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李培林
摘編｜羅東
《社會學與中國社會巨變》，李培林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1月。
社會學在中國的學科化過程，反映的是中國普遍的制度變遷的實際過程，而這種普遍的制度變遷，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洪流。社會學的學術制度，就像學校的制度、郵政的制度、鐵路的制度一樣，是一種現代化的「制度符號」，有了這些符號才能解讀和延續現代化的「思想本文」。這些制度的醞釀、引入和建立，也許是漸進的、潛移默化的甚至不經意的；隨著時間的磨蝕和它們融入「日常生活」，人們或許已經完全忘記了它們最初所具有的意義；但這些制度的形成過程，的確蘊含著觀念的斷裂、方法的創新和社會的轉型。
作者簡介：李培林，1955年5月生，山東濟南人，中國當代社會學家。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索邦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從書齋知識到現實世界的「生活」：現代社會學的興起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社會結構轉變過程，制度變遷是這個過程的組成部分。制度變遷雖不像思想觀念變革那麼充滿著論戰的激情和攻守轉換的戲劇性，但相對於日常生活的基層結構變遷來說，它畢竟是顯著的，具有思想符號和行為規範的普遍意義，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暴風驟雨般的變革，往往會成為劃分時代的標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常生活的基層結構的變遷，是最大量發生的、最不為人所在意的和最經常、最持久也是最根本、最深層的社會變遷。很多學者習慣於把思想觀念視為比日常生活更深層的東西，而現代社會學方法的導入，將這一觀念本身顛倒過來。
歷史上的學者，似乎從來注重的都是從書本裡尋知識，講究師承關係，講求思想淵源。學問的深淺，要看概念的錘鍊功夫，要看能否從已有的知識體系中發現新的微言大義，從而建立自己的知識話語和觀念符號。日常生活的油鹽醬醋茶、食衣住行閒，大概應歸於形而下的末流，不是值得學者們關注的東西。
現代社會學方法的產生，是把自然科學對「自然現象」的觀察、比較、分析的方法移植到社會科學上來，它開闢了從對社會現象和社會事實觀察中尋找學問的道路。做學問，要學會詢問，這也許就是學問的本義。但在19世紀中葉以前，世界上還很少有人把今天社會學的所謂社會調查方法概括為一種做學問的路子。
法國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工程師勒普萊（F·Le Play,1806-1882）通過對工人家庭進行實地調查和個案調查獲得的資料，在1864年寫了《歐洲工人》一書，從而使他成為開創社會學調查方法的最早的先驅之一。
涂爾幹（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譯為迪爾凱姆、杜爾凱姆等，法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年鑑》創刊人。與卡爾·馬克思及馬克斯·韋伯並列為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
而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通過他在1895年出版的《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和1897年出版的《自殺論：一種社會現象的研究》，使社會學在做學問的路子方面完全從哲學的母體中獨立出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西方列強拓展和維護殖民地的需要，人類學受到刺激而快速發展起來，對土著社會的關注使許多人類學家赴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進行實地調查，社會學的參與觀察調查方法也因而進一步地發展了。革命的理論家為了理論的適用性，也很早就開始使用社會調查的方法。1845年恩格斯在24歲時，就根據實地調查寫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而馬克思在1880年62歲時還設計過一個長達100個問題的《工人調查表》。
社會學在中國：做學問的方法為之一變社會學在中國的導入和產生，也使中國學者做學問的方法為之一變。中國的學者們這時才幡然醒悟，原來學問（尤其是解釋具體社會現象、解決具體社會問題的學問）也是可以來自對日常生活的觀察的。社會學的社會調查方法在中國的運用，使中國學術的實踐取向進一步強化。
中國最早的社會調查大概是北京社會實進會（1913年北京高校學生組織的社會服務組織）於1914-1915年對北京人力車夫的調查。此外，1923年，陳達指導清華學校學生調查了附近的成府村91戶人家、安徽休寧縣湖邊村56戶人家和學校僱役141人；1924-1925年，甘博、孟天培、李景漢在北京調查了1000位人力車夫、200處出賃車廠和100個車夫家庭；1926年，孟天培和甘博以北京幾家糧店的帳簿、行會章程為依據，以若干家庭社會預算為參照，調查了北京1900-1924年25年的物價、工資和生活費用變化情況；1926-1927年，陶孟和採用家庭記帳法，對北京48個手工業工人家庭和12個小學教員家庭的生活費進行了調查，寫成《北平生活費之分析》一書，於1930年出版。
李景漢（1895-1986），中國社會學家、社會調查專家。
在中國教學的外國教授，也指導學生進行了深入調查：1918-1919年，滬江大學社會學教授葛學溥指導學生對廣東潮州650口人的鳳凰村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用英文寫成《華南鄉村生活》，於1925年出版；1922年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委託馬倫（C·B Malone）和載樂爾（J·B Taylor）指導9個大學的61個學生，對直隸、山東、江蘇、浙江4省的240個村1097戶家庭進行了調查，並以英文寫成《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出版；1923年，在白克令教授指導下，滬江大學社會調查班的學生調查了上海附近360口人的沈家行村，調查結果寫成《沈家行實況》（張鏡予主編），於192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大概是第一個用中文寫的農村社會調查報告。
中國早期社會學調查報告的經典之作，當屬李景漢1933年發表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筆者在此處不厭其煩地羅列這些中國早期的社會調查，只是為了說明，這種研究的方法，並非中國從來就有的，也並非從中國傳統治學文化的土壤裡自然長出來的，它像社會學在中國的產生和郵政、鐵路、學校等新事物在中國的出現一樣，也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產物和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觀念斷裂的標誌。
吳景超（1901-1968），社會學家，1928年獲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金陵大學、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計劃系任教。
日常生活：每日每時的結構變遷制度的變遷，只在某些歷史時段表現得比較突出，儘管20世紀以來，中國的制度變遷（包括制度革命和體制改革）曾多次成為歷史的主題，但制度相對穩定的時期仍然是更為經常、更為長久的狀態。制度本身的含義，就意味著它是相對穩定的行為規範，人們不可能永遠在制度變遷中生活，就像無法駕車行駛在交通規則日新月異的道路上。制度的建立是為了降低人們行動的成本，制度具有這種節約行為成本的功能，因此制度變遷本身是要付出成本的，只有當制度變遷的收益大於成本時，這種制度變遷才是合乎理性的。
但是，相對於制度變遷來說，日常生活的基層結構的變遷每日每時都在進行，它由無數的，似乎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但又實際上變動不居的日常社會現象構成。這種持續的不間斷的社會結構變遷是社會發展的常態，只不過有時緩慢得讓人感到死氣沉沉，有時又加速得讓人感到變幻如雲、不知所措。社會學所研究、所關注、所要通過社會調查獲得的學問，實際上就是關於這種日常生活基層結構的變化規則的知識，這種知識除了來自對日常生活經驗的分析綜合之外，別無他途。
這種做學問的方法，並不只限於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在歷史研究的領域，這一方法也同樣有效。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研究15-18世紀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時，就特別注重從最基層的日常生活結構的變化入手；他不厭其煩地從各種瑣碎的關於衣食住行的資料中去發掘那些人們所不經意的東西，認為這樣才能真正揭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形成。布羅代爾是法國年鑑歷史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該學派是由費弗爾（L·Febvre,1878-1956）和布洛赫（M·Bloch,1886-1944）創立的，其研究方法受到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心理學、經濟學和語言學的影響，強調研究要「科學」和「客觀」，注重依據經過縝密考證的第一手資料，尤其是檔案資料，發掘個別、特殊社會現象之間的歷史因果關係。
費爾南·布羅代爾（1902-1985 ），法國歷史學家，年鑑學派的的第二代代表人。他曾提出了著名的長時段理論。
布羅代爾對日常生活的關注，開歷史研究的新風。這樣撰寫歷史當然不如研究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的傳統歷史方法簡潔，甚至讓人覺得把轟轟烈烈的歷史寫得那麼平常乏味、那麼枯燥繁瑣，但這樣撰寫的歷史也許才是更為真實的，更接近歷史本來面目的。中國是史學大國，但對中國的歷史，史學家更多關注的是正史，如朝代史（「二十四史」）和編年史（《資治通鑑》等），而不是各種歷史檔案本身。對中國的「二十四史」，史學家歷來關注的也是本紀、帝紀、列傳、世家以及王朝更迭等重大事件，近現代治史的學者，才把目光更多地轉向考古發掘和歷史遺留的實物，注重引證和依據第一手資料，也更注意研究史書中反映日常生活的食貨志、刑法志、地理志、禮儀志、樂志、藝文志、職官志、輿服志、選舉志等。
所以，對於一百多年來中國現代化和社會結構變遷的歷程，人們可以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來觀察。人們比較習慣的層面和感到方便的觀察角度，往往是劃時代的歷史事件、耳熟能詳的代表人物和不同派別的社會思潮，而人們最容易忽略的重要層面就是「日常生活」。19世紀末，中國「人多好之」的進口衣物食物用物，如洋布、洋緞、洋呢、羽紗、漳絨、氈毯、手巾、花邊、紐扣、針線、傘、顏料、牙刷、牙粉、胰皂、火油、咖啡、呂宋菸、紙捲菸、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餅、洋糖、洋鹽、洋乾果、洋水果、藥水、丸粉、馬口鐵、鐘錶、寒暑表、風雨針、電氣燈、自來水、玻璃鏡、照相片、電線、顯微鏡、德律風、傳聲筒、留聲筒等1895年，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即著名的「公車上書」，因進京會考的書生可乘公車，所以史稱「公車上書」）中，提出務農、勸工、惠商、恤窮的「養民之法」，這裡所列的物品，是他在談到勸工、惠商時列舉的關係「民生國計」的外來工業品和引起嚴重貿易逆差的外來生活商品。
現在早已成為尋常之物，在生活中和人們的記憶中甚至難以留下它們改變生活方式的變遷痕跡；但它們的導入和融入中國日常生活的過程，就像制炮造艦等技術、學校郵政鐵路等制度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思想導入和融入中國社會的過程一樣，反映的是中國緩慢走向現代化的社會結構變遷過程，而且是從日常生活的最基礎層面揭示這一過程。
「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張力：從梁啓超、梁漱溟到費孝通20世紀初社會學在中國的導入和產生所推動的學術走向生活、走向實踐的取向，以及外辱內憂之下學者所形成的富國強國的強烈使命感，形成了中國社會學的介入生活、幹預生活的傳統，推動一大批學者走出書齋步入生活基層。同時，也形成了學術上的一個明顯特徵，即在研究中國時強調文化「特殊性」。
關於「特殊性」問題，起初似乎是由於學西方不見實效，焦慮之下反觀中國現實，於是發現了中國不具有走西方道路的文化基礎這個「理由」。但開始也還只是涉及東方之於西方、中國之於外國在社會結構和文化上的特殊性，後來關於這種「特殊性」的探討被擴展到很多學術領域，包括學科的理論、規則和方法。
梁啓超是較早（1906年）提出東西方社會具有根本差異的學者。他提出這種差異，不過是為了證明，歐美的經濟社會「陷於不能不革命的窮境」，而中國的經濟社會，只能「使循軌道以發達進化，而危險之革命手段，非所適用也」。他解釋說：「我國現時之經濟社會組織，與歐洲工業革命前之組織則既有異，中產之家多，而特別豪富之家少。其所以能致此良現象者，原因蓋有數端。一曰無貴族制度。歐洲各國，皆有貴族，其貴族大率有封地……二曰行平均相續法。歐洲各國舊俗，大率行長子相續……三曰賦稅極輕。歐洲諸國，前此受教會重重壓制，供億煩苛，脧削無藝，侯伯、僧侶不負納稅之義務，而一切負擔，全委諸齊氓……凡此皆說明我國現在經濟社會之組織，與歐洲工業革命前之經濟組織，有絕異之點。而我本來無極貧極富之兩階級存，其理由皆坐是也」。梁啓超在這裡提出的，不僅是中國社會組織特殊論，而且是中國社會組織優越論。
《新青年》雜誌封面。
陳獨秀在即將就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的1915年，在其創辦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認為，第一，「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第二，「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庭為本位」；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陳獨秀所說的東洋民族，顯然是指中國，而且他的闡述中讚揚西洋的民族性、貶斥中國民族劣根性的取向是明顯的。他認為中國的宗法制度損害個人獨立之人格，窒礙個人意思之自由，剝奪個人法律平等之權利，養成依賴性從而戕賊個人之生產力，所以「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庭本位主義」。
梁漱溟大概是近代以來中國學者中談東西文化差異問題最多的人，1920-1921年他就發表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除早期那篇使他以中學之學歷而能持北京大學教鞭的《究元決疑論》梁漱溟在北京上完中學後，再未接受正規教育，完全靠自學。1916年他24歲時，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談印度佛學的《究元決疑論》一文，蔡元培看到後即邀他到北京大學哲學系講授印度哲學課程，而此時在北大哲學系執教的基本上都是留學回來的，此事一時傳為佳話，成為蔡元培不拘一格選人才的例證。和關於印度哲學的著作外，這個問題幾乎貫穿於他所有著作。而1928-1933年發生的「中國社會史論戰」，顯然刺激了他在這方面的思考。
梁漱溟認為，首先，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中國已蛻出的宗法社會是「家庭本位的社會」，「西洋近代社會是個人本位的社會——英美其顯例；而以西洋最近趨向為社會本位的社會——蘇聯其顯例」，「團體與個人，在西洋儼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為虛位。中國人卻從中間就家庭關係推廣發揮，而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這兩端好像俱非他所有）」。其次，西洋「中古社會靠宗教，近代社會靠法律」，而中國社會「以道德代宗教，以禮俗代法律」。再次，中國是「職業分途的社會」，西洋是「階級對立的社會」，西洋社會「中古則貴族地主與農奴兩階級對立，近代則資本家與勞工兩階級對立」。最後，中國社會只有周期性的治亂而無革命，西洋社會則既有工業革命又有社會革命。
梁漱溟（1893-1988），思想家、哲學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大儒家」之稱。
梁漱溟強調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特殊性，大致是為了說明中國民族性的劣根性，而改造這種劣根性要從「鄉村自治」開始，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關於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這幾個差別，梁漱溟在他1937年出版的《鄉村建設理論》（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中都已提出，而據他所說，這種見地和主張萌芽於1922年，大半決定於1926年冬，而成熟於1928年。此處引自他的《中國文化要義》，該書內容曾在1941年在廣西大學講演，1942年開始寫作，但到1949年才出版。
1947年，費孝通在經歷了他的實地社區調查階段之後，開始用比較的手法從理論上分析鄉土中國的特徵。他認為，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是由「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絡」形成的「差序格局」，而現代西洋是「團體格局」，「在團體格局裡個人間的聯繫靠著一個共同的架子；先有了這個架子，每個人結上這個架子，而互相發生關聯」。他還認為，中國鄉土社會是禮治社會，西洋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中國鄉土社會是血緣社會，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西洋現代社會是地緣社會，地緣是契約社會的基礎；「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轉變，也是社會史上的一個大轉變」。
費孝通（1910-2005），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著有《江村經濟》《生育制度》等。
費孝通在論述中國鄉土社會與西方現代社會的差異時，有時似乎是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但更多的時候又似乎是直接受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影響（特別是滕尼斯關於社區與社會的結構差別的理論），把這種差異視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階段性差異。過於強調文化或結構「特殊性」在學術上的陷阱
隨著東亞經濟的起飛成功，新儒家學說又重新提起東西方文化差異問題，但這次的命題似乎有所改變，中國人似乎不再有文化上的自貶和自嘲。1983年，在香港召開的「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金耀基宣讀了《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韋伯學說的重探》一文，質疑韋伯在《中國的宗教：儒家與道教》一書中關於儒家倫理是傳統中國社會阻礙資本主義發展最主要原因的判斷，要翻這個「長期以來幾為學術界默然遵守的鐵案」。金教授認為，東亞社會經濟發展之謎，對韋伯的假設提出「經驗現象的挑戰」，而這種現象正可以按照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方法，以儒家倫理給予「文化的解釋」。1985年，在第二次「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上，陳其南的《家族倫理與經濟理性——試論韋伯與中國社會研究》一文，深化了這一探討，分析了儒家的家族倫理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凸顯了儒家「光宗耀祖」的成就目標和精神動力。1987年，餘英時發表了《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試圖通過對中國長時段歷史的研究來解決這個韋伯式問題。他認為在傳統中國的價值體系中，也存在如新教倫理的勤、儉那樣的工具理性，這是中國明朝中葉後商業蓬勃發展的原因。從此，這個話題似乎成為新儒家的主題，也幾乎成為1988年在香港召開的第三次「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的主題。（參見這次研討會後出版的論文集《中國宗教倫理與現代化》（黃紹倫，1991）。該文集中請重點參閱張德勝的《儒家倫理與成就動機：事實與迷思》和G·G Hamilton的《父權制、世襲主義與孝道——中國與西歐的比較研究》兩文）
這種具有繼承性的對中國社會結構或文化「特殊性」的強調，是很有意義的，但在學術上也有陷阱，它有可能使人們把最終將匯入普遍性的特殊性，當作一種持久的特殊性。世界現代化的過程，儘管也是價值觀走向多元化的過程，但從特殊性走向普遍性這一規律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如果把關於中國文化「特殊性」的命題擴展到中國的研究和學術的「特殊性」上，那就更進入誤區了。科學是超越國家、民族、地域和文化的。作為科學的社會學也只能有一個，它是屬於全世界的，它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學派、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思潮，可以有不同的理論發展階段，可以有對不同社會和不同文化的研究，但屬於這個學科的基本邏輯和規則是相同的。
本文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節選自《社會學與中國社會巨變》一書。本文編排省去了原文注釋、引用，詳見原書。標題由摘編者所取。封面題圖來自紀錄片《城市夢》（2019）。
原文作者 | 李培林
摘編 | 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