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興時代的三個外國人
文｜理釗
1861年8月21日，因躲避英法聯軍而逃到熱河的鹹豐皇帝，因過分地以酒色解憂，終於一病不起。彌留之際，詔命其6歲的兒子載淳為皇太子。8月23日，他的兩宮皇后被冊封為皇太后，其親信怡親王、鄭親王及協辦大學士肅順等八人被任命為「贊襄政務王大臣」。然而，不到三個月，鹹豐的這個安排，就被對權力有著極大興趣，而又「才智卓越」的慈禧和恭親王聯合打破了。1861年11月1日，恭親王奕的侍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拘拿了怡親王、鄭親王和肅順，兩位親王被賜死，肅順則於11月8日被砍頭，其他五位攝政王全被解職。這一場變故，史稱辛酉政變。
經過一番捉拿砍殺，一個新的領導核心成立了，即6歲的載淳為皇帝——年號為同治，27歲的東宮皇太后慈安和25歲的西宮皇太后慈禧共同垂簾聽政，而在政變中立下大功的28歲的恭親王，被任命為議政王、軍機大臣、內務府總管大臣和新設立的總理衙門大臣。不得不說，這個班子是很年輕的，平均年齡只有21歲半。這個年輕的領導集團核心，雖然從後來的發展看仍然各懷心腹事，但在當時，卻面臨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大清王朝今後怎麼辦。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滿清統集團內以恭親王為首的「清醒派」，在與英、法等國談判的過程中，已經開始認識到「祖宗之法」再好，如果不作改變，不進行變革，自己的權力也難以維繫下去了。於是，當他們執掌了權力之後，便開始謀劃變革。可是，腦子清醒過來是一回事，但知道怎樣變革、變革什麼又是另一回事。恭親王雖然有「懂夷務」之稱，可他畢竟也只是在與洋人交往中「達禮」而已，腦子裡積累的還是「三綱五常」的東西，除了明白「我大清」絕不是器械精良的西方國家的對手之外，對於西方的政治體制、社會理論、哲學藝術等一無所知。而再看看朝廷內外，行走於朝堂的雖然都是經過科考，一路選拔上來的飽學之士，可都是在「經學」中浸泡出來的腦袋，只知道「自古以來，只有以華變夷，未聞以夷變華」的大道理。地方上的大員，此時正忙於和太平天國、捻軍等地方叛亂周旋，腦子裡雖有點兒了求變革的意識，但對於如何變，變什麼也只是一知半解。
而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與中國發生商貿往來的西方國家，已有英、法、美、俄、普等許多國家，來往於中國的外國人，也日漸增多，其中既有傳教士、商人、軍人，也有外交官等。在這些外國人中，特別是在那些傳教士、外交官中，絕大多數都是懷抱理想、知識淵博的精英人士，其中不乏看到大清帝國這樣龐大而又無知、民眾愚昧而又貧苦，想為這個國家做一點事情，幫助這個國家向文明邁進一點的人。在即將到來的，史稱「同治中興」時期，為此出力甚多的，就有英國人羅伯特·赫德，美國人丁韙良和蒲安臣。
（一）
羅伯特·赫德於1854年來到中國，1861年起在上海海關總稅務司任職。赫德於1863年，經清廷任命，正式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監督，直到離開中國。中國的史書上對中國的海關由外國人把持，有一種說法是：這是中國的恥辱，好像是外國人硬是把這個職位從清朝政府手裡奪了過去，以方便他們偷稅逃稅一樣。其實，這裡面有一番周折，而且是清政府樂意讓洋人來管的。
1853年8月，上海小刀會佔領了上海老城區，清朝官員為躲避戰亂，都逃了出來。當時清朝的海關監督吳健彰也不見了人影。「吳關長」原是廣州的行商，因為會與洋人打交道，又懂一點商務而得到了這一職務。因為當時正經科舉出身的官員，一則只懂經學而不懂洋務，二則都不願意做這種與洋人打交道的官，所以只好請行商出身的吳來管海關了。海關關長跑了，洋商很是高興，可當時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認為，公民納稅乃是義務，就與美國駐華公使馬沙利聯合設計了一套制度，據此，兩領事就代中國政府從他們各自國家的公民那裡徵集關稅。後來，英、法、美三國領事擔心本國商人交稅，其他國家的商人不交，顯得不公平，就與清廷的兩江總督協商，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外國稅務司，幫助中國政府從所有洋商那裡公平地徵收海關關稅。誰知道，這個稅務司收的稅比中國官員自己管海關時收的還多，清廷便乾脆把整個海關交給外國人來管了。1861年，海關的稅收為496萬兩，赫德擔任總稅務司監督，到1887年，海關稅收就達到2000萬兩，佔清廷財政收入的24.35%。這一筆收入，成為清廷同治中興時代辦洋務的主要經費，也是後來甲午賠款、庚子賠款的主要擔保。
其實，由洋人擔任中國政府的官職，在清廷初年便有，只不過那時給他們做的是管曆法的官。但赫德擔任了「海關關長」後，有些做法，在中國的歷史上是自古未有的。首先，他把原來條塊分割的海關，變成了垂直管理，使原來各自為政、隸屬混亂的海關全部由總稅務司領導，各級地方不再插手。這一個體制，直到今天仍在沿用。其次是按章徵稅、按律執法，改變了過去的隨意性。再次是他引進了「服務」和「公僕」等理念，他認為海關既是管理，也是為商人服務。1864年6月21日，他向所有海關僱員發布了一份通告，要求外籍僱員學習漢語，做事耐心「不帶優越感」，工作時「力爭說服他人而非發號施令」，勤於補救而不發脾氣，因為發脾氣「便會暴露缺點」，「故本司署外籍僱員與中國官員交流時亦應切記，爾等乃彼等之同僚，而與中國平民人等交往時應切記，爾等頗有義務及責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懷此念者即可趨於待官吏以禮貌，待百姓以友善。」此外，赫德還面向全世界公開招考選拔僱員，實行高薪養廉，給予僱員退休金、回籍旅費、帶薪年假、醫藥費等，使海關成為清朝唯一一個沒有腐敗的衙門。
赫德是一個工作狂人，有「三不停」的外號，即「腦不停」，不住地思考問題；「手不停」，想出來的東西就記下來，很多公文都是他自己寫出來的；「腳不停」，他一生奔波不止，到各口岸巡查監督，為清廷調停糾紛等。
1865年，他依據自己對中國的觀察，向總理衙門遞交了題為《局外旁觀論》的奏摺，講述鐵路、輪船、電報、採礦和實行西方外交的好處。他寫道：「我認為，派遣駐外使節一事至關重要，其本身就是進步。我覺得它是中國保持自由和獨立的最無可反對的方式。同時，我也認為，它將構成使中國與西方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紐帶，並使中國義無反顧地從事改進事業。」第二年，英國駐中國公使威妥瑪，也向恭親王遞交了一份《新政略論》的摺子，除了與赫德觀點相同，強調實務外，還勸告清廷：「不要回顧過去以尋求指導，而要展望未來以尋求啟示。」
（二）
丁韙良出生於美國一個牧師家庭，1850年，23歲的丁韙良志願參加美國北長老會海外傳教使團，並被派往中國寧波。丁韙良由香港抵達廣州，剛一下船，當地平民就圍住他，邊看邊喊：「番鬼，番鬼！殺頭，殺頭！」他在日記中寫道：「這難道就是令人引為自豪的中國文明嗎？我難道就是為了這些人而背井離鄉？」繼而他自我安慰：「他們若不是異教徒，我又何必遠道而來到這裡呢？」丁韙良在寧波傳道十年，期間不僅學會了漢語，還用拉丁字母編纂出一種拼寫寧波話的拼音系統，這也是中文拼音的起源。
1862年夏天，丁韙良結束在美國的休假，與妻子一起帶著兩個最小的孩子，再次回到中國，經上海轉往北京，在那裡建立教會和開辦學校。1864年5月，他在赫德的協助下，開設了一所走讀學校，後來發展為崇實中學，自任校長達20年之久。該校即現今的北京第二十一中學。丁韙良於1864年加入同文館，三年後，他回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學習兩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回到了同文館，在同文館改學制、增學科，為大清培養人才。1873年，他在同文館開設了一個小型印刷廠，成為中國大學出版社的雛形，出版了17部國際法、政治經濟學、化學、物理和自然哲學等領域的重要著作。
丁韙良曾經於1858年作為美國公使列維廉的翻譯，參加過中美《天津條約》的談判。當時，他看到清政府的官員，在關稅自主、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等一些重大問題上，輕易就作出了讓步，卻在諸如外交代表駐節和陛見皇帝時，行不行磕頭禮之類的事情上，拼死相爭，使覺得中國官員太需要了解一些國際法知識了。於是，就在助手的幫助下，於1862年開始翻譯惠頓的《萬國法原理》。1864年該書譯成後，在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的幫助下，呈遞給恭親王。恭親王讀後，正巧遇到普魯士公使李福斯在中國大沽口捕捉了三艘丹麥商船事件，恭親王有意用一下在書中學到的知識，遂依據國際法向李福斯提出抗議，迫使普魯士公使釋放了商船，並支付了1500美元的賠償。恭親王就此發現了國際法的實用價值，將此書改名《萬國公法》，出資印刷了300本，給各省當局學習參閱。這是第一部完整譯介到中國的國際法，使中國官員第一次完整地了解了西方的國際法制度。
（三）
蒲安臣，1820年11月14日生於美國紐約州的新柏林，184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在國內先後做過律師、議員，是美國共和黨的創始人之一。1861年6月，林肯當選為美國總統後，被任命為美國第十三任駐華公使，於1862年7月到達北京，任期6年。在任公使期間，蒲安臣積極執行美國政府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在條約口岸既不要求也不佔領租界」，「也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所以，他得到了清政府的好感與信任。
1867年11月27日，清廷總理衙門為任職到期，即將離職回國的蒲安臣舉辦餞行宴會。會上，清政府官員提出：「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當時，清政府準備第一次正式派使團出使各國，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外交人才，並對禮節問題十分地為難。因為朝廷內的官員在國內政壇上，講起經書來頭頭是道，可一聽說要出使西洋，就認為是一種恥辱。恭親王便上了一道奏摺，建議委任蒲安臣為中國第一個出使西洋的全權使節，代表中國出使美、英、法、俄等國，進行首次正式的外交活動。奏摺一上，皇帝也就批了下來。
1868年2月25日，清政府第一個使團，一行十三人，在蒲安臣的帶領下，自上海出發，第一站是美國。當時，給蒲安臣配備了兩位副使，一位是滿族人志剛，另一位是漢人孫家谷。按說，這兩位隨蒲安臣出訪的中國官員，應該是藉此機會培養的外交人才，志剛還寫了一部《出使泰西記》，記錄了出訪見聞與心得，回國之後當得到重用。可是，他們的命運卻是：一個被派往西部擔任了一個小吏，另一個則在蒙古邊境了卻餘生，原因恰恰是，朝廷認為他們被出洋玷汙了。
蒲安臣到達美國後，以中國使團的名義發表演講，會見美國官員，並與當時的國務卿西華德籤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條約明確中美乃平等之國家，美國承諾不幹涉中國內政，兩國人民擁有在彼國內居住、宗教信仰、旅遊和入學的權力，條約規定了中國派駐領事和勞工到美國等。儘管這個條約事先未經清廷同意，但清政府還是承認了它。對這個條約，史家略有爭議。支持者以為，這是近代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平等基礎上簽訂的第一個條約，使得其後的英國、俄國等都受到了這一條約的影響，不得不聲明以平等身份對待中國；而反對者，譬如治中國近代史的徐中約先生，則認為它助長了中國的保守主義，使得滿族官員認為，洋人畢竟是可以花錢來應付的，使他們變得更加自滿，對外來刺激也更加麻木，從長遠觀點看，這個使團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產生。
可在蒲安臣看來，他是在盡力地幫助中國的，而且竟然因此而死。1869年2月，使團到達俄國，他不幸染上了肺炎，於2月25日在聖彼得堡突然死去，終年只有50歲。清廷授予其一品官銜，給了一萬兩銀子的撫恤金。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則評價蒲安臣是「一個偉大的世界公民」，因為「他對各國人民的無私幫助和仁慈胸懷，已經超過了國界。」
（四）
不論我們承認與否，在同治中興的三十年間，一些外國人對於帶有中興氣象的「洋務運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儘管這個中興最後敗得一塌湖塗。外國人襄助中國，既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上的原因。
客觀上的原因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是一個剛剛被迫打開了國門，被迫走進了世界這個大家庭的古老帝國。可是，在這個國家裡，不說普通國民對於世界的了解，即便是知識精英們，除了極個別的思想解放者外，其他無不是被迫接受了「中國衰落了」這個事實，至於因何「衰落」，更是一臉的茫然。即使是一些「清醒派」的官員，認識到要學習西方，可對於如何學習，也是盲人摸象。而這個時候，外國人的幫助便顯得難能可貴，也十分地必要。從主觀上說，很多來到中國的外國人，尤其是一些傳教士和受到過很好教育的外交官，看到中國文明的衰落，也懷有幫助中國人走向文明的理想力量。不說同治時代，就是後來的「維新時代」，也是許多外國人不斷地向中國傳播文明理念的結果，康有為、梁啓超等，最初無不是受到了外國傳教士，比如李摩提太等人的影響。
因為，隨著一些外國人對於中國的了解，他們也漸漸地把當初的傳教理念，從宗教轉到了世俗，由開始的「把異教徒從地獄的苦難中解救出來」，轉變為「把異教徒從現實的苦難中解救出來」。可惜，儘管這些人心懷仁慈，可統治著中國的滿清集團，想的並不是要解救苦難中的國民，而是只想著保住被各種危機衝擊得搖搖欲墜的權力大廈。
所以，最後只能眼看著他蓋高樓，眼看著他樓塌了。無數的平民，成為了這「高樓」的陪葬！
2016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