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使人明智，這話是英國人培根說的。其實中國人更懂得這個道理。中國的古人幾乎是把史書當作治國理政、待人處事的參考書來讀。到了北宋，大學問家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鑑》，甚至直接開啟了參考書模式，書中不斷出現的「臣光曰」，擺明了就是寫給皇帝學習研究用的。
這部「皇帝的參考書」一共寫了1362年的歷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往事越千年，浩繁如煙海。這當然稱得上鴻篇巨製，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萬字的空前規模，歷時十九年，成書不到兩年司馬光便積勞而逝，所言「臣之精力，盡於此書」應當是真心話。
在記錄歷史的同時，司馬光以深邃的眼光，分析帝王人臣的善惡，治國理政的得失，王朝興替的經驗教訓。其中不乏驚世醒人的歷代往事，振聾發聵的警句名言，使人過目難忘，品味不盡。歷代帝王將相、文人墨客，現代的政治家、學問家等，都對《資治通鑑》推崇備至。毛主席晚年曾對人講，他把《資治通鑑》讀了「一十七遍」。
01
上下五千年，中國第一個朝代夏的建立時間是約公元前2070年，從那時算起中國歷史也有近4100年。那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歷經夏、商兩朝後的東周列國時代，一個看似當不當正不正的年份，又是怎樣成為司馬光選取的《資治通鑑》的起點呢？
翻開《資治通鑑》，開篇記述的是這樣一件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晉」，作為周王朝治下重要諸侯國的晉國，一分為三，新建立了魏、趙、韓三個諸侯國。《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似乎分分合合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三家分晉」如此引人注目，尤其引起司馬光的極大重視，這裡面自然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周王朝實行分封制，周王為「天下共主」，各諸侯被授予領地，承擔拱衛王室的責任和義務。晉是周王朝的姬姓諸侯國之一，第一代國君系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唐叔虞，可謂根正苗紅。
但是到了周威烈王（姬午）即位的時候，晉國已經被日漸壯大的卿族勢力把持，領地也幾乎全被韓、趙、魏三家瓜分，身為國君的晉幽公（姬柳）甚至還要去朝見他們。君不君、臣不臣的日子就這樣過了很多年，直到周威烈王正式賜封三家為諸侯，晉國名存實亡。
周王室的同姓兄弟，竟然被異姓臣下欺負到這個地步，國將不國。從政治倫理的角度看，這顯然是破壞了規矩，屬於極不正常的事件。
02
司馬光尤其看到了事件的嚴重性。他提了一個關鍵詞：名。「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這裡所說的「名」，就是名分，包括官階大小，地位高低，等等，被認為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重要到什麼程度呢？司馬光舉了一個例子。
衛國的孫桓子率軍與齊國開戰，衛軍大敗。這時，有個叫仲叔於奚的衛國人挺身而出，救下孫桓子，立了大功。衛國國君論功行賞，打算賜給他一塊封地。於奚拒絕了，他說他想要「繁纓」，一種掛在馬脖子上的飾件。在當時，這種飾件只有諸侯才配擁有。孔子聽說了這件事，直呼太可惜了！如果這樣，還不如多給他一些封地呢！
按照孔子的觀點，「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意思是說，繁纓代表著名分，而名分是國君掌握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不能隨便送人的。
對於三晉魏、趙、韓來說，領地早已經擁有了，是靠著拳頭硬從晉侯手裡搶過來的，所以不存在賞賜封地的問題。他們缺少的只是「諸侯」的名分，就像仲叔於奚缺少的是繁纓。而從大夫到諸侯，代表著從奴才到主人的華麗轉身，是名分的巨大改變，用中國古代的政治術語講，那就是僭越。
03
改變名分的僭越，是性質很嚴重的大事件。在此之前，其實已經有三個案例。南方的楚國最早被周王室封為子爵，隨著國力不斷強大，國君熊通越來越不滿意自己的爵位，於是向周王提出加爵的要求，遭到拒絕。熊通大怒說「王不加位，我自尊爾」，乃自立為王，史稱楚武王。後來，吳國和越國隨著國力的強大，也效仿楚國，先後稱王。
這三個諸侯國直接把名分抬高到與周王室並駕齊驅，比三晉稱侯的時間更早，走得更遠，力度也更大，但是為什麼沒有入司馬光的法眼呢？
答案就在周王室。楚、吳、越先後稱王，並沒有得到周王室的同意，他們幹的是孫猴子自封「齊天大聖」的勾當，只是因為當時的周王室日漸衰微，自顧不暇，並沒有像天庭派兵將鎮壓孫猴子那樣去討伐他們。
三晉稱侯就不一樣了，他們竟然得到了周王室的認可，屬於正式任命。司馬光正是看到了這個不同點，認為「先王之禮於斯盡矣」，用於治國安邦的禮教走到了盡頭，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為了說明問題，他又搬出晉文公和周襄王的例子。
04
公元前636年，晉文公起兵勤王，誅殺了叛亂的姬帶，迎周襄王姬鄭還都。立下大功的晉文公向周襄王提出一個請求，希望自己死後也能採用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隧葬」儀式。周襄王沒有答應，還用話狠狠敲打了他一番。晉文公害怕了，從此斷了非分之想。
晉文公是誰，春秋五霸之一，實力不可謂不強大，但他還是沒有僭越的膽量。司馬光認為，正是因為像晉文公和周襄王這樣，諸侯心存敬畏，天子堅持原則，始終名分不亂，周王朝才能歷經數百年而不倒。現在三家分晉，不僅僅是魏、趙、韓作亂，根本的還是周威烈王喪失原則，把殘留的一點點名分也給弄丟了。「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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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臣光曰」的大段文字可以看出，一千多年之後的司馬光，仍然對這件事耿耿於懷。作為儒學大師，他百分百信奉孔子的話，認為像繁纓這樣的小物件，以及葬禮的儀式等等，都關係到名分，關係到國家的長治久安。他要給皇帝寫參考書，先從他認為最重要的「名分」說起。於是，壞了規矩、毀掉名分的周威烈王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司馬光開始編寫《資治通鑑》的時候，正是他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政治上不得志之時。自請外放，後又辭去官職，專心修史。即便這樣，他依然保持著封建士大夫的強烈忠君之心。他為皇帝解讀歷史經驗教訓，第一把鑰匙就是「名分」，可以說用心良苦。這當然有其固執地反對改革、維持現狀的考慮，本質上也是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但我們從中依然可以感覺到，有目光如炬，穿越千年迷霧，努力探尋著歷史的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