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是儒家士子畢生追求的夢想與目標。
《尚書·洪範》中說：「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記載的，便是聖王治國時天下太平晏樂的景象。
在儒家看來，上古羲黃時代（伏羲黃帝）、堯舜禹及周文王、武王、周公治世時，天下便達到了「王道」的程度。
春秋時候，周王室日衰，天下禮崩樂壞，孔夫子起，其終生致力的最高目標，便是希望能夠在世間重現王道。
當然，結果很明顯，這一願望並沒有實現，「王道」因其對治理者的要求很高而且慢成，愈發不被各國統治者所接受，並逐漸被相對速成的「霸道」、「霸術」所替代。
如春秋時候齊桓公、晉文公及後面戰國各國的爭雄，所用的皆是霸術，當然不只是春秋戰國時代，歷史再往後推，「霸道」之學與用始終長盛不衰。
而透過歷史的軌跡看，「王道」就好像似正派的內功心法，修煉保養起來很慢，可一旦完成了，就會連綿不絕、威力巨大，而且端正醇和，令人如沐春風，保持的時間也較長；「霸道」則似邪派的功夫，練成較快，但副作用與反作用力也大，使用者往往自身也會被反噬——天下人心逐漸被霸道思想陵替，今日之霸凌別人者，明日因失去力量往往又會被他人所霸凌，而為了維持力量，那麼擁有霸權者就會不擇手段。
那麼二者更根本的區別在那裡呢？
在陽明先生看來，所謂「王道」與「霸道」之分野，其最大區別其實是在於各自發心的起始如何。
「王道」的起始點是「仁心」；而「霸道」的起始點，則是功利之心。
為什麼這樣說？
如堯舜禹等聖王的治理，為什麼可以達到王道的程度？其實是因為他們自身的「仁心」已修養體悟到位，其心境，已然便是百姓之心、是天下人之心。所以，他們在對任何事情做出決定的時候，如選才用人、各項制度的設立施行等，都會首先以天下及天下人為念，不會摻雜絲毫的個人私心在裡面。
這樣的成果就是所有事情處理起來都會非常得宜，很是恰到好處，那麼自然人心悅服，百姓感嘆。而且上行下效，流風所及，天下就是一片廓然大公、正氣浩然的社會風尚，而人民，亦得以安居樂業，民風，則端正樸素。
而到了後世各國君主爭天下的時候呢？出發點還是首先以百姓為念麼？不是了，更多的是為了君主自身的權勢、疆土與其功名欲，有時出於被動地報國恨家仇，但終究不再是為了什麼天下人的幸福安樂。
其實就算是在本國內政治理的時候，能多為百姓惦念一些，已經算是當時的好君主了。
那麼受風氣影響，百姓之間也就會多狡詐且崇尚名利，為了名利則可以使用各種手段，機巧便日出。
王道霸道之別，就此分野，其實就是從那一顆初心的差異為起始點的。而由這個點為起始，日後的分野，其實也已然註定。
那麼儒家最重要的任務，自然就是要正人心！在君主身上，則就是「格君心之非」。
如孟子見梁惠王，所以不厭其煩地為其巧說雄辯、循循善誘加以啟發，目的無非是希望梁惠王能夠保有住那一顆仁心並以此去治理國家，進而有可能的話，他還可以平治天下。
可梁惠王，終究如絕大多數君主一般，不願意去踐行這種「苦了」自己幸福天下人的「苦差事」。
孔夫子沒後，後世儒家弟子雖一代又一代地傳承著「王道」的使命與理想，可王道終究沒有再回來。說起來，是「王道」真的實現不了麼？還是士子們本身沒有再達到能夠有力量推進王道的水平呢？
畢竟王道事業，首先誠非一時一代之功，它需要可能好幾代人的前赴後繼，連續傳承推動才有可能實現；再次，推動必需要人，如果推動者本身的心尚未澄澈透明的話，那麼王道又怎能指望著實現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