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西方的霸道政治是以帝國邏輯為支撐點逐步延展開來的，而帝國邏輯主要表現為資本全球擴張、階層衝突外溢和民族沙文主義三大基本類型。21世紀以來，伴隨主權國家間利益圖譜的複雜化，上述帝國邏輯正在面臨快速崩解的危險。其中，全球產業鏈的快速生成和科技信息化的廣泛應用，使得資本擴張的性質發生重大轉型；世界各國社會階層衝突外溢路徑的變遷，使得國際社會的階級矛盾性質發生根本轉變；新型大國國際格局的緩慢生成，使得傳統民族沙文主義遭遇重大挑戰。這些因素極大地促成了當今世界多極化的發展態勢，它要求主權國家必須擺脫霸道政治的羈絆，通過樹立多極共治的政治倫理觀、互利共贏的經濟倫理觀、多元共存的文化倫理觀、風險共擔的責任倫理觀，逐步邁向王道政治的坦途。
[關鍵詞] 命運共同體；霸道政治；王道政治
[作者簡介] 靳鳳林(1963-)，男，河北新樂人，哲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金融危機的蔓延、恐怖主義的流行、國際難民的增多、網絡攻擊的頻發、生態環境的惡化，特別是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已充分證明各種重大風險的全球化進程正不斷提速。而近現代以來形成的以個人權利為出發點、以民族國家為機構建制的西方霸道性政治體系，在求解上述問題的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弊端。這種霸道政治的本質特徵以對人性罪與惡的深刻洞悉為前提條件，採用效率和功用最大化的手段與方法，最終獲取個人、集團或國家的至尊權力。與之相反，王道政治則以人性的可塑性為前提條件，主張通過和平共處，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在人類全球化進程跌宕起伏的今天，如何打破西方霸道政治的鐵律，在大力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真正實現王道政治的價值追求，已成為國際社會各個主權國家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一、支撐近代西方霸道政治的帝國邏輯
「帝國」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現象，它在古今人類歷史上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就西方歷史而言，從古代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到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再到近現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法、德等帝國，以及二戰後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但當代西方學界對「帝國」和「帝國主義」概念的認識卻歧義紛呈。邁克·伊爾認為：「帝國是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一個國家控制著另一個政治社會的有效政治主權。它可以通過武力，通過政治合作，通過經濟、社會或文化的依附性來實現。帝國主義無非是建立或維持一個帝國的過程或政策。」[1]簡·伯班克認為：「民族國家傾向於同化那些其境內的民眾而排斥境外者，而帝國則向外延展並吸納（通常是強迫式的）在帝國統治下的差異被人為地明確化的民族。帝國這一概念假定對於該國內的不同民眾將會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統治。」[2]史蒂芬·豪認為：「帝國是一個龐大的、複合的、多族群或多民族的政治單位，通常通過徵服而建立，被劃分為統治中心和從屬外圍。」[3]不難看出，由於帝國形態各不相同，西方學界對帝國或帝國主義概念的解讀也就千差萬別，撇開對帝國概念的歧義性理解，就其本質特徵而言，人們普遍認為帝國具有三個基本要素：合法的統治權威；由多民族構成的廣大領土；以「責任」和「使命」相標榜的價值追求。特別是歐洲近代新興的各個帝國深受羅馬帝國理念的影響，均將本民族的帝國建構過程與基督教普世主義的文明傳播結合起來，成為其統治其他「落後」民族合法性的理論依據[4]。搞清了帝國或帝國主義的本質內涵，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著近代以來各種帝國的潮起潮落？綜觀近代以來各個帝國興衰成敗的歷史，英、美帝國的崛起以資本全球擴張為主；法蘭西帝國的勃興是階層衝突外溢的直接結果；德意志帝國的出現則與歐洲大陸民族沙文主義密不可分。當然，這三種帝國邏輯並非互不兼容，而是彼此呼應，它們對不同帝國的建構過程都產生過深遠影響，只是每種因素髮揮的作用呈現出「遠近高低各不等」的特點。
（一）資本全球擴張型帝國邏輯
如果說西方古代和中世紀各類帝國的生成，主要是封建貴族、宗教僧侶、軍事將領等社會權力階層獲取榮譽的巨大野心發揮著根本作用，那麼人類進入近現代以來，伴隨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資本的不斷擴張對各類帝國的生成則發揮出無與倫比的作用。在馬克思看來，一方面資本的逐利本性力求把整個地球變成的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又竭盡全力用時間去消滅空間，藉助發展和改善通訊、交通、信用等硬體和軟體基礎設施，把整個地球壓縮成資本流通時間為「零」的無限大的世界市場，從而把整個世界都置於資本帝國的統治之下。從這種意義上講，資本是這樣一種機制，若不能持續越過疆界，接受外在環境的滋養，便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徵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來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5]而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考察了資本主義壟斷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並以此為基礎給帝國主義下了科學的定義：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突出意義、國際託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把世界全部瓜分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因此，他的結論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和最後階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
二戰之後，新型帝國主義呈現出不斷演變的複雜景觀，但其本質特徵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機制為中心，不斷打破內部發展空間的束縛與禁錮，在一次次經濟危機的爆發與拯救中來回穿梭，形成盤活自身的巨大迴旋力量。但如馬克思和列寧所指出的那樣，從本質上講，帝國主義仍然是在空間擴張中逐步完成資本積累的過程。美國著名思想家大衛·哈維認為，現代性帝國只不過是形成了一種高度壓縮後的新型時空機制，以其特有的空間域在全球範圍內不斷捕捉有價值的掠奪要素，諸如：用土地資本化、固定資本投資、金融信貸等特有的非生產性邏輯對落後的民族國家進行掠奪，特別是在世界各國城市化的進程中，藉助新型的資本積累的時空動力學，讓資本附著於城市空間開發的各個階段和層面，從中填充資本榨取和吸吮利潤的貪婪無度的欲壑[6]。反觀近代資本擴張生成的各個帝國，如果說英國是通過在世界各地開發殖民地、興辦企業、擴大貿易等方式來彰顯榮耀，那麼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帝國所採取的策略則是通過民族自決來瓦解舊的殖民體系，設法打破歐洲英、法、德等創製的現有帝國政治結構，重建戰後新的國際秩序。它不再依賴固定的疆界和界限，而是通過科技、金融、網際網路等嶄新的富有彈性的現代資本擴張手段，在一個開放的、擴展的邊界當中，不斷加強美帝國統治機器對全球各個領域的統和能力，以此確保自己坐穩新型帝國的寶座。
（二）階層衝突外溢型帝國邏輯
在近代歐洲帝國發展史上，與資本無限擴張型帝國邏輯密切相連的是資本階層與封建貴族階層、資本階層與勞動階層的利益衝突，這種利益衝突的不斷擴展導致帝國邏輯的進一步延伸，乃至引發帝國之間的激烈戰爭，我們把這類現象稱之為階層衝突外溢型帝國邏輯。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對一國內部階級衝突同國際衝突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分析。他們指出：「資產階級處於不斷鬥爭中：最初反對貴族；後來反對同工業進步有利害衝突的那部分資產階級；經常反對一切外國資產階級。在這一切鬥爭中，資產階級都不得不向無產階級呼籲，要求無產階級援助，這樣就把無產階級卷進了政治運動。於是，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對自身的武器給予了無產階級。」[7]又指出：「人對人的剝削一消失，民族對民族的剝削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8]不難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對歐洲各國資產階級反對本國封建貴族的鬥爭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是從歷史大縱深和國際寬視域來予以深入考察的。
馬克思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創立的法蘭西帝國的分析，充分證明了階層衝突外溢型帝國邏輯的根本特質。拿破崙是在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偉大歷史人物，他上臺伊始就大刀闊斧地執行了一系列有利於資產階級做大做強的國家政策，如：採取各種措施刺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建立法蘭西銀行進行幣制改革，嚴厲打擊貪汙和破壞國家財富的封建貴族，致力於國家財政的集中管理，制訂反映法國資產階級利益的《民法典》等。上述各項措施在破壞歐洲封建制度和促進歐洲資本主義發展上起到了巨大的示範作用，從而引發了歐洲英、奧、普、俄等封建勢力的強烈反對，整個歐洲封建貴族階層聯合起來對拿破崙領導的資產階級法國進行了七次大圍剿。而集大善與大惡於一身的拿破崙，率領由廣大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組成的法國軍隊，克服千難萬險，衝破重重阻力，獲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建立起龐大的法蘭西帝國，既給法國帶來了無比的輝煌，也給法國造成了慘重的災難，把19世紀早期的整個歐洲鬧得天翻地覆，直到滑鐵盧戰敗後被囚而亡。
（三）民族沙文主義型帝國邏輯
如果說資本的全球擴張是近現代帝國生成的根源性力量，國內社會階層矛盾的外溢是導致帝國之間相互衝突的重要誘因，那麼近代國家藉助民族沙文主義思想來富國強兵則是帝國發動戰爭的直接觸點。因此，要研究帝國生成邏輯就必須對民族主義現象予以認真剖析。「民族」的出現由來已久，但民族主義則是伴隨歐洲中世紀封建等級制度的崩潰和民族國家的出現而逐步生成的一種獨特歷史現象，它特指各種族裔的民族群體堅持鬥爭以保持其獨特認同和自治自強要求的持久性思想潮流。民族主義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17世紀歐洲30年戰爭之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籤訂標誌著民族國家的誕生；18-19世紀歐洲的英、法、德、意等強勢民族迅猛擴張；20世紀一戰結束後歐洲各強勢民族之間的戰爭日趨激烈；二戰結束後世界範圍內反抗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浪潮不斷高漲。在民族主義生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它呈現出如下特質：高度熱愛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十分認可本民族的性格特點；大力維護本民族的無上尊嚴；不懈追求本民族的自勵自強[9]。
民族主義現象一旦超出政治倫理範圍，走向民族沙文主義就會與帝國主義發生密切關聯。所謂民族沙文主義就是以嫉妒、怨恨、野心等現代情感譜係為根基，極力抬高本民族的道德優越感，貶低其他民族的道德優點抑或捏造和誇大其缺點，呈現出極度膨脹的民族自大狂。阿倫特認為，現代帝國主義的生成過程不同於古代羅馬帝國的建立方式，而是民族國家和工業資本結合的產物，其內在本質是通過強權政治來爭奪落後民族國家的統治權，以此來擴張資本和積聚財富。她曾對二戰前在德國流行的日耳曼民族沙文主義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其特點是消滅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衝突，剝奪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將國家的一切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制度，轉變成民族擴張的有效工具。「國家在人民意志的名義下被迫承認，只有『民族的成員』才能成為公民，完全的民權與政治權利只給予那些憑種族淵源和出生事實而屬於本民族群體的人，這意味著國家從法律的執行者變成了民族的工具。」[10]可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德意志帝國帶有典型的民族沙文主義性質。
二、帝國邏輯的終結與世界發展多極化
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似乎都包含著它的反面因素，自人類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主權國家間利益圖譜的複雜化，促成帝國生成的上述三重邏輯正在面臨快速崩解的危險，因為世界多極化正在成為不可逆轉的人類發展大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均衡，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從未像今天這樣緊緊相連。」[11]
（一）資本全球擴張性質的重大轉變對傳統帝國邏輯的瓦解
以經濟全球化為例，直到20世紀80年代，國際貿易中有70%是成品貿易，世界各國主要是在貿易層面的相互需求。但到了最近20多年，國際貿易中有70%以上轉化為中間品貿易，各國之間呈現出生產環節上的環環相扣和相互需求。其中，歐美的科技創新業和金融服務業佔據著高端地位，覆蓋在各種類型的實體經濟之上，但在其下面又生成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由眾多發展中國家構成的中低端製造業積聚區。對西方國家來說，製造業向東亞、南亞的轉移過程也就是他們越來越去工業化的過程，在這種特定的經濟結構嬗變過程中，儘管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還會是歐美國家，特別是美國，但問題是任何發動機都需要傳動軸才能使整部車子運轉起來。中國是世界經濟的傳動軸，這個傳動軸不僅自己在高速運轉，也以中間品供應鏈的方式外溢到整個東南亞地區，使得全球貿易格局不再以國家為單位，而是逐步形成以全球為單位的產業分工格局，世界各國之間在工序層面的分工越來越細，也使得中國成為連接歐美高端產業和各國低端產業的「樞紐」。特別是近年來伴隨中國經濟結構向高端產業的轉型升級不斷加速，使得整個國際經貿秩序和各國內部的產業秩序日漸失去平衡，而現在以WTO、IMF、世界銀行等機構為核心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都是在中國發展起來之前制定的。這種舊有治理秩序和新時代治理對象之間的嚴重不匹配，必然引發各種各樣的貿易摩擦，進而帶來全球範圍的政治挑戰，逼使世界格局向多極化方向運演[12]。
再以對人類影響最為深遠的社會信息化為例，二戰後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計算機網絡的出現，使得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區塊鏈、類腦計算等技術，通過對世界萬物的數位化，讓人類社會變成了一個碎片化的扁平世界，傳統帝國追求的統一有序的技術世界逐步被消解，後現代主義力求解構一切的目標，正在由遙不可及的理想變為歷歷在目的現實。特別是大數據和雲計算通過海量的數字信息，來尋找事物之間的內在規律性，正在改變著人們習慣性的探究因果關係的思維模式，使得帝國時代追求的理性主義的全球性宏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設想被緩慢消解。因為大數據、雲計算是通過對數字整體性、多樣性的分析，實現個性化、精準化的追求，藉助數據的快速流通完成平等化、網絡化的目標要求，實現了後現代主義瓦解高度系統化、中心化、威權化的世界構想，強調通過多中心之間的「重疊共識」和「公共理性」來實現彼此的和平共處與和諧共存。可見，新型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也在破壞著傳統帝國思維所希冀建構的舊有世界秩序，重新塑造著一個後現代主義的多極共治的嶄新世界秩序。
（二）社會階層衝突外溢路徑的重大變遷使傳統帝國邏輯難以為繼
在二戰之後的新型全球化過程中，無論是經濟高度發達的美國，還是社會福利佔據世界首位的歐洲，都在21世紀初的國際金融危機中，遭遇到了國內社會階層矛盾激化的重大衝擊。以美國為例，一方面美國的大公司和金融、保險巨頭們在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賺得盆滿缽滿，好像不再依靠美國國內的消費者了，但富豪們的財富增長必須依賴世界市場的穩定和開放，一旦經濟危機的巨大風暴突然降臨，他們只能乞求本國政府的庇護。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為了拯救本國經濟，被迫注入巨量流動資金來拯救市場，從而讓金融精英們受益良多。同時伴隨美國金融、科技行業經濟佔比的提高，迫使大量製造業向中國、東南亞等成本低廉的國家轉移，致使美國國內形成了一個非常廣闊的鐵鏽地帶，匹茲堡、芝加哥、辛辛那提等工業城市，都曾經一度繁榮發達，但伴隨與汽車製造業相關的鋼鐵、礦業、鐵路等工業企業向海外轉移，這些城市逐步變為鐵鏽地帶，底層民眾和中產階層成為最大的利益受損者。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比得到之後再失去更讓人沮喪了，於是激發了他們對華爾街金融大亨和美國政府的巨大怨恨情緒，使得美國社會的階層裂痕不斷擴大，致使打著「保護底層民眾利益」和「美國利益至上」旗號的民粹主義者川普上臺執政。這出乎所有美國精英階層的預料。而歐盟內部的各個發達國家，一方面，面臨著通過減免企業稅賦來激發市場活力的壓力，另一方面，在財政赤字持續走高的背景下，又要儘可能減少政府開支和降低福利預算。此時，在經濟狀態持續向好時期享受過各種福利的底層民眾立刻強烈反彈，引發罷工罷市、上街遊行活動此起彼伏。與此同時，再去俯瞰整個世界範圍內的南北差距，南部非洲國家的極端貧困和北部歐美國家的絕對富有，更讓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極端不平等有了更加深刻認知。無論是發達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還是整個世界範圍內的不平等現象，都在逼使人類對近代以來發端於歐美的各種帝國主義政策產生懷疑，激發人們對發達國家資本階層主導的全球化過程及其嚴重失衡後果予以深度反思，並深切渴望對今天的全球治理體系予以徹底更新。
為此，各國學界提出了大量合理化建議，如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主張：國家經濟發展必須擺脫企業股東至上觀念的影響，全面考慮整個社會利益相關者的權利訴求，成立社會經濟委員會參與企業和國家財富的分配；政府要明確技術變革的方向，努力提升職工就業能力的創新，為預防和減少失業設立明確目標；政府應當通過國民儲蓄債券來提供有保證的真實儲蓄利率，並設定人均最大持有量······[13]而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通過對過去300年來歐美國家財富收入的豐富數據進行詳細剖析，證明自二戰以來，歐美各國的頂級資本收益率遠遠超過國家經濟增長率，今天一個人財富的多寡不僅由勞動所得決定，更由繼承的財富決定，因而出身要比後天的努力更加重要，從而導致各國階層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他提出應該通過有效的社會政治制度和資本民主監管制度，在全球範圍內實行累進資本稅，來抑制貧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面對世界範圍內南北差距的不斷拉大，他建議世界上的富裕國家必須有效減免貧窮國家的公共債務，至少應將官方發展援助目標提高到國民總收入的1%以上，才能真正使貧窮落後國家的面貌得以改觀[14]。所有上述建議都在指向一個共同目標，即必須對資本擴張型帝國制度造成的國內外階層不平等現象予以徹底改變。不難看出，今天通過階層衝突外溢來維持生存擴張態勢的帝國邏輯已難以為繼，必須將資本綁架國家侵蝕勞動階層利益轉向國家駕馭資本為勞動階層服務。資本全球化發展至今天，已經到了對世界範圍內的勞資關係進行再平衡的倫理抉擇時刻。
（三）國際格局的重大轉變使民族沙文主義帝國邏輯遭遇重大挑戰
伴隨上述全球經濟格局和社會階層衝突狀況的快速嬗變，近代以來歐美文化主導下的人類現代化道路，也正在被多極共進、多元一體的新型現代化範式所取代。我們知道，自從近代西方各個帝國崛起以來，每一次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每一次現代化道路的艱難抉擇都是在歐美各帝國同一體制內完成的，無論是早期依靠殖民掠奪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國的崛起，還是依靠商業而興的荷蘭以及之後興起的英、法、德、美等帝國，皆屬於西方體制內的國家，他們對內主權和對外主權的價值理念、行為方式具有同質性，上演的各個劇目沒有實質性差別。而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範式的出現，不僅給人類帶來一束迷人的曙光，而且也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運轉的總體格局，但由於史達林高度專制化的國家治理模式和斯拉夫民族沙文主義思維方式窒息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生機與活力，最終以蘇共倒臺、蘇聯解體和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而告終。
隨後，開啟了美帝國一極獨大和多強並存的國際格局。然而，最近十幾年來，伴隨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大國地位的不斷上升，世界經濟和政治重心已經由連接歐美的大西洋轉向太平洋，全球權力分布格局的變化逐步呈現出東升西降的趨勢，而且從發展態勢看，太平洋地區的內在潛力遠遠大於大西洋地區。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二戰以來各種國際合作組織的湧現及其制定的行為準則，也在不斷強化著人類利益的休戚相關性，並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各個民族國家向傳統帝國的轉換。諸如：聯合國、歐洲聯盟、非洲聯盟、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東南亞國家協會、上海合作組織、伊斯蘭會議組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組織等。總之，冷戰結束後歐美佔明顯優勢的「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翻轉，一個「多極共存」的全球權力分布格局正在變得日益明朗。
但令人弔詭的是，作為經濟全球化首倡者的歐美發達國家，由於在過去幾十年的全球貿易體系中，逐步喪失領先優勢，諸多利益相對受損，隨之產生大量的憤懣怨恨情緒，紛紛掀起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浪潮，民粹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暗流湧動。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以單邊主義代替多邊主義，以貿易保護主義代替貿易自由原則，不斷威脅退出各類國際組織，甚至威脅癱瘓和退出WTO，乃至解散二戰之後建立的聯合國。歐洲各國的民粹主義政黨在議會鬥爭和街頭運動中風頭日盛，且在英國、德國、法國、奧地利、荷蘭、丹麥政壇穩紮穩打，為歐洲政治的分裂埋下重大隱患，致使國際關係孤立化、緊張化、極端化的態勢日漸蔓延，特別是英國脫歐成為反全球化的標誌性歷史事件。不難看出，當今世界地緣政治更趨複雜，大國之間競爭日漸加劇，國際協調難度不斷加大，但必須指出的是，伴隨二戰後擺脫歐美枷鎖的各個殖民地國家的不斷發展，特別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的迅猛崛起，任何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傳統帝國思維模式和帝國國際政策終將退出歷史舞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類的全球化進程主要是受到經濟利益和科技發展所驅動，它是歷史發展的內在的固有的客觀力量在發揮作用，不是由哪一個民族國家或某位政治、經濟、軍事強人，依據本國或本人意願人為設計出來的結果，任何民族和國家最終都無法抗拒或阻止這些基礎性力量發揮作用。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也許會促使某些國家的供應鏈更加多樣化，甚至可能出現資本被迫回流國內，但這只是一時一地的暫時現象，因為在全球化的今天，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做到把所有產業鏈限制在一國之內，將自己完全置身於世界之外而「遺世獨存」。
當然，要真正順應新型全球化浪潮並不斷克服民族沙文主義帝國邏輯所暴露的各種問題，還需要世界各國特別是後發國家長期性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實現。以我國為例，我們必須學會化危機為機遇，既不急躁冒進，也不瞻前顧後，而是積極採取各種戰略措施，大力推動世界政治向多極化發展，包括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加快「一帶一路」建設、實施自由貿易區等。我們只有把改革開放不斷引向深入，科學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深度開發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才能實現與世界各國在多邊框架下的互利合作，逐步建構起更高層次、更高規格、更高目標的經濟開放體系，推動全球經濟向著更加開放與包容、更加普惠與共贏、更加平衡與規範的方向發展，從而為全球治理體系多極化的不斷生成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國40多年來的跨越式大發展已經充分證明，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動力之源，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因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我們唯有在推動世界向多極化發展的過程中，才能在世界舊有格局中找到破局之法，在當今亂世格局中謀求解局之道，在變局中開新局。
三、多極化世界中主權國家的王道政治
眾所周知，生物多樣性既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食物資源，也是保護水源和土壤、調節氣候變化的充分和必要條件。生物的種類和數量越多越複雜，越能促進生物自身的進化與繁衍，越能保證生態系統的穩定運行和緩慢演進。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與生物世界的演化規律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人類文明也只有在多元共存中才能不斷前行。恰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文明只有奼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15]那麼，在全球化和多極化的當代世界，如何擺脫歐美國家的帝國邏輯，實現不同國家之間的和諧相處和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尊重，進而推動主權國家逐步擺脫霸道政治的羈絆，邁向王道政治的坦途，筆者認為，下述四種國際倫理理念為當代王道政治所亟須。
（一）逐步生成多極共治的政治倫理觀
雖然當今世界各民族國家之間仍然存在著嚴重的權力失衡，存在著霸權要求和單邊主義思維形式不斷回潮的現象，但伴隨全球化狀態下各個民族國家相互依存度的增強，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批評、抵制和克服狹隘民族主義和單邊霸權主義的行為方式，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尋求跨越民族國家的協商、互信、互惠和互動的多極共治的全球治理模式，反對通過武力和戰爭來解決民族國家間的糾紛。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提出了建構「主體間性」和「世界公民社會」的設想，主張具有語言和行動能力的主體只有自覺放棄權力和暴力的使用，遵循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三大話語倫理規則，通過自由平等的話語論證，來建立起真正的話語共識，進而強調通過對民族國家主權的行動空間做出規範、限制或跨越，來確保和落實作為世界公民的個人的自由權、平等權等。與哈貝馬斯不謀而合，羅爾斯在其《政治自由主義》中提出了著名的「公共理性」「重疊共識」理論，主張各國公民應當在豐富多樣的個人合理性觀念之間求同存異，在程序正義的基礎上，通過由淺入深、自下而上的複雜性公共討論過程，實現理性多元基礎上的統一和凝聚，討論的越是充分越是具體，圍繞核心政治觀念達成共識的深度和廣度就越是可信可靠[16]。世界主義倡導者烏爾裡希·貝克同樣主張，必須承認民族國家間的巨大差異，但不能將其絕對化，而是要通過交流和融合對差異進行限制和調節，以實現全球事務治理過程中結構上的寬容、決策上的民主和程序上的公平[17]。在全球化和多極化的21世紀，必須建立跨國家的社會保障機制，通過各種國際規則制度來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世界難題。實際上從二戰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到今天國際刑事法院的出現，從歐洲國際聯盟、世界貿易組織再到聯合國各類機構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就在逐步證明全球多極共治政治倫理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二）持續建構互利共贏的經濟倫理觀
18世紀英法的崛起，19世紀德日的強大，20世紀美國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掠奪和不公平貿易而實現的，但在二戰之後，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赤裸裸的戰爭掠奪已不再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企業盈利要支付成本、借錢必須還錢、投資會有風險等，這些常識性市場經濟原則已經成為全球企業的倫理共識。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多極化趨勢不斷增強，更是讓各個民族國家的經濟生活日益融為一體，一個國家只有不斷從外部吸收各種資源和能量，優化自身的經濟結構，才能增強其經濟實力。這就要求各個民族國家必須以開放的姿態對待迅速變化的世界，通過國內和國外的深度融合，牢固樹立全球互利共贏的經濟倫理觀。在此，我們僅以跨國公司的經營為例予以說明。當今時代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和全球公司不再僅僅從公司總部所在國利益出發配置資源，而是越來越多地從全球經營利益出發，在全球範圍內融資、收購和兼併，將製造組裝業務和研發營銷業務全部外包，並紛紛加入聯合國倡議的全球契約，自願接納這個契約所倡導的保護公司所在國的人權、勞工、環境和反腐敗等10項原則。這就充分證明在全球化和多極化的21世紀，只有確立全球互利共贏的經濟倫理觀，各個民族國家的跨國企業才能立足於世界經濟之林。
（三）不斷達致多元共存的文化倫理觀
在全球化和多極化的21世紀，各民族國家逐步認識到，多元異質型文化的存在有利於人們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和思考問題，有利於各種文化之間的平等交流和相互理解，有利於反對和抵制不同民族文化霸權主義思想的擴張。因為一個社會的文化同質性太強，其適應外部變化的能力必然降低，反之，一個多元異質型文化並存的社會，必然是一個不同文化群落各領風騷的社會，同時，也是一個充滿思想創造活力的社會。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必須彼此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特性、宗教信仰和生活價值觀，承認每一群體都享有選擇和保留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倡導不同文化間開展對話和交流，通過相互理解來增進彼此間的信任。
但需要指出的是，多元共存的文化主張往往隱藏著某種特殊的文化價值訴求。一方面，某些強勢國家可以打著全人類普遍主義文化主張來同化和打壓弱小國家的特殊主義文化訴求，乃至通過歷史虛無主義、歷史進步主義等手段來毀壞弱小國家的文化，為其政治、經濟、軍事領域的霸權行徑提供依據。另一方面，弱小國家既可以通過文化多元主義訴求去抨擊強勢國家，迫使其接受開放的、多元的、新型的、多民族的、多國家的文化現實；但也有可能因為害怕這種新的開放瓦解自己的傳統文化而極力排斥外來文化，陷進民粹主義的泥潭而無法自拔。可見，多元共存的文化主張在政治層面具有極大的含混性，它既可以被自由主義者用來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文化觀，也可以被後者用來捍衛弱小國家獨特乃至保守的文化觀，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對多元共存的文化主張採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一個民族只有對自己的文化充滿堅定的自信，才能在世界舞臺上獲得堅持堅守的從容，鼓舞起奮發進取的勇氣，煥發出創新創造的活力。又要結合新的時代要求，對本民族文化的優缺點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而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優缺點只有在比較的過程中才能得以鑑別。因此，只有通過對不同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對其歷史譜系進行探賾索隱，對其良莠雜陳的各類要素進行剝繭抽絲，在深刻洞察彼此精神內核異同的基礎上，尋找到建構各自民族文化主體意識的理想路徑，並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斷再造本民族文化的輝煌，最終如費孝通先生所主張的那樣，達至不同文化之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四）加速確立風險共擔的責任倫理觀
在全球化和多極化的21世紀，人類面臨的技術風險、環境風險、能源風險、疾病風險、安全風險、金融風險等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呈現出局部問題與全球問題相互轉化、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彼此交織的局面，它超越了地域、民族、國家、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差異，日益成為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全球風險。這就要求各個民族國家必須將本民族的利益置於人類整體利益的大環境下予以重新審視和定位，乃至犧牲本民族利益來保全整個人類的「超民族」利益，如果各個民族國家不去樹立自我約束的責任倫理觀，人類只能在層出不窮的各種重大風險面前束手待斃。為避免這種危險後果的出現，就需要各個民族國家在發展理念和行動措施兩個層面做出調整。就發展理念而言，需要各民族國家對近代以來強調人類力量的持續擴張和對自然資源的無限攫取的所謂現代化發展觀進行深入反思，因為這種發展觀已經帶來了整個人類生存條件的嚴重惡化，危及地球上所有民族國家的全部生命。這就要求各個民族國家必須完成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就行動措施而言，各個民族國家必須建構一種在全球責任倫理思想指導下的世界各國共同參與的協商機制，成立各種全球治理機構，制定出對各國都具有較強約束力的方案，使世界各國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步驟。
總之，在不可逆轉的全球化和多極化時代，一個國家在地球村中的價值、地位和作用，將取決於這個國家對全球化和多極化時代國際爭端機制的建立提供了多少合理化建議，這個國家面對人類遇到的共同難題提供了多少有價值的國際倡議，這個國家在人類遇到的各種突發災難面前貢獻了多少應盡的力量。要完成上述霸道邏輯向王道邏輯的根本性轉變，就必須改變看待各種複雜性世界問題的視角與方法，真正終結「文明衝突論」「利益脫鉤論」「贏者通吃論」「唯我獨尊論」「潛在敵人論」「修昔底德陷阱論」等各種帝國思維的陳舊執念，牢固樹立 「人類命運共同體論」「利益交集論」「優勢互補論」「合作共贏論」「相互尊重論」「共創未來論」等現代人類應有的全球性價值理念。唯有完成上述人類世界觀的徹底轉變，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才能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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