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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孔豐 安慶師範學院教授
姚濬昌（1833-1900），字孟成，號慕庭，晚號幸餘，安徽桐城人。姚濬昌出自桐城望族麻溪姚氏之門，其父為著名的抗英保臺英雄——姚瑩。姚濬昌先是以軍功授江西湖口縣知縣，後又歷任江西安福知縣、湖北竹山知縣、南漳縣知縣，最後卒於竹山知縣任上。姚濬昌的著述頗多，有《讀易推見》三卷、《叩瓴瑣語》四卷、《幸餘求定稿》十二卷、《五瑞齋詩續鈔》九卷、《慎終舉要》一卷、《裡俗糾謬》一卷。
姚溶昌是同光年間桐城詩派的重要詩人。他在詩歌上，「於謝、鮑、子美、退之、義山、山谷，蓋無所不學」（《孫衣言題識》）。吳汝綸評其詩「能兼取古人之長，自成其體」（文集第三《姚君慕庭墓志銘》。徐宗亮甚至認為桐城詩歌自姚鼐、方東樹之後，能振之而起的首推姚溶昌，其他作者「皆不能自具體貌」，「無望其行遠」（卷三《幸餘求定稿書後》）。姚溶昌之所以有如此詩歌成就，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他年青時在曾國藩幕府的交遊經歷不容忽視。本文主要著眼於探討姚溶昌青年時期在曾國藩幕府的交遊經歷及其相關影響，從而為我們認識姚濬昌的詩歌創作及其相關淵源提供一些參考。
一、進入曾氏幕府
姚溶昌謁見曾國藩、進入曾國藩幕府的時間，是在鹹豐十年（1860）。姚溶昌《叩瓴瑣語》卷二云：「憶予以鹹豐十年至祁門，公（曾國藩）留營次。一日見予《感事》詩，命人幕府。」這段追敘較為簡略。不過，吳汝綸《姚君慕庭墓志銘》、王樹枏《桐城姚府君墓表》兩文對姚氏入幕情況亦有所記述。綜合這些材料，姚溶昌人幕情況大致如此：當時姚溶昌「以訾得江西府經歷」，而曾國藩正在兩江總督任上督剿太平軍。鹹豐十年，姚濬昌因公事赴曾國藩行營，在祁門得見曾國藩，並藉此機會獻所作詩歌。曾國藩見到姚濬昌的《感事》詩，大加嘆異。由於姚濬昌為名家子弟，恰好當時曾國藩正「收召名家子孫教育之」，因而表現卓異的姚濬昌就很榮幸地被曾國藩留之幕中。姚濬昌的《感事》詩在其《幸餘求定稿》中有所收錄，詩作共有四首，皆為七律。茲舉其四：「禹甸堯封正驛騷，中興大業望諸曹。不聞封事爭三帥，已見徵書索百牢。芳草尚迷江外馬，寶刀誰斷海中鰲。腐儒挾策翻怊悵，閶闔門開日月高。」詩作內容緊扣時事，不僅寫出了在內憂外患的侵擾下，海內局勢震動不安的情形，也痛指了軍界在此危急時刻不思報國、一味索取的弊病，全詩表達出姚溶昌對國事的關切與憂慮，詩風沉鬱雄渾，頗有杜詩風味。這種風格的作品，殆出於飽經憂患的中年詩人之手，無足為奇。但是出自年僅二十餘歲的姚濬昌之手，故而引起了曾國藩的大加嘆異，這充分反映出年青時期的姚溶昌就已顯露出非同尋常的詩才和孺子可教的潛力。
姚溶昌本人「亦以親承謦欬於曾公之側為平生大幸過望，故從之遊」。曾國藩非常注重對姚溶昌的培養，除閒暇之餘與姚濬昌深談交流、諄諄教誨外，還特意延請西南巨儒莫友芝教導姚溶昌。這些對姚濬昌的成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姚溶昌在曾國藩幕府中生活了近五年時間，「屢以功保知縣」。同治三年（1864）六月，姚濬昌補為江西湖口縣縣令（卷四《姚端恪公手跡跋》），正式離開曾國藩幕府。當時曾國藩不忍其離去，極力挽留，欲有大用，終因姚溶昌滿足於以微薄俸祿侍養其母而不得不聽任其離開，曾國藩也只好以「為江西留一循吏」而自解。同治七年（1868），姚濬昌過金陵，謁見曾國藩，「公詢及先人遺集重刊，喜見顏色」。此後，姚溶昌再無謁見曾國藩之經歷。
同治十一年（1873）二月四日，曾國藩逝世。姚溶昌聞訊後，有詩《聞滁生相國薨於位述哀感事四首》…：
閶闔嵋欲問誰，無端消息哲人委。一時婦孺同垂淚，半壁東南定坼維。憂國早知筋力瘁，匡時永動廟堂思。天涯更有邱山痛，孤負諸生會葬期。
湘江衡嶽鬱英真，間世天生社稷臣。議禮立回三殿詔，提兵坐掃八州塵。樓船親見推楊僕，旄節翻宜借寇恂。一事未忘鮫鱷在，怒濤應共海雲屯。
無復寒沙共枕戈，艱難往事憶如何？囊中奏牘乾坤系，帳下英才將相多。為我延師親整駕，負公雅意望鳴珂。平生處處存風義，不待西州掩淚過。
慘澹山城噩夢勞，銜恩淚溼舊徵袍。劇憐三語蒙清識，獨許儒生署未曹。報政有書遲簿史，餞悲無路擷溪毛。招魂思賦空吟望，風雨無邊碧落高。
這四首詩，抒情內容不一，各有側重。詩一重在抒發朝野對曾國藩逝世的巨大悲痛；詩二著重於標榜曾國藩的巨大功績；詩三主要敘述曾國藩獎掖人才、關照自己之意；詩四表達自己對難報曾國藩深恩的內疚與無奈。從這四首詩中，我們可以明顯體會到姚溶昌與曾國藩之間的深厚感情，感覺到他對曾國藩逝世的沉重悲痛以及對曾國藩的深切悼念。姚溶昌的這種悼念之情並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散，光緒五年（1879），姚潛昌登天門山，觸景生情，寫下《登天門山有懷滌生舊帥》，詩中既有「龍驤戰艦憶前功」的稱揚與追憶，又有當下「高懷遍歷知難再，勝有江山興未窮」的滄桑與喟嘆。
總而言之，姚溶昌能進入曾國藩幕府，並受到曾國藩的賞識，是其一生的榮耀。從他們的交遊關係中，我們也可體會到曾國藩對人才培養的苦心孤詣。
二、師從莫友芝
在曾氏幕府中，除曾國藩外，對姚溶昌影響至深者當推莫友芝。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號鄙亭，晚號弭叟，貴州獨山人。他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學家、版本目錄學家、書法家、詩人。莫友芝與曾國藩相識、訂交時間是在道光二十七年（1837）。當時，莫友芝在京師琉璃廠書肆尋書，偶遇翰林院侍講學士曾國藩，「始未相知也，偶舉論漢學門戶，文正大驚，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學耶！』即語過國子監學正劉椒雲傳瑩，為置酒虎坊橋，造榻訂交而去」（卷四《莫徵君別傳》）。莫友芝的《春官報罷，國子學正劉椒雲傳瑩招同曾滌生學士國藩小飲虎坊寓宅，歌以為別》、曾國藩的《送莫友芝》等詩也都對這次虎坊橋宴飲訂交有詳細記述。在這之後，兩人一別十五年，「中間通書問一二次而已」（《日記》「鹹豐十一年七月初三日」）。鹹豐十年（1860），莫友芝來皖探望在安慶府懷寧縣任知縣的九弟莫祥芝。由於曾國藩這時駐軍於安徽祁門，因而第二年正月，他就有前往祁門探訪曾國藩的打算。不料，莫友芝路過安慶太湖縣時，卻被湖北巡撫胡林翼留居幕府。直到七月初三，莫友芝才在東流行營見到曾國藩，「久談二時許」（《日記》「鹹豐十一年七月初三日」），並留之幕中。初四，曾國藩又來訪莫友芝。交談之間，曾國藩就對莫友芝提及姚溶昌，說他是「桐城石甫先生之子，質美未學，當使就正於君」。到了初五，曾國藩就命姚濬昌來請業於莫友芝。從曾國藩為姚溶昌延師這個事情上，有兩點值得申說：其一，曾國藩對姚溶昌的培育之心甚切，辦事果斷。其二，為姚濬昌擇師慎重。之所以選擇莫友芝，是因為在曾國藩眼裡，莫友芝「學問淹博，操作不苟，畏友也」（《日記》「鹹豐十一年七月初三日」）。這樣的碩學宿儒確實是教授姚溶昌的最佳人選。
姚溶昌來見莫友芝時，是以《幸餘齋詩》二卷為贄。莫友芝閱其詩後，認為「其風格甚好，但境未闊、詞未細耳」。莫友芝為其詩寫了題記，認為：「慕庭示近詩二卷，風格略取明七子，而性情真摯不可拚抑處又不僅僅乎七子之貌然者。慕庭少年憂患奔走，而能不失名父家法已如此，更深而求之，斜川之張老坡，安得專美耶？」毋庸置疑，姚漕昌的詩作質量及藝術風格給莫友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之後，姚溶昌與莫友芝之間往來頻繁，如鹹豐十一年（1861）八月，姚濬昌陪莫友芝遊元代餘闕墓及大觀亭；九月七日，姚溶昌又陪莫友芝、周成登迎江寺塔。此外，姚溶昌還經常攜其家族藏書、書畫相示於莫友芝。在姚溶昌任職湖口令、離開曾氏幕府後，莫友芝還寄詩表達了他對姚溶昌的教導與期待：「君家羅田來，美續垂撫字。石翁張其徽，閩蜀載威惠。君今奉循譜，試手若循例。平生利物心，康濟豈難致。廢教多莠民，任法益重蔽。張弛稱良弓，操縱得和轡。匡廬積遊興，石鐘取佳憩。定有口上碑，一笑慰頒額。」（《鄙亭遺詩》卷八《寄湖口令姚慕庭》以上這些都可反映出姚溶昌與莫友芝之間深厚的師生交誼。
莫友芝學問淹博，為學通漢、宋。曾國藩稱「其學於考據、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家書》「鹹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張裕釗亦稱「子但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賾，疏導源流，辨析正偽，無銖寸差失」（文集卷六《莫子傯墓志銘》）。莫友芝「於詩治之益深且久」，詩學主張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主張「力行苦學」、「學行並重」；二是主張經術、學問與詩藝相結合；三是主張詩歌有感而發，從廣泛的閱歷中吸取詩材。在師法對象方面，主要以杜甫、韓愈、蘇軾、黃庭堅為主。莫友芝的精湛淵博的學識與深厚高超的詩才影響到了姚溶昌的學術取向、詩學觀念。如同治三年，莫友芝就對姚濬昌說「國朝言《三禮》者，往往以門戶沿誤，遵義鄭子尹有百餘條折衷精當」，又說「望溪文真樸，惜抱雅潔，其尤盛者，空明澄澈，含咀靡盡，而皆乏奇偉之觀。但惜抱才氣用於詩者有餘，不見薄弱也。曾相國文精實，其氣魄規樵，在國朝諸老上，惜擾於戎事，不能究其業」。同治七年（1868），姚溶昌在燕子磯與莫友芝相遇，兩人談及書籍版本問題，姚溶昌「素以討論版本，為非真讀書」，不過，「聞先生言，乃知印早校精者舛誤少也」。莫氏對姚濬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詩歌方面。姚溶昌的詩歌自從得到莫友芝的精心指點後，頗有精進。如《鄙亭日記》「鹹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云：「慕庭以詩來，甚有進。」吳汝綸亦說姚溶昌「既師事子偲，其於詩獨有天得」。
概而言之，姚溶昌在曾國藩的引薦下，曾師從西南巨儒莫友芝，在學術理念、文學思想等方面獲益良多。
三、與幕府其他重要文士的關係
晚清時期，曾國藩幕府是當時著名的四大幕府之一。曾國藩以其崇高的聲望和顯赫的地位收羅了眾多人才，凡於兵事、政事、餉事、吏事、文章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勵，量才錄用，出現了「賓僚尤極一時之盛」的景觀。人過曾氏幕府的容閎就說過：「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全國之人才精華，匯集於此。」薛福成在《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中，也記述了有作為有建樹的幕僚80餘人，張裕釗、吳敏樹、趙烈文、王闓運、莫友芝、俞樾等人都名列其中。姚溶昌在曾氏幕府之時，就有幸與沈葆楨、李鴻章、黎庶昌、吳汝綸、李士棻、歐陽兆熊、程桓生、何敦五、孫衣言、汪士鐸等人有所交遊。如據《郘亭日記》記載，在鹹豐十一年七月十三日這一天，姚溶昌就「治具招飲筱岑（歐陽兆熊）、尚齋（程桓生）、芋仙（李士棻）、丹臣（何敦五）來舟中同飲」。這裡結合姚溶昌詩集等相關資料，對姚溶昌在曾氏幕府與其他重要文士的交遊略論如下：
李士棻（1821-1885），字芋仙，四川忠州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貢。以善作詩為曾國藩所賞識，鹹豐十一年七月在東流大營入幕，同治元年出任江西彭澤知縣，任滿仍回幕中。晚年住在上海。著有《天瘦閣詩半集》、《天補樓行記》。姚溶昌有詩說：「東流戎馬相逢日，正是君初仕豫章。」（卷二《懷李芋仙大令》）這表明李、姚二人相識時間在同治元年，當時李士棻初仕彭澤縣令，可能還未赴任，尚在東流曾國藩幕府中，故姚溶昌說「幕下記曾容謝眥，座中爭話謁田文」（卷二《懷李芋仙大令》）。李士棻亦有詩讚姚溶昌謙遜孝順，家富藏書：「慕庭不表曝，柔聲奉母慈。楹書三尺高，富於萬金遺。」（卷一《姚慕庭馬鐘山過談留飲》）姚溶昌去湖口赴任之時，李士棻有詩送之：「一街前後易招呼，亦號詩流亦酒徒。冷談論交心不轉，迂疏涉世氣常孤。」（卷一《題姚慕庭時將赴湖口縣任》）兩人深厚交情，於此可見。李士棻逝世後，姚溶昌有《哭芋仙》四首，以第一首為例：「十年不見竟騎鯨，千裡驅車愧巨卿。豈有奇才無世用，只緣孤行得狂名。紅塵何讓痴兒住，碧海難攄恨鳥情。太息登壇空絳灌，銜冤坐斷賈生纓」。李士棻因言得罪上司不見用，致使晚年零落於滬上，境況悽涼。此詩表達了姚溶昌對其晚年坎坷遭際的深切同情。
程桓生（1819-1897），字尚齋，安徽歙縣人。鹹豐四年（1854），隨廣西候補道李孟群調赴湖南長沙，充任曾國藩幕僚，負責草擬諮、札、函、奏等件。曾國藩再領軍，程桓生復於鹹豐九年十一月由安徽赴湖北黃梅大營人幕。在姚濬昌詩集中，有《至沙羡贈程尚齋方伯時督鹽沔口兼示劉小雲》、《尚齋邀同人云遊月湖遂登晴川閣還賦長句呈二君》等詩，從中可見兩人之交情。
黎庶昌（1837-1896），字蓴齋，貴州遵義人，廩貢生。同治元年（1850），黎庶昌上書條陳時政，清政府嘉其言，賞給知縣，發交曾國藩差遣委用。同治二年二月，黎庶昌在安慶入曾國藩幕，委派善後局，專司稽查保甲。光緒二年，黎庶昌隨郭嵩燾出使西歐，歷任駐英、法、德、西諸國參贊。光緒七年三月又充出使日本大臣。姚溶昌與黎庶昌兩人相識於曾國藩幕府中，姚溶昌的詩句「憶昔同隨丞相軍，旌旗倦凍凝生履」（《寄尊齋》），即是明證。姚溶昌交接黎庶昌之心是真誠、真心的，他有詩寫道：「束髮上巴蜀，逾冠入甌閩。縱橫八千裡，求友心常殷。今人秦視越，古有龍與雲。壯年曆交遊，一見得子真。」（《黎尊齋庶昌以詩送別既就道郄寄酬三首》之二）寫出了他青少年時期交遊經歷以及壯年得交黎庶昌的真摯情感。姚溶昌離開幕府時，黎庶昌有詩送別，姚溶昌亦有所酬寄，表達了依依不捨的離別之情：「與君生殊方，宦遊亦異地。浮雲一聚散，後會那可致。出門望大江，悲來不成寐。蒼茫客子心，六月動寒吹。」光緒二年，黎庶昌隨郭嵩燾出示西歐，姚溶昌聽說此事，賦詩遙贈（卷四《聞尊齋隨郭侍郎出使西國賦此遙贈》）。光緒七年三月，黎庶昌充出使日本大臣。姚濬昌又有《送蕁齋奉使日本》一詩。從這些詩作，可看出姚溶昌與黎庶昌之間詩書往來密切，感情融洽誠摯。
孫衣言（1814-1894），字邵聞，號琴西，浙江瑞安人。道光三十年（1846）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受京職，歷任實錄館協修、翰林院侍講等職。同治二年二月人曾國藩幕，委辦營務。同治三年轉入秘書處。學兼漢宋，文宗桐城。著有《遜學齋詩文鈔》等。孫衣言在光緒元年（1875）題姚溶昌詩稿時曾說「予與慕庭相識垂二十年」，這說明姚溶昌與孫衣言相識時間較早。姚溶昌詩集有《贈孫琴西廉訪衣言》三首，中有「四海求師憐我晚，一時拔士只公能」詩句，反映出孫衣言與姚氏之間契合相知之關係。光緒元年（1875）八月，孫衣言升任湖北布政使，姚溶昌又有《送琴西擢藩湖北奉命入朝》一詩。孫衣言對姚浚昌的詩有較高評價，認為其詩沉涷峭拔，「又出奇惜抱之外，非家學所能牢籠也」（《孫衣言題識》）。
張裕釗（1823-1894），字廉卿，號濂亭，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舉人，考授內閣中書，受到閱卷官曾國藩的賞識，遂拜曾為師，學問日進。早在鹹豐五年即與曾國藩相識，曾專門拜訪而未留幕中。鹹豐十一年十一月，赴安慶，入曾國藩幕，國藩令其專攻古文，不習他務。姚溶昌集中與張裕釗有關的詩作有《寄懷張廉卿內翰》、《江寧晤廉卿贈之》、《無錯用予前韻言詩境示樸兒因憶廉卿摯甫二君復自迭韻成一篇》等。同樣，張裕釗也有《光緒庚辰奉酬姚慕庭丈見懷原韻二首》等詩。張裕釗對姚溶昌詩歌有較高評價，認為其詩「導源大謝，出入唐宋諸大家，創意造言，蠲滁滇濁，工力之深，殆為罕儷」（《張裕釗題識》）。
汪士鐸（1814-1889），字梅村、梅岑，號悔翁，江蘇江寧人。道光二十年舉人。鹹豐九年應湖北巡撫胡林翼邀至武昌入幕，主持編纂《讀史兵略》一書。同治元年五月入曾國藩幕。著有《乙丙日記》、《汪梅村先生集》等。姚溶昌詩集中有《贈汪梅村先生》一詩：「吳中舊毓經師地，聞道人師喜欲狂。芳物那成廣陵散，葆真今見魯靈光。爐泉香絮無由俗，廚饌腥羶任世嘗。只恐後來少樵楷，祝公食氣過張蒼。」從中當不難體會到姚溶昌結交汪士鐸的激動、慶幸之情與崇敬之意。光緒七年，汪士鐸讀姚溶昌詩集後評說：「盥誦大著，清思目浣，奇採泉流。取經風人，寄情芳草。近日作者，當推元戎。惜抱家風，於茲未墜矣。」（《張裕釗題識》）並作有《奉酬慕庭先生見贈大作》一詩。
此外，在曾氏幕府中，還有一群桐城籍文人，較為著名者如方宗誠（存之）、蕭穆（敬甫）、江有蘭（待園）、吳汝綸（摯甫）、徐宗亮（椒岑）等人。姚浚昌與他們都有著深厚的情誼，其詩集中不少作品都與之有關，有《寄贈方存之大令》、《旦赴幕飲茶戲作示徐椒岑蕭敬甫澄士》、《贈存之》、《同存之登北顧山甘露寺訪源攜酒留飲》、《寄江待園》、《寄待園》、《夜起有感寄摯甫》、《寄摯甫》、《聞摯甫將來詩以迓之用山谷詩韻》等。姚溶昌與桐城諸子之間的交遊，折射出同光年間桐邑文人之間相互交流的文化景象，同時也映襯出近代桐城派的文學生態情況。
通過對姚溶昌客居曾國藩幕府時期的交遊考察，我們對青年時期姚濬昌的交遊網絡有了大致的認識。這段交遊經歷，從文學影響角度而言，對姚溶昌的詩歌創作有著重要影響。我們知道，道鹹年間，詩壇風向有所轉變，推崇宋詩成為一股潮流，何紹基、祁藻、魏源、曾國藩、鄭珍、莫友芝等人就喜言宋詩。曾國藩更是憑藉其位高權重激化了詩壇風氣，施山《望雲詩話》就說：「今曾相國酷嗜黃詩，詩亦類黃，風尚一變。大江南北，黃詩價重，部值千金。」列在曾國藩的幕府中，形成了一個以曾國藩為中心的宋詩派文學圈子，像莫友芝、張裕釗、李士棻、黎庶昌、吳汝綸等人都屬於這個圈子。姚溶昌亦受到推崇宋調風氣之影響。前面提到姚溶昌以詩謁見莫友芝時，莫友芝評其詩風「略取明七子」，這反映出當時姚溶昌學詩尊唐。不過，這到後來有所變化，孫衣言就說「慕庭詩於謝、鮑、子美、退之、義山、山谷，蓋無所不學」，張裕釗也說姚詩「導源大謝，出入唐宋諸大家」。這種變化不能不說與他在曾國藩幕府的交遊經歷以及師從莫友芝有著重要的關聯。由此，結合前面所述，我們不能不說：姚濬昌青年時期的這段曾國藩幕府生涯對其人生發展、學術思想、文學主張及創作等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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