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6日上午10點，應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的邀請，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長姜波帶來了題為《沙特塞林港遺址考古發掘與收穫》的精彩講座。本次講座是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世界考古系列講座」第七場，由張良仁教授主持。
2016年，中國與沙特兩國國家元首會晤，在文化交流方面達成共識。同年，國家文物局與沙特文化遺產部開始實施塞林港的調查和發掘。中國考古工作者之所以選擇在紅海開展工作，是出於兩個考慮：一是中國位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東端，我們有必要對西端，即紅海和波斯灣的情況有所了解；二是從唐宋到元明時期，中國與阿拉伯文明之間存在密切的海上交流。塞林港遺址就位於紅海之濱，著名的吉達港的南側，自然就進入了中國考古工作者的視野。2016年12月21日，中沙雙方籤署了《中沙塞林港考古項目合作協議》，2018年3月至6月和同年12月至次年1月，分別開展了第一季和第二季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第三季發掘由於疫情的影響而暫停。在中沙聯合考古隊中，兩國隊員各佔一半。其中中方隊員既可以做陸上田野考古，又可以完成水下考古工作，同時還掌握了拓片、遙感、測繪、三維建模、英漢同傳等多種技能，是一支高水平的考古隊伍。
塞林港的位置
中沙聯合考古隊在設計工作方案時，充分考慮了塞林港的海港性質，關注其海洋貿易的內涵，並試圖從環境和景觀方面來分析港口的興起和衰敗。帶著這樣的思路，考古隊採用了田野考古、水下考古、遙感考古相結合的方法，形成了「海陸空」一體化模式；同時將常規手段與創新技術相結合，既利用了中國傳統的拓片、鑽探技術，又應用了拉網式調查，無人機、數字測繪、3D建模等新手段，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塞林港是阿拉伯半島路網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它所在的濱海交通路線向北可以通往巴格達、約旦、敘利亞、埃及，向南可以到達葉門，向東可以抵達阿曼，還可以通過海路與印度甚至東方世界、地中海世界交流。因此它是國際貿易中的一個重要海港。姜波老師認為，塞林港的名稱也是海洋貿易的產物。「塞林」在阿拉伯語中是「肚臍」，而中東的「肚臍」就是耶路撒冷。這個詞由於兩地之間的貿易交流和人口遷徙，從耶路撒冷傳到了塞林這個地方，這個新建的港口城市因此稱為「塞林」。
塞林港的規模很大，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可分為三個區域：南部的海灣、中部的建築區和北部的墓葬區。考古隊在建築區發現了一座方形的建築，並清理了牆體。其中東牆的保存情況較好，殘長約40米。牆體的體量、材質和建築方法都與吉達的城牆很相似。在第二季發掘中考古隊解剖了部分牆體，以了解該建築的保存狀況和功能。由東北角的解剖可以看出，牆體是用珊瑚石壘砌的。珊瑚石是從海裡獲得的，在當地是一種很常見的建築材料。唐代的杜環曾經旅行中東，他撰寫的《經行記》就有關於中東建築的描述：「造屋兼瓦，壘石為壁」，與塞林港的建築相當吻合。西南角的結構很複雜，與同時期的Al Sham遺址的清真寺一致，是宣禮塔的基址。因此這座方形建築就是阿拉伯文獻記載的塞林港的清真寺。這種建築也傳到了中國。廣州著名的懷聖寺光塔就是一座宣禮塔，與沙特的考古發現相似。因此塞林港的發現為光塔的斷代提供了佐證，將它的年代追溯到唐宋時期。
方形清真寺建築
用珊瑚石壘砌的牆體
在墓葬區發現了兩處墓地和大量珊瑚石墓。在中東，考古工作者一般不發掘穆斯林的墓葬。在徵得當地官員和學者的同意後，考古隊做了抽樣清理和測繪。根據抽樣清理測繪的結果，估算兩處墓地的墓葬總數在1000座以上。墓葬類型有成人葬、成人嬰兒合葬和兒童葬三種。姜波老師認為，墓地中父母兒童合葬比較多，可能與瘟疫有關。歷史記載表明，人員密集且流動性大的港口，常常成為瘟疫的爆發地。考古隊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這些墓葬的頭向並非朝向麥加，而是與麥加的方向垂直。但是沙特國家古蹟理事會的理事長說，這是因為該地區的穆斯林採用側身葬的形式，面向麥加。由於穆斯林商人在海上的航行，這一類珊瑚石墓葬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很多地點都有發現。例如在海南島就發現過珊瑚石墓碑，歷史文獻也記載了海南三亞、陵水一帶的「番人墓」。
珊瑚石墓
值得稱讚的是，在塞林港遺址的地表也發現了一些石碑，由於長時間的風沙侵蝕，碑上字跡已經漫漶不清，本地考古學家難以識讀。但是中國的拓片技術把這些模糊的字跡清晰地呈現在紙上，解決了碑刻釋讀這一大難題。沙特考古學家因此認可了拓片技術，並希望在沙特全國推廣。在沙特著名的艾哈邁德教授的幫助下，碑文釋讀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獲得了墓主人姓名和年代等重要信息。
塞林港遺址出土了多類與貿易有關的文物。第一類是銅砝碼等度量衡器和錢幣；第二類是商品，包括陶瓷、玻璃與珠子、青金石、象牙、瑪瑙和蝕花紅玉髓等寶石，以及金銀首飾。姜波老師提到，在阿拉伯半島發現了中國外銷瓷，包括唐-五代時期的越窯瓷器、宋元時期的青白瓷和明清時期的青花瓷。在塞林港遺址也發現了中國陶瓷。例如一片重要的菊瓣紋碗殘片，其年代與「南海一號」重疊；還有一件晚期青花瓷殘片，在肯亞曾出土過一件同類型的完整器，由此可見印度洋海上貿易圈的緊密聯繫和中國外銷瓷遠銷至非洲的情況。元代的《島夷志略》、明代的《瀛涯勝覽》等文獻也有關於外銷瓷的記載。考古隊還發現了大量動物骨骼，可以用於復原港口居民的食譜。其中包括羊、駱駝、牛、雞、雞蛋，還有海貝、海魚（石斑魚、鸚鵡魚）和海龜。
然後，姜波老師重點介紹了水下考古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搜尋航道和尋找季節性河流，也就是淡水資源。考古隊員們通過航空照片和水下調查發現，古代商船可以從兩片水下珊瑚礁之間的、7-10米深的灣口進入海灣，在海灣停泊，到岸上卸貨。他們還發現，靠近岸邊的水域能見度很差，與其他海域的情況截然不同，這是河流帶入的淤泥導致的。再結合衛星照片上的河流痕跡，可以證明遺址東側曾存在一條季節性河流，可以為塞林港提供淡水。因為擁有淡水，並且鄰近阿拉伯海，塞林港成為一個絕佳的海港。
船隻入港路線
季節性河流的痕跡（衛星照片）
接下來，姜波老師就以下幾個問題展開了討論：
一、遺址的年代。有紀年的兩塊石碑（990年和1029年）、9-10世紀的波斯釉陶和公元9世紀的阿拉伯文獻共同證明了遺址的年代是9-13世紀。
二、族群與商團。綜合各種信息可以看出，塞林港是一個人員混雜的國際海洋貿易港口。波斯釉陶證明了波斯商人的存在，阿巴斯王朝的陶器反映出阿拉伯人的活動；碑銘上的六芒星、象牙、青金石等則是印度文明的印記；葉門和阿曼的朝聖者到過這裡，猶太人也很可能在此生活過。
三、紅海與古代中國。14世紀30和40年代，東西方的兩位旅行家汪大淵和伊本·白圖泰分別從東向西和從西向東，完成了泉州和紅海之間的旅程。汪大淵曾兩次前往中東地區。這說明在當時，紅海與中國之間應當有穩定的、常規的海上貿易通道。更確切的證據是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團隊中，馬歡等7人曾前往麥加「天方」朝聖。馬歡還在他的著作《瀛涯勝覽》中提到他去朝聖時攜帶了瓷器作為禮品。這些文獻證據，結合中國外銷瓷的發現，都可以說明紅海與中國之間的聯繫。姜波老師還特別指出，在更早的時候，古代中國與波斯灣和紅海之間就存在海上交流。陝西出土的楊良瑤碑就記載了楊良瑤在公元785年從廣州出使巴格達的事件，證明了唐朝時中國與波斯灣就有官方使節的往來。同時，《經行記》等文獻以及印尼「黑石號」沉船的發現都說明唐朝時也有波斯商船遠航至中國。9世紀的《中國印度聞見記》也記載了中國帆船曾抵達波斯灣的尸羅夫（Siraf）港，而且港口城市有使用中國銅錢進行交易的情況。在尸羅夫港的考古工作中也確實發現了中國錢幣和瓷器。姜波老師認為，中國船隻是否曾抵達波斯灣仍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講座最後，姜波老師對塞林港的考古工作做了簡單的總結和展望。經過兩季發掘，可以確定塞林港是紅海之濱的重要朝聖與貿易港。雖然當前的考古工作所揭露的還僅僅是「冰山一角」，但是未來的考古研究值得期待，有望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一個經典案例。沙烏地阿拉伯方面十分重視該項目的考古成果，已經制定了發掘—研究—建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整套計劃，對塞林港遺址的考古和保護工作仍將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