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自建立以來，一直面對著「南倭北虜」的威脅。「北虜」指的是盤踞在北方草原戈壁的蒙古人，至於「南倭」則是襲擾東南沿海的倭寇勢力。
不知道有沒有人覺得奇怪，為什麼明朝軍隊在抵抗倭寇時一直疲於奔命，但等到真的碰上豐臣秀吉的20餘萬侵朝正規軍後，卻反而把對方打得落花流水呢？
這與我們以往對於倭寇的認知偏差，存在著一定的關係。
初中歷史課本介紹倭寇來源時，說這些倭寇本來是日本當地的武士們，因為在列島內部的戰爭中失去了地位和田地，他們才乘船來到明朝沿海燒殺搶掠。
但這種說法本身就有一定的問題，最明顯的就是「人數根本對不上」！
從明朝初年到戚繼光平倭，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南部沿海地區一直遭受著倭寇的襲擾不假，可這種襲擾的劇烈程度卻並不是一樣。
如果將嘉靖之前倭寇的侵擾比作鐵針刺了一下手指，那麼嘉靖時期的疼痛感那絕對是手指頭直接被剁了下來。這種劇烈程度，就好像捅了倭寇的老巢一樣，一股股不知名的倭寇和盜匪就像蝗蟲一樣冒了出來，打也打不及。
這是因為，這些所謂的「倭寇」裡，既有「真倭」，也有「假倭」。真倭就是前面咱們說的那些走投無路、狗急跳牆的日本浪人，而假倭的組成結構就比較複雜了，他們大部分是明朝本地的走私犯，甚至直接是沿海的漁民。
聽到這有人可能就立馬說懂了，這不就是帶路黨麼？但實際上還真不是，與其說這些假倭是帶路黨，不如說大部分真倭其實才是聽命行事的狗腿子。
假倭裡面名氣最大的，是一個叫汪直的人。
汪直是明朝嘉靖年間一名自稱五峰船長的海盜，他在江浙一帶進行走私生意。他之所以可以發家，是因為當時明朝自朱元璋開始便施行嚴苛的海禁政策，號稱「片板片帆不得下海」。
雖然明朝朝臣們高舉祖宗之法推行海禁政策，但江浙地區官員們「嘴上都是注意，心中都是生意」，他們打的算盤其實是一筆經濟帳。
百姓雖然不能下海，但是有官方背景的官商和私商們，卻因地方官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關係成了獲益者，他們背後站著的是一個個當朝權貴。也正因如此，海禁這種完全違背經濟規律的制度，才在明朝被陽奉陰違地執行了那麼久。
但對於當地漁民來說，海禁就算是要了他們的性命了。為了生活，他們不得不偷偷下海，膽小一點的自己單獨幹，膽子大一點的學一下海商們走私的收益，賺得盆滿缽滿。
像汪直就是膽大的，他不僅成立了自己的走私隊伍，還收編了當時大量走投無路的真倭，很快就成了明朝和日本雙方都不敢小覷的海上武裝力量。
為了掩蓋「官逼民反」的真相，當地地方官員們動輒以倭寇入侵來定義這些走私隊伍們。於是，一直由海盜、漁民、倭寇、走私犯組成的奇葩武裝出現了。
當地衛所裡的軍戶欺負一下老百姓們還行，面對這些悍匪可一點都討不著好。而少量衛所部隊沒用，這些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討生活的亡命之徒，往往消息還特別靈通，總是能避開明朝組織的大批官兵圍剿。
這也是中原王朝最頭疼的作戰模式，沒辦法找到敵人決戰啊！以往是蒙古人在長城沿線東一下、西一下，搞得北部邊防處處被動。現在是倭寇武裝在沿海肆意襲擾，今天台州明天寧波，壓根兒不跟明軍玩面對面的正規決戰。
歷史上大部分武將，是應付不來這樣小規模持續放血打法的，而戚繼光、胡宗憲剿倭的手段，可就厲害多了。
戚繼光一方面訓練戚家軍，真刀真槍的和這些走私犯們死扛；另一方面由胡宗憲出馬，搞定當地經濟，拉攏倒向倭寇的百姓。通過雙管齊下的策略，這才暫時解決了困擾明朝百年的倭寇之患。
至於萬曆年間的抗倭援朝事件，又稱為萬曆三大徵之一的朝鮮之戰。當時剛剛統一日本列島的豐臣秀吉，意圖通過攻略朝鮮半島當跳板，進而圖謀明朝的版圖。
豐臣秀吉的侵朝武裝，是日本各個封建大名勢力組成的正規武裝，戰術上自然不同於人數有限、只能避開明朝官軍打打襲擾戰的倭寇，他們玩的是野外決戰、城池攻防、談判斡旋等層次的高段位。
但豐臣秀吉的好運氣，到中朝邊境一帶時便到頭了。這裡是緊挨著朝鮮的遼東，而遼東當時的軍方話事人，正好是名將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他本人的水平放在一邊不談，光是他父親留給他的幾千家丁，就夠日本軍隊受的。
這幾千士兵雖然名為家丁，但卻是李成梁一輩子積攢下的絕對精銳力量，他們弓箭、馬術樣樣不差，裝備更是當世一流，就連那時在遼東盤踞的女真各部落，都三天兩頭被這些氪金大佬們刷經驗值。
除了這些遼東鐵騎外，最亮眼的還有明朝由南方抽調的「南兵」。這些南兵，此前還有一個令倭寇膽寒的名字，「戚家軍」！他們是以戚繼光軍事思想訓練出的部隊，在平壤之戰中悍不畏死，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內就將已經落入敵手的平壤城奪回。
總得來說，明朝對付倭寇時難以著力、殺不勝殺的局面，是由難以完全掌握的沿海環境所決定的，最後也是軍事加經濟手段雙管齊下，才從根本上解決了延續百多年的倭寇問題。
至於到了豐臣秀吉身上，明軍就不存在找不到敵人主力的問題了。整個萬曆朝鮮之戰，明軍與日軍交鋒的主戰場，就沒超出過朝鮮半島，剩下的就是曠日持久拉鋸戰下的國力對耗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