之士哉？後世侈言太平，以文恬武嬉，以致有創業馬上者，乘其釁而得之，是非陸賈之言為之作俑者乎！保持警惕與政治的統一難能可貴，尤其在和平與繁榮不再的年代。在乾隆皇帝眼裡，陸賈和他的同類很危險，因為他們的文治傾向和對軍務的蔑視挑起了內部紛爭，懈怠不堪——這兩者最終削弱國家政權，面對徵服，它無力抵抗，導致了他們所輕視的武力紛爭。
對這裡所提論點更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將文治精神等同於不負責任地尋求安逸，而將武力的特性等同于堅毅和勤勉：「重文輕武是就逸，重武輕文是服勞也。」
在展示了這一簡而化之的公式之後，乾隆皇帝利用了典故，間接地貶低他的文臣——他們大多數是漢人，因為他們卑鄙的追逐名利之心以及民族固有的追求舒適、安逸生活的習性：設耽逸而厭勞，寬衣博帶論安言吉，動引聖人，幾不失其所據，而為武侯所譏耶？最後一句與名為《無衣》的詩有關，這首詩出自《詩經·唐風》。
在乾隆皇帝眼裡，善於辭令且僅關注自我利益的文臣，他們的忠誠都有問題，他們的成見，對於軍務的蔑視最終會破壞國家的安全和穩定。乾隆皇帝的這一腔調重複了他在1758年駁斥孫灝反對他到索爾約濟巡幸的看法。
乾隆皇帝從值得尊敬的漢人朝臣、自己的師傅、最近才休致返回福建老家的蔡新那裡找到了對他觀點的支持。就蔡新而言，願意呼應乾隆皇帝對於歷來受到讚譽的、陸賈名言的摒棄：竊惟古稱戡亂以武、致治以文，世多韙之。故陸賈對漢高馬上之語，遂相傳以為美談。一經聖明指示，而其說之罅漏始見。
蔡新也用更多的經典材料支持乾隆皇帝：三代以來開創之君，未有不以馬上得之也。既得之後，以開國之規為不可復用，一切去之。試觀《詩》《書》，蘊苗獮狩之法，五兩卒旅之制，車甲器械之需，步伐止齊之節，何一非馬上之事耶！並非巧合的是，蔡新也強調了「蒐苗獮狩之法」，這很容易將一般意義上皇帝的巡幸做法混同於一種古代的但卻是被忽略的馬上之治的先例。
蔡新的長篇評論，自然從總體上讚譽武備的重要，尤其是乾隆皇帝的武功：聖武布昭，平伊犁，定回部，剿金川，當木蘭行營，軍書旁午，而指揮動合機宜，此尤馬上之治。智勇天錫，而非漢唐以來令主所能仿佛萬一者也。人們難以找出比之更能完美表現軍事必勝的例子。然而，這種對於清朝戰爭機器軍事力量的無限信心，既不是先定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對於十八世紀上半葉國家的軍事能力極為懷疑。
憂懼八旗衰落
1676年，平叛的最初階段，康熙皇帝連續發布上諭申斥陝西懦弱的八旗指揮官，「凡與敵遇，率皆乘間伺隙觀望不前」，他們自己不情願一同衝鋒，卻無恥地「令士卒前驅衝突」，此等行徑有悖於久負盛譽的滿洲軍事領導的高效原則：「我朝創業以來，戰勝攻取動合兵機，將帥皆身先士卒，無不立奏膚功。」簡言之，傳奇般的八旗軍隊而今令人難堪的表現，是由於他們長官的膽怯。
八旗軍隊普遍無能，這種情況下，必須使用來自陝西的漢人佔優勢的綠營兵，這玷汙了八旗軍事無敵的神話，也削弱了滿洲人對於中國內地的權威。陝西兩位最高品級的文職官員表現平平，同樣只能是加速業已脆弱的局勢：「督撫等亦多坐失事機，故致勞師匱餉。」
結果，平定三藩後，康熙皇帝的當務之急，就包括重振八旗，恢復滿洲人軍事活力的公共形象，為地方行政最高領導層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對軍務的監管。所有這些，對於清朝戰爭機器的順利運轉並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以及有效地保持滿洲人在文武領域的政治特權都極為重要。
康熙皇帝，如同他的先人一樣，將軍紀渙散歸因於民族的同化和獨特身份的喪失：近見西安官兵，尚有滿洲舊制。 「勉力圖之」轉化為由滿洲八旗將弁親自監督的軍事操練，這些與狩獵一道，被視作保證武備的主要手段。康熙皇帝將每年皇帝狩獵制度化，從1680年代開始經常出巡，也是他努力在京城及地方八旗恢復一些「滿洲舊制」的內在組成部分。
遺憾的是，考慮到篇幅，這裡不可能對康熙時期做更多的分析。康熙皇帝的繼承人雍正皇帝，同樣注意到，有必要提升八旗的武備和政治意識。令雍正皇帝愕然的是，他在1720年代採取的各種政策，對於減緩軍事技能的普遍衰敗鮮有作用，這種衰敗，據歐立德的研究，始於1680年代，從漢軍八旗開始，到1740年代蔓延至滿洲和蒙古八旗。
1731年秋——在針對準噶爾汗首領噶爾丹策零的西北戰爭最高潮時——雍正皇帝對於「各省駐防兵丁，技勇多屬生疎」已經十分警覺。他要求大臣、官弁「悉心整理，勤加訓練」，「務令軍容嚴肅、武備周全」，宣布：「朕或於明年春月，各差科道等官，前往查看」，並警告說：「儻仍蹈故轍，一經參奏，定將該管大臣、官弁嚴加議處。」兩年後的1733年，雍正皇帝仍沒有看到改進的跡象，對此，他將「武備」的界定擴展至包括了普遍性的動員和後勤：古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
官僚慣常和制度的改革
年輕的乾隆皇帝從乃父「每聞派遣之使，勉強周章」即派人而非親身前往以整飭軍隊的做法中，應看到了上上下下的懈怠問題。然而，親閱軍事訓練並檢閱軍隊，既不是雍正皇帝的風格也不是他的專長，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乾隆皇帝選擇突出乃父對家產一官僚制進行合理化的成就，特別是公開讚揚的養廉銀和奏摺的制度化。
同樣重要的是，雍正皇帝重建八旗財務和人口編審。然而，等到乾隆皇帝以自己的風格執政，他認為，僅這些官僚慣常伎倆和制度的改革，不足以解決日益增長的備戰和民族一王朝集體榮譽感問題。
1757年第二次南巡途中，乾隆皇帝親自檢閱江南的駐防八旗和綠營軍隊，並問道：「詰武寧當視具文?!」考慮到特殊的情境，他質詢言辭之急切是毋庸置疑的。皇帝巡幸的做法，部分是乾隆皇帝明顯傾向於親自解決軍紀和秩序等諸多問題的直接產物。
參考文獻
《明清文化史》《史記》《漢書》《開國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