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對「死」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在他看來，作為一名儒者僅僅是坦然面對生死是不夠的，還應當在自己的生命中積極有為。因此，在他的文集中「死」無數次出現。他曾經對「外王父」義陽隱士曾珏之死描繪得非常詳細。一日，曾遷躺在病榻上悠悠然說：「吾豈不省事哉？形神合則為人，吾形憊久矣。今腰足如斷，心火益燥，神思遊散，居常謂不識死，死則如是。」又說道：「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憾。」再飲酒三口，連說三聲：「吾真去矣」，「聲脫口而逝」。文天祥對其外公面對生死的灑脫頗為感嘆：「嗚呼！陰陽魂魄，升降飛揚，氣之適至，雖夢寐莫適為主。公幽明隔呼吸，而從容若此。世能言死者不少，此非嘗試事，臆度料想，靡所依據。公去來一息，實天祥所親見。道之桀然，莫此深切。嗚呼異哉！」
曾珏在臨終時的灑脫給隨侍在側的文天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文天祥看來，這種對生死的灑脫並不是最完美的，死得其所才是生命完結的最終目標。文天樣寫道:「人生天地間，一死非細事；識破此條貫，八九分地位。趙歧圖壽藏，杜牧擬墓誌；祭文潛自撰，荷鍤伶常醉。此等蛻浮生，見解已不易。《齊物》、《逍遙遊》，大抵蒙莊意，聖門有大法，學者必孔自」。在文天祥看來，古代許多高士看破生死，從容以對，諸如：牡牧自已擬定墓志銘，陶淵明生前寫下祭奠自己的祭文，而劉伶則常常在大醉中忘卻生死，等等。
而他們的生死觀則主要是受到了《莊子》中《齊物論》、《逍遙遊》兩篇的影響，像義陽隱士曾珏的死亡生死觀是一樣的。但這種對自我生死解脫的觀念與作法在文天祥看來是並不完美的，而儒家自有「聖門大法」，接著文天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知生未了了，未到知死地。原始則返終，終始本一致。後來得《西銘》，精蘊發洙泗。吾體天地塞，吾氣天地帥。一節非踐形，終身莫繼志。舜功禹顧養，參全潁錫類。伯奇令無違，申生恭不貳。聖賢當其生，無日不惴惴，彼豈不大觀，何苦勤帶寐?吾順苟不虧，吾寧始無愧」就是說萬事萬物皆一氣所化生，都處於一種從「始」至「終」的永恆變化之中，表現於人的生命之中，則為「生」與「死」。
既然如此，人們就不應該僅僅是看破生死這麼簡單，而應該洞悉事務發展變化規律，達到一種「樂天知命」的境界。人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斷探求「理」的真諦，在世時應發揮有限生命的作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死時才能死得其所，問心無愧。文天祥正是有了這樣一種生死觀，才能敢於同誤國佞臣鬥爭、才能敢於在國家危亡之際高舉義旗直至最後一刻。在《指南錄·後序》中有這樣一段話：嗚呼!子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扶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餘裡，為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
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傍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為巡微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妥、如皋，凡三百裡，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默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文天祥將生死看作是命中注定之事，不死正是「將以有為也」。
他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做「有為」之事，即自身道德修養和人生價值的實現――「理」。文天祥常說為國盡忠而死是所謂「義死」，「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語。一死鴻毛或泰山，之輕之重安所處！」，「殺身慷慨猶易勉，取義從容未輕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由此可見，文天祥對其死的真正意義在於「以身殉道」「光照千古」，這才是文天祥作為一名儒家學者所真正追求的目標，而不是以身輕許「取義」。
文天祥寫道：「辛苦遭逢起一經。幹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人生白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之生命如此短暫難測，但如能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絕學」，從而留名青史，便超越了死亡本身的意義而達到了生命的「不息」，文天祥領悟到儒家天命觀的真諦。由此，衍生出了文天祥「法天地之不息」、「剛介正潔」、「求仁得仁」的三種人格精神，在歷史的舞臺上演繹了悲壯激昂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