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後，整個中華大地進入了萬邦林立，城堡四起，爭奇鬥豔的邦國時代。1954年冬季，湖北天門、京山兩縣大搞水利建設，一件陶器的偶然發現，無意中打開了一扇通往遠古的大門，隨著石家河文化發掘的深入，一個規模多達五十餘處的遺址群逐步顯露出來。石家河古城的西城牆，南北有1200米長，牆高有6米到8米，我們還可以清晰可見。石家河文物展示區 湖北省博物館 背倚大洪山餘脈，周圍河流環繞，規模達一百二十萬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內部有明顯的功能分區，包括手工作坊區、居民生活區、祭祀區和墓葬區等。
以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聚落人口換算，城內約居住著三萬至五萬人，龐大的聚落創造了非常發達的石家河文化，呈現出一派繁榮氣象。遺址發現有銅塊、玉器，類似於文字的刻劃符號和城址，表明它已經進入文明時代。結合周圍的考古發掘，可知這一時期，石家河聚落已成為江漢平原的統治中心。
令世人驚嘆的玉人頭、玉虎頭、玉鷹或玉蟬，大多出土於成人甕棺之中，顯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
風起雲湧的邦國時代，戰爭頻發，部族衝突不斷，這一時期，大致相當於傳說中五帝時代的後半程，顓頊、帝嚳、堯舜禹時期，據記載，堯、舜、禹討伐三苗，是遠古時華夏集團與苗蠻集團的戰爭衝突，其影響並不亞於炎黃大戰。
距今約四五千年前，中華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聯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黃河中遊及臨近地區的華夏集團，以泰山為中心的東夷集團，以長江中遊地區為中心的苗蠻集團等。石家河文化與中原地區龍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漢平原、豫西南至晉南一帶，有專家根據史料記載，推測出南方苗蠻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屬間的關係。
大約在四千多年前，相傳三苗族的首領驩兜本是堯臣，後來，三苗不服，多次為亂，才有了堯、舜、禹對它發動的屢次戰爭，當時江漢平原天災不絕，《墨子•非攻》說，江漢地區發生大地震，人群傷亡慘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覽》記載，三苗欲滅時，地震泉湧，堯舜禹看準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舉兵南下，在最後一次戰爭中，華夏軍團歷時70天大敗苗師，從此苗蠻集團式微，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
山西陶寺古城沙盤 隨著南方苗蠻集團的衰落，位於中原的華夏集團日益強大起來，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一座龐大的史前古城在晉南汾河之濱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弘的宮殿中，住著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牆牢固，府庫充盈，數以萬計的人口聚集一處，宮殿區、貴族居住區、普通居民區、祭祀區、倉儲區、手工作坊區等一應俱全。紅銅鈴（距今約4000年） 山西省陶寺遺址出土紅銅鈴的出土標誌著金石之聲時代的即將來臨，上層貴族擁有大量財富，而絕大多數普通居民卻仍一貧如洗，社會顯著的階層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
據古史傳說，包括陶寺在內的臨汾盆地是帝堯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遺址作為都邑而存在的時間約為距今四千四百到四千年，這一年代範圍在夏代之前，恰好屬於堯、舜時期，人們不禁將它和傳說中的堯舜之都聯繫了起來。陶寺遺址 山西省襄汾縣。堯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一件事是制定曆法，制定了與今天相近的一個太陽回歸年的節令劃分，並組織實施了大規模的日月星辰的觀測工程，陶寺遺址古觀象臺和圭表的發現再次表明陶寺遺址很有可能是帝堯古都之所在，並且隨著陶寺圭表的發現，何駑還提出了一個更加大膽的推測。何：這個圭尺的發現呢，除了它的天文曆法的意義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標準的標出，標榜地中的目的在於體現出一個國家的都城所佔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過地中位置的佔有來壟斷與上天溝通的唯一的通道，來體現君權神授的正統地位和正統思想。
1979年位於陶寺遺址西北方向，在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北部，陝西神木縣石峁村北側山峁上，一處宏大石砌城址的發現，揭開了中國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紗，入選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的石峁遺址，有國內專家直接用石破天驚來形容它獨特的考古價值，通過勘探石峁遺址由皇城臺、內城、外城組成，發現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甕棺墓等，距今四千年左右，面積425萬平方米，是中國史前規模最大的城址。
在2012年的挖掘中，考古人員在外城東門發現了壁畫的身影，這些壁畫以白灰面為底，以紅、黃、黑、橙等顏色繪出幾何形圖案，這是龍山時期遺址中發現壁畫數量最多的一次，與其他區域慣常所建的土遺址最大的不同，石峁古城的整體建築為石砌城址，據推算，這座10公裡長、2.5米寬、數米高的石頭城牆環繞中的起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納四萬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從地理位置上看，陝西神木的石峁遺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均位於縱貫晉陝大峽谷河水兩岸的不遠處，這種地理位置的極大相關性，為兩者在歷史文化層面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參考坐標。根據石峁遺址年代特徵，並結合地層關係及出土遺物，專家們初步認定，石峁遺址與陶寺遺址的年代幾乎是處於同一歷史時期，二者之間至少也有三百年的共存期，從目前對石峁遺址發掘成果的考古報告來看，儘管其城址規模大於陶寺遺址，但尚未發現像陶寺遺址那樣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徵的器物，這說明該聚落或該邦國當時的社會地位或許略低於陶寺，根據《史記》、《漢書》有關黃帝陵墓在距石峁不遠的陝北子長一帶的記載，有學者提出，黃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這一帶活動，並認為石峁城址很可能就是黃帝或其後人的居驛。
通過環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峁地區曾出現過冷涼乾燥氣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後進入降溫時期，氣溫大幅度降低，乾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環境災難，嚴重影響了當時糧食的生長，糧食大幅減產甚至絕收，表現在考古學上是古文化遺址數量銳減，人口也大量減少，並發生大規模遷移。1800年前後呢，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可能發生了一次大的這種人口的遷移，現在還不能排除石峁和陶寺是兩群人，就在晚期這個階段，因為可能存在著這麼一個交替過程，政權的更替。
對於陶寺都邑的貴族來說，公元前2000年前後這個千禧年帶來的可不是什麼好運，而是臨頭的大禍，大中原地區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發生了外族入侵和內部的暴力革命，亂世者，毀宮殿、扒城牆、挖祖墳，原來的宮殿區這時已被從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業者所佔據，曾高聳於地面的夯土城牆到這時已經廢棄，一條傾倒石器骨器廢料的大溝裡，三十多個人的頭骨雜亂重疊，以青年男性為多，頭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頭骨下還連著好幾段頸椎骨，散亂的人骨有40到50個個體，與獸骨混雜在一起，一幅恐怖場景。
種種跡象表明，極有可能是這場來自族群外部帶動內部的血雨腥風，摧毀了陶寺的貴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終導致持續300年文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層革命與外族入侵說成為揭開陶寺千古之謎的一把鑰匙。
浙江省良渚鎮 因為氣候的巨變，位於中國版圖西北部的陝西石峁人不得不棄城遠徙，而與其命運相似的還有處於東南部盛極一時的餘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個源於氣候的大幅乾冷，而另一個則是由於氣溫升高，導致另一場突發自然災難的降臨。
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發現於杭州城北的良渚鎮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鶡冠子》記載說，成鳩氏之國，兵強，世不可奪，就是說良渚文化集團的武力強大，天下無敵，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質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點，採用輪制，器形規則，圈足器居多，用鏤孔、竹節紋、弦紋裝飾，也有彩繪。玉琮（至今約5300--4000年） 良渚博物館 玉鉞（至今約5300--4000年） 良渚博物館 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讓世人驚嘆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壁、琮、璜、環、珠等，大部分出土於墓葬中，其中大量象徵神權的玉琮和象徵軍權的玉鉞引起了考古專家的關注。良渚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埃及文明和那個兩河文明中的一個國家的文明來對比的。
良渚玉器工藝達到了中國史前文化的高峰，許多花紋只有0.1毫米寬，像頭髮絲那麼細，以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是如何完成這項工藝的，至今仍是個謎，然而四千多年前，繁榮一時的良渚王國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毀滅性災變，關於災變的箇中原因，許多學者認為，良渚文化過度開發資源，把社會的寶貴財富過度用在毫無實用價值的玉器生產上面，玉礦的衰竭導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終誘發社會崩潰，也有學者認為很大程度是受生態環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響。
幾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遠古時代曾發生大洪水的神話，蘇美爾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記載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大洪水神話，聖經中的諾亞方舟，希臘神話中的大洪水與中國傳說中發生在堯帝時代的大洪水神話，上古時代的人類童年有著共同的洪水記憶。新石器晚期氣候變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海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海浸，突然爆發的洪水或海嘯淹沒了千條年發展起來的良渚文化，邦國毀於一旦。
群雄競起的邦國時代，華夏大地正發生著急劇動蕩的社會大變革，公元前兩千年前後，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以中原文化為依託，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
河南省二里頭村，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這裡曾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的所在地，上演過夏的繁榮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壯闊史詩。如果說良渚、陶寺和石峁都是國家的話，那麼它們跟二里頭這種國家肯定不是一個概念，這是絕大多數學者都公認的，它叫國上之國。
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一件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上，其銘文將包括偃師在內的洛陽平原稱為中國，意為天下之中，從滿天星鬥到多元一體，中華文明開始從多元無序經過百川歸海走向多元一體，儘管對邦國時代興衰變遷的探索還遠未完成，但一個中國之前的中國已經逐漸清晰了起來，浩瀚的宇宙和黃沙中被風吹起一角的遠古遺蹟共同講述著我們波瀾壯闊的歷史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