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古時代，家族的塋域意識比較明確，墓田是以封土為中心的死者埋葬地。在家族葬盛行的時代，作為祖先安靈及祭祀的場所，墓田成為家族凝聚與維繫的重要支柱，彰顯了古人慎終追遠之義。與宋以後墓田的經濟功能凸顯不同，中古時代的家族墓田不是作為一種生産資料而存在，墓田上基本沒有産出，不能為家族帶來收入以用於祭祀，因而不具有墓祭田的性質，它也未進入國家的賦稅徵收體系。唐宋的家族墓田完全是同名異實，宋以後的墓田是一種全新的制度。
關鍵詞：中古；家族墓田；祭田
一
中古時代，人們對墓地有多種稱呼：墳墓、墳地、墓田、墓塋、墓舍、壽藏、墳塋、塋地、塋域等。除了「壽藏」專指生前為自己所預修之墳外，其餘稱呼間的差別不大，但在典制上，使用「墓田」的情況更多。就空間來説，墓田必定會有一個塋域範圍，此類成文法律規定最早見於湖北雲夢睡虎地M77號墓所出西漢前期的《葬律》，規定了列侯「塋東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約合漢畝21.87畝，近萬平方米。雖然公佈出來的《葬律》只有5枚，但據常理推測，既然列侯的塋域有限定，列侯以下自然不能例外。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有一幅帛畫，學者考證是「居葬圖」。此圖方向是上南下北，南部繪畫山丘，在山丘中部偏西處繪製「甲」字形墓穴，墓道內有「羨袤十丈二尺」六字，墓穴、墓壙四周都繪有不同顏色的綫條，可能與陵園圍墻或界域有關。這種對陵園的圖繪，或可追溯至中山國王陵的「兆域圖」。可見，無論從實際操作的圖繪還是法律規定上，貴族的墓田是有較為明確的塋域的。遺憾的是，西漢後期至魏晉南北朝的史料中再未見有關墓田的相關法令，但從塋域的零星記載來看，西漢後期的墓田面積限定要遠遠高於前期，如張安世墓田面積近3萬平方米、劉賀墓田面積4.6萬平方米，這都不能用「天子特賜」來解釋。兩晉時代，賈充、滕修、稽紹、荀嶽等人死後都是「賜墓田一頃」，似乎也是遵循了某種定製。到唐代，出現了正式的「百官墓田」法令，並延續至清代。「百官墓田」法令的主要內容是規定了各品級官員所能佔有的墓田面積，按照《開元禮》的記載：
凡百官葬墓田：一品方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二品方八十步，墳高一丈六尺；三品方七十步，墳高一丈四尺；四品方六十步，墳高一丈二尺；五品方五十步，墳高一丈；六品以下方二十步，墳不得過八尺。其域及四隅，四品以上築闕，五品以上立土堠，餘皆封塋而已。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又下敕大規模降低了墓田面積的標準：
其墓田，一品塋地，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一丈八尺，減至一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一丈六尺，減至一丈四尺。三品墓田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一丈四尺，減至一丈二尺。其四品墓田先方六十步，減至四十步；墳高一丈二尺，減至一丈一尺。五品墓田先方五十步，減至三十步；墳先高一丈，減至九尺。六品以下墓田，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墳高八尺，減至七尺。其庶人先無步數，請方七步，墳四尺。
唐代一步合5尺，一尺約等於0.3米，則一步約是1.5米。照此計算，前後塋域約略面積情況見下表：
唐代律令規定的塋域面積情況表（單位：畝）
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以下
庶人
開元禮
33
26
20
15
10
1.6
開元二十九年敕
20
15
10
6.6
3.7
0.9
0.2
儘管有明確的限定，制度的實際運作卻與規定相距甚遠，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家族葬的盛行。秦漢以降，家族葬代替族葬墓地，成為社會最通行的埋葬方式，考古發掘中比比皆是，毋須再論。唐代墓誌中隨處可見「從先塋」「祔先塋」的記載，此類葬地記錄裡有些信息十分詳細，可以據此推算家族墓田的範圍，相當數量都與制度規定有較大出入。大致而言，可以分成三種情況。第一，死後直接葬入家族塋域。因家族塋域是累代積聚而成，與周圍其他的塋域相連，不可能無限擴充，隨著家族成員的不斷葬入，餘地自然是逐步縮減的。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庶民還是卒官，其墓田大小都要視塋域餘地及墓穴吉地觀念的影響，多數情況下是不會超出墓田法令限定的。第二，死者是家族塋域的初葬者。墓地的營建者一般都會考慮到為後世子孫預留出餘地，因此稍有能力的家族，其塋域都不會太過逼仄，顯赫之家的塋域超過限定的亦不乏其例。第三，改葬之後形成的家族塋域。子孫顯達之後，對祖先墳塋進行修繕，有時候會擴大塋域的範圍；或是子孫在兩京立足之後，將祖先骨骸遷至兩京安葬，另立房支，這種集中改葬的情況勢必需要較大的塋域，加上預留的墓地，整個家族墓田的面積也是相當可觀的。上述三種情況，後兩種都會造成墓田面積的逾制，但筆者尚未見到有針對逾制而遭受懲罰的例子。原因何在？
秦漢時期，帝陵、諸侯王陵、皇室高級成員、高級官員的墓地是由垣牆、門闕、行馬、罘罳、兆溝等來標識塋域的。漢末中原大亂，魏晉又實行薄葬政策，遂使得這種標識法在內地逐漸不再流行，只在西北地方保留下來。河西地區、吐魯番的塋院（墳院）都有院牆，院內埋葬的都是同一家族的成員，綿延四、五代，如張氏家族就擁有好幾個塋院，其中一個塋院埋葬了60多人。顯然，早期在規劃塋院時並未預料到家族人丁會如此興旺，預留的墓地不夠家族成員安葬，故只能另外再規劃新的塋地，才出現了同一家族擁有幾個塋院的情況。如此密集地埋葬，個人的墓田範圍自然比較狹小。按照《大唐開元禮》的規定，五品以上官員的墓田四域以築闕或立土堠標識，但在文獻和考古資料上能找到實例的寥寥無幾，滄海桑田的變化可能是無從尋找的原因之一，但筆者更傾向認為，現實中很少有人會採取這種方式來標識。家族塋域是家族的公共財産，個體無法支配，而墓田範圍的標識本質上是對地産私有權的確認，二者是矛盾的，所以後亡者葬入家族塋域，只須以墓碑標示墳塋所在，界域是沒有必要的。至於初葬者，塋域標識劃定了這塊墓田專屬於初葬者所有，也就阻止了後世子孫葬入其中，就失去了作為家族塋域的意義了，因此以種樹等最簡單的方式來區隔本家族塋域與他者，而不是區隔家族成員，就成為最通行有效的做法了。
綜上，家族塋域內墓地共用、家族成員墓田界域的模糊，無形中消解了墓田面積逾制帶來的風險，同時也為墓田的擴張提供了可能性。
二
家族塋域意識的明確是家族認同的重要表現，對塋域內物品的侵損往往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事情。唐律中專門對盜耕人墓田、盜他人墓塋內樹者作出了懲處規定。「戶婚」條云：
諸盜耕人墓田，杖一百；傷墳者，徒一年。即盜葬他人田者，笞五十；墓田，加一等。仍令移葬。
【疏】議曰：墓田廣袤，令有制限。盜耕不問多少，即杖一百。傷墳者，謂窀穸之所，聚土為墳，傷者合徒一年。即將屍柩盜葬他人地中者，笞五十；若盜葬他人墓田中者，加一等合杖六十。如盜葬傷他人墳者，亦同盜耕傷墳之罪。仍各令移葬。
諸盜園陵內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盜他人墓塋內樹者，杖一百。
其餘傷墳、掘墳的行為更是被歷代朝廷明令禁止，觸犯者要受到嚴厲懲處，這是眾所周知的。因此，守護墓田也就是守護家族。永嘉之亂後，大量北人南渡，少數家族成員則留守家園，如西晉王裒，「及洛京傾覆，盜寇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壟不去」；北周河東解人柳霞回憶家族歷史時曾言：「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另一方面，流徙之人亦保留著對祖先墓田的記憶，像南朝墓券中稱祖先舊墓「在三河之中，地宅狹小」，劉屹先生已經指出這是一種固定的表述模式，用婉轉的方式表達無法歸葬原籍，只能按現在居地安葬。類似的記載在史書中不絶如縷，墓田對於家族存續的意義可見一斑。
如果説「墓田」對於動盪年代的家族更多的是一種象徵性的存在，那麼實質性的祭祖活動則是維繫家族凝聚力、增強家族認同的基本方式。西周宗法制度為貴族所獨享，強調的是大宗的萬世一系，故嫡系宗子之主祭權至關重要。秦漢以後，雖然貴賤之別和嫡庶之別始終如一，但嚴格意義上的西周宗法制度已經瓦解，宗子的地位無法與先秦時期相比，小宗之法成為主流，對於祖先的祭祀基本限定在五服以內。墓田除了埋葬死者之外，另一個基本功能便是作為祭祀的場所。墓祀的起源已不可考，但漢代墓祀流行則是學界公認的。一種觀點認為墓祀的參與者包含了全族老幼，甚至還有姻親、鄉黨，另一種則以為漢代父系意識沒有那麼濃厚，宗族組織尚未建立，自然也談不上合族祭祀。上述爭論的核心源於雙方對「宗族」的理解不同，但不管怎樣，一個基本事實是，在祖先祭祀尚不重要、廟祀制度也不成熟的兩漢時期，除了帝王外，我們很難在史料中看到祭祀五代以上祖先的事例。著名的武梁祠，也只是武氏家族塋域內的一座祠堂而已，現存史料表明該家族塋域內至少存在3座祠堂，祭祀時自然是以祠堂為中心的分祭。沒有跡象表明這個時代存在合族通祭五代以上祖先的情況。
魏晉南北朝時期，廟制、喪服制度逐漸定型並趨於嚴格，士大夫階層多在家內廳堂祭祀祖先，一般是父、祖兩代，至多止於高祖；民間的墓祀仍然存在，但趨於規範化，排斥了外親異姓的參加，成為家族內部的重要活動。隋唐時期，百官家廟定製化，使得品官的家族祭祀有了固定場所，但能夠祔廟祭祀的祖先是與官員品級相聯繫的，六品至庶民只能祭於寢，五品以上官員始得立廟祭祀父祖兩代，三品以上祭祀三代祖先，二品以上祭祀四代祖先，整個唐代只有李晟一人可以祭祀五代祖先；民間的墓祀演變成了寒食掃墓，並與娛樂活動結合在一起。通觀中古時代祭祖方式的變化，有兩條綫索是比較清晰的。其一，皇帝宗廟制度的建立催生了百官家廟，主政者試圖以此維繫一個比較穩定的「貴族」官僚體制；宗子的産生基於官品而非嫡庶之別；宗子代表大宗掌握主祭權，一般不會受到威脅；由於建立家廟耗資巨大，後續的日常奉祀所費不靡，加上官品的不穩定性，都使得家廟祭祀無法普遍存在。其二，一般家族或在家內寢祭，或是寒食掃墓，二者成為民間最基本的祭祖活動；寒食掃墓得到了官方的肯定與扶持，同時又是繞過大宗獨立祭祀祖先的合法方式，這無疑對傳統「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的統屬關係造成衝擊，遂廣為流行。
要之，墓田的首要意義在於安置逝去的祖先，作為「孝子永思之所」。其次，墓田作為祖先安靈及祭祀的場所，是家族凝聚與維繫的重要支柱，彰顯了古人慎終追遠之義。
三
中古時代墓田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上兩個方面。宋以後的墓田作為族田的一種，其經濟功能至為顯著，一般認為，墓田、墳山是宋以後宗族維繫及發展中至關重要的因素，這是中古墓田所無法比擬的。邢鐵先生對宋代的墓田有一個界定：
墓田即家族祖墳周圍一定範圍內的耕地，除安葬族人外，其收穫之物專供祭祀祖先之用，故又稱祭田。
一是指祖先墳墓所在地周圍的土地，在這部分土地上種植農作物，收入用於墓祭；二是不在墳墓周圍，但收入用於墓祭。這樣文獻中出現的「墓田」，既可以指墓地，也可以指墓祭田。
按照這樣的區分，上文所舉中古時代的「墓田」是否具有墓祭田的性質呢？常建華先生舉出上文所列西晉「墓田一頃」的例子，雖然也認為這主要是為埋葬而非墓祭所用，但因為墓田數量巨大，他懷疑部分可能會作為墓祭田。劉馨珺先生在考察唐宋墓田法令時認為：「墓田是族田的一部分，墓田耕作的收入常用作為祭祀祖先的費用。」劉馨珺先生的觀點和邢鐵先生並無二致，他也未能舉出中古時代在墓田上耕作獲利用於祭祀的例子。筆者以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
第一，本文一開始就強調墓田是有塋域範圍的，正因為有了家族塋域與他者的界綫，才能判斷什麼樣的情況屬於「盜耕人墓田」、「盜他人墓塋內樹者」。外人不能在家族墓田上耕作，本家族成員就可以嗎？貴族之家墓田廣袤，除去墳穴、封土、地面建築設置外，一定時期內留有餘地是常見現象，規制清晰者如西漢張安世墓，四周有兆溝標識塋域範圍，墓田面積近3萬平方米，但只埋葬了張安世夫妻二人，即便有6座從葬坑及祠堂等地面建築，空餘之地仍然巨大。墓園東、西、北側有12座祔葬墓，墓道均朝向張安世墓，應屬後裔子孫墓葬，這些祔葬墓都在墓園之外，二者共同構成了張氏家族塋域。但不管是在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掘中，均未能找到在墓田上耕作的跡象。古代觀念裡把在已經修成的墓葬上動土視為一種禁忌，諸如遷葬、改葬、後續合葬等情況都是需要事先卜墓，再輔以相應的儀式或壓勝之法，並非常規之舉，而耕作需每日進行，這恰恰是違背了禁忌的，為時人所不取。劉宋郭原平的例子比較能説明問題。其母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於原平所有，每到耕作季節，農夫于田間勞作，多有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就變賣家産買下這數十畝地自己耕種。很清楚，即便這數十畝地最後都成為原平所有，雖然在其母墓前，仍不能算是可用於耕作的墓田，因其母之墓田原本就不包含這些土地。如果用宋以後的法律用語來表達，墓田內的土地屬於「禁步」，只不過宋以後的「禁步」更多地指庶人墓田「方一十八步」，禁步內的土地包括所種植的樹木原則上是不能買賣的，這在宋以後的律令中有明確規定。中古時代雖然尚未出現「禁步」這樣的法律用語，但塋域意識還是比較明確的，如前所述，塋域內的物品是受到嚴格保護的，前引唐律「盜耕人墓田」條提到了對「盜耕」的處罰，並不能佐證子孫可以在祖先墓田上耕作。也許有人會説：墓田內種植了大量樹木，可以用來營利。誠如其言，唐律「盜園陵內草木」條提到了「若盜他人墓塋內樹者，杖一百」，這同樣不意味著子孫可以砍伐墓田樹木來獲利，筆者也未看到類似的記載。相反，墓田樹木多且茂盛是家族繁榮的象徵。如《沈師黃墓誌》記：
昔我先祖墳地，河南諸孫漂蕩，遂絶省到，蒿棘枯翳，久經歲月。公垂泣剪除，載申奠酹，植松樹柏，兆域惟新。
諸陵柏樹栽，今後每至歲首。委有司於正月、二月、七月、八月四個月內，擇動土利便之日。先下奉陵諸縣，分明榜示百姓，至時與設法栽植。畢日，縣司與守塋使同檢點，據數牒報，典折本戶稅錢。
因此，從家族塋域意識及安靈的角度考慮，中古時代文獻中所稱「墓田」，絶大多數指的是「禁步」內用於埋葬屍體的土地。
第二，眾所周知，傳統中國的賦稅徵收是與土地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宋以後由於人身依附關係的弱化及賦稅徵收體制的變化，朝廷對於土地集中現象並不過多幹預，家族通過墾荒或購買方式可以積累起較多的土地，部分土地成為墓祭田用於家族公共事務的開支，是家族延續的重要保障。這部分墓祭田包括墓地在內，不但詳細登載於族譜之類的家族文獻內，同時也被官府造冊登記，作為繳納稅收的依據，這是在法律上確認了墓田的物權。類似現象在中古時代幾乎闕如。滋賀秀三先生在解説唐律「盜耕人墓田」條時曾認為：
墓田是埋葬所用的土地，其前提是，在均田制的範圍之外，各戶保有自家的墓田（或者擁有相同祖先的幾戶共有）被視為常態。在墓田裡當然修建了好幾個墳（堆滿土的墓），但在墳的周圍多少還有多餘的土地可以被選取用以保護墳墓，這也是很常見的事，而這些多餘的土地有可能用來耕種。
塗宗呈先生也認為唐代《喪葬令》所言的墓田：「指的應是以墳墓的封土為中心，作為家族耕種的田地（也可能是整個墓地所佔的範圍）。」他們都猜想均田制下的墓田是可以用於耕種的。筆者以為這樣的猜想太過冒險。首先，均田制下，可耕之地進入國家還授體系，墓田一般不會佔用耕地，多為近郊荒地或山林之地，在戶籍財産登記上亦不見其蹤影，顯示官方並未將墓田視為一種可資徵稅的承載體，這正反向説明了當時絶少有人會在墓田內耕作。其次，均田制下，除了家貧供葬、由狹鄉遷居寬鄉等少數幾種情況外，土地一般不能買賣。均田制度破壞後，民間土地交易趨於活躍，買地供葬的情況增多，基本也都是山林地、荒廢桑園等，以耕地作為墓田者極為罕見，墓田仍舊未被納入官方的稅收體系之內，這同樣説明了時人沒有把墓田當作一種生産資料。
以上兩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古時代的墓田只是以封土為中心的死者埋葬地，墓田既然沒有産出，自然也就談不上「以墓田收入用於祭祀」一説，因而也就不具有墓祭田的性質。這個時期尚未形成使祭祀祖先能夠持續下去的制度性保障，如果真能以墓田收入用於祭祀，那麼品官家廟就不會難以維繫了。
宋以後新宗族的形成，這是近世中國的一個重要變化，也是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無法迴避的一個主題，學者們基本認定新宗族制度不同於宋代之前，但這種「不同」是歷史斷裂後的全新産物還是歷史延續下的自然演變，學界爭議頗大。宋以後，作為生産資料的「墓田」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治後半段歷史的學者通常將源頭追溯至範仲淹創立的義莊，治前半段歷史的學者又很少關注這個問題，遂在「墓田」這一同名符號下，二者本質上的差異被掩蓋了。馬新、齊濤兩位先生近年來嘗試勾連唐宋宗族的變化，試圖為宋代新宗族找尋中古的來源，其中之一便是墓田。他們認為：
除族規之外，近古宗族的其他一些表徵在唐代也已萌芽。如近古宗族全族共有的祭田（族田）便是由唐代的墓田發展而來。墓田雖然自戰國以來一直存在，但其特定私有權屬的確認是在唐代完成的。如唐律對於侵損他人墓田的處罰，就明顯重於對一般私有土地侵損的處罰。
對於墓田特有的權屬觀念以及政府的律令保護，使墓田具有了完整性與延續性兩大特點，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綿延不絶的宗族祭田。
筆者不否認唐代墓田的私有性及延續性要高於一般地産，但這與宋以後的宗族祭田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發展關係，且宋以後圍繞祭田的糾紛很多，祭田與一般地産並無兩異，墓地的特定私有權屬不能延及祭田。從這個意義上説，唐宋的墓田完全是同名異實，宋以後的墓田是一種全新的制度。
原載《中外論壇》2020年第2期，據作者原稿推送，已刪減注釋，引用請參見原文。
作者簡介：遊自勇，歷史學博士，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隋唐史和敦煌學研究。
本期編輯：林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