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巨著《太平天國史》
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農民起義，儘管發生的時間距羅爾綱開始研究時只有不多的幾十年，但由於清政府和眾多權臣將領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中出於種種目的，對事件的真相或隱瞞、或篡改、或醜化、或粉飾，後來清末民初的舊民主主義者為了鼓吹反清革命，又假冒前人編撰了一些讚美太平天國起義的野史詩詞，使得這段歷史的許多材料都蒙上了撲朔迷離、真偽難辨的色彩。面對這個工程浩大而困難重重的課題，羅爾綱就像傳說中的那個挖山的愚公，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對卷帙浩繁的史料進行了辨偽、考釋、疏理和訂正，從中還原出歷史的真相來。
清末民初，社會上流傳有二十多首據說是石達開遺下的詩作，其中就有像這樣的一首：
「揚鞭慷慨蒞中原 ，不為仇讎不為恩。
只覺蒼天方潰潰， 欲憑赤手拯元元。
十年攬髻悲羸馬， 萬眾梯山似病猿 。
我志未酬人猶苦 ，東南到處有啼痕。」
這些詩寫得大氣磅礴、感概殊深，很為時人所激賞和喜愛，羅爾綱先生經過一番考證，30年代在貴縣參加修縣誌時就指出：「今所見石達開詩，……除慶遠（宜山）《白龍洞題壁》一首外，全部都是後人偽作。」此言竟一時觸怒了當時的掌權者，說他修志「不為家鄉歷史人物增添光彩」、「否認革命英雄詩歌」，對他大加排斥打擊，朋友們都為他忿忿不平，分卻坦然無畏地說「春秋時有董狐筆，生死尚置諸外 ，不給面子算得了什麼？縣誌可以不讓我寫，假史料絕不能當真史。」此事直到後來柳亞子先生在《大風旬刊》上發表文章，證明《石達開遺詩》是梁啓超、高旭等人在清末為了鼓吹革命、號召民氣而偽造的，這場風波才算平息下去 。
在李秀成的研究中，同樣體現了羅爾綱過人的才學和膽識。對李秀成是真投降還是假投降的問題，他前後寫了《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李自成偽降考》等文章，進行了多方的考證，甚至下苦功鑽研書法，以漢字書法中的「永字八法」為依據，從筆跡學的角度作出了李秀成是偽降的判斷，還原了李秀成的英雄本色。他後來為此吃過不少苦頭，被指責成為叛徒翻案，受了許多不公正的對待，但他一直不改初衷，堅持自己靠堅實的考證得來的觀點。此事也直到八十年代，曾國藩的外孫女俞大縝教授提供了一條李秀成勸曾國藩稱帝的口碑，才再次證實了他判斷的正確性。
在太平天國史研究這個領域裡，羅爾綱儘管不是唯一者，但卻是個用力最勤、挖掘最深、收穫最豐、影響最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是宗師和泰鬥式的前驅。除此之外，他的學術成就還是多方面的：他對晚清代兵制史進行了詳盡的研究，以《綠營兵志》《晚清兵志》等著作，填補了清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空白；他早期對小說《水滸傳》作過專門研究，認為前七十回是羅貫中寫的，後三十回則不是，因為思想內容不統一，這個結論得到了胡適的讚賞，也為學界所廣泛承認，他撰寫的《太平天國史》，批判地吸收了中國紀傳史體裁的優點，獨自創立了「多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裁」，為我國的撰史方式另闢了一條新路子；他對金石、訓詁等方面的研究，也收到了引人注目的成效。
羅爾綱先生是一個純粹的書生，長期以讀書、研究為樂事，淡泊名利、生活簡樸，既嚴謹治學、長於考證，又虛懷若谷，不恥下問。他認定「生平篤信治學要九十九分血汗，只一分聰明」，考證中堅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他那種「安逸不求、聲色不沾，流俗不隨，不為溫飽而易心，不因困苦而改行，不受別人嘲笑而更志」的高尚情操，深為學術界所推崇。
更為令人欽佩的是，他自幼就體弱多病，一生受過大熱症、腸胃炎、長期腹瀉、血痰、瘧疾、虛脫、偏頭痛、高血壓、眩暈、失眠、神經官能症、腰痛、秘泌、痔瘡、前列腺肥大、眼病、牙病、心肌梗塞等多種病痛的折磨。但他全身心地投到了學術研究中去，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個多病纏身的人，他曾說過：「你如果整天憂慮疾病，疾病就壓倒你，你無視疾病，疾病就奈何不得你。」抱著這樣達觀的信念，這位與20世紀同齡的身體的病夫、學術的強人，頑強地走過了97個年頭，取得了豐碩的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在這一點上，他與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十分相似，吉本嬰孩時即因失乳差點餓死，此後一生多病，幾乎為狂犬病、天花而喪命，但多病反而給了他充裕的讀書時間，成就了一個史學天才，他的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風靡世界的史學界。
所謂天不喪斯文，即此之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