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卷九八《王敦傳》：「〔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南史》卷二一史臣論曰：「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
琅邪王氏諸兄弟與晉琅邪王司馬睿，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結成密切關係。王導以他所居司馬睿左右的關鍵地位，艱苦經營，始奠定東晉皇業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語。王與馬的結合，開啟了東晉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
東晉初年諸帝，待王導以殊禮，不敢以臣僚視之。《世說新語·寵禮》：「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元帝）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元帝對王導，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給王導手詔，用「惶恐言」、「頓首」、「敬白」；中書作詔則用「敬問」。成帝幸王導宅，拜導妻；王導元正上殿，帝為之興。
「王與馬共天下」，這並不是時人誇張之詞，而是一種確有實際內容的政治局面。《晉書》卷六《元帝紀》，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兵入石頭，元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同書卷九八《王敦傳》記元帝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時不敢以君臣名分責王敦，只得委曲求全，企圖維持與王氏的共安。他請求王敦不要擅行廢立之事，不要破壞「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執意獨吞天下，破壞共安，元帝無以自持，就只有避住琅邪國邸這一條路可走。
徵之歷史，「共天下」之語，古已有之，並不始於兩晉之際的王與馬。《史記》卷八五《呂不韋列傳》，不韋為子楚謀秦王之位，子楚感激，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子楚允諾呂不韋共有秦國，這就是後來子楚得立為莊襄王，並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的緣由。《史記》卷七《項羽本紀》，漢五年劉邦擊楚，諸侯約而不至。張良曰：「楚兵且破，〔韓〕信、〔彭〕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漢書》卷一《高祖紀》記此事，「共分天下」即作「共天下」，師古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分之。」這就是劉邦發使割陳以東傅海之地與韓信，割睢陽以北至谷城之地與彭越的緣由。
由於時代的推移變化，裂土以「共天下」的情況，西漢以後已經不存在了。「王與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關係，而是指在權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與一般君臣不同的關係。王與馬的這種名器相予、御床與共的關係，發生在東晉創業、元帝壯年繼嗣之時，不是末世權寵禮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類不正常的情況。王導以一代名相處此而當世多不以為非分，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為什麼江左會出現這種政治局面呢？總的說來，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的產物，而江左政權依賴於士族，則是門閥制度發展的結果。士族高門與晉元帝「共天下」，歸根到底可以從這裡得到解釋。但是這還不能說明為什麼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別的高門士族與晉元帝「共天下」的問題。晉元帝與琅邪王氏之間，尚有其歷史的和地域的特殊原因，使之相互固結，因而形成王與馬的特殊關係。
西晉諸王，或隨例於太康初年就國，在其封國內有一段較長的活動時間；或雖未就國，但與封國有較多的聯繫。他們一般都重視與封國內的士人結交，甚至姻婭相聯，主臣相託，形成比較密切的個人和家族關係。東漢守、相例闢屬內士人為掾，此風在西晉時猶有遺留。西晉諸王闢王國人為官之事，史籍所載不乏其例。《華陽國志·後賢志》：常騫，蜀郡江原人，「以選為國王侍郎，出為緜竹令，國王歸之，復入為郎中令。從王起義有功，封關內侯，遷魏郡太守，加材官將軍……。」案同書《大同志》太康八年（287年）成都王穎受封四郡，蜀郡在其封內。由此至永寧、太安年間，蜀亂，成都王穎徒封荊州南郡四縣（《晉書》卷一五《地理志》）為止，歷時十餘年之久。所以司馬穎與成都王國士人關係甚多，是可能的。《晉書》卷九〇《良吏·杜軫傳》，成都人杜軫，子毗，「成都王穎闢大將軍掾」；軫弟烈，「為成都王穎郎中令」，皆屬此例。《世說新語·賢媛》注引《晉諸公贊》：孫秀，「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徒戶為趙人，用為侍郎。」孫秀於趙王倫篡位後為中書令，政皆決之。《世說新語·讎隙》注引王隱《晉書》以及今本《晉書》卷五九《趙王倫傳》皆著其事跡，更是顯例。《晉書》卷五四《陸機傳》、《陸雲傳》，機、雲兄弟，吳郡人，吳王晏出鎮淮南，先後闢機、雲兄弟為王國郎中令。《抱樸子·自序》丹陽葛洪，父為吳王晏郎中令，而丹陽亦吳王所食三郡之一。此皆王國闢屬內士人之例。依成都國、琅邪國、趙國、吳國諸例推之，司馬睿一系之琅邪王與琅邪國內士人交往，因而形成比較牢固的歷史關係，是當然之事。
諸王所闢或所與交遊的王國士人，如果出於國內著姓士族，其關係可能更為不同。司馬睿之祖司馬伷於西晉平吳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時琅邪國內最顯門第，當數臨沂王氏。據《晉書》卷三三《王祥傳》，琅邪臨沂王祥於曹魏黃初年間為徐州別駕，討破利城兵變，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北堂書鈔》卷七三引王隱《晉書》，謂王祥「以州之股肱，糾合義眾」，可證王祥有宗族鄉黨勢力可資憑藉。自此以後，王祥位望日隆，歷居魏、晉三公之職，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輩出。像琅邪王氏那樣業已顯赫的家族，本不待琅邪王的闢舉以光門戶；而琅邪王欲善接國人以廣聲譽，卻特別要與琅邪王氏結交。司馬伷（死於太康四年，283年）、司馬覲（死於太熙元年，290年）以及司馬睿三代相繼為琅邪王，與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聯姻，前後歷數十年之久。所以王氏兄弟與晉元帝司馬睿在述及王、馬關係時，總說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誼。例如王導與晉元帝「契同友執」，「有布衣之好」；晉元帝曾對王敦說：「吾與卿及茂弘（王導）當管鮑之交」；王廙是晉元帝姨兄弟，他在疏中說：元帝與他「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除王氏以外，琅邪國內其它士族如諸葛氏、顏氏以及各色人才，司馬睿亦廣為結交，以盡其用。當司馬睿過江為鎮東將軍時，《晉書》卷七七《諸葛恢傳》謂「於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用一國之才。」「一國」，琅邪國也。
王、馬關係固然有個人情誼為紐帶，但又不僅如此，它更是一種以家族集團利益為基礎的長期發展起來的相互為用的政治關係。如果家族集團利益發生矛盾，個人情誼一般就不起什麼作用了。所以當西京覆沒，元帝將立時，王敦居然「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明帝初立時，「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元帝憚王氏家族大強，也圖用親信以抑王氏。當王氏家族極力抗拒此舉，甚至王敦以清君側為名起兵叛亂時，以恭謹見稱的王導實際上也站在王敦一邊。所以「共天下」云云，並不是王與馬平衡的穩定的結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下出現，又依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政治現象。當王氏家族認為有必要又有可能廢立或自代時，「王與馬共天下」的平衡局面就會有破裂的可能。當王氏家族的權勢盛極而衰時，別的家族也可以起而代替王氏居於與司馬氏「共天下」的地位。
南宋陳亮有感於晉宋偏安，如出一轍，山河破碎，弔古傷今，在所作《念奴嬌·登多景樓》一闋中發問慨嘆：「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門閥政治，也就是「門戶私計」的政治，嚴格說來，只限於東晉，孫吳時還沒有，南朝時又成過去，「六朝」云云，是陳亮誤解之詞。而東晉一朝的門閥政治，則是貫徹始終，發其端者，是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王導、王敦兄弟與司馬氏「共天下」，開創了東晉門閥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詮釋兩晉之際的王、馬關係，探索其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是理解東晉一朝門閥政治的重要一步。
「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邪王與琅邪王氏的地域結合，又有其歷史原因。王馬結合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西晉八王之亂後期即東海王司馬越與成都王司馬穎對峙期間司馬越與王衍的關係。
八王之亂後期，惠帝子孫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為其時司馬皇統中血統最近的親屬。成都王穎搶得了皇位繼承權，稱皇太弟，居鄴城遙制洛陽朝政。東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後參與亂事的藩王。按血統關係說，東海王越是司馬懿弟東武城侯司馬馗之孫，高密王司馬泰之子，於武帝、惠帝皇統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穎居於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樣。按食邑數量說，成都王本食四郡，東海王只食六縣，大小輕重迥不相同。永興元年（304年）七月蕩陰戰後，惠帝被劫入鄴，成都王穎更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黨於東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發兵攻鄴，成都王穎和惠帝以及皇室其它近屬逃奔洛陽，被河間王顒部將裹脅入關。這時候，惠帝兄弟輩二十五人中，只剩下成都王穎（原來的皇太弟，入關後被廢）、豫章王熾（入關後新立的皇太弟，後來的晉懷帝）和吳王晏（後來的晉愍帝司馬鄴之父）。惠帝和宗室近屬悉數入關，廣大關東地區沒有強藩控制，這是東海王越填補空缺、擴充勢力的大好時機。東海王越的勢力就是趁這個機會擴充起來的。
蕩陰敗後，司馬越回東海國，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進行了大量的活動。從此，徐州地區成為他的廣闊後方。他部署諸弟司馬騰、司馬略、司馬模分守重鎮以為形援。然後他移檄徵、鎮、州、郡，自為盟主，並於光熙元年（306年）把惠帝從長安奪回洛陽。接著，惠帝暴死，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相繼被害，繼立的晉懷帝完全在司馬越的掌握之中。司馬越在皇族中已沒有強勁的對手，八王之亂至此告終。勝利的司馬越贏得了瘡痍滿目的山河，也獨吞了八王之亂的全部惡果。匈奴劉淵、羯人石勒的軍隊動輒威脅洛陽，使司馬越不遑寧處。
司馬越並不具備皇室近屬的名分，號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聯絡關東的士族名士，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實際力量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關東是士族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司馬越統治的命運。但是關東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樣，在十幾年的大亂中受到摧殘。有些人鑑於政局朝秦暮楚，儘量設法避禍自保。名士庾薌王室多難，害怕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宣揚榮辱同貫，存亡均齊思想。還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吳士張翰、顧榮辭官南歸，穎川庾袞率領宗族，聚保於禹山、林慮山。這種種情況，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動向。司馬越必須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夠影響的人物列於朝班之首，才能號召儘可能多的士族名士來支持他的統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馬越看中，他們密切合作，共同經營一個風雨飄搖的末代朝廷。
王衍郡望雖非東海，但是是東海的近鄰。王衍家族的社會地位，高於東海國的任何一個家族。王衍是其時的名士首領，以長於清談為世所宗。據說此人終日揮麈談玄，義理隨時變異，號曰「口中雌黃」，朝野翕服。《世說新語》一書，記載了清談家王衍的許多佚事。不過王衍的玄學造詣，聲大於實，史籍中除了記他祖述何晏、王弼「貴無」思想和反對裴宓摹俺纈小敝說等寥寥數語以外，不言他對玄學究竟有什麼貢獻。清人嚴可均輯《全晉文》，竟找不到王衍談玄內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說：「嗚乎！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從此，王衍就以清談誤國受到唾罵，至於千百年之久。
王衍主要是一個政治人物。他口頭上雖說「不以經國為務」，自稱「少不預事」，但青年時代就「好論縱橫之術」。以後除了一個短時間以外，王衍始終居於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為愍懷太子妃，一適賈充之孫賈謐。可見他在西晉末年宮廷傾軋這一大事中既結後黨，又結太子，兩邊觀望，期於不敗。王衍另一女為裴遐妻，而裴遐是東海王司馬越妃裴氏從兄。王衍通過裴遐，又同東海王越增加了一重關係。以上種種，都是王衍所結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動的需要。他被石勒俘獲，臨死猶為石勒「陳禍敗之由」，並且「勸勒稱尊號」。他戀權而又虛偽，服膺名教與自然「將無同」的信條。他和司馬越作為西晉末代權臣，除了操縱皇帝，剪除異己，羈縻方鎮，應付叛亂以外，沒有推行過任何有積極意義的措施。
司馬越與王衍，是一種各有圖謀的政治結合。司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執政地位，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權勢；王衍則為司馬越網羅名士，裝點朝堂。當時北方名士團聚在王衍周圍的，數量很多，其中的王敦、謝鯤、庾堋⑷鈽蓿號為王衍「四友」。由於王衍的引薦，諸王、諸阮以及謝鯤、庾堋⒑母輔之、郭象、衛玠等名士都被司馬越所延攬，南士也有闢司馬越府者，所以史稱越府「多名士，一時俊異。」這些人祖尚玄虛，多半沒有政治能力，在司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夢死，等待著命運的安排。他們之中多數人陸續過江，庇託於江左政權；有些名士則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殺。
東海王越妃出河東裴氏。西晉時裴氏與王氏齊名，時人以兩家人物逐個相比，以八裴方於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馬越聯繫士族名士的又一橋梁。不過裴盾、裴邵沒有來得及過江。裴邵隨司馬越出項，死於軍；裴盾後降匈奴，被殺。裴氏與司馬越個人關係雖密，但其家族不出於河南，與司馬越府椽屬多出於河南士族者，畢竟有所不同。這種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見，當淵源於昔日司馬穎居鄴、司馬越居洛陽而相互對立的歷史。所以裴氏家族重要人物與其他河北士族一樣，罕有過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沒有在東晉政權中取得相應的地位，以繼續發揮象王氏家族那樣的政治作用。
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懷帝時的西晉朝廷，以司馬越、王衍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裝點其間，實質上就是司馬越與王衍「共天下」。可以說，這是「王與馬共天下」最早的一種組合，一個形態。
在司馬越、王衍操縱之下，另一個王與馬相結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這就是晉琅邪王司馬睿與琅邪王導在徐州開啟的局面。
王氏家園所在的琅邪國，是司馬睿的封國。司馬睿的琅邪國與司馬越的東海國相鄰，都在徐州。司馬睿的祖父司馬伷曾出為鎮東大將軍、假節、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晉書》卷三八本傳稱其「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後來，當司馬越收兵下邳，準備西迎惠帝時，起用琅邪王司馬睿為平東（後遷安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為他看管後方。司馬睿受命後，請王衍從弟、參東海王越軍事的王導為司馬，委以重任。由司馬越、王衍在洛陽的關係，派生出司馬睿和王導在徐州下邳的關係，王導在司馬睿軍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司馬越物色司馬睿，還有歷史淵源。司馬越與司馬穎對峙之時，司馬睿與其從父東安王司馬繇先居洛陽，後居鄴城。那時司馬越已通過闢于越府的王導對司馬睿施加影響。蕩陰戰後，司馬繇被司馬穎殺害，這更堅定了司馬睿在成都王穎和東海王越之爭中投向東海王越一邊的決心。司馬睿在王導勸誘下南逃洛陽，轉回琅邪國，在那裡接受了司馬越的號令。從種種跡象看來，司馬睿、王導同蒞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組合，而是司馬越、王衍精心的策劃與安排。洛陽司馬越與王衍的組合，下邳司馬睿與王導的組合，都是日後建康「王與馬共天下」的前奏。
不過，情況還是有區別的。洛陽司馬越、王衍的組合，掌握實權的是司馬越；而徐州下鄧司馬睿、王導的組合，王導卻起著主導作用。那時，司馬睿還是一個「恭儉退讓」，「時人未之識」的一般宗室成員，而王導已經具有政治閱歷和名望，可以把司馬睿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王導傳》敘述這一段關係時說：「〔導〕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透過這一段夾雜著攀附之辭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司馬睿在北方所經歷的大事，幾乎全出王導的主動籌謀。王導在鄴城、洛陽、下邳，早已發現了司馬睿「奇貨可居」，很像當年呂不韋在邯鄲發現了秦國的子楚一樣。子楚曾約定分秦國與呂不韋共之，而司馬睿後來實際上與王導共享東晉天下。
永嘉政局，紛亂異常。劉淵等交侵於外，懷帝、司馬越構嫌於內，州郡徵鎮叛服不常，流民暴動此伏彼起。司馬越、王衍力圖在政治上、軍事上加強控制，搶據要衝，以維持殘破局面。在這種形勢下，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馬睿受命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偕王導南渡建鄴。這是司馬睿、王導同鎮下邳兩年以後的事。其時，王衍為門戶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案指中原）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洛陽），足以為三窟矣。』」孫盛《晉陽秋》記此事，謂王衍辭諸弟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依孫盛所記，王衍經營「三窟」，並不是消極地效狡兔之求免於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時圖謀霸業。以後的事實表明，王衍追求的霸業沒有實現於齊楚，而實現於揚州的江南；不是假手於王澄等人，而是假手於王導。這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為他設想的「三窟」均在長江以北，並未包括揚州江南部分。
從人物構成和歷史淵源說來，揚州一窟，同樣是司馬越、王衍勢力所派生出來的。揚州江南窟成，齊楚已亂，王馬天下，只有於此經營。但是此時洛陽尚有懷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勢暫時還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導在建鄴「潛懷翼戴之計」，待機脫離洛陽以稱霸江左的事實，謂其時江左「陰氣盛也」。這反映晉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時人的估計之中。
司馬睿渡江一舉，開啟了東晉南朝在江左立業局面。不過這不是司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馬越、王衍的全盤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司馬睿、王導受命過江，從軍事、政治上說，是為了填補陳敏被消滅後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荊楚呼應，保障徐州，並為中原犄角。這一點與江左原來的政治形勢有關，將在本文下節詳論。從經濟上說，很可能有替堅守中原的司馬越、王衍搜括江南財富，特別是潛運江南糧食的目的。
原來，陳敏在洛，為尚書倉部令史，建議於執政曰：「南方米谷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潛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因此陳敏得以出為合肥、廣陵度支。他後來擊敗石冰，割據米谷豐裕的揚州江南諸郡，也得力於所統運兵。《水經·淮水注》謂陳敏於中瀆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以改變湖道紆遠狀況，縮短了江淮間的航程。此事內容尚有疑點，不可全信，亦非全誣。《太平御覽》卷六六引顧野王《輿地誌》，謂陳敏在丹陽境開練湖，而練湖之開與維持丹陽、京口間運河航道有密切關係。《輿地紀勝》卷七引《輿地誌》，謂京口城南有丁卯港，港有埭，為京口運河航道重要設施，據說「晉元帝子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立埭，丁卯制可，因以為名。」案司馬裒鎮廣陵，開丁卯埭，為建武元年（317年）事，在陳敏於揚州江南開練湖以濟運河之後十年。這些維修江南運河的史實，都與陳敏離都的初衷切合。又，司馬睿、王導在徐州時本有漕運任務。徐州治所下邳，當泗水通途。《水經·泗水注》：宿預，「晉元帝之為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為邸閣。」司馬睿與王導南來，沿中瀆水下廣陵，過江而達建鄴⑤，也是踵陳敏之跡。根據這許多跡象，我推測，司馬睿、王導奉命南來，本有與陳敏相同的潛運江南糧谷以濟中州的經濟目的。
細察王衍「三窟」之說和其後事態發展，可以認為司馬睿、王導受司馬越、王衍之命南來，並不是為越、衍南逃預作準備。司馬越和王衍始終不見有南逃的打算。我們知道，司馬越是在逗留東海、收兵下邳以後才得以成為獨立力量的。他的軍隊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東海國人為多。洛陽宮省宿衛，也都被司馬越換成東海國將軍何倫、王景的東海國兵。永嘉四年（310年）冬司馬越聲稱為討伐石勒而離洛，還以何倫和堅決支持司馬越的「乞活」帥李惲等軍，奉東海王妃裴氏和世子毗守衛洛陽，監視宮省。這些情況，說明司馬越、王衍勢力的地方色彩很濃。他們只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不曾考慮偏安江左。其時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壽春，也被拒絕，周菠以此為司馬越、司馬睿的軍隊夾攻致死，這就是史臣所謂「祖宣（馥字）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一事。司馬越的戰略意圖，是依託徐州，守住洛陽，自為遊軍與石勒（以後還有苟晞）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馬越這一戰略意圖的。當洛陽由於劉淵、石勒的攻擊而人心浮動，遷都避難呼聲甚緊時，「衍獨賣車牛以安眾心」。後來，司馬越、王衍擁軍東行，越於道中病死而託後事於衍，衍必欲扶越柩歸葬東海，以至於在東行道中為石勒部眾追及，王公士庶十餘萬人俱死。何倫、李惲擁裴妃及世子毗逃離洛陽，世子和三十六王都落入石勒之手，何倫東走歸下邳，李惲北走廣宗，時在永嘉五年（311年）。
司馬越、王衍擁眾東行，從戰略戰術上看不出有其他用意，只是反映了他們以及他們的將士「狐死首丘」的願望而已。《晉書》卷三五《裴楷傳》載東海王越妃兄徐州刺史裴盾大發良人為兵，司馬越死，裴盾「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也是東方將士只圖奔返家鄉之證。
司馬越、王衍一心東歸而無南渡意圖，客觀上便利了司馬睿、王導在江左獨立經營。東方青、兗、豫、徐諸州士族名士則多有在胡騎侵逼之下南走建康者，昔日司馬越府俊異陸續歸於司馬睿府，成為司馬睿府「百六掾」的主幹，有助於司馬睿、王導勢力的壯大，而且也顯示出麇集江左的這一集團是洛陽朝廷事實上的繼承者。爾後江左的門閥士族，大體上都是出於昔日司馬越府的僚屬。
與司馬越、王衍一心東歸成為對照的，是閻鼎的西行。閻鼎，天水人，也出於東海王越府參軍。他鳩集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裡。洛陽淪陷後，他翼戴秦王（後來的晉愍帝）西奔長安。裹脅而行的以荀藩、荀組為首的行臺諸人多關東人，不願西去，或者逃散，或者被殺。由此可見，其時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還有關東、關西的畛域之分，這在士族人物中確實是一個重大問題，影響著政局的發展。
西晉統治者進行的八王之亂以及隨後出現的永嘉之亂，既摧殘了在北方的西晉政權，也毀滅了幾乎全部西晉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隨他們的士族人物。吳人孫惠在上司馬越書中說：「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王衍一夥慘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屍骸。他們在北方徹底失敗了。殘存的長安朝廷落人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維持多久。只有他們派出的司馬睿和王導，在建鄴植下了根基。由於皇族劫餘無多，建鄴的司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號召力量的士族琅邪王導。這樣，在北方具有雛形的「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為一個新朝政權的基本結構。
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馬睿偕王導渡江至建鄴。晉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漸南移江左。西晉滅亡以後，江左的東晉政權維持了一個世紀的統治。
關於南渡，據知有如下三種記載。
《晉書》卷六《元帝紀》：「永嘉初，〔元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世說新語·言語》「顧司空（和）未知名」條注引鄧粲《晉紀》：「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王導於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興之功」，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他當時還受制於司馬越與王衍，不可能獨自作出這件大事的決斷。司馬睿于越、衍，關係尚淺，也不可能決定南渡大計。所以，司馬睿「用王導計」始渡江之說似嫌簡單，不盡符合當時的情況。
《晉書》卷五九《東海王越傳》：「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東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見前述。妃兄裴盾為徐州刺史時，司馬睿為安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闢司馬睿安東府長史，與安東府司馬王導「二人相與為深交」。所以裴妃對於司馬睿、王導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關切，說她表示過這種意願，是完全合理的。後來，東海王世子毗陷於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賣，東晉既建，始得過江。司馬睿為報答司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衝奉越後為東海王世子，以毗陵郡為其封國，又以毗陵犯世子諱，改名晉陵。這些都說明裴妃對於南渡是起過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說成只是裴妃個人的意願促成，也不妥當。
《晉書》卷八《王羲之傳》：「羲之……父曠（一作廣），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案王曠為淮南之前居丹陽太守職。《晉書》卷一〇〇《陳敏傳》謂敏起事後，「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曠）等皆棄官奔走。」王曠與劉機曾經同治秣陵，他們商議軍情的文書，今天還保存了一些片斷。關於王曠倡議渡江之事，東晉人裴啟所撰《語林》說：「大將軍（敦）、丞相（導）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為謀身之計，王曠世弘（曠字世弘）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窺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納之，遂建江左之策。」案《語林》成書於哀帝隆和時，多載人士語言應對之可稱者，「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其中偶有道及謝安的不實之詞，為謝安所糾。所記王曠建策一事，當時王氏子孫具在，未聞異詞，應當基本可信。王曠建策，時間當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陳敏敗亡至司馬睿初受都督揚州江南之命之間，地點估計是在下邳。
以上三說，各從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可以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說明南渡問題不是一人一時的匆匆決斷，而是經過很多人的反覆謀劃。概括言之，南渡之舉王氏兄弟曾策劃於密室，其中王曠倡其議，王敦助其謀，王導以參東海王越軍事，為琅邪王睿司馬的關鍵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內大力贊助；最後決策當出自司馬越與王衍二人，特別是司馬越。《太平御覽》卷一七〇引顧野王《輿地誌》：「東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案指毗陵）為晉陵。」案表遣雖然只是一種形式，但不經司馬越上表這一形式，司馬睿、王導就無從被派遣過江，過江後亦無法統憑據。至於司馬睿本人，如《晉書》卷五九《八王傳·序》所說：「譬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問題上只能是被動從命，無決斷權。
過江以後，司馬睿也並不是江左政局草創中不可須臾離的人物。尊經閣本《世說新語》「元帝始過江」條汪藻《考異》：司馬睿過江兩個月後，「十一月，太妃薨為（於？）本國琅邪，上便欲奔喪，顧榮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喪，詔聽。二年三月，上還琅邪國，四月葬太妃，上還建康。」這一詳細的時間表，說明司馬睿甫過江，即操持奔喪之事，並不因南遷始爾而抽身不得，循請奪情。這是由於坐鎮江東，穩定局勢，主要不是靠司馬睿，而是靠王導。有王導在，有王導輔翼晉琅邪王司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這正是南渡後「王與馬共天下」的具體反映。「王與馬共天下」並不像《晉書》卷九九《王敦傳》所說那樣，只是司馬睿過江後王敦、王導一時「同心翼戴」的結果。可以說，過江以前已經具備了「共天下」的許多條件，過江以後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能夠實現南遷，還由於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滅了陳敏勢力，為司馬睿掃清了進入建鄴的障礙。陳敏的興敗，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與馬的活動。
原來，西晉滅吳後，江東被認為是多事的地方，所謂「吳人輕銳，易動難安」。西晉以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吳人多有不自信之心。晉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於吳之議，時劉頌為淮南相，認為此議「未盡善」，主張以「壯王」、「長王」出鎮。八王之亂前夕，吳王晏始受封，但是並未之國。六州將士更守江表之制當亦難於繼續維持。江東既無強藩，又乏重兵，羈縻鎮壓，兩皆落空。
八王之亂後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陽政權已難維持，亟需一個像孫策兄弟那樣的人物來號令江東，保障他們家族的利益。他們在江東沒有找到合適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陳敏。他們起先擁護陳敏，為敏所用。司馬越在下邳收兵，也聯絡陳敏，想藉助他以消滅自己在北方的對手。但是陳敏過江後既排斥江東士族，企圖獨霸江東；又自加九錫，聲稱自江入瀉漢，奉迎鑾殿，以與司馬越爭雄。所以南士與司馬越都不能容忍陳敏。這時倡議反對陳敏的關鍵人物，恰是與南士有廣泛交往，又居東海王越府為軍諮祭酒的廣陵華譚。華譚致書陳敏帳下的義興周玘、吳郡顧榮等人，一方面指責陳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案指司馬越）過禮之惠」；另一方面又言顧榮、賀循等「吳會仁人，並受國寵」，而欲以「七第頑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陳敏為江東的孫策、孫權，以圖保據，非但無成，抑且自貽羞辱。華譚此信，顯然是受命於司馬越、王衍，目的是告誡南士，如果要保障江東士族利益，只有反戈一擊，消滅陳敏，與司馬越合作。顧榮、甘卓、紀瞻同華譚一樣，都曾居司馬越幕府，與越有舊，遂與周玘定策滅敏。
從陳敏興敗之中，王、馬與南士各自作出了自己的估量。王、馬理解到江東形勢亟待強藩出鎮，否則還可能出現第二個陳敏；南士則準備接受從北方來的強藩，只要他們有足夠的名分和權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這樣，司馬睿與王導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許下過江，而過江後的首要任務，就是盡力籠絡南士，協調南北門閥士族的利益。關於這一點，已故的陳寅恪先生有《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引證豐富，論議入微，這裡不多說了。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云：琅邪王司馬睿「徒鎮建鄴，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鹹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據說南士因此應命而至，「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以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通鑑》據王敦拜揚州的年月，於此條的真實性有懷疑，因而有所刪削，並於《考異》中著其原委。其說確否，姑置不論。但《王導傳》此段敘述另有可疑之處。顧榮等人參預過中朝政治活動，被闢於號稱「多俊異」的東海王越府，又經歷了擁護陳敏和推翻陳敏的整個過程，於晉末形勢、司馬睿出鎮建鄴的背景以及王導偕來的目的，應當是熟知的。何況司馬越以王導佐司馬睿監徐州軍事已逾二年，而徐州下邳居南北要衝，顧榮等人何得於司馬睿、王導南渡時對司馬睿的身分、王導等北士的態度一無所知，必於徘徊半載之後偶於道旁偷視，始定出處？又觀楔之事也有可疑。司馬睿、王導至建鄴，在永嘉元年九月。《晉書·王導傳》言司馬睿在建鄴「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下敘「會三月上已帝親觀禊」，此三月無疑為永嘉二年三月。前引尊經閣本《世說新語》汪藻《考異》謂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司馬睿欲奔喪而不果，又謂「二年三月，上還琅邪國，四月葬太妃」，然後南還。據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已，司馬睿已在艱中，即令他還未啟程歸國，尚留建鄴，也不可能有「帝親觀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騎從率拜諸情節。所以，這種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馬關係和敦、導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應當是近實的。
永嘉南渡後，王導始終居機樞之地，王敦則總徵討於上遊，王氏家族近屬居內外之任，布列顯要者人數甚多。沙門竺道潛深交於元帝、明帝、瘐亮等人，出入宮省，自稱以「朱門」為「蓬戶」，在政治上頗有影響。而此人據說也是王敦之弟。王氏家族諸兄弟子侄之間也時有矛盾，甚至互相殺戮，如王敦殺王澄、王稜，王敦敗死後王舒沉王含、王應於江，等等。雖然如此，以王導、王敦為代表所構成的王氏家族勢力是非常牢固的，這使「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維持了二十餘年，直到庾氏家族興起，抑制王氏並凌駕於王氏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興，王氏家族權勢發展越過了自己的頂峰以後，王氏家族的社會、政治勢力以及文化影響仍舊不衰。《南史》卷二四史臣論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案指秦淮）流竭，王氏滅。』觀乎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王氏人倫斯得，冠冕不替，在江左與秦淮共長久，其基業即奠定於「王與馬共天下」的年代。
明帝太寧二年（324年），王敦準備第二次東下，奪取建康。其時「清君側」的口實已不存在，大軍下都，自然有興廢之舉。錢鳳問王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為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王敦答語突兀，歷代論者及注家似乎都未嘗措意及此，不見有何解釋。我認為「王與馬共天下」既濫觴於西都的司馬越與王衍，王敦眼中但重司馬越、裴妃而輕司馬睿，重司馬越在晉室的統緒而不重司馬睿的地位，所以才作此語。除此以外，我認為此語還具有更為實際的意義，可能涉及興廢問題，值得留意。
如前所敘，司馬睿將帝之時，王敦已有「更議所立」的企圖；王敦初引叛軍入建康時，元帝又有歸位琅邪「以避賢路」之語。王敦擬更立者是誰，史無明文。細味語氣，似乎還不是指王敦本人而是另有物色，不過此時還沒有跡象表明他屬意於誰。
我們知道，王氏兄弟擁司馬睿過江，系由司馬越所表遣，而裴氏出過主意。江左得有東晉局面，不能不感激東海王越與裴妃。晉元帝對他們「深德之」，王氏兄弟自然亦「深德之」。東海王越死，裴妃於大興中渡江，這在江東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種政治波瀾。元帝以少子衝為東海王國世子，當即波瀾之一。王敦下都，無視晉明帝的存在而獨以裴妃及東海王衝為念，囑錢鳳盡力保護。王敦入都後，又表示欲廢明帝。這些也是裴妃渡江以後的波瀾。從種種波瀾之中，我推測王敦有廢明帝而代之以東海王衝的意圖。王敦欲廢明帝而代之以東海王衝，這實際上只能是把東晉政權完全轉移到自己手中的一個過渡。王敦如果得立東海王衝，當然也可以廢東海王衝而自立，不過這需要一個過程。
東海王衝之封可能成為東晉政治上的麻煩問題，東晉朝野對此跡象似乎早已有所覺察。幹寶《搜神記》卷七：「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宋書·五行志》、《晉書·五行志》均同。《開元佔經》卷一一七引《搜神記》則曰：「元帝大興中，割晉陵郡封少子〔衝為東海王世子〕，以嗣太傅東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曰：『世子不宜裂土封國，以致患悔，母子華貴之咎也……。』其七月，曲阿縣有牛生子，兩頭，……石氏見（其圖）而有間。或問其故，曰：『晉陵，主上所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兩大，使世子並封，方其氣焰以取之，故致兩頭之妖，以為警也。』」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間或社會中某些變異現象解釋政治大事，《五行志》所載及郭璞之筮，即屬此類。頗疑時人觀察形勢，早有王敦將利用東海王衝以遂其謀的憂慮，故託物妖以為警誡。晉明帝和東海王衝雖然是同父異母兄弟，但在統胤上一出琅邪，一紹東海，王敦廢彼立此，即是使東晉由琅邪王國的統胤改變為東海王國的統胤，以便利自己予取予求。王敦未得至都，即己病篤，倉猝之中，命王應在己死後立即代晉自立，建朝廷百官，以求先發制人，因此也就完全暴露了欲立東海王衝的實際目的。這是發生在後的事，與上述對王敦保護東海王衝和裴氏之命的解釋並無衝突。
我們還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解釋另一史料。太興四年（321年）七月，王導拜司空。《晉書》卷三五《裴楷傳》：「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案王導拜司空，是晉元帝為防王敦而以戴淵鎮合肥、劉隗鎮淮陰以後八夭的事，拜王導為司空實際上是元帝在處理王、馬關係問題上所採取的一項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對王導特加崇敬。其時王敦構亂將發，王導際遇艱難，處境微妙，說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導在司馬睿平東府的同僚，隨司馬越、王衍出軍死難。劉王喬即劉疇，劉隗從弟，蔡謨每嘆若使劉疇過江，「司徒公之美選也」，見《晉書》卷六九。王導思及裴邵、劉疇，主要當是從人才方面著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與王導同登三事，姑置不論。但是我們可以分析，如果王導與裴邵得以以越府舊誼而又共事睿府，也許東晉初年那種艱難境遇就不至於出現了。王導於此思念裴邵，於嘆借人才之外，或許也是表示對司馬越與裴妃的思念之情。不過這只能算推測之詞，存此備考。
《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以及同書卷三三《張濟傳》，均謂江左「主弱臣強」；《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謂「晉少貞臣」。這些都是確當之論。其實從西晉後期以來，惠、懷、愍帝都是權臣的掌中物，其時已是「主弱臣強」，且「少貞臣」，不獨江左如此。不過西晉的權臣是宗室強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於他們才能起作用。東晉則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權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於士族名士。「五馬渡江」，除元帝一馬之外，其餘四馬，即彭城、汝南、南頓、西陽諸王，都因不見容於士族權臣而喪生。據《世說新語·讎隙》，元帝用譙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為王敦弟王廙所殺，多年以後，承妻泣謂子無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廙）。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強，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以避禍耳！」琅邪王氏門強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殺親之仇，這正是強烈地反映了門閥政治的特性。如果說西晉自武帝以來，士族名士是司馬氏皇權（包括強王權力）的裝飾品，那末東晉司馬氏皇權則是門閥政治的裝飾品；西晉尚屬皇權政治，東晉則已演變為門閥政治。東晉皇權既然從屬於門閥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對象，「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詬病《晉書·忠義傳》，言其人物事跡多有於晉不忠不義者，原委之一，即在於此。當王敦以誅刁協、劉隗起兵時，王導實際上站在玉敦一邊，時人並不以王導為逆，也不以劉隗、刁協為忠。士族權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強」依舊。當琅邪王氏以後依次出現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等權臣的時候，仍然是瘐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局面。由此可見，王與馬的結合所開啟的江東政局，奠定了東晉一朝政局的基礎，影響是深遠的。至於琅邪王氏能與司馬氏「共天下」而終於不能篡天下，這應當從門閥士族之間彼此牽制和南北民族矛盾這兩方面求得解釋，而不能只從權臣個人忠奸求之。如果門閥士族的狀況及其彼此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南北民族關係出現了重大變化，如果歷史出現了這種情況，司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過這是晉宋之際的問題。十餘年的義熙之政就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本文將在最後論及。
《廿二史考異》卷一八晉穆帝永和七年條曰：「東晉君臣雖偏安江左，猶能卓然自立，不與劉、石通使。舊京雖失，旋亦收復。視南宋之稱臣稱侄，恬不為恥者，相去霄壤矣。詎可以清談輕之哉！」錢大昕所言清談誤國問題，本文不置論。所言晉宋短長問題，南宋人讀史傷時，多有論及，錢氏蓋本之宋人議論，我們在此且略加申敘。
袁燮《絜齋集》卷六《策問》「歷代國祚」條曰：司馬氏「間關渡江，蕞爾微弱，不數年而建中興之業。王、蘇之變，國勢復岌岌矣，以弱制強，卒清大憝。苻、石之雄，非晉所可敵也，勝於淝水，焚其聘幣。曾不見中國之為弱……。」其「邊備」條曰：「嘗怪晉氏之東，江左可謂微弱，而未嘗輒與議和。石勒來聘，遽焚其幣，不知何恃而敢然也！」其卷七《論戰》又曰：「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蓋強敵在前，晉人朝夕思慮，求勝敵之策，所以克保其國。」袁燮主要是傷時而發此議，他主張南宋不求戰亦不應憚戰，特別推崇東晉焚幣拒和一事。焚幣，即《晉書》卷六《成帝紀》鹹和八年（333）正月丙子「石勒遣使致賂，詔焚之」之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三曰：「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原註：苻堅），滅其三（原註：李勢、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談議晉。」王應麟同樣是重視焚幣之事而生感慨。清人閻若璩校勘王書，於此處有中肯之言曰：「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
錢大昕強調晉人「不與劉、石通使」，義同於上引袁、王讚許焚幣之言。我認為，東晉「不與劉、石通使」，除了表現東晉君臣的民族氣概以外，尚有其不得不然的歷史理由。而這一點與本文主旨有所關涉，前人似未道及。所以，我在這裡探索其背景，解釋其原因，以見從八王之亂後期到東晉建國以後，也就是「王與馬共天下」局面形成和確立的這段時間內，民族關係發展的某種連續性。
胡族馳騁中原，發端於八王之亂後期成都王司馬穎和東海王司馬越對峙的那個階段。司馬越和司馬穎在諸胡族中各結羽黨為援，藉其力以仇殺異己。他們是引胡騎人中原的直接禍首。八王之亂演而為永嘉之亂，永嘉之亂演而為「五胡亂華」,其終極原因在於百餘年來各胡族社會的逐漸封建化、農業化和各胡族逐漸內徙，而東漢﹑魏、晉政權又無力阻止這一內徙的歷史趨勢。這裡面包含著民族矛盾。但是在開頭的時候，諸胡族作為八王之亂內戰雙方各自的同盟者起兵，則主要表現為諸王對抗而非民族對抗。至少可以說，在那個階段，民族對抗包含於諸王對抗之內，從屬於諸王對抗，還沒有成為一種獨立的對抗形式。
八王之亂結束後，司馬穎原來所聯結的劉、石，陷兩京，俘懷、愍，成為北方的勝利者。而司馬越的一黨卻在江左立定了腳跟，因而表現為劉、石與東晉的南北對峙。這時，情況變了，無論在北方社會內部，還是在南北之間，民族矛盾都佔據主要地位。江左的王、馬在對待北方各胡族的態度上，繼承了司馬越、司馬穎對峙期間的既成事實，以司馬越之友、司馬穎之敵為友，以司馬越之敵、司馬穎之友為敵。司馬越、司馬穎的對立關係，影響著江左政策的許多方面，其中也包括江左對北方諸胡族敵友態度的區分。江左「不與劉、石通使」，與此背景有直接聯繫，至少在江左政權建立後的一個時期內是這樣。
蕩陰戰後，司馬越之黨幽州刺史王浚，與司馬越之弟并州刺史司馬騰，共起兵討伐司馬穎。王浚率鮮卑、烏桓突騎南下攻鄴。後來司馬越西迎惠帝，王浚又以鮮卑、烏桓突騎為先驅。幽州的鮮卑、烏桓，尤其是其中的鮮卑段部，遂成為一支在王浚控制下遙助司馬越逐鹿中原的重要力量，也成為以後影響於江左政治的一個因素。
王浚、司馬騰起兵反司馬穎之時，匈奴人劉淵行寧朔將軍監匈奴五部軍事，隨穎在鄴，請為穎發匈奴五部兵，以其二部擊司馬騰，三部擊王浚。劉淵自魏末至晉，為匈奴任子在洛、鄴等地，本人漢化很深，長期周旋於西晉官僚之間，熟悉西晉政局。他得到太原王氏等并州望族的支持，其五部之眾又已布滿并州諸郡縣，勢力頗強。劉淵起兵時，司馬穎已經失勢，匈奴軍雖然打著司馬穎的旗號，實際上卻是一群無羈之馬，一支不受控制的獨立的軍事、政治力量，但其鋒芒始終指向司馬穎之敵，即司馬越及其所屬諸軍。
鮮卑、烏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馬穎。既然司馬越與司馬穎勢不兩立，胡人雙方也勢不兩立。由此可知「五胡亂華」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統治者分別參預西晉統治者之間的內亂。據《晉書》卷一〇一《劉元海載記》，劉淵起兵助穎，其從祖劉宜反對；劉宣力主結鮮卑、烏桓為援，聯合各個胡族共同反晉，以求興匈奴邦族，復呼韓邪之業。劉宣認為西晉的宗王都是匈奴的仇敵，所以堅決反對起兵拯救任何一個西晉宗王。劉淵則另有心機，認為匈奴不起兵則已，起兵當為「崇岡峻阜」，而不能為「培塿」。從淺處理解，劉宣欲結鮮卑、烏桓反晉以奪取政權，看起來像是「崇岡峻阜」，但事成之後與鮮卑、烏桓共有天下，以夷統華，終究還是「培塿」。從深處理解，劉淵援司馬穎起兵，先已分享強藩名分；如果能進一步從司馬穎手裡取得政權，那就是中原正朔，上國衣冠，華夷都將歸心於他。這就是說，先附司馬穎為「培塿」，正是為了最終成為「崇岡峻阜」。觀劉淵以後建國稱漢，追尊劉禪，儼然是光復漢家舊業，而不以呼韓邪單于自居，其心機懷抱，似確如此。
為了對抗匈奴劉淵之眾，司馬騰在并州，乞師於代北的鮮卑拓跋部首領猗㐌、猗盧兄弟，企圖藉拓跋部力量從北面對匈奴進行牽制。光熙元年（306），司馬越以劉琨代司馬騰鎮并州，劉琨同樣倚靠鮮卑拓跋部為援，還與幽州的鮮卑段部保持密切關係。
成都王司馬穎入關後，被迫取消了皇太弟稱號。司馬穎故將公師藩起兵趙魏，聲言擁穎反越。流落冀州的羯人石勒聯絡馬牧帥汲桑及其他胡人起兵，投入擁穎反越的公師藩軍。公師藩被殺後，汲桑、石勒繼續擁兵反越，並且與并州的劉淵結合，成為司馬越在東方的勁敵。司馬越致陳敏書說：「羯賊屯結，遊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奸盜，終圖不軌。」石勒成為心腹之患，司馬越是深感寒心的。
石勒是被司馬越弟司馬騰從并州掠賣於冀州的大量羯人之一，與司馬騰有深仇。他起兵後投向公師藩，採取擁穎反越的政治態度，是必然的。當劉琨入並，司馬騰離並東來時，州郡吏民萬餘人隨騰到冀州就食，號為「乞活」。以上兩種力量，即被司馬騰掠賣的石勒之類和隨司馬騰東來的「乞活」，同樣來自并州，但由於與司馬騰的歷史關係不同，政治態度也截然相反，石勒始終與司馬越兄弟為仇，「乞活」則始終支持司馬越兄弟而與石勒對抗。
這樣，八王之亂的最後一幕，即司馬越與司馬穎的對抗，由於各種勢力的參與，就進一步擴大化和複雜化，不再是單純的諸王之爭。對壘雙方，一方為成都王司馬穎、匈奴劉淵、劉聰、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為東海王司馬越、鮮卑拓跋部、鮮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敵對雙方陣線分明，冤冤相報，屠殺無已時，動亂愈演愈烈，仇恨愈結愈深。永嘉元年（307）春，汲桑﹑石勒聲言為司馬穎復仇，入鄴殺司馬騰，又殺騰子確；冬，「乞活」為騰復仇，殺汲桑於樂陵。《樂府詩集》卷八五《并州歌》曰：「奴為將軍（案指汲桑）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田蘭為報仇，中夜斬首謝并州。」歌中田蘭為「乞活」帥，并州指司馬騰。此歌當是「乞活」軍中所唱，讚揚田蘭為并州刺史司馬騰報仇而斬汲桑之事，是司馬越、司馬穎兩方勢力冤冤相報的例史證。最後，石勒追殺王衍和大批王公名士，焚司馬越屍，俘司馬越子；而匈奴劉淵、劉曜又與石勒配合，先後顛覆了司馬越操縱的晉懷帝和越侄司馬保鉗制的晉愍帝這兩個司馬氏朝廷，使司馬越和王衍家族在北方經營的政治勢力完全覆滅。此後，匈奴劉氏和羯人石氏先後在北方立國，而「乞活」勢力則長期留存於北方以與劉、石抗衡。
馳騁中原的劉、石既始終與司馬越、王衍為敵，當然把由司馬越、王衍派生的江左政權當作敵人。江左政權由於歷史的原因而「不與劉、石通使」，也是勢所必然的。何況當時北方劉、石勢盛，咄咄逼人，欲通使求和亦非易事。劉、石忙於對付北方各種反對勢力，也忙於應付本族內部無窮無盡的權力之爭，事實上也還無暇顧及江左，一時還沒有對江左形成嚴重而又持續的軍事壓力。這種情況，又使江左政權得以和輯內部，暫安一隅，無須汲汲於與劉、石通使，甚至敢於焚石勒之幣以示決心。這就是前引錢大昕語的歷史背景。
王導、司馬睿不但繼承了司馬越、王衍執政時期形成的與劉、石對抗的政策，也把北方存留的擁越反穎勢力，包括一些民族勢力，作為自己的盟友，與之共抗不共戴天的劉、石。洛陽陷落後，司馬睿即有討劉、石之檄。《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永嘉六年「睿檄四方，稱與穆帝（案指拓跋猗盧）俱討劉淵（案當作劉聰），大會平陽。」此事《晉書》及《魏書·序記》均不載。《晉書》卷五《懷帝紀》：是年二月癸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石勒。」不過，無論是討劉之檄，還是討石之檄，都只是司馬睿按其既定方針對劉、石表現的一種敵對姿態而已，並不意味司馬睿有力量足以採取軍事行動。至於司馬睿稱與拓跋猗盧共同行動，雖符合司馬越與拓跋部的歷史關係，但也不意味果真有過與拓跋猗盧共同出兵之事。不過從這裡可以看出，由於歷史的原因，司馬越之友，雖胡人亦江左政權之友。此時江左政權與北方政權的矛盾，並不純粹是漢胡民族矛盾；或者說，胡漢民族矛盾之中仍然留存著相當多的其他因素。
洛陽淪陷後的中原地區，匈奴，羯胡猖獗，能暫時抵擋他們的，是曾與司馬越、司馬騰相結的鮮卑段部和鮮卑拓跋部。鮮卑段部曾多次與劉、石作戰。《晉書》卷六三《邵續傳》，邵續本為成都王穎參軍，後受王浚之命轉向東海王越陣容，成為北方塢壁抗胡的一支重要力量。王浚為石勒所破後，鮮卑段部的段匹磾，「遣書要〔邵〕續俱歸元帝，續從之。」石勒攻邵續，段匹磾救之，「〔石〕勒素畏鮮卑」，乃撤兵東走。同卷《李矩傳》，李矩屯滎陽，劉琨遣人率鮮卑五百騎過李矩營，與匈奴劉曜軍隊對陣。「屠各（案為匈奴之一種）舊畏鮮卑」，望見鮮卑兵，不戰而走。邵、李兩傳所記石勒及屠各均畏鮮卑，此二事《通鑑》均繫於建興二年（314），可知鮮卑（主要是鮮卑段部）是洛陽陷後北方抑制劉、石的重要力量，因而也是江左結盟的主要對手。
司馬睿登基，領銜勸進者主要都是在北方抗拒劉、石的人物，如劉琨、段匹磾、邵續，慕容廆等，這些人中的多數，過去都與司馬越有過聯繫。司馬睿建立東晉後，繼續與這些人所遣過江的代表人物保持比較特殊的關係。劉琨遣赴建康上表的長史溫嶠，是劉琨的姻親。太原溫氏非第一流門第，溫嶠本人亦非第一流人物，而溫嶠於江左又別無功績。但他過江後即結好於王導、庾亮等人，政治影響很大，名望蒸蒸日上。這除了他本人才能因素以外，同他作為劉琨政治代表的身份亦當有關係。東晉對段匹磾亦復如是。劉琨為段匹磾所害，東晉為了修好段氏，不為劉琨發哀，溫嶠上疏理之，始獲允準。段匹磾有弟名段實（段禿）者，在建康為將軍。元帝之初，鮮卑段末波也曾通使於江左。邵續遣至建康的代表是劉胤。邵續之婿劉遐亦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制。上述所有的人，都曾在江左政治、軍事活動中起過作用。
在論及司馬越聯合鮮卑諸部、司馬穎聯合劉石以相抗衡的歷史背景時，有一事甚可注意。據《魏書》卷三三《張濟傳》，東晉之末，後秦攻擊洛陽的東晉軍，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北魏常山王拓跋遵，北魏遣張濟報楊佺期。楊佺期謂張濟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與君便為一家，義無所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為羌所乘，寧使魏取……。「《通鑑》錄此事於安帝隆安三年（399）七月，文中「晉之與魏，本為一家」，胡注曰：「謂猗盧救劉琨時也」，甚是。南渡之初，東晉的王、馬，一方面仇視劉、石而不與之通使，另一方面遠結鮮卑拓跋部以制劉、石。這既是司馬越當年陣容形勢的延續，又合乎遠交近攻這一古老的用兵傳統。當然，由於北方民族興敗形勢複雜，遠聯拓跋這種既定方針並非不間斷地延續至東晉末年，只是當年猗盧援劉琨的事跡，影響特別久遠，到東晉末年還在人們的頭腦裡起著作用罷了。
《晉書》卷一〇《安帝紀》隆安二年（398）「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尊位，年號天興。」王鳴盛於《十七史商榷》卷四五「拓跋魏書法」條說，《晉書》這種「魏王珪即尊位」的書法，與《晉書》所書其他各國「僭即位」一類者大不相同，因而斷言「晉臣之詞決不如此，唐人所追改也。」我認為王鳴盛從唐人追改求解釋固可考慮，從江左政權在歷史上與拓跋部的關係中求解釋亦屬可能。《晉書》記事，對拓跋魏另眼相看，不用貶詞，例證甚多。《晉書·愍帝記》建興四年（316）三月，記「代王猗盧薨。」代王名號本為晉室所封，所以《晉書》認同猗盧的代王身份，是合情合理的。王氏所舉另一處，即卷九《孝武帝紀》太元十一年（386）曰：「代王拓跋珪始改稱魏」，此事在《宋書》卷九五《索虜傳》中則作「自稱曰魏」，暗寓僭越之意，與《晉書》不一樣。所以我認為，大概東晉官方文書，對北魏事本來就另有書法。上引楊佺期語，曰「通和」，曰「一家」，曰「寧使魏取」等等，所反映的即是這種對等的、結盟的歷史關係，與「焚石勒之幣」、「不與劉、石通使」，正好形成對比。東晉與拓跋部基於歷史原因所形成的親近關係，到劉宋時不復存在，這一來是由於晉鼎已移，傳統已斷；二來是由於拓跋部業已坐大，威脅南方之故。
劉、石起兵，導源于越﹑穎對立，表現為諸王對抗，已如上述。但他們一旦兵起，民族矛盾就會逐漸顯露出來。北士過江者，於劉、石多有家仇，鄧攸棄子事是其顯例。南渡人士在江左招魂葬親，一時蔚為風氣。《通典》卷一〇三建武二年（318）袁瓌上表請禁斷招魂葬，所列入葬人物有尚書僕射曹馥、監軍王崇、太傅司馬劉洽等人，一皆下詔禁斷。東海王妃裴氏南渡後，亦請招東海王越魂卜葬廣陵，元帝特許之。晉室王公士族名士死於劉、石者如此之多，江左王、馬自然不能與劉﹑石通使以招眾怒。由此可見，江左不與劉﹑石通使，除歷史原因外，尚有現實的考慮。如果南北遣使通好，本來是虛弱的東晉抗胡政權就不可能繼續團聚南來的士族和流民，也不足以慰吳姓士民之心，因而抗胡政權本身也會失去立足之點，失去存在的價值。
歷史的理由與現實的考慮，促使王、馬政權不得不採取這種「不與劉、石通使」的態度。照理，在東晉初建階段，王、馬應當同仇敵氣，不共戴天，亟思所以報復劉、石。王、馬表面上確實持此態度，但是實際上又並非如此。
在南渡士族中，王導有「江左管夷吾」之譽，又曾作「戮力王室，克復神州」的豪言。但是王導並沒有一匡九合的抱負，只是盡力於籠絡南士，和輯僑姓，以圖苟安。司馬睿之所急，也是在江左建立霸業，並不真正以中原為念。史言司馬睿「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③，確是事實。終司馬睿之世，終王導之世，他們未嘗以北伐為務，在抗禦劉、石方面始終是消極的。永嘉六年（312）石勒治軍葛陂，威脅建康，江左派去抵拒的人，不是王敦之類的實力人物，而是南士紀瞻。愍帝使至建康，希望江左遣軍北進，以減輕關中承受的軍事壓力，也被拒絕。逾至長安不守，愍帝出降，司馬睿、王導故作姿態，揚言北伐而不出師，卒以「督運稽留」罪殺令史淳于伯以塞責，成為江左一宗冤獄。對曾為東海王越典兵參軍的祖逖的北伐，他們也多方掣肘。朱熹謂「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又謂「當是時，王導已不愛其如此（案指祖逖北伐事），使戴若思輩監其軍，可見如何得事成！」朱熹居南宋偏安之世，對北伐問題看得格外清楚。王、馬朝廷居袞職而真正以「克服神州」為念的人，可說是絕無僅有。他們的最高願望，只在於保境苟安，儘量避免刺激劉、石，而無其他。在此以後，僑人逐漸安於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隨之為人們所接受，北伐口號也喪失了原有的意義，往往成為強臣增益權威的一種手段，因而總是得不到朝野一致的支持。
石勒於老暮之年致幣與江左修好，自然是考慮到滅東晉既不可能，北方內部又不穩定，為子孫守業計，寧與江左言和。江左拒和，事誠可嘉；未與劉、石通和，亦屬事實。但袁燮言東晉「朝夕思慮求勝敵之策」，錢大昕言其「卓然自立」，似皆溢美之詞，歷史事實未必真正如此。
本文原載于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年，第1—36頁。注釋從略。
責任編輯：張從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