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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劉耋齡主編的《小校經閣遺芬》即將由中西書局出版，這不禁讓我聯想起上世紀90代後期重印的《善齋吉金錄》一書，使人感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古語。
- 「善齋」與「小校經閣」 -
「善齋」是安徽廬江劉體智（1879—1962，字晦之，又作惠之、慧之）的晚號，劉體智曾任晚清戶部郎中，大清銀行安徽總辦，中實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劉體智博學多才，雅好收藏，自1935年辭去銀行總經理職務後，即埋首於文字音韻與文物考古之中，所藏以甲骨文、青銅器、古錢幣及善本古籍為大宗，兼及書畫瓷器、秦漢璽印、漢魏名碑、明清精墨、名人名硯等，其中甲骨收藏曾多達近3萬片，分裝在150個木盒中，被郭沫若（1892—1978）譽為「海內外之冠」，又曾聚鐘鼎六七千器，被同為收藏家的福開森（1866—1945）贊為「民國以來收藏青銅器最多的人」，還曾收集古籍20多萬卷，以明代版本、地方志和碑帖拓片為特色，成為上海圖書館古籍典藏的重要來源之一。褚德彝（1871—1942）《金石學錄續補》稱劉氏藏有「取他人之善」鼎，所以自號「善齋」。
劉體智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劉晦之先生捐贈小校經閣藏書清冊》有關捐贈圖書67873冊的記錄
1949年以後，經郭沫若寫信推薦和上海市政府的關心，劉體智進入上海市文史館工作，一直到1962年去世。劉體智的藏品除20世紀30年代售予中央博物院107件青銅器等大宗外，很大一部分在20世紀50年代初捐獻給了上海市文管會或售歸國家。其中包括：1951年8月捐贈圖書67873冊、地圖22札又52幅；1951年9月捐三代秦漢兵器87件；1952年5月捐碑帖282種436冊，又金文拓本和石刻拓本及帖共24冊；1953年3月捐圖書34箱。據文化部的《廬江劉氏善齋藏甲骨清冊》記載，劉體智所藏甲骨150箱於1953年售歸國家，先於1953年9月運至北京，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整理，於當年9月14日開始點交，至同年10月10日點交完畢，當時經手人為社管局的羅福頤（1905—1981）和考古所的陳公柔（1919—2004）、周永珍。這些甲骨後於1958年3月由文化部交撥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據國家圖書館所藏檔案《善齋舊藏甲骨清冊》記載，1958年3月曾將甲骨實物與原始拓本對照清點，甲骨計150木盒（附紅木盒座12個），共計28447片，比1953年點收時的28397片實多50片。據國家圖書館趙愛學、胡輝平同志統計，目前在國家圖書館地庫裡存放有35651片甲骨，除解放前購入的羅振玉（1866—1940）舊藏甲骨461片、胡厚宣（1911—1995）搜集甲骨1985片，以及一些古董店和私人藏家手中購入過甲骨，其餘都是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和1958年國家多批撥交的，其中數量最大的就是劉體智舊藏甲骨，佔國家圖書館現藏甲骨數量的80%，成為國家圖書館甲骨收藏的精華部分。這些甲骨文獻與敦煌經卷、《趙城金藏》、《永樂大典》、文津閣《四庫中全書》等一起，成為國家圖書館歷史文獻中最具特色的館藏。
劉體智長期居住在上海，當時在今天新閘路1321號上建有一飛簷式八角二層磚木結構的樓閣，上面有淡綠色的玻璃瓦，頂上和八角都配有動物雕塑，但動物雕塑在「文革」期間遭破壞，院內曾種有4棵廣玉蘭樹並裝飾有太湖石，都是當年從李鴻章（1823—1901）之子李經方（1855—1934）家移植搬遷而來，閣中曾藏有500大箱約10萬冊圖書文獻，這就是保存至今的上海私人藏書樓，2004年列為上海近代歷史保護建築，當年劉體智將其名之為「小校經閣」。之所以名「小校經閣」，據劉體智之孫劉耋齡介紹，是因為歷史上漢代有一個「校經閣」的書樓，其祖父劉體智就是援引漢代的先例，但可能覺得他的藏書樓跟漢代「校經閣」規模有差距，所以取名為「小校經閣」。實際上，漢代藏書處內府有蘭臺、延閣、廣內，外府有金匱、石室、石渠、天祿、麒麟、曲臺等，並無「校經閣」之名。《漢書·儒林傳》顏注引服虔曰有「在曲臺校書著記」、《漢書·揚雄傳》有「雄校書天祿閣上」等記載，名儒劉向更有「校經傳諸子詩賦」、「領校中五經秘書」的事跡，則劉體智是意欲承繼漢代藏校樓閣之遺風，所取名或是意稱，恐非實指。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
小校經閣，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劉體智先生20世紀30年代初所建，位於新閘路1321號，2006年11月獲批為靜安區文物保護單位。
劉體智一生著述頗豐，即使到了晚年，仍然筆耕不輟，曾著有《尚書傳箋》《禮記註疏》《說文諧聲》《說文切韻》《說文類聚》《元史會注》《異辭錄》等。所著書或以「善齋」或「小校經閣」冠名，如《善齋吉金錄》《善齋璽印錄》《善齋墨本錄》《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等。
- 《善齋吉金錄》重印始末 -
《善齋吉金錄》為劉體智所藏青銅器圖錄，內容包括古代樂器、禮器、兵器、度量衡、符牌、璽印、泉、鏡、梵像、任器等，共分為4函28冊，刊行於1934年，為研究金石與古文字的重要參考文獻。此書自出版之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各學術機構與個人收藏已不多見。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松丸道雄1998年3月在給筆者的來函中認為：「（《善齋吉金錄》）現在是最難得的金石書之一，在於敝齋，雖然已收藏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金文著錄，但是除了《善齋彞器圖錄》之外，該書還沒有得到。」可見《善齋吉金錄》於20世紀末期在全球學術界已屬不可多得的稀見文獻。
上海圖書館1997年7月曾首次赴香港舉辦「上海圖書館古文獻精品展」，辦展期間，為感謝劉體智文獻捐贈的義舉，上海圖書館館長馬遠良與我前去拜訪了香港億利達工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時任總經理、劉體智之孫、劉耋齡堂兄劉永齡先生。在會面中，劉永齡提出欲承繼祖業，出資重印《善齋吉金錄》，以贈送國內外學術機構與學者，並希望由上海圖書館來具體承辦此事。1997年8月，我將所調查的大陸線裝古籍印刷廠的情況以及重印《善齋吉金錄》的計劃函告了劉永齡。1997年10月，劉永齡在來滬參加第八屆全國運動會期間到訪上海圖書館，與時任上海圖書館黨委書記王鶴鳴、館長馬遠良等見面，雙方決定了《善齋吉金錄》的重印及贈送工作具體委託剛剛成立的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承辦，由於當時筆者正在上海圖書館擔任黨委副書記併兼歷史文獻中心主任和歷史文獻研究所副所長，分管歷史文獻工作，於是此事便由筆者具體負責落實。
《善齋吉金錄》重印本及稿本（詹茂華攝）
1997年12月8日，我代表上海圖書館與浙江富陽華寶齋古籍印刷廠廠長蔣放年（1950—2003）籤署了「上海圖書館與華寶齋關於印刷《善齋吉金錄》的協議」，協議中規定，《善齋吉金錄》的印刷必須按照原書紙張與裝幀要求，但又有所提高，如其中書頁用白色宣紙，書角用青色花綾，書面呈古銅色，函套用藍布面四合套及骨籤。1997年12月，上海圖書館在館藏中選擇了一部品相較好的《善齋吉金錄》印本作為印刷底本送至浙江富陽。為方便使用者檢索，我們要求重印本在書根處每冊印上書名及卷次，以便插架時方便檢索。
《善齋吉金錄》原書沒有總目錄，只是在每卷之端列有該卷目錄。為方便讀者，1997年11月至1998年1月，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王貽梁教授、王鐵教授與我三人共同編制了《善齋吉金錄總目》《善齋吉金錄文字考釋索引》《善齋吉金錄姓氏、人物考釋索引》《善齋吉金錄專名考釋索引》等，併合為一冊，成《善齋吉金錄索引》，附於原書的第一函之首。
本文作者（右）和時任上海圖書館館長馬遠良（左）在香港與劉永齡先生的合影（1997年7月21日）
《善齋吉金錄》的重印工作也曾一波三折。1998年5月，我們將華寶齋所印樣書寄香港劉永齡，同年5月，適逢上海圖書館古籍部修復師童芷珍與我同赴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期間曾與劉永齡在香港見面，劉永齡對重印本的印刷質量提出了具體意見，並委託其堂弟劉耋齡具體督辦。由於1998至1999年的梅雨季節及特大洪水的影響，給重印本的防潮防水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當時已製成的2000隻函套由於有了不少黴點，只能全部重做。1998年7月，劉耋齡、童芷珍與我三人同往富陽進行重印本的質量檢查，並於7月9日與華寶齋補籤了「《善齋吉金錄》質量檢驗標準協議書」。1998年11月，劉永齡來函提到香港將派人來富陽對重印本按質量檢驗標準逐本驗收；1999年4月，劉耋齡也曾兩次專程到富陽檢查督辦重印事宜。在此其間，劉耋齡與蔣放年之間在重印本問題上曾發生過嚴重的分歧，後雙方換位思考，終使重印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為了在重印本中讓讀者了解重印緣起，我們請劉永齡於1985年5月寫了重印前言，並請上海圖書館古籍部當時已八十高齡的林星垣先生（1913—2011）用毛筆抄寫。同時我們建議在重印本中附上劉體智像。
1999年8月，經過近兩年的努力，500部《善齋吉金錄》終於全部按要求重印完成。重印本與初印本相比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印刷裝幀有了明顯提高，如書角用青色花綾等；二是書前增加了劉永齡「重刊前言」及劉體智先生像；三是全書增加了索引一冊，並於每冊書根處印有書名卷次，便於檢索利用。根據劉永齡的意見，華寶齋為每部重印本特製了一個紙箱，以便寄運，上寫有：「善齋吉金錄（四函二十八冊附索引一冊）；劉體智收藏青銅器圖錄；香港劉永齡贈送；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經辦；浙江富陽古籍印刷廠印刷裝訂。」上海圖書館先後用密封車專程將這些書運至上海圖書館書庫中予以妥善保存，以便隨時寄運。
- 《善齋吉金錄》重印本廣受國內外學界好評 -
1997年12月，王貽梁、王鐵、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梁穎與我共同擬定了《善齋吉金錄》重印本準備贈送的國內外學術機構和個人名單，這一名單曾請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1928—2004）、副館長陳佩芬（1935—2013）審核籤字，又經副館長汪慶正（1931—2005）審閱，作了一些增補。我們向國內外寄發了500封信函，其中包括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大學、研究所、出版社等學術機構和個人，還通過上海圖書館網站將這一信息廣而告之，並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與國內外有關方面進行了聯繫。從1998年1月至5月，共收到國內外各類函件269件；其間，劉永齡也曾根據我們提供的名單再次發函，曾收到回信80多封。
《善齋吉金錄》的重印並贈送全球學術界的義舉得到國內外學界的高度讚譽。1998年1月，蘭州大學圖書館最先寄來了要求贈送的信函，其後的來函幾乎遍及包括臺灣、香港在內的全國各省市和地區，如北京大學校長辦公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機構在來函中對受贈重印本表示了熱忱的期望。國外如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英國大英博物館、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等機構也先後來函，希望受贈此書。國內外許多著名學者，如陳煒湛、杜迺松、吳浩坤（1930—2017）、黃盛璋、李學勤、裘錫圭、石興邦、史樹青（1922—2007）、松丸道雄、夏淥（1923—2006）、許嘉璐、王宇信、張光裕、張政烺（1912—2005）等，對劉永齡等人發揚先人遺澤之義舉均給予了高度評價。
史樹青先生在來函中認為：《善齋吉金錄》重印，「誠為我國歷史學界、圖書館界、文物考古界、古文學學界大事。其有利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及劉氏祖德之弘揚，闕功甚偉，而該書增加多種索引，尤便後學」。夏淥先生在來函中指出：「貧寒出身的學者治古文字學，最困難的是無力購買圖書資料，在中山大學當研究生五年，分配到武漢大學後五年，差不多十年功夫用於摹寫《三代吉金文存》和全部出版的甲骨文拓片，僅能滿足起碼的研究工作。印贈寶書的義舉實有益斯學，發揚了劉老先生的愛國樂施的高風亮節。」
2000年1月10日，《善齋吉金錄》重印本首發式暨學術座談會在上海圖書館隆重舉行。與此同時，贈送給國內外的數百部重印本陸續寄出。
- 《小校經閣遺芬》編撰始末 -
《小校經閣遺芬》為劉耋齡主編的《和樂堂叢書》之一。劉耋齡1934年2月出生於上海，1953年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發動機系，1963年畢業後任教於上海第二工業大學，1994年退休。2005年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劉耋齡談到他主編《小校經閣遺芬》書的緣由：
祖父（劉體智）收藏規模宏闊，品種豐富，甲骨、銅器、書畫、瓷器、善本、硯臺、古墨、鼻煙壺這些方面，他都有涉獵。祖父沒有把他的眾多藏品留給子孫，然而他對收藏的喜愛卻無形中遺傳到我身上。想當年的小校經閣，藏著五百個箱子，內有書籍十萬冊，甲骨分藏在一百五十隻紅木盒中，有些還附有木盒座，銅器、瓷器、字畫隨處可見，俱極精美，連我家吃飯的餐具，也有不少印著「乾隆年制」的字樣。我1938年到1951年都隨祖父住在小校經閣所屬的花園洋房裡，兒時在這兒度過的美好時光，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我認識到，收藏是一個民族的記憶。所謂收藏家，只不過是暫時保存了這些老祖宗傳下來的寶物，有義務、有責任為這些珍寶找一個好歸宿。改革開放以後，生活漸漸有了起色，我開始從鳥食缸、象棋和硯滴等小件入手，日積月累，收藏範圍逐漸擴展到包括景泰藍、漆器、瓷器、玉器、佛像、朝珠、竹木雕、鼻煙壺、古舊家具在內的幾大類，以至於有專家誤以為我這些藏品是得自祖上所傳。其實，這些收藏是遠遠不能跟祖父的藏品相提並論的。在我們家族的收藏史上，如果能附先祖父驥尾以傳，我就喜不自禁了。祖父在藏品散失以前，編就了《善齋吉金錄》等書，至今仍深受學術界稱譽。近些年我也效仿祖父，努力將自己的藏品編書出版，供社會利用，主編有《和樂堂叢書》，業經出版多種，連同正在編纂的《小校經閣遺芬》，都投入了我的精力、財力，我的心血。
由於《善齋吉金錄》重印本的緣故，我自1998年夏與劉耋齡相識之後成忘年交，常有往來。2016年7月16日，劉耋齡與我談起擬將所藏、所見劉體智先生收藏事業的相關文獻匯為一編，以表彰其祖父的道德文章，並給我了一份他整理的所藏先祖文獻目錄，希望我能夠具體負責此事。由於當時我正值所主持的國家重大項目和重點項目的研究面臨結項的關鍵階段，難以分身，於是與劉耋齡商議推舉一合適人選。承擔此事需要有諸多條件，一是要熟悉甲骨金文和近現代學術史並對此有興趣，二是要能辨識尺牘等文獻中的篆草字體，三是要善於與學術出版界進行交流溝通，四是要在近年中集中一段精力和時間，五是要為人誠信仁厚。我想到了年輕同事張濤，經與他商議後，2016年9月1日，我們三人正式見面並就《小校經閣遺芬》編輯出版事宜進行了具體討論。從2016年9月至2018年5月，我們在劉家一起討論《小校經閣遺芬》編輯出版事宜不下十多次。其間，張濤對所收集的文獻進行了逐一的考校和注釋，並曾先後專程去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機構查閱相關文獻，得到了這些圖書館的鼎力相助。而劉耋齡也因整理出書過度勞累，於2017年4月病倒住院，在醫院和家中休息了數月之久。《小校經閣遺芬》中凝聚了他們二人數年的心血，體現出對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歷史文化的熱情和執著，令人感動。
《小校經閣遺芬》所收文獻包括私人書札、公牘、文件、書畫以及劉體智舊藏甲金選樣，而以書牘為主，內容皆與劉體智交遊、收藏事跡有關，故統名之《小校經閣遺芬》。遺芬意指後人感懷前輩留下的盛名美德，宋儒朱熹詩云：「懸知千載下，此地想遺芬。」清朝《海山仙館叢帖》中有《尺素遺芬》，即是潘仕成故交知友的來往書信，近代出版家王雲五作序的《王氏遺芬錄》則是家族文獻。今此書命名為《小校經閣遺芬》，對劉氏家族而言，實是恰如其分。明朝大學士李東陽為湖州閔氏聚芳亭補書亭扁，並為其家傳的交遊聚會吟詠詩卷《聚芳亭卷》作跋，有「詩書圖史，遺芬剩馥，在其子孫者，其來未艾」之語，並極口讚嘆該卷的收藏保存者閔珪之「賢」，後來的王世貞也稱譽閔珪為「能世業也」。今《小校經閣遺芬》出版，劉耋齡可稱「能世業」，而劉氏一族的家風也應「其來未艾」吧！
《小校經閣遺芬》（中西書局，即出）
此書中所收資料原件，大多為劉耋齡所藏，也有一些為公共機構的相關文獻，包括劉體智與容庚（1894—1983）、羅振玉、徐森玉（1881—1971）、尹石公（1888—1971）、唐蘭（1901—1979）、陳夢家（1911—1966）、胡厚宣、郭沫若等的來往信札。全書圖、文分排，其中文字部分先釋文，次簡注。書後「附錄」中收入相關研究文章數篇，可藉以了解劉體智的收藏經歷及藏品價值。《小校經閣遺芬》將珍貴歷史文獻公之於世，其出版得到了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圖書出版專項基金的資助，真是可喜可賀。
劉耋齡在編完《小校經閣遺芬》後，整理收藏文物的熱情不減，他在《小校經閣遺芬》序中寫道：「我現年85歲，體弱多病。我這些藏品也確實來之不易，其中凝聚著中華民族燦爛的文明歷史。在有生之年，我還想為弘揚祖國的優秀歷史文化多做些貢獻。今後，我還要將重要收藏品分門別類，如唐以前的石雕佛像、唐卡、內畫、鼻煙壺、料器、象棋等，請我志同道合的朋友攝影、編輯、出版，供廣大愛好者賞析。」字裡行間，折射出上海這座城市中眾多文化人的精神品質和生命追求。
專題（2019.1.11）| 從《善齋吉金錄》重印到《小校經閣遺芬》出版
王世偉 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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