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英文世界中近代中外關係史學科領域目前的分析框架有四個，其中三種研究範式和哈佛大學有關，每一個框架和視角都有自身的重要演變。這四種大敘述或大歷史、或主議題為：費正清的西方影響/衝擊—中國反應論；柯文的中國中心論和他後來的「離開中國」論或人類中心論；柯偉林的國際化論；最後一種是沒有太多公共曝光的主議題，該分析框架強調中外關係的雙邊以及多國、跨國因素之間的相互關聯。
關鍵詞：新時期/ 英文世界/ 近代中外關係史/ 大敘述/ 交織契合的理論/
作者簡介：王棟，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特聘教授。
一、「別了，近代中外關係史研究」?
筆者的母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排撰寫一篇研究綜述文章，回顧梳理新時期40年來英文世界中對於近代中國與世界交流互動的研究狀況，倍感榮幸。鑑於本文的任務性質，就不涉及中文世界的相關研究，但會在其他場合討論中文方面的成果。①
首先從筆者近期的一件閱讀事情談起。某日筆者在翻看兼職服務的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編輯委員會的出版目錄，張海惠主編的《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的英文翻譯、擴充版A Scholarly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映入眼帘。可是，作為從事近代中外關係史學習研究二十多年的筆者，頓感困惑：這本參考書總共有21篇綜述，非常有價值，但竟然沒有一篇寫中外關係。②在英文學術研究的「美好往日」裡，近代中外關係或外國人在華的特權以及條約口岸等制度性設置，卻是以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代表的至少兩代西方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首要切入點。③
英文研究世界真的是在跟近代中外關係史說再見嗎?過去40年來英文世界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研究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近代對外關係史的前景如何或者乾脆說到底有沒有未來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深層次分析北美中國學已故掌門人費正清的話語能幫助我們把握中國近代史學術書寫以及出版領域的脈絡和歷史進程。費正清1991年突然辭世，留下了一部未完書稿。整體而言，這部未完稿是費正清把馬士作為一位中國歷史學家特別是近代對外關係史學者的一個定位，費正清對他的前輩和恩師馬士充滿愛戴，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費正清借著書稿對西方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研究發展脈絡進行了大手筆、長鏡頭式的總結：④
歷史書寫和歷史學家兩者都要代代相傳。我把馬士看成1900-1910那一代的人，我自己則大約屬於1940-1950這一代的成員。當然自不必言，到1970-1980年間時新一代已經崛起並控制著中國史學科領域。馬士主要是把英國十七世紀到1912年有關中國的記載從英國一手資料角度整合在一起，而我則對中文史料在英文世界的使用盡了一臂之力，並因此把中國社會作為一種不同的文化來進行分析……等到了我退休的時候，西方學者們試圖發展中國社會史的研究，這得到了中國近代史史學家們的響應。
時光遷移，人和學術走向亦隨之更改變化。從這種意義上說，正如費正清所言，沒有哪一代歷史學家的著述是一成不變的。在此，費正清以他慣有的大歷史睿智劃分出他自己生活時代的三代歷史學家，這三代人後浪推前浪，引發了英文世界中的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領域的三次主要換檔移位。這三代學者分別是：1900-1910年代，比如馬士，他們的興趣點主要是從西文歷史資料視角看中國與外部世界相遇。之後是1940-1950年代費正清那一代人，他們開始運用中文資料，並想進一步了解中國社會內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第三代西方漢學家是指1970-1980年代成長起來的學者，對他們而言，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只是外國影響擴張到中國社會和文化中的一部分。根據費正清的說法，可以說，第四代學者，也就是當今這一代人，到2000-2010年代已經成熟，努力擔噹噹今時代所賦予的使命，概括而言，那就是把近代中國對外關係看成個人、地方、民族國家和跨國家利益界限的交錯盤旋匯合點，當今這一代英文世界中的史學工作者對中國的闡釋分析變得更複雜、更精細。
本文的主要關注點是近代中外關係史領域裡最近兩代即1970-1980年代和2000-2010年代歷史學家的學術貢獻，以及這兩代人是如何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
二、大敘述和主議題
過去40年英文世界中的近代中外關係史學討論是在帝國主義、後帝國主義、現代化、後現代主義、民族主義、後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全球化、國際主義和跨國主義的理論基礎上構建的，突出三個相互關聯的大議題：晚清(1644-1911)、北京政府(1912-1928)和南京政府(1928-1949)時期國家外交事務行為；外部力量在近代中國民族建設以及融入世界體系、融入世界大家庭的角色；民族主義和全球化以及地方歷史、民族歷史和國際歷史的關係問題。近代中國的100年(大致從1840到1949)有人民起義、改良、革命、內戰和外敵侵略，同時也經歷了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滄桑變遷。這些重要歷史轉變包括從晚清到近代民族國家的轉折，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中國關稅主權的恢復，治外法權的廢除，中國參加兩次世界大戰，冷戰，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際組織中的作用，等等。
總而言之，英文世界中近代中外關係史學科領域目前的分析框架有四個，其中三種研究範式和哈佛大學有關，每一個框架和視角都有自身的重要演變。這四種大敘述或大歷史、或主議題(master narratives)為：費正清的西方影響/衝擊—中國反應論；柯文的中國中心論和他後來的「離開中國」論(China-unbound)或人類中心論；⑤柯偉林(William C.Kirby)的國際化論；最後一種是沒有太多公共曝光的主議題，該分析框架強調中外關係的雙邊以及多國、跨國因素之間的相互關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1965年出版的由哈勒普恩(A.M.Halpern)編輯的單卷本《對華政策：來自六大洲的觀點》一書，就採用了這種手法。⑥
鄧嗣禹(TENG Ssu-yü)和費正清編輯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文獻概觀，1839-1923》，最早出版於1954年，⑦基於費正清極具影響力但又多遭批評的強調外人對華影響的分析框架，該書兩位編輯力圖梳理紛繁複雜的外部勢力影響，比方說俄國、日本、美國等國家的影響，並將外部力量作為中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改變的一個催化因素。費正清最出名的大敘述在某種程度上被僵化了，時常人們誤以為費正清的影響/衝擊—反應解讀模式一成不變、是一個研究近代中外關係史的僵硬教條。其實不然，費正清早年的博士論文《中國海岸上的貿易與外交：條約港口的開埠，1842-1854》於1953年出版，1969年費正清在這本書再版的前言中，直言不諱卻又幽默虛擬，數落了他自己的「不是」和對歷史的「非完美推測貼近」(imperfect approximation)：⑧
如果我有機會用今天(指1968-1969年間)看問題的成熟和精明老練來指導本書(指費氏自己的條約口岸開埠一書)作者(費正清虛擬戲稱他自己)的話，我就會敦促他從社會學的角度審視條約港口，把條約口岸作為一個社區，用經濟史的術語和眼光來解釋外國公司企業如何擴展生意，如何扶植本土商業……我就會督促該書作者(費正清本人)把權力政治、交通革命、國際貿易、商業化、城市化、地方政府、地理知識的發展、新聞出版、科學技術、大國沙文主義聯繫在一起，這些都是引渡中外人士接觸的機構制度。
柯文的《離開中國：演變中的有關中國歷史闡釋》「前言」遠非是對他影響了兩代學人的中國中心論的自我辯護，⑨相反，這個前言代表了柯文對英文世界裡有關中國歷史各種不同的大視角、宏觀觀點的深刻反思，同時更重要的是在後民族主義和全球化時代如何把這些不同闡釋框架貫穿聯繫起來。柯文的最新專著《歷史和大眾記憶：危急時刻裡故事的力量》甄別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民間流行故事和實際歷史的相互交應，民族危難時機的塞爾維亞、以色列、中國、法國、蘇聯和英國這些文化、宗教和社會特點迥然不同的國家都存在這種現象。柯文就此得出結論道，他所探究的互動特徵模式有普世性，這也許跟某些超越文化差異的人類共同趨向有關。⑩
柯文2003年一書前言應該和柯偉林以及周錫瑞(Joseph W.Esherick)的一些著述放在一起閱讀，因為三者結合起來可以形成對近代中外關係史的一種綜合解讀，儘管柯偉林認為國際化是近代中外關係史的主線索，而周錫瑞則著重強調從朝貢制度到條約制度，再演進到民族主義來理解近代中外關係史。(11)前述柯偉林的文章把晚清最後10年，也就是20世紀的頭10年因歷史時限劃分而割去不談。雖然柯偉林的主要關注點顯然是中美關係史，但他的那篇文章中有一個部分專談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柯偉林還針對學科領域的發展方向和新課題提出見解，頗具洞察力。從另一方面講，周錫瑞在《中國與世界：從朝貢到大眾民族主義》一文中勾勒出中國近代從晚清到近代民族國家的轉變過程中三個重要對外政策走向：朝貢制度、不平等條約和民族主義。他指出，在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中，民族主義已變成當前中國凝聚向上的一塊基石。
第四種主闡釋法是強調近代中國和世界在雙邊、多邊和跨國層面上的互動，這在由哈勒普恩(A.M.Halpern)編輯的集體著作中有充分體現，這本書時逢冷戰高潮，由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委託組稿出版。這部集體作品共有十七章，從英國、法國、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前西德)、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泰國、前南斯拉夫、非洲、中東和巴西等國的角度和歷史利益聚焦中國，探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以及當時中美關係裡的大陸和臺灣問題。這種多稜角式闡述錯綜複雜關係的結果在於，它不僅條分縷析了20世紀60年代中國問題的方方面面，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書寫方式可以幫助人們理解中國過去和當時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這牽涉到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所有歷史參與者，不分國家大小，對書寫一部真正的跨國歷史的作用都不可低估。這一學術視野輪廓目前已見雛形，儘管有些姍姍來遲。
以上談及的這些不同歷史敘述方法的共性遠比他們之間的差異重要得多。學術爭議之外，英文世界裡多數學者們如今都基本同意清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是一個弱政府但又在國內外惡劣環境下善於隨機應變，中國國際地位到20世紀40年代明顯改善，成為國際新秩序中的一個大國，又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從另一方面來看，民族、地區和全球利益論，以及民族主義論、帝國主義論、殖民主義論和國際主義論在國外近代中外關係史學科幾乎所有重要的課題上都烙下重疊盤錯的印記，近代中外關係史與世界史的研究呈現整合趨勢。
三、交織契合的理論
過去40年英文世界裡近代中外關係史、中國近代史和世界史研究的整合點在於史學理論，下面就最近學術討論中出現的一系列理論問題進行一個不完全的總結評價。理解史學理論包括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跨國主義、普世主義以及相應的後主義理論，有助于澄清學術界的變化更新。
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有一篇1986年出版的論文集文章廣受青睞，在《20世紀中國的半殖民地主義和非正式帝國：走向一個分析的框架》一文中，奧斯特哈默總結了關於帝國主義、半殖民地主義和20世紀中國的三條理論線索，即壓迫性、現代化和邊緣化辯論觀點。在這三條理論線索之外，他提出另一種解釋模式，目的旨在找到分析滲透到地理邊緣地帶的帝國主義在實際實施中的結構框架。根據奧斯特哈默，西方在近代中國是一個非正式的帝國，由一個商業、政治和軍事的複合體而組成，這個複合體斡旋遊弋於中國本土環境和國際環境之間。(12)提姆·賴特(Tim Wright)的一篇文章和奧斯特哈默的文章同年發表，集中探討帝國主義與近代中國經濟的關係，該文章對英文世界裡有關外國在華貿易投資作用的學術爭鳴把握分析入木三分，直到今天依然有參考價值。賴特認為在政治、經濟界線混合不清，經濟分析單位的蘊涵和研究假設命題都沒有弄清楚的情況下，爭論這樣大的一個問題很難有具體結果。(13)
外國人在華是否構成對中國主權的威脅?有些外國學者認為在半殖民地中國的條約港口，華洋傾向於彼此合作，而另一些學者則強調外國人在華的暴行和對中國的完全控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切入以上中西分界兩種對立觀點，在一篇題為《跨民族主義和主權困境：中國，1900-1945》文章裡討論民族主義和跨國主義的權力交織關係。(14)雖然杜贊奇更喜歡用跨國主義這個詞，但在他眼裡，全球化通常以資本主義為原動力，通過民族國家疏導顯現。在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敘述、主議題中，有國界的民族國家終極目標在於分配和利用沒有國界的跨國主義或超民族主義因素。然而，從另一方面講，超民族主義或跨國主義在構建整個民族的「工程項目」中既是障礙又是機會。
全球相遇和交流通過不同方式塑造形成了國際秩序以及國際組織機構體系的演變。在權力遷移和重新分配的時代，全球化同時還給人們帶來憂慮不安，使得理論家們大有用武之地。全球合作的可能與不可能都是通過與民族國家相關的種種概念得以表現的，不管是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還是普世主義，這些深深植根於民族國家之林的信念似乎使全球合作變得不可能。超越主權國家這一概念的局限，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聲稱學術界目前所有全球化的後現代主義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奴役窮人和普通百姓的一個政治項目，而不是對世界上所有窮人的一種解放。(15)同樣地卡爾霍恩(Craig Calhoun)悲嘆目前普世主義爭論中的歐洲文化和哲學根系中心論以及史學史理論發展上的偏見。(16)
以上這些「主義」均傾向於強調國際互動或新全球秩序的崛起，但它們的出發前提是合作發展的本質註定是衝突性的，涉及主權國家之間不可調和、不平等的文化政治秉性，「許多學科中傳統學術的著重點是競爭、自我利益和暴力」。(17)從另一角度來看，在研究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中美貿易關係歷史過程中，也有學者發現中美雙方正在變得更加妥協、協調、克制、開放和容忍，這與以上傳統研究模式所強調的衝突、不容忍有差異。(18)
當前國際社會急需在跨國界包括反恐、氣候變暖、貿易和移民問題上進行合作，我們需要研究探索的重點問題不應該是主權國家如何消失滅亡，而應該是國際秩序是如何演變的。換句話說，我們需要從各個參與者的視角來考察主要國際治理制度是如何發展變化的，這些制度參與者包括主權國家、跨國公司、社會組織、國際團體或單個公民。我們還需要尋找答案的是這些治理參與者或代理人在具體實踐中是如何進行實施的，這涉及他們的物質要求、道德權利、文化信仰和自我認知等問題。在國際貿易方面，國際貿易的標準和實施不僅能夠令我們掌握全球治理制度參與者的利益和行為的多元化，而且還能幫助我們弄清這些標準和實施是如何作為流程的一個部分，通過有選擇的適應和擴展體制容量來變化的。(19)
四、新題目和新爭議
眾所周知，左右中國近代史走向和形成的因素，離不開中外關係。相關的問題是，在英文世界有關中國歷史的闡釋中，中國近代史是如何成為全球史的一部分的?40年來英文世界有關近代中國歷史的學術發現和觀點是否能充分解釋中國的過去和現在?中國是如何看待它本身與國際理念和國際機構相遇的經歷?外部世界又是如何看待近代中國在全球體系形成中的貢獻呢?
《難以入睡的帝國：自1750年以來的中國和世界》一書於2012年出版，作者是冷戰史學家韋斯塔德(Odd Arne Westad)。該書介紹了中國自1750年以來的國際歷史。(20)與以往就此問題的主要概述書籍的出版日期相比較的話，比方說出版於1910年馬士所著的《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出版於1953年利維(Werner Levi)所著的《近代中國外交政策》(Modern China’s Foreign Policy)，1974年出版的吉廷斯(John Gittings)所著《世界與中國，1922-1972》(The World and China，1922-1972)，這本書填補了英文學術世界裡的一個空白。這本書超過500頁，共有十一章，按編年順序寫成。用作者的話說，該書的核心內容是講述「中國在19和20世紀的轉化質變」。雖然讀者們若希望從書中尋求理論和議題指導啟示不會太滿意，但對於中俄、中日、中德、中美、中韓、中朝以及其他國家與中國的互動交往有不少洞悉觀察。儘管韋斯塔德批評了外交關係史研究對於政府與政府間關係的過分強調，他的書後半部分卻一樣突出地緣政治。總之，通過比較和評述，不難看出這本書不僅反映了英文世界中近代中外關係史學術領域的進步，而且也突顯其所面臨的諸多挑戰。
不平等條約和條約港口是近代中國與世界在1843年到1943年以及超越這個時間範疇歷史相遇中兩個密切相關的組成部分。(21)條約港口的法律起源發展於中外籤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雖然不平等條約的具體定義和準確數目學界爭論激烈，但一般認為總共有14個國家與中國籤訂了不平等條約，在中外籤訂國際條約條款內一共有48個條約港口，除此之外，清政府還在1898年下諭旨自開三都澳、嶽陽和秦皇島三個港口，雖是自己開設這三個港口，卻同樣被作為中外條約貿易規定之下的條約港口。20世紀初，在清代中國19個省中，只有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和貴州省沒有條約港口。並不是所有條約港口都在海岸線或可以航行的河道或湖水上，條約港口是海關定義下的進港口岸，不過它包含更多的實際內容。
就英文世界史學史的視角而言，條約港口曾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地方爭端旋渦中心，以及中國和世界相遇中一個具有代表意義的稜面。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與民族國家主敘述法和通過民族國家導引的跨國主義視野相呼應，社會文化方法和從社會政治底層往上行的研究途徑暴風般席捲中國史學科領域。相對而言，中文世界中過去對條約港口歷史以及圍繞不平等條約的港口問題學術興趣卻比不過英文世界濃厚。21世紀出版的三本書均探討了近代中外關係研究的一個經典題目即不平等條約。筆者的《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敘述民族歷史》揭示了「不平等條約」這一概念在語義上的演變及其在國際、國內各種場合論爭中的使用情況。該書也試圖闡釋中國各派政治勢力對1840年到1943年這段歷史時期的各種闡釋，以及如何成為爭取和維護中華民族的獨立、統一和民族認同的標識性議題和中流砥柱的。這本書還把視野投向19世紀以來國際法在中國的傳播特徵，這在2005年該書出版前乏人問津。中外眾多有關不平等條約的著述均注重於條約本身的研究，筆者則認為不平等條約可以作為對外交、法律、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的一種特別的解析方式，它催生出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多重含義。(22)魯納(Rune Svarverud)的《在晚清作為世界秩序的國際法：翻譯、接納和論述，1847-1911》植根於知識思想史而不是外交史，追溯國際法詞彙概念通過日本作為世界秩序範例在晚清的傳播，這本書描述了國際法是如何在中國被翻譯，又如何同其他體系下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概念原則融入結合的。(23)隨著以上兩本書的出版，卡薩瑟(Pr Kristoffer Cassel)在《審判的理據：19世紀中國與日本的治外法權與帝國權力》，探討了19世紀中國和日本領事裁判，根據卡薩瑟，治外法權在中國和日本的發展和廢除構成了一個新的法律體系，這種新型法律體系從西方與中日兩個本土法律先例和制度的各種對話中發軔演變出來。(24)
在有關條約港口通識性研究中，20世紀30年代曾任英國駐華外交官的克茨(P.D.Coates)1988年出版的《駐中國領事：英國的領事官們，1843-1943》和英國大英圖書館前中國收藏部主任吳芳思(Francis Wood)1998年問世的《狗與多數華人不得入內：1843-1943年中國通商口岸的生活》，以史料翔實、經典清晰和繪聲繪色的故事卓爾不群。他們披露人物性格、描繪大圖畫「遠比歷史本身偏愛垂青的那些重大事件都要清晰」。(25)克茨的書對於不平等條約和港口世紀的英國駐華領事官們記述幽默連篇、通俗易懂。該書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關於鴉片戰爭《南京條約》設立的第一批5個條約港口，第二個部分談及晚清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到義和團期間被迫開設的條約港口，最後是清王朝滅亡和中國復興。克茨在這本書裡為讀者提供了一份英國從1843年到1943年左右在華領事館官員的編年名單以及47個在華領事設置包括開港年份的匯總表格。吳芳思(Francis Wood)的書覆蓋面更廣，研究和寫作技巧精巧流暢，條約港口連結關係土洋眾生。(26)此外，這本書還展示了已有外交史料其實可以用來分析除了高層外交史外的社會方方面面。
其他優秀史學著作(27)還包括羅芙芸(Ruth Rogaski)的《衛生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健康與疾病的涵義》，該書充分體現了學術界關於外國人和華人在中國和世界秩序中的作用問題上的變化，眾多新視角和對歷史資料的新解釋脫穎而出。羅芙芸力圖把外國人活動以及中國與外國的互動定位於世界史的宏大背景之下，(28)她的書通過曾是九國租界地的天津來探討衛生、健康和疾病詞語概念含義的轉變。在20世紀初期，衛生從保障個人健康方法技巧轉變到一場關係國家主權的全民運動，成為中外皆參與的抨擊中國不好生活習慣的衛生現代化同義詞。羅芙芸強調多國列強和各派中國精英之間既合作又鬥爭的浮沉語境中，每一種社會力量均為它們自身不同歷史時刻不同的社會目的而驅動捲入。與羅芙芸同樣聚焦天津，馬瑞奈力(Maurizio Marinelli)考察了同時並存而來源各異的多重身份特性問題，這種個性特點在半殖民地時代不斷被聯想記憶喚起，原因有三：第一外國人在華地位的轉變，第二涉外機構設置作為一個「現代化試驗區」的政治功能，第三，當代中國國際化、全球化的願景，力求把天津的某些地帶變成義大利貴族式的「鄰裡社區」。(29)顧德曼(Bryna Goodman)與其他一些學者持相同看法，反對華洋界限或分離，儘管她的關注點是在外國人社區的豐富多樣性上。通過1893年上海開埠50周年慶典，顧德曼探究外國人租界的多種政治社會相互穿透的含糊性，外國人、上海商人、租界地的華人居民們(數量超出租界裡的白人居民)和當地商行在中國民族主義時代以前對於外國在華設置和身份屬性的協商理解。(30)
的確，外交史是一門涵納許多領域的綜合學科，它包括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貿易、地理、航海、製圖、慈善和文化等。即便是在政府與政府外交行為和傳教事業的傳統中外關係史的範疇內，也依然有很大的空間餘地來研究討論。(31)比方說，衛斯理-史密斯(Peter Wesley-Smith)在他的《不平等條約1898-1997：中國、英國和香港新界》一書中對外交史中一個經典題目研究縝密，他解釋了為什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沒有廢除1898年清廷出租香港新界給英國99年的租約。(32)衛斯理-史密斯總結分析了中英1898年在北京籤訂的《中英香港展拓界址專條》在中英兩國政策變化大背景下的租約動機、談判、含義、行政管理、終止和實際執行慣例。
英文學術世界中的近代對外關係領域，航運海事依然引人注目，研究也頗有深度。在《由東而西：耆英號航海，1846-1853》一書中，作者戴維斯(Stephen Davies)鉤沉清代「耆英號」穿越航行印度洋和大西洋，抵達美國紐約、波士頓，之後到英國。對中西海洋傳承、技術、組織及體制進行了客觀比較分析，內容豐富，資料翔實。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耆英號」的26名中國船員在美國紐約勝訴「耆英號」及其船長凱勒特(Charles Kellett)。過去許多學者認為在美華僑備受種族歧視，是沉默的羔羊和被動的受害者，「耆英號」的故事卻展示了海外華人抵制、抗議、用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爭取權益的一面。第二，該書全面解讀東西方對傳統中國平底帆船和舢板的歷史認識和偏見，中外各方對於地方、民族和世界文化遺產的認知隨歷史環境而演變，這些複雜過程和內涵都需要進一步深刻研究。(33)
對中國傳統平底帆船和舢板的設計和功能的闡釋沉浮，提醒我們要注意外部因素在某些方面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有限或緩慢，比方說在製圖學和地圖製作方面，(34)最有意思的是中西兩類不同的地圖學其實都可以稱自己是最「先進的」。與戴維斯的發現相媲美，餘定國(Cordell D.K.Yee)對中西製圖學有著深刻的觀察：(35)
傳統中國的製圖者們決定糅和文字描述和(沒有地圖比例的)形象化地圖製作，他們認為這麼做更能滿足他們的實際需要……中華帝國有興趣的是地理資料，包括量性資料的收集，這些都遠遠發生在西方製圖學誕生之前。不過，中國的地圖製作者們卻不需要西方的製圖學就能完成上述任務，形象化地圖和描述文字是為這些目的而服務的。
因此，中西傳統兩種地圖製作法的區別在於他們對什麼最能滿足他們各自當前的需求認識不一，這可能是導致西方製圖學被中國吸收緩慢的原因。但有意思的是，當今世界網上數碼地圖某些功能朝著傳統中國製圖法峰迴路轉，這促使我們不得不問一問，我們到底是否應該把西方製圖學作為標準來衡量評價中國傳統地圖。餘定國指出在20世紀和21世紀中國地圖學所運用複製生產和衛星圖像，基本上已和現代製圖學相吻合。可是，數位化又帶來了對中國傳統地圖中使用的方志式、形象化地勢圖的新興趣，當今「地圖製作軟體和設備已經開始提供從路上人的視角望去的形象化街道圖，以便行人車輛能更好地把實際路線和地圖導航進行對照。這樣一來，當代的路線地圖看起來就很像中國傳統的地圖」。餘定國作出結論道：(36)
地圖學歷史的這種峰迴路轉本身迫使我們提出質問，西方製圖學到底該不該被當成標準。因為理解錯誤，傳統中國地圖一直被不符合製圖人原意的那些西方標準所評價衡量。中國傳統式形象地圖可能實際製造上粗劣，但我們不能說中國傳統地圖在數字製圖學上是失敗的。現代學科分支趨向於分離科學和藝術，這樣反倒降低了我們應對傳統中國地圖進行充分解釋和認識的能力。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在琢磨著怎麼來讀懂傳統中國地圖。
五、未來研究方向
近代中外關係史何去何從?近代中外關係史還能繼續向前進嗎?過去40年英文學界裡的近代中外關係學術新態勢和新方向給我們帶來了啟示。近代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之間和之內的分支學科和次學科的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令人矚目，有些學術同行已開始涉足這一領域，陸路和海洋世界之間和之內、新舊之間和之內、傳統和現代之間和之內、分歧和匯聚之間和之內等等都屬於閾限空間。
美國年輕學者吳曉(Shellen Wu)的新作超越國與國之間的經典外交史研究範圍，通過中、西方國家對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接納差異的比較交互考察，吳曉認為中國近代史與現代世界秩序之間到19世紀末葉在發現新能源上有一致性、共同性。(37)對李希霍芬的不同接納看似感情化，然而卻揭示了不同國家民族在面對人類新能源問題上的理性選擇、民間交往以及人民在地域政治中的作用，這凸現出世界歷史和每個民族本身歷史的重要性，以此可以弄清楚中國和外部世界的相遇過程。
外交史與社會史、文化史和人類流散學多學科的結合也孕育發展了新視野、新天地。2014年11月和2015年6月澳大利亞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和中國香港學者葉漢明(Honming Yip)教授主持兩個有關近代公益慈善和華人移民的研討會，分別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和香港中文大學召開，這兩個研討會的重點就在公益慈善事業轉變和環太平洋華人社會公益事業發展的接合上。(38)對公益實踐的研究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方面，現代制度化公益事業是從地方慈善、家族慈善和行會慈善演變而來，這和在中國、亞洲其他國家、北美、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城市大眾社區的發展方向同步；另一方面，慈善公益事業的演變出現在地方、國家和跨國機構制度的重疊網絡交合點上，連接華南海岸線以及整個環太平洋地區。
20世紀英文學術世界裡興起的社會史、人民歷史曾被認為是「歷史學最重要的研究領域」，與此相呼應，一些學者對外交史研究進行激烈抨擊，外交史甚至被梅爾(Charles Maier)說成是「缺乏創新」、「對新生學術思想和方法抵制反抗」。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外交史學科一直在批評聲中進行著深刻反思。(39)其結果正如恩格爾(Jefferey Engel)所觀察，外交史研究的本質決定了「優先研究權勢，但是現在再也不單單只用最簡單的方式來研究那些揮舞權力的達官貴人了」。(40)的確，新時期以來英文學界裡的近代中外關係史研究在學術更新的衝擊下獲得新活力，研究對象和範圍得到拓展。學術潮流歷來跌宕起伏，但我們可以說受到衝擊的近代中外關係史沒有跟我們道再見。展望未來，費正清的話語給予我們智慧和永恆：(41)
書寫歷史的人不只是旁觀者，歷史學家書寫歷史本身也是行為的一部分，而且也需要反思他們自己的行為產生痕跡。書寫歷史的人關於歷史上到底「真的」發生了什麼的闡釋，首先要經過他們對已有證據的斑斑點點和漫無規律的浮面進行過濾篩選，第二，書寫歷史的人對歷史的看法還要通過他們本人主體的切身利益，對所看到的證據的篩選和解釋而進行過濾。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對歷史的一種不完美的推測判斷，幸運的是沒人要把這種不完美的推測判斷當成永遠的定論……寫歷史書的人一旦回過頭來看他當年臆想他在試圖做的那些事情時，許多視角和看法就會出現了。
注釋：
①筆者在牛津大學出版的中國學研究指南系列資料庫中，已經就2015年底出版的由王建朗等編輯整理的十卷本《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彙編1911-1949》(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進行了簡短評論。Dong Wang,「The Unequal Treaties and the Treaty Ports,」in Tim Wright,ed.,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Chinese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database.
②Haihui Zhang et al.,eds.,A Scholarly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Ann Arbor,Mich.: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3.該英文版中的大部分章節刊登在201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
③有關部分觀點的詳細闡述，請見以下英文著述。Dong Wang,「The Unequal Treaties and the Treaty Ports,」in Tim Wright,ed.,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Chinese Studies,database; Dong Wang,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A Histor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3.
④John King Fairbank,Martha Henderson Coolidge and Richard J.Smith,H.B.Morse: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Lexington,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5,Chapter Fourteenth,John King Fairbank,「Morse as Historian」,p.226.
⑤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筆者對柯文觀點變化的觀察在2013年4月和他本人當面交談時得到他的確認，他的最新觀點集中呈現在他的新書Paul A.Cohen,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
⑥A.M.Halpern,ed.,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New York:McGraw-Hill,1965.
⑦Teng Ssu-yüand John King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1st ed.1954.
⑧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reface.
⑨Paul A.Cohen,China Unbound: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Introduction.
⑩Paul A.Cohen,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
(11)William C.Kirby,「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00-1949,」in Warren I.Cohen,ed.,Pacific Passage: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163-189; Joseph W.Esherick,「China and the World:From Tribute to Treaties to Popular Nationalism,」in Brantly Womack,ed.,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0,pp.19-38.
(12)Jürgen Osterhammel,「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oward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in Wolfgang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eds.,Imperialism and After: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London:Allen and Unwin,1986,pp.290-314.
(13)Tim Wright,「Imperialism and the Chinese Economy: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Debate,」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18,no.1(January-March 1986),pp.36-45.
(14)Prasenjit Duara,「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China,1900-1945,」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2,no.4,1997,pp.1030-1051.
(15)Arjun Appadurai,「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Public Culture,vol.12,no.1(Winter 2000),pp.1-19.
(16)Craig Calhoun,「Beck,Asia and Second Modernit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1,no.3,2010,pp.597-619.
(17)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A Cooperative Species:Human Reciprocity and Its Evolu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Martin A.Nowark and Roger Highfield,Super Cooperators:Altruism,Evolution,and Why We Need Each Other to Succeed,New York:Free Press,2011; Marshall Sahlins,The Western Illusion of Human Nature,Chicago,Ill.:Prickly Paradigm Press,2008.
(18)Dong Wang,「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in Andrew Tan,ed.,A Handbook of US-China Relations,Surrey: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6,pp.155-177.
(19)Pitman B.Potter,Assessing Treaty Performance in China:Trade and Human Rights,Vancouver,Canada:UBC Press,2014.
(20)Odd Arne Westad,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New York:Basic Books,2012; Dong Wang,「Review of the Westad Book,」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8,no.2,September 2013,online.
(21)Dong Wang,「The Unequal Treaties and the Treaty Ports,」in Tim Wright,ed.,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Chinese Studies,database.
(22)Dong Wang,China’s Unequal Treaties:Narrating National Histor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5.
(23)Rune Svarverud,International Law as World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Translation,Reception and Discourse,1847-1911,Leiden:Brill,2007.
(24)Pr Kristoffer Cassel,Grounds of Judgment: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25)P.D.Coates,The China Consuls: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1843-1943,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reface.
(26)Francis Wood,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1843-1943,London:John Murray,1998.
(27)比如Robert Bickers and Isabella Jackson,eds.,Treaty Ports in Modern China:Law,Land,and Power,London:Routledge,2016.這是部集體著作，共有十二章，探討法律、土地制度、科技創新、航運設施和移民等命題，對條約港口的研究進一步推進。
(28)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9)Maurizio Marinelli,「The Italian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ianjin:Heterotopia and Emotional Capital,」in Anne-Marie Brady and Douglas,eds.,Foreigners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in Republican China,Brown,London:Routledge,2012,pp.25-51.
(30)Bryna Goodman,「Improvisations on a Semicolonial Theme,or,How to Read a Celebration of Transnational Urban Communit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9,no.4,2000,pp.889-926.
(31)基督教和傳教士領域的兩個突出例子是Terry Lautz,John Birch:A Lif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and 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A Penny for the Little Chinese』:The French Holy Childhood Association in China,1843-1951,」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3,no.1(February 2008),pp.72-92.
(32)Peter Wesley-Smith,Unequal Treaty,1898-1997:China,Great Britain,and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3)Stephen Davies,East Sails West:The Voyage of the Keying,1846-1855,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4.
(34)羅威廉的關於漢口的兩本鴻著，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and 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集中探討前英國租界漢口社會史。前書力求理解漢口的經濟和商業生活，後書則討論社會衝突和百年來漢口的社會組織和活動，羅威廉認為外國影響沒有什麼實際結果。
(35)Cordell D.K.Yee,「Looking beyond Measurement and Mathematics: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rtography,」in Lin Tien-Jen,ed.,Huangyu Soulan[Reading Imperial Cartography:Ming-Qing Map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sic],Taipei:Academia Sinica and Library of Congress,2013,pp.32-37.
(36)Cordell D.K.Yee,「Looking beyond Measurement and Mathematics: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rtography,」in Lin Tien-Jen,ed.,Huangyu Soulan[Reading Imperial Cartography:Ming-Qing Map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sic],p.36.
(37)Shellen Wu,「The Search for Coal in the Age of Empires: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Odyssey in China,1860-1920,」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9,no.2(April 2014),pp.339-363.
(38)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eds.The Chinese Diaspora:Selected Essays,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8.
(39)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Introduction,p.1.
(40)Jeffrey A.Engel,「Diplomatic History’s Ill-Deserved Reputation and Bright Future,」Perspectives on History,vol.50,no.9(December 2012),pp.41-43.
(41)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re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