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傳
趙念渝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副秘書長， 《China Forum》執行主編。主要研究成果：譯著《石油大亨》 （《譯林》 1989年第三期）， 《世紀之交大國關係》（合著）， 《國際恐怖主義與當代國際關係》 （合著）。研究方向為中美關係、兩岸關係、美中臺關係、國際問題研究中的文化與翻譯。已發表論文、翻譯、編譯總計200餘萬字。
國際交流須重視語境
東西方的交流不可能僅僅停留在語言的層面，當雙方的交流上升到一定的思想和理念高度時，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文化和語境就成了支撐彼此話語交流和解讀的重要背景，也成了彼此交流研究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要素。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正是世界處在大變動的歷史時期，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科技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與此同時，我國的國際問題研究也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30多年來，我國世界政治、國際問題研究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獲得了可喜的進步，上至政府要員、高校和智庫研究人員，下至引車賣漿者，都對國際問題，特別是熱點問題，表現出空前的熱情，國際問題研究儼然已經成了一門 「顯學」。這一 「顯學」在當下有如下特點：四高——高關注度、高透明度、高能見度、高交流度；四多——研究單位多、專家學者多、媒體報導多和出版物數量多。
「顯學」涵蓋的範圍極其廣泛，從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科技，一直到天文、地理、人文、自然、歷史、考古，無所不包，無所不有。在這方面，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海外學者，都提出了精闢、獨到的見解，中外學術交流正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特別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提升，國外學者對 「中國學」的興趣日益濃厚，連篇累牘的 「中國學」論文令人目不暇接，而中國學者也在國門洞開的今天對世界各種問題提出了各種真知灼見和創造性的見解。但毋庸諱言的是，彼此交流主要的、也是唯一的手段就是語言。從中國國力持續上升的發展趨勢而言，漢語無疑將成為世界主要交流語言之一，但就目前而言，英語還將在這個現實主義的世界中持續 「獨領風騷」。尤其是今天，在一個被西方稱之為 「Pax Americana」 （美國統治下的和平）時代，一方面是美國的霸權手段在現代化技術幫助下日趨發達和完善，另一方面，美國式的英語則猶如水銀瀉地一般滲透到世界上最邊遠的角落裡和億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English搖身一變而成了Globish，英語變成了 「球語」。據不完全統計，迄今為止，全世界60億人口中，能說英語的就有40億左右 （其中包括4億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儘管在這個世界上說中文的人口有18億之多 （13億中國人加上世界各地的5億華人），但是相對英語來說，漢語的普及程度顯然不如英語，這是因為，第一，說中文的基本都局限於世界各地的華人，漢語尚未成為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交流的共同語言；第二，與漢語形成強烈對比的就是英語的普及程度，不論國家、地區、膚色、民族，幾乎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裡，你都可以遇到能用英語對話的人，雖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說的是 「各種各樣的英語」，但最起碼一點，英語成了他們用於交流的共同語言。
但是，東西方的交流不可能僅僅停留在Globish的層面，當雙方的交流上升到一定的思想和理念高度時，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文化和語境就成了支撐彼此話語交流和解讀的重要背景，也成了彼此 「顯學」交流研究的一個不可忽視的要素。西方語言學家紐馬克曾說過: 「語境在所有翻譯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於任何法規、任何理論、任何基本詞義。」國際問題研究中的語境和翻譯——作為跨文化的交際活動之一，源語言和目的語的文化語境對解讀彼此話語的影響是不可小覷的。須知，從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轉換，其轉換過程並不是簡單的符號替代過程，翻譯涉及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同時也涉及語境的轉換，其複雜性不言而喻。要使譯文的受眾產生出原文對原文受眾同等的效果，譯者首先必須正確捕捉原文話語的核心，為達到這一目的，譯者就必須重視源語言的語境因素。
話語轉換有微妙技巧
在如何表述微妙而敏感的中美關係問題上，美國是非常謹慎的，這一謹慎甚至反映到了話語轉換的技術層面上。
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同世界的對話中，美國方面對研究對象的語言的重視程度，是首屈一指的。謹舉一例說明之。 2009年6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埃及開羅大學就美國的中東政策發表了非常重要的演講，這一演講得到了中東國家政府的普遍好評，也得到了穆斯林民眾的好評。在仔細研讀了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提供的歐巴馬演講的中英文文本後，筆者印象深刻的是美方譯者對歐巴馬在演講中三處提及的 「God」一詞的處理方式，當「God」與 《可蘭經》有關時 （As theHoly Koran tells us, Be conscious ofGod and speak always the truth.），美方譯者選擇的中文名稱是 「真主」；當「God」與 「家庭，社區」 （to live inpeace and security; to get an educationand to work with dignity; to love ourfamilies, our communities, and ourGod）有關時，譯者選擇的中文名稱是「神主」；當 「God」與 「三大信仰聖地」 （when the Holy Land of thethree great faiths is the place of peacethatGod intended it to be）有關時，譯者選擇的中文名稱是 「天意」。如果美方譯者把上述三處 「God」都轉換成「上帝」的話，從語義視角來說，也無可厚非。但美方譯者並沒有作如此簡單的轉換，譯者為了避免因為統譯「上帝」而引起其他宗教信仰者的不快，煞費苦心地用不同的稱呼來演繹God一詞，其匠心和功力令人感嘆。而且要知道，譯文的對象還是中文的讀者，不是阿拉伯語的讀者。筆者不得不說，這是極其出色的案例，美方譯者對 「語境和翻譯」的重視程度以及嚴謹認真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美方對文化、語境和翻譯的重視，不僅僅體現在詮釋 「God」一詞上，而且還體現在對中美關係現狀的表述上。例如，美國副國務卿斯坦伯格2009年9月在 「新美國安全中心」發表題為「本屆政府關於美中關係設想」的演講中有這麼一句： Given China』 s grow－ing capabilities and influence, we havean especially compelling need to workwith China to meet global challenges.YetChina』 s very size and importancealso raises the risk of competition andrivalry that can thwart that cooperation.美方提供的譯文是：考慮到中國的實力和影響日益增強，我們尤為迫切地需要同中國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然而，中國自身的規模和重要地位也帶來了相互競爭與對抗的風險，結果有可能阻撓相互合作。
筆者以為，譯文值得玩味，關鍵就在於對 importance的詮釋。 Impor－tance當然是 「重要地位」，但了解英語的人都知道， importance的另一層意思就是 「神氣、傲慢」。據筆者近年來對美國智庫學者言論的觀察，美方學者對中國發展的一個擔憂就是中國「日益傲慢」，用美方學者的常用詞彙，就是 「assertive （武斷）」或 「arrogance（傲慢）」，但美國官方顯然很謹慎，考慮到美中關係的複雜性和敏感性，此處譯文詞義選擇了比較中性的 「重要地位」，而不是褒貶鮮明的 「傲慢」。顯然，這裡是運用了英語委婉語修辭手段的 「模糊詞語法」，用詞語普遍認同的表層意思來掩飾其深層含義，但同樣含蓄地表達了美國官方的深層心態。因為，說中國的 「規模」會帶來「相互競爭與對抗的風險」，很直率，可以理解，但是，說中國的 「重要地位」會帶來 「相互競爭與對抗的風險」，顯然是 「客氣了」。這至少說明，就美國官方層面而言，在如何表述微妙而敏感的中美關係問題上，是非常謹慎的，這一謹慎甚至反映到了話語轉換的技術層面上。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美方譯文也不是無懈可擊。在上述歐巴馬的開羅演講的中譯本中，同樣可以發現個別關鍵詞語的誤讀誤譯，誤譯雖屬「個別」，但仍有考量和探討的餘地。
筆者曾對美方的這一做法有過如下評述：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對凡是重要人物的講話和文章都提供兩種文本的全文。美方這一做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這一來方便了非英語讀者的閱讀，因此，這一操作頗具「人性化」；二來說明美國方面對當今全球化的文化和語言交流是認真的，因為在一種文化環境中形成和發出的信息，和另一種文化環境中接受者所領會的含義是會有差異的，因此，為了防止傳遞錯誤的信息，或者儘量縮小這一差異，美國方面選擇了自己所信任的、對兩種文化環境都熟悉並能熟練地在兩種文化環境中根據基本公認的信息 「等值轉換」原理而進行話語信息轉換的學者來從事這一工作，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體現了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 「超級大國」在傳遞信息方面的匠心；第三，根據筆者的校讀，美國方面提供的兩種文本的文件基本上是達到了美國方面所希望的目的，信息傳遞的準確率至少是達到了90%，這要大大高於中方學者在信息傳遞工作方面的準確率。
國際問題研究何以解憂
譯者的職責是真實的 「話語轉換」，而不能是 「理念替代」，這是話語轉換的大忌。作為譯者，有責任為讀者提供準確流暢的譯本。
英語如此顯赫，國際問題研究如此熱門，美國又是如此的認真，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我們在國際問題研究中的隱憂。如上所述，美方 「信息傳遞的準確率至少是達到了90%，這要大大高於中方學者在信息傳遞工作方面的準確率」，這就是我們的 「隱憂」，這一 「隱憂」不是反映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交流中，坦率地說，而是反映在我們習以為常的學術交流中。
首先是反映在我們學者在理解對方話語信息中常識的缺陷。筆者曾在原著 《美國和美國的敵人》中兩次遇到德文單詞 「Fuhrer」： Thus, writingseveralmonths after Hitler』 s seizureof power, Merriam casually mentionedthe Fuhrer』 s name in the company ofRoosevelt and Gandhi.以及Pollock sawthe Fuhrer as a traditional, if extreme,German reactionarymore than as a u－niquely dangerous person.譯者提供的譯文分別為 「因此，在希特勒奪取政權後幾個月內出的著述中，梅利亞姆在提到羅斯福和甘地的同時，也偶爾提到福勒的名字」和 「波洛克認為，富勒與其說是一個特別危險的人物，還不如說是一個傳統 （如果不是極端）的德國反動分子」。
譯者把這一單詞音譯為 「福勒」和 「富勒」，這令筆者非常糾結，因為自從第二次大戰以來，這一名詞在全世界都非常出名，它就是希特勒的代名詞：元首。如果我們突然用 「福勒」來代為指稱 「元首」的話，可能會令絕大多數中文讀者 「摸不著頭腦」，顯見，我們的學者在這方面是疏忽了。
其次，對西方理念理解的偏差。還是在上述原著中，筆者看到了這樣的句子： It is full of the spirit of con－servatism, and well regulated by law.Its constitution guards it well againstpersonal arbitrariness or vacillation onthe part of the Emperor of the princes,or fickleness and violence on the partof the people.譯者提供的譯文是：它（指 「德國帝權」）充滿保守主義精神，很好地受到法律監管。它的憲法使它極好地戒除了皇帝和王子的個人專斷或猶豫不決，並防止它對人民的恣意妄為和暴力。
筆者不得不指出的是，把fickle－ness and violence on the part of thepeople解讀為 「對人民的恣意妄為和暴力」是誤解了，恰恰相反， 「德國帝權憲法」要防止的另一方面是 「民眾的暴力」，它既不容許 「皇帝和王子的專斷」，同時也不容許 「民眾的暴力」，這就是典型的西方理念。那麼，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誤讀呢？除了語言解讀的偏差外，恐怕就是對西方文化和語境的理解不夠，因為我們很容易用自身文化語境中產生的理念去解讀對方的語言，而疏忽了這是產生於對方文化語境中的、屬於對方的理念。譯者的職責是真實的 「話語轉換」，而不能是 「理念替代」，這是話語轉換的大忌。
其三，對政治常識的疏忽。筆者在原著 《帝國的悲哀》一書中曾看到這樣的句子： The best reason to keep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se－cret, I once told my wife, was theirutter banality. Perhaps they were sohighly classified because itwould havebeen embarrassing to have it knownthat such conventional journalismpassed for 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OvalOffice.譯者提供的譯文是：我曾經告訴我夫人，為國家情報評估保密的最佳原因是它的極端枯燥乏味。也許之所以高度保密，是因為假若這種普通的報導是為橢圓形辦公室的戰略思想服務的這一點為人所知的話，該是多麼令人尷尬。
這裡就有一個常識性的問題，「國家情報」不是文學作品，它同可讀性沒有關係，唯一有關係的是該 「國家情報」一定要有 「新意，價值」，任何機密如果 「枯燥乏味」，但有 「新意，價值」的話，那還是要 「保密」的。如果 「一無新意，二無價值，三是陳詞濫調」的話，那麼，無論 「枯燥不枯燥」都毫無意義。所以， 「枯燥乏味」不是 「保密的最佳原因」，「陳詞濫調」倒需要保密，因為傳出去的話，有礙 「國際觀瞻」。所以，該句應解讀為：這些報告之所以高度保密，是因為倘若讓外界知道白宮的戰略思想原來就是基於這種平庸的新聞報導的話，這實在太難堪了。
其四，譯語表述的含混不清。還是在上述原著中，筆者看到這樣一句：
In snooping on suspected criminals incases not involving intelligence, theFBImust go before an ordinary federaljudge and obtain a warrant.譯者提供的譯文是：當美國公民在不涉及情報的案件中通過窺探被懷疑為罪犯時，聯邦調查局必須走在普通聯邦法官之前獲得授權。
且不說這裡的 「美國公民」一說是否合適，令筆者困惑的是為什麼「聯邦調查局必須走在普通聯邦法官之前獲得授權」呢？仔細一想，才知道，譯者在這裡犯了個常識性錯誤，把「go before」字機械地解讀為 「走在……前面」，而沒有注意到這裡反映的其實是美國的一個法律程序，即聯邦調查局在對普通的嫌疑犯 「上手段」時，務必得到地方聯邦法官的許可，因此，他 「必須去普通聯邦法官那裡獲得授權」，而不是 「走在普通聯邦法官之前」。譯語的含混不清其實也反映了譯者對西方政治和法律知識的疏忽。因此，此句似應解讀為：在對不涉及情報的嫌犯進行跟蹤調查 （或秘密調查，秘密偵查）時，聯邦調查局必須去普通聯邦法官那裡獲得授權。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由此反映出來的問題是，在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中，其他姑且不論，僅就語言解讀而言，問題還是比較多的。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有很多，究其根本，還是學術翻譯的邊緣化和粗糙化以及出版部門的逐利化。或許，將來有那麼一天，我們全體國民的英語閱讀理解能力可以達到 「母語」的水平，但在這一天來到之前，至少在今天，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我們大多數人，也包括專業學者在內，還是較多地閱讀譯本，因為一個準確流暢的譯本同樣可以反映出原作者的思想和見解，這是不可多得的便利，而作為譯者，就有責任提供準確流暢的譯本。一言以蔽之：何以解憂？唯有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