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陳駿：蘭州大學敦煌學學科創始人、敦煌學研究所所長、《敦煌學輯刊》主編。2000年退休。
1936年8月生，祖籍上虞崧廈鎮前莊，後隨父母遷至浙江天台縣，1957年7月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被分配到蘭州大學任教，1992年被評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2000年退休。1986年為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曾為蘭州大學歷史文獻學、敦煌學方向博士生導師，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理事，甘肅省敦煌學會副會長，《敦煌學輯刊》主編。 教學中曾開設過《魏晉隋唐史料學》、《魏晉隋唐經濟史》、《漢唐職官制度》、《中國歷代選舉用人制度》、《歷史文獻學概論》、《敦煌學概論》、《河西史》等十幾門課程。科研方面有《試論隋和唐初政權》、《唐代宦官述論》、《從隋代職官制度改革看專制主義政治的加強》、《關於評價隋文帝楊堅和「開皇之治」的幾個問題》、《唐代的科舉與官僚入仕》等幾十篇論文。近年以來，專心研究河西走廊古代史地和敦煌文書，寫有《五涼史略》、《河西史研究》兩書和敦煌文書中有關職田、法律、遺產繼承、地理沿革方面的多篇論文。還參與撰寫了《古代西北屯田開發史》、《地名辭典（甘肅卷）》、《絲綢之路繁榮與法律文化研究》等書。《西北通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卷）於2003年出版。發表的論文和著作總計約200萬字。
（齊教授左二，和學生們在一起）
（齊陳駿先生左二和沙武田、屈直敏等博士在中央教育電視臺錄製現場。）
齊陳駿先生一生耕耘、辛勤探索，無論是在科學研究，還是在學科建設等方而，都可謂碩果纍纍，成績斐然:隋唐史、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造詣深厚，著述頗豐;河西史的研究獨樹一幟，博古論今;敦煌學的研究更是成就卓著、影響深遠，為推動中國敦煌學研究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學術聲望享譽國內外敦煌學界和隋唐史學界。
一、耳聞口染，學有所成
齊陳駿先生父姓陳，母姓齊，其父因家境貧寒，入贅齊姓家中，故而先生得有「齊、陳」兩姓。其母齊姓家族是當地有名的書香世家，明清兩代曾出現如齊汪(曾在明英宗「土木堡之變」中殉難，名留青史)、齊巨山(清初名人、奇士，以文章氣節為當世人所敬重)、齊召南(清乾隆時著名的大學問家，參修過《大清一統志》，充當過《續文獻通考》副總裁，官至禮部右侍郎)、齊世南等著名人物。其父陳家雖家境困苦，但是先生之父自幼喜讀詩書，詩詞寫得更是流暢，曾集有《百醜樓詩稿》。正是這種家世淵源，耳聞口染，使得齊先生自小就喜歡讀書，得以在當地最有名氣的學校、接受當時最為良好的教育和薰陶。這些都為先生最終能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復旦大學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在父親「不為良相，當為良醫」(引範仲淹語）「不求大富大貴，但求與人為善，解人痛苦」的教誨下，齊陳駿先生考大學時所選的專業除了自己喜歡的歷史專業外，還填報了醫學專業，最終被錄取到了復旦大學歷史系。是機緣巧合，還是命運使然，先生自己也不知其詳。不過，讓我們慶幸的是，自此，在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的隊伍中多了一位年輕人，一位後來為西北歷史文化研究做出許多學術貢獻的學者和專家。齊先生的史學生涯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20世紀50年代的復旦大學名師雲集。時高校院系調整，復旦大學歷史系成為當時全國師資力量最強的系科之一，諸多學者、專家齊聚一堂:如甲骨學家胡厚宣先生，歷史地理學家譚其攘先生，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周谷城先生、王造時先生，經學家周予同先生，歷史學家陳守實先生、楊寬先生、胡繩武先生、耿淡如先生、靳文翰先生、陳仁炳先生、張蔭洞先生等均供職其間。四年裡，在諸多名師「傳道、授業、解惑」的引領下，齊陳駿先生真正明白了讀史、學史的要求和重要意義:通曉歷史發展規律，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訂正歷史，還歷史本來面貌;增加知識，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
雖然歷經「三反，、「五反，、「社教(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時代浪潮中的風風雨雨，齊陳駿先生依然在有限的時間裡努力實現著他無限的求知慾望。一有空閒就秉燭夜讀，翻閱史料、查找資料、印證觀點。為協助教學，先生還多次到敦煌考察，奔波於絲綢古道之上。正是在齊先生的不懈努力下，一篇篇頗具學術水平的文章脫穎而出，見諸於學界若干權威刊物。先生之名漸行漸遠，走出西北，為學界所周知。
二、慧眼獨具，成果斐然
(一)隋唐史研究
齊陳駿先生對「隋唐史」一直情有獨鍾，大學時期就非常關注這段歷史，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後，更是將隋唐史作為主攻方向。
1957年9月，齊先生從十裡洋場的大上海被分配到遠在西北的蘭州大學。由於當時的反右運動，大學畢業生都得下鄉鍛鍊。先生在1958年初被下放到酒泉，在河西走廊的祁連山下勞動，直到1959年4月才得以返回蘭州。此時，蘭州大學的文科已併入西北師範學院，西北師範學院也更名為甘肅師範大學。齊先生隨即做了隋唐史專家金寶祥教授的助教，在從事中國古代史教學的同時，開始鑽研隋唐史。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界學風正濃，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等五個基本歷史理論問題的爭論此起彼伏，學者們眾說紛紜，爭辯之聲高潮迭起，被譽為當時史學界的「五朵金花」。這五朵絢爛奪口的「金花」可謂建國初期大陸史學界之顯學，甚至被視為一個學術時代的表徵。
當時，身為著名隋唐史專家金寶祥教授的助教，齊陳駿先生也積極投入到土地制度史的討論中，開展唐代均田制的研究。1960年，先生的第一篇學術論好一一《均田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補充形式—對韓國磐賀昌群兩先生看法的一些意見》，在《甘肅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上見諸於世。該文針對當時學術界激烈討論的土地所有制問題，大膽地對韓國磐、賀昌群等史學大家的「單一國有說」提出了不同看法，並指出:「均田制雖然是一種國家土地所有制，但卻是封建主大土地所有制的一種補充形式，是為了保護封建主所有制所採取的一種必要手段，是封建主土地所有制派生出來的一種土地制度。」這一觀點的提出對於當時學術界深入認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質是很有幫助的。
1961年，蘭州大學恢復文科，齊先生從甘肅師範大學調回蘭州大學，繼續在隋唐史的研究領域中辛勤地耕耘著。此時，先生的研究視野更為開闊，從以往的土地制度史轉入到政治史領域。1965年，先生的又一長篇論好一一《試論隋和唐初的政權—與吳澤、袁英光兩同志商榷》發表於《歷史研究》第1期。該文對陳寅烙、吳澤、袁英光等學界前輩提出的士族、庶族地主的觀點進行大膽的質疑與商榷，不同意以官僚出身來劃分不同集團的研究方法，並且運用階級分析方法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該文一經發表，立刻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日本學者礪波護《隋0)貌閱己唐初0)食實封》(《東方學報》第37冊，1966年)在前言部分用了幾乎滿頁的篇幅，全而介紹了齊先生的觀點;西方學者崔瑞德(D. C. Twitchett)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引用了該文的觀點，並稱「近來中國歷史學家中發生了一次論戰，從中反映了吳澤、袁英光和齊陳駿之間的分歧」。
時年29歲的齊陳駿先生，年紀尚輕，卻已頭角崢嶸，被西方學者稱作為「歷史學家」，可見此文分量之重;也使得該文成為先生在隋唐史領域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隋唐史學界的地位。
十年「文革」中斷了中國學術，在這場文化浩劫結束以後，齊陳駿先生再次激情投入到隋唐史的研究中。1979年，先生先後發表《略論隋末瓦崗軍的領袖李密—兼與孫達人同志商榭《略述唐王朝與葉蕃的關係及張議潮領導的沙州人民大起義》兩篇學術論文，從農民起義的角度入手，重新開啟隋唐史研究。
1980年，中國唐史學會在西安成立，齊陳駿先生出席大會，當選為理事。在此之前，他還曾前往武漢大學，追隨著名唐史學家唐長孺先生進修學習。此後，齊先生在《中國史研究《蘭州大學學報》等刊物上陸續發表《關於評價隋文帝楊堅和「開皇之治」的幾個問題《從隋代官制改革看專制主義政治的加強》《裴矩功過述評》《隋唐西北的屯田》《唐代宦官述論》《唐代的科舉與官僚入仕》等一系列學術論文，使蘭州大學成為國內研究隋唐史的一個重鎮。同時，齊先生培養的研究生陸慶
夫、李天石、馮培紅等，也都擔任了中國唐史學會的理事，活躍在隋唐史研究的領域中。
經歷了20世紀六一L十年代時代風潮的齊陳駿先生，時刻都在反思中國歷代「官與吏」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改革開放後，他開始著手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系統性研究，尤其著眼於「選舉用人制度」—這一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課題。進入21世紀，先生就此課題撰寫多篇學術論文，如《兩漢選舉用人制度述淪《魏晉南北朝選舉用人制度述淪《隋唐時期選舉用人制度述淪《宋代選舉用人制度述論》等，從不同歷史時期對中國古代的選舉用人制度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研究，指出各個歷史時期選舉用人制度發展的脈絡、時代特徵、優缺點，以及對當時政治、社會的影響，為史學界的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添磚加瓦，闡釋新義。
先生之所以致力於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不僅是為了回顧和總結古代政治制度的利與弊，更重要的是將自己學術研究工作的終極口標放在服務當今社會、造福子孫後代的重任上。如何能借前車之鑑，處理好「官與吏」的關係，如何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這都是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的齊陳駿先生始終不斷探索和思考的問題。
(二)西北歷史文化研究
20世紀70年代末，國內史學界的學術活動逐步有所恢復，加之改革開放的春風，高校各科系都對如何辦學、如何辦好學
充滿了信心和鬥一志。蘭州大學歷史系也加入了這一時代的行列，積極探索自己的立身之道。當時，歷史系明確扶持的三大研究方向是:世界史方向、中國古代史方向、中國少數民族史方向。同時，還進一步細化出漢簡研究、敦煌學研究、宋元以後少數民族史研究等。齊陳駿先生就是這其中「中國古代史之魏晉隋唐史」教學和研究的主力軍、敦煌學研究的主要成員，被譽為著名歷史學家儷生趙先生—這位「頭馬」帶領下的三駕馬車之一。
身在西北，如何將學術資料不足與信息傳遞落後的不利狀況轉化為有利的條件?如何為系所的發展開闢一條捷徑?齊先生不斷地思考著:西北，雖地處偏遠，但文化積澱深厚，有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文化，秦漢以後的長城遺址、石窟遺址，近代以來發現的敦煌葉魯番遺書……這些都是研究中世紀時期西部歷史文化最寶貴的資料;而且在隋唐以後，西部作為我國少數民族活動最為頻繁的地區，對於民族歷史和宗教的研究，更是西部史學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而古代中西交通及絲綢之路的研究、中亞歷史文化的研究、俄國及蘇聯史的研究，都離不開西部這一片闊土，離不開絲綢之路這一重要的歷史通道，如此說來，圍繞西部的研究前景廣闊、大有可作為。
「做西北人，吃西北飯」，在齊陳駿先生和一些同志的倡導下，在系校領導的支持下，蘭州大學歷史系先後成立了諸多研究小組，如世界史方而的中亞研究組、俄國史研究組，中國史方而的漢簡研究組、敦煌學研究組、西北少數民族研究組等。蘭州大學歷史系的學術研究工作宛如一棵參天大樹拔地而起，而先生有關西北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則成為這棵大樹上璀璨奪目且不可或缺的碩果。
1，敦煌學研究
齊陳駿先生一直秉承著前輩學者們所說的:做學問要肯吃苦、要有「三冷」的精神，即「坐冷板凳，、「啃冷饅買，、「吃冷豬
肉」。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有所成就。1964年，時年28歲的齊先生與敦煌第一次親密接觸。此後，兩次、三次、以致十多次，諸多機會讓先生同敦煌結下了不解之緣。也正因如此，先生犀利的口光落在了三危山旁、月牙湖畔。這份緣之深、這份緣之重，堪比者無幾。
在敦煌學方而的研究，齊陳駿先生坦言:這是他「十年磨一劍」的結果。在20世紀80年代初怨《敦煌學輯刊》第1,2集上即連續刊出齊先生有關敦煌學方而的學術論好一一《敦煌沿革與人口》，該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廣泛搜集史籍與敦煌文獻中的相關資料，首次對敦煌—這一絲綢之路上的歷史重鎮，自建郡以來直至清代的行政、地理沿革及人口變化等作了詳盡的考察，為敦煌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得到學界的廣泛肯定，也成為齊先生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代表作。此後，先生在《中國史研究》等刊物上陸續發表《簡述敦煌、葉魯番文書中有關職田的資料》《敦煌、葉魯番文書中有關法律資料簡介》《有關遺產繼承的幾件敦煌遺書》《讀伯3813號<唐判集>札記《敦煌學與西部文化》等一批學術論文，尤其是致力於敦煌法制文書的探究，並把它放在整個絲綢之路法律文化的背景下進行考察，取得了較大的成績。
先生與敦煌的緣分還不僅於此。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國內學術的復甦，各大高校開始建立敦煌學學科，蘭州大學便是這其中的一枝奇葩。1979年1月，在齊先生的率領下，蘭州大學率先創辦敦煌學研究小組，並且邀請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杰、甘肅省圖書館周不顯等同志在蘭州大學歷史系開設敦煌學相關課程，又組織編輯學術刊物，於翌年2月出版《敦煌學輯刊》第1集—這是中國大陸第一份關於敦煌學的專業刊物。時至今日，該刊已經出版80期。這份刊物凝聚和沉澱著齊先生對學術研究的敬仰，對敦煌和敦煌的鐘愛，先生的心血和期望凝練於此。如今，先生雖已退休，但是仍情系這份緣，擔當這份責任。
齊陳駿先生不僅開創了蘭州大學的敦煌學事業，而且還積極參與組織全國性的敦煌學學術活動，為中國敦煌葉魯番學會的成立作出了貢獻。1983年8月，中國敦煌葉魯番學會成立大會暨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在蘭州召開，蘭州大學是主要承辦單位之一，齊先生當選為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會後，齊先生與21名專家共同聯名給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寫信，請求國家撥款支持敦煌葉魯番學研究事業的發展，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覆與同意，使中國敦煌葉魯番學研究獲得了健康的發展。對於蘭州大學而言，1984年1月，歷史文獻學(敦煌學方向)碩士學位點獲得批准《敦煌學輯刊》也被高教部、文化部正式批准創刊，同時敦煌學研究小組升格為敦煌學研究室，齊先生擔任主任，領導研究室同仁一同開創了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的新局而。
在齊陳駿先生的帶領和指引下，更多同先生一樣激情投入西北歷史研究的年輕人被帶上了路，由此蘭州大學的敦煌學研究事業宛如旭日東升、蒸蒸日上。為了培養敦煌學人才，擴大青年教師的學術視野，先生以高瞻遠矚的學術眼光和寬廣無垠的學術胸懷，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多次派遣敦煌學研究室的青年教師到國內外各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進修學習，如陸慶夫、鄭炳林到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學院，鄭炳林到復旦大學，杜鬥一成、鄭炳林到杭州大學，郭鋒、王冀青到英國國家圖書館，王冀青到日本東洋文庫，還推薦樓勁到復旦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學成後回到研究室工作。通過這種具有世界性學術眼光的人才培養措施，齊先生為蘭州大學的敦煌學研究培養了堅強而有力的後備人才力量，這些當時的青年教師，現如今都成為中國敦煌學研究領域的主力骨幹。正如有學者所言:「如今(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集聚了一批賢能人士和科研骨幹，形成了一支陣容可觀的學術梯隊，大家團結一致謀發展，聚精會神搞研究，真可謂人才濟濟，碩果纍纍。這一切的一切都與陳駿君的努力分不開，陳駿君功不可沒，德高望重。」
2 河西史研究
河西是海上絲綢之路未通之前，歷代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經之路，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必經大道—絲綢之路的東段大道，更是中原與西域之間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交流的大動脈。
河西歷史何其重要，但卻一直少人問津，著述更是少之又少。齊陳駿先生獨具慧眼，注重長時段的歷史考察，學術視野
非常開闊。他將主要精力投放到河西史乃至整個西北史的研究上，而不僅僅局限於敦煌學領域，為研究中古西北地方史，尤其是甘肅河西史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改革開放後，除創建敦煌學之外，齊先生專攻的重點主要就是河西史和五涼史。在20世紀80年代，先生先後發表《古代河西的興衰》《河西歷代人口簡述《絲路考察紀略》《關於高臺縣駱駝城遺址的一些問))《略述三國時期曹魏對河西的經營》《略論張軌和前涼張氏政權》《氏人呂光和他的後涼政權》《李懸與西涼政權》等多篇有分量、有價值的學術論文，為學界探究河西歷史原貌，理清河西歷史發展脈絡而解疑答惑，為學術界洞悉河西五涼政權打開了一扇門。1989年結集出版的《河西史研究》一書，更是學術界呈上了一份有關河西史研究的滿意答卷，該書成為繼日本學者前田正名的《河西走廊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之後，中國首部關於河西走廊歷史的研究著作;此前一年，先生還和敦煌學研究室同事陸慶夫、郭鋒共同出版《五涼史略》一書，這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關於十六國時期五涼政權的專著，填補了相關領域的學術空白。另外，先生還參與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甘肅省》，擔任該書的副主編。
從20世紀90年代起，齊先生把學術口光進一步延伸和拓展到整個西北地區，特別是循著古代絲綢之路的脈絡，對以甘
肅、新疆等地為主的西北史進行深入研究，發表《對古絲路貿易的估價》《絲路古道上的法律文化資料簡
史)《古絲綢之路法律文化資料述淪《漢代以來西域的社會狀態與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經營方略》《從麥積山「寂陵」談西魏時期關隴地區的文化融合》《東晉南朝時期西來高僧與浙東佛教》等學術論文，並於2005年出版《西北通史》第二卷，該書是先生對魏晉唐時期西北地區的歷史所作的綜合性研究，代表了先生在該領域的學術水平。同年，還出版《積室史稿》一書，集結了先生在歷時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研究生涯中，在漢唐史、敦煌學、河西史、絲綢之路與西北史等諸多學術領域內的豐碩成果。
三、學道不倦，誨人不厭
齊陳駿教授不僅是一位著述等身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敬業之師。在40餘年的教學生涯中，先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曾先後為本科生、研究生開設《魏晉隋唐史料學》《魏晉隋唐經濟史》《漢唐職官制度》《中國歷代選舉用人制度》《歷史文獻學概論》《敦煌學概論》《河西史》等十幾門課程，不斷鞏固和提升基礎學科的發展水平。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良好的師德風範，一直為歷屆受益者所稱道，經他授業的學生更是遍布大江南北，其中成績卓越者比比皆是。
在蘭州大學供職的數十年中，齊陳駿先生以其銳利的學術洞察力，不遺餘力地整合資源，先後建立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室(今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的前身)，啟動和引領敦煌學—這一新興學科的發展和研究水平;創辦中國敦煌葉魯番學會蘭州大學資料室;創辦國內第一本專門刊載敦煌學研究成果的學術期刊《敦煌學輯刊》;用心培養了一批中青年學者，組建和領導起一支敦煌學方而的高素質的學術研究團隊。20世紀80年代，正是在齊先生的不懈努力下，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成為國內第一個招收敦煌學方向的碩士點。進入90年代，在先生和研究所同事的齊心協力下，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成為國內第一個招收敦煌學方向的博士點。齊先生為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成為教育部第一批人文社會學科重點研究基地貢獻巨大。
21世紀以來，齊先生退休後雖離開蘭州大學，葉落歸根，回到故鄉浙江，但依舊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責任。他在家鄉一方而積極倡導「越文化」的研究，為浙江地區的歷史文化發展奉上一份歸來遊子的心意;另一方而，又兼任浙江紹興文理學院上虞分院的歷史教學任務，為家鄉的學子們繼續著他終身不悔的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
齊陳駿先生的一生，活到老，學到老，思考到老，研究到老，立教學風氣之一流、樹學術研究之典範、掘敦煌學科之前沿、拓人才培養之模式。當談及先生一生所獲得的成就時，齊先生自謙地說:「自來西北，幾十年來，雖做了點工作，但缺憾甚多，不敢妄談成績，只是問心無愧而已!我做了點努力，寫了點東西，但水平不高!只是作為一個時代的一份記錄罷了!」「問心無愧」一詞，今日又能有多少人擔當得起這其中沉甸甸的分量。先生之謙令人敬仰不已，實為後輩學者學習和效法之楷模!
在訪談中，先生多次談到這些年來在中國史研究領域中的很多新的想法和觀點，涉及中國歷史發展的諸多方而:如《亂世、治世與和諧社會《外來學說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史學研究中的辯證觀點》等等，處處閃光著先生對中國歷史的回顧和反思，對當今社會的關注和思考。談古論今，數十年的學術生涯，齊陳駿先生真正做到了博古通今、以史為鑑，將畢生所學、所思，同當今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聯繫起來，為當下歷史前進的步伐清淤開道、建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