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段話。
儘管可以去學手藝，可是難免受人家的輕視。他應該去當兵，騎馬射箭，保衛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來越多，而騎兵的數目是有定額的。於是，老大老二也許補上缺，吃上糧錢，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賦閒。這樣，一家子若有幾個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來越困難。這種制度曾經掃南蕩北，打下天下；這種制度可也逐漸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還有多少人終身失業。
再看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來自霍建華主演的電視劇《鏢門》。
大概是第二集的時候，他們鏢局來了個砸場子的。此人牛高馬大，身著甲冑，武器很長，看起來很兇很厲害，自稱額爾赫。
他嚷嚷著要跟總鏢頭比武。霍建華演的劉安順，是鏢局大師兄，跟他比了一場，很快就打敗了他。若非手下留情，額爾赫當時非死即傷。
額爾赫卻不願善罷甘休，正好，總鏢頭的女兒出來，又逼著她打了一場。結果，他連妹子都打不贏。
這下，似乎服氣了一點。
他回到酒店，吃過飯喝過酒，卻連錢都付不起。明明是想打秋風，又要裝出一副我家大業大，不會欠你這點錢的樣子，大概還說了以後加倍還你之類的話。
後來，從其自述裡，我們知道，他是個王爺，不過，並非鐵帽子王，傳到他這代，早就沒落於無地，只能靠吃霸王餐、在外招搖撞騙過活了。
兩個故事裡，有共同的主角。
他們都是旗人。
雖然身份不同，有的祖上是王爺，有的不過是小兵，但到了清末，他們的生活，甚至過得比一般百姓還苦了。
為何會如此？
還不是慣的唄。
曾當過禮親王、後因凌辱大臣被削爵、圈禁一年的昭槤在其《嘯亭雜錄》裡記載了兩件事。
蒙古法祭酒式善，榜名運昌，中式時，純皇帝曰：「此奇才也」……己未春，上疏請旗人屯田塞外事，上以為故違祖制，降官編修，因引疾去官以終。
被乾隆視為奇才且賜名的法士善，嘉慶4年（1799）因上書請讓旗人到塞外屯田，被認為是言事不當，遭到降職。
玉亭相國，名伯麟，滿洲人，壺錫哈理氏……入閣後，頗以旗人生計為憂，所上條陳，調劑旗人事宜三款，切中利弊，有古大臣風範，今上為之動容。卒為其所阻，未得施行。不數日，公以疾免，士論惜之。
伯麟拜體仁閣大學士，乃道光元年（1821）之事。
相比法式善，他的命運似乎好了那麼一點，不但未被處分，道光還覺得他真是忠心為國啊。顯然，道光皇帝跟他爸的觀點，很不相同。他認識到旗人問題，將成為大清朝的大問題。
但，最終的結果是一樣的，他們都未能改變祖制。
清朝入關，對八旗採取了養尊處優的措施，以酬謝他們在打天下過程中的付出。
哪裡曉得，只吃白食不生產，那就是寄生啊。人越來越多，月俸越攤越薄。想做點事還被人嘲笑。受得了的，臉皮厚了也就無所謂。
難就難在，人性本來就趨於懶散，好不容易搞了幾個月心理鬥爭，想出去找點事做了，卻遭親戚鄰居朋友們的白眼甚至疏遠，那就只好破罐子破摔，一起遛鳥鬥狗算了。人生不就這麼回事嗎？大家都這樣，我難道過不下？
有錢真講究，沒錢窮講究。家裡少吃兩口，熬熬也就過來了。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知道，早在1821年，有識之士就已為旗人生計擔憂。
又過了幾十年，旗人的生活，自然是每況愈下。
時間到了宣統元年。
不猛改不行了。
這年三月，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上奏，建議設立奉天工藝場，錦州設分廠，置木工鐵工陶工藤工染工織工等十大科目。其中又以築工為最重要。待他們實習熟練之後，便可派往各處，「隨地經營，耕築並舉，成聚成邑之效不難立睹」。
二則設立農業講習所。讓旗人們種地。
奏摺中寫到，為旗丁授生計之學，唯農事為專門之業。非有學識經驗，必不足以備應用而獲實益。八旗各員，世居本地，人情風土各所夙知，於農業一門，未必能深悉。不先令其實習，啟以新知，又何能勝重任而致成效？
從中可見，清朝龍興之地的旗人們，也都是遊手好閒，既不會做工，也不會務農的。
而徐世昌覺得，唯有讓他們重田做工，才能在日本俄國對東北侵略日亟的情況下，「以殖民行實邊之策」。此殖民，乃其本意，就是繁殖孳生。
但從他奏摺裡，我們可以看到深深的恨鐵難成鋼的無奈。且，經費都是地方自籌，本來捉襟見肘，被削預算的那些人，還不對旗人恨得要命？
且，他們人數眾多，不論工廠還是農莊，都只能先打幾百幾十人試行，待到所有人都能自立，還要到何時？
對這些人寄寓實邊之重任，站在我們後來者的立場，知道是有些晚了。但當時徐世昌他們並不知道啊。他們只有用這樣的方法，為旗人，為大清續命。
從如風般席捲而來，到生計成為問題，再到編練新軍以淘汰八旗及綠營，最終，隨著清朝滅亡，好日子差日子，都雨打風吹去。
旗人成為一個歷史名詞，八旗子弟成為嘲諷不成器者的貶義詞，這大概是愛新覺羅的祖先們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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