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丁光訓與他的時代
特殊的處境和特殊的時代，造就了一位特殊的、不同凡響的主教。丁光訓主教的一生，伴隨了半個多世紀中國基督教的跌宕起伏，及其背後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在他心中，那一代中國基督徒的信仰可歸納為：「有兩個中心的橢圓，是兩個C，即基督和中國(Christ and China)」
本刊記者/朱雨晨
2012年11月22日，丁光訓主教以98歲高齡在南京逝世。僅差了6天時間，他未能迎來金陵協和神學院的60周年校慶紀念日。在過去的一甲子中，丁光訓擔任該院院長達58年，其後兩年是名譽院長。
1955年，丁光訓被中華聖公會按立為浙江教區的主教。時至2012年，他是中國最後一位在世的基督教主教。丁光訓主教的離去，帶走了一個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時代。
「兩個C，基督和中國
(Christ and China)」
1915年，丁光訓生於上海的基督教世家，從小接受英文教育，連在聖公會做禮拜也用英文。丁光訓在聖約翰大學高中部、大學部完成早年教育， 1937年以英國文學學士學位畢業。此後進入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任學生部幹事。
青年會雖以基督教教義為立會的宗旨，實際並不宣教，所以不是教會，而是一個服務於社會的NGO。也因此，青年會對中國的現代化、融入世界有諸多貢獻。如翻譯中國第一部羽毛球規則的司徒桐，當時就服務於青年會少年部，後來也是丁光訓在金陵神學院的同事。青年會因致力於服務社會、改變社會，丁光訓自然被會內外一批思想偏左的青年知識分子、基督徒吸引。其中，對丁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後來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首任主席吳耀宗。
丁光訓大學畢業這一年，盧溝橋炮聲隆隆。民族救亡已是中國社會的第一主題，中國基督徒自然無法置身事外。但救亡，尤其是訴諸武力，又與教義中「打你的左臉，給他右臉」的和平主義相牴觸。後來吳耀宗曾談到，自己30年代出現「人格分裂的現象。聖經唯愛是真理，抗日救亡也是真理」。
這一張力，普遍存在於吳耀宗和丁光訓這一代基督徒身上。表面上看，沿海省份、租界內出生長大的基督徒，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妥協性」應最為明顯。但實際上，他們因身負國恥家恨反而更具有民族主義和愛國激情。只是在當時，「愛國愛教」如何結合，歷史還未給他們一個明確的選項。
1945年，丁光訓擔任吳耀宗等發起的「中國基督教民主研究會」執行幹事。據丁光訓的好友周加才在《愛無止境》一書中記錄，「丁光訓在不少青年學生心目中已成為一個學生運動的領袖」。
1946年丁光訓出國，翌年赴美國協和神學院，於1948年獲得神學碩士，然後去瑞士日內瓦擔任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幹事。此時，國內戰場上勝負漸分。據丁光訓回憶，1949年5月吳耀宗赴歐洲參加世界和平大會，曾找他長談。
吳耀宗介紹了解放區欣欣向榮的情況，特別是人民群眾翻身做主所帶來的新的精神面貌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他引用《馬太福音》第25章說明，共產黨人口頭上否認基督，卻實踐了愛；而基督教口頭上不停地承認基督，實踐上卻沒有能彰顯它，因為沒有對大眾的愛。丁光訓問：新中國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政府要取消宗教，你是否還擁護新中國？吳先生說丁太聽信國外所謂解放區迫害宗教的許多謠傳了。「退一萬步來說，只要祖國是美好的，那麼，即便宗教受到打擊，我還是愛祖國。」吳說。
吳耀宗還向丁光訓詳細解釋，在新中國，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協商來妥善解決，統一戰線將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我國宗教信仰自由從根本上說將是有保障的，但實踐上一定會出現各種問題，需要對幹部和信眾雙方經常進行政策教育……
當其時，將共產黨和毛澤東看作拯救中國的「彌賽亞」，在中國基督徒中為主流觀點之一。甚至有牧師感佩其所作所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如上海基督教國際禮拜堂的李儲文牧師，後來成為中共高級幹部，香港回歸前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1951年，丁光訓回國。30多年後，丁光訓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演講時，提及往事，將他這一代中國基督徒的信仰歸納為「有兩個中心的橢圓，是兩個C，即基督和中國(Christ and China)」。
他出任院長，各派都能接受
1949年鼎新之際，雖然中國宣布「一邊倒」，但中國教會對外通道尚未斷絕。在當時，中國基督教、天主教教會，及其設立的學校、醫院，均以國外資金、尤其是美國資金為主而支持運轉。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美徹底交惡，美國政府宣布凍結中國在美國國內的財產。不久，中國亦宣布管制美國在華一切財產。至此，前述學校、醫院、福利設施、教會的外援徹底斷絕。基督教「三自」運動，即始於此政治、經濟背景下。
「三自」，即「自治、自養、自傳」的簡稱。早在1850年，英國聖公會亨利·樊就提出了「三自」的概念，認為「傳教士努力的方向應當使他們自己成為不必要的人」，使基督教會在中國落地生根，不必依靠海外母會。至20世紀20年代，中國也曾興起一批獨立教會，強調由中國人領導，由中國信徒自己維持。當時，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教會要求實現「三自」的要求並不排斥，甚至部分外籍傳教士在積極倡導、努力推動。天主教傳教士雷鳴遠就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但在現實中，由於戰亂和貧弱，1949年以前的中國「三自」，進展並不迅速。
1950年7月28日，吳耀宗等40名中國基督教各教派領袖聯名發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即著名的《三自宣言》。9月23日《人民日報》頭版全文刊載了《三自宣言》，並公布截至8月底首批在宣言上簽名的1527位基督教徒的名單。至當年底，已有近8萬籤名。至1953年12月，籤名人數達到了40萬人，約佔當時全國基督教徒的三分之二。第二年，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下稱全國三自)成立，吳耀宗任主席，丁光訓為常務委員。
1952年，在南京金陵神學院基礎上，華東11所神學院及聖經學校聯合，建成金陵協和神學院。年僅37歲的丁光訓出任院長。
當時，基督教內各宗派林立——這實際上是國際各宗派先後進入中國宣教後，自然形成的格局。上述11所神學院及聖經學校，也分屬不同的宗派。丁光訓回國後擔任廣學會總幹事，沒有在任何神學院任教，因而由他出任院長，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選。
大致說來，當時中國基督教界已分現代(自由)、保守(基要)兩大陣營，對神學教學、聖經的各種教義理解差異頗大，並因此造成生活習慣的差異。有學生受靈恩派影響，每次禱告的時候會大哭。又如聖約翰大學內的聖公會中央神學院，據當時的學生，後來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曹聖潔回憶，該學院強調學生需注重靈性追求，甚至提出要有修道院的遺風，學生只能穿藍、黑兩色的衣服；每學期要有一天「靜修日」；除非必須，一天要求不說話……
曹聖潔作為中央神學院學生，轉入金陵神學院時已是大三，一個學期後即成為首屆畢業生。據曹和她的老師、當時的副教務長陳澤民回憶，丁光訓提出，為尊重不同的教派，部分課程分班授課。在一些神學問題上，現代派和基要派基督徒有重大差異。如現代派會採用使用當代考古、考據的方法研究《聖經》，如考證《摩西五經》是否字字句句均為摩西所寫？還是另有後人編輯？或者，《聖經》因各個版本傳抄、翻譯，會不會有差異甚至是因而出現錯誤？但是，研究結果卻不被基要派接受。於是，在金陵神學院內，不得不形成妥協方案。
「當時聖經課和神學課，課程號上有『.1』和『.2』。前者是基要派老師上課，後者是現代派老師授課，學生可以自由選課，不交叉。」如今已96歲的陳澤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丁院長本人的神學理念和我一樣，是現代派的。但他很智慧，強調團結。」
陳澤民回憶說，分班授課持續了5年，至1958年。由於反右之風漸起，終於刮入金陵神學院，導致停課三年。上世紀60年代後，雖然短暫複課，又遭遇文化大革命。中國基督教界進入一個黑暗期。那時，陳澤民開始抽菸，直到30年以後才戒掉。說起抽菸的往事，已近百歲，被按立為牧師超過60年的陳澤民很不好意思地笑起來，像個淘氣被抓了現行的孩子。
「丁院長也抽過煙？」《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問。
「抽過，不過很少，也是很短的一段時間。」
可想而知，丁光訓當時內心應極為苦悶。至文革起，他本人雖因周恩來保護未受衝擊，但其家人、同事都備受磨難。金陵神學院的藏書，幾乎全部被紅衛兵燒掉。丁光訓等教授拼命解釋其珍貴，設法保全。最終，幾位神學家爭取到了12個小時的時間，挑出3000多本，雖然不過原來藏書的一成，但也為神學院保留了一份血骨。
是鴉片，還是鴉片煙？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教會開始恢復活動。曹聖潔牧師記得，上海沐恩堂是1979年9月2日恢復禮拜。斯時沐恩堂被一所學校佔作大禮堂，上面還掛著毛主席像。上海市有關部門去協調的結果是，由學校借給教會，教會方面還要付房租。每周做禮拜之前，會把毛主席像遮起來。「當時《讚美詩》只是油印了幾張紙。」 就這樣，中國社會的宗教生活漸次恢復。
丁光訓也迎來了其人生的頂峰。1980年，負責基督教教務的中國基督教協會成立。協會與全國三自一起，並稱為「基督教全國兩會」。丁光訓兼任全國三自主席和基督教協會會長，至1997年方才卸任。同時，他還長期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地位雖高，丁光訓卻不時反求諸己。如談及極左路線，上世紀80年代時丁光訓就曾說：「我是這條路線的受害者，但在一些問題上，我也不是沒有接受這條路線的影響……現在我在神學院，在教會，在社會，都盡我的力不讓『左』的東西繼續害人。我求神悅納我這一懺悔的表現。」
這方面，丁光訓的貢獻體現於「第三次鴉片戰爭」上。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一語，在1949年以後成為中國社會對宗教的判斷，被寫入中學政治課本。上世紀80年代，中國宗教學術界為這句話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論戰，後被戲稱為「第三次鴉片戰爭」。丁光訓是此次論戰的主將之一。
丁光訓一方主要為上海、南京等地學者。其論戰對手，主要是地處北京的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幾位學者。故此次論戰也被稱之為「南北戰爭」。北方學者堅持「鴉片論」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理論基礎、理論核心，是研究宗教問題的根本立場和指導原則。」南方學者並不否認這句話出自馬克思的著作，但指出在翻譯中忽略了上下語境，甚至有翻譯錯誤。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馬克思的話因被列寧引用，也被廣泛翻譯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南方學者考證出，馬克思的原話是「鴉片」，「鴉片煙」 是德語、俄語、漢語之間多次轉譯後的誤譯。因為在馬克思撰寫《〈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時，「鴉片」是鎮痛的藥品，一般窮人消費不起，故而只能在痛苦時轉向宗教。而「鴉片煙」則是毒品，由「鴉片」提煉而成。事實上，藥品和毒品之間有巨大區別。然而，因為中國的特殊歷史和漢語的模糊，「鴉片」與「鴉片煙」時常混用，其背後是慘痛的歷史記憶。於是，信教類同於吸毒，宗教領袖與毒販無異。
丁光訓等學者更考證出，早在馬克思之前，已有十幾位學者將宗教比作「鴉片」(不是「鴉片煙」)。而馬克思只在青年時代提到「宗教是鴉片」 一次，後來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還說過：「每一個人都應當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實現自己的肉體需要一樣，不受警察幹涉。」
據此，丁光訓撰文說：「把這句話說成為馬克思的首創和發明，馬克思在天有知，會感到不好受的。說它一語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核心，這在理論工作者不僅是一個不幸的常識性錯誤，而且是把馬克思主義宗教觀降低到資產階級知識界和宗教界開明學者早已達到的水平。」
此後的論述更為辛辣。《丁光訓文集》中有這麼一句話：「毛主席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說：『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妙藥，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力氣地包醫百病。』這句話在今天還值得重視。」
上世紀80年代末，「第三次鴉片戰爭」逐漸平息。90年代以後，「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仍有出現，但「煙」字再不見蹤影。此次論戰，客觀上也推動了宗教學和宗教哲學脫離政治和意識形態困擾。「宗教是文化」「宗教是社會文化現象」等觀點漸被更多人接受。
因信稱義和愛
上世紀50年代初「三自」運動興起，至少與基督教、天主教的本土化、中國化努力有關。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曾將中國的三自運動與英國聖公會脫離羅馬教廷、宣布自立相提並論。如抽去種種外在因素，這一比喻自有其合理性。
1980年起，丁光訓任「基督教全國兩會」主席、會長，仍大致保持自由派神學本色不變，並努力吸收新的神學思想，為基督教的中國化努力。
1985年，他在金陵神學院講座中公開介紹「解放神學」、 法國傳教士德日進的「進化神學」和「過程神學」。
源自拉美的「解放神學」強調實踐，參與社會，甚至改變社會。巴西大主教卡馬拉曾說：「當我給一個窮人麵包吃的時候，人們說我是個聖徒；但當我問到窮人為什麼沒有麵包吃的時候，就有人說我是共產黨。」這句話曾被丁光訓多次引用。從中，不難看出「解放神學」與當年丁光訓本人的選擇之間，有相當程度的契合。
德日進認為，上帝用6天時間進行創造後，並不是永遠休息。上帝的創造仍在繼續，到今天為止，人是過去的創造或進化的一個半成品。而「過程神學」進一步認為，上帝不但是創造者，也接受世界對他作出的反應，並對之作出反應。人的使命是在創造過程中成為參與者。
「過程神學」肯定並突出「上帝是愛」的觀念。這也是丁光訓神學中最重要組成部分。2003年，他曾公開批評教會中「關於聖經有許多錯誤的看法」，並認為聖經中不全是上帝的話。如《申命記》中，以色列人出曠野後奪原住民的一切城邑，「將有人煙的各城，連女人帶孩子，盡都毀滅，沒有留下一個。」
丁光訓說：「德國人是這樣對待猶太人的。日本侵略我們的時候，進行大屠殺……我們是否可以想一想，這是不是上帝的話，我們所認識的上帝，就是在耶穌基督身上看到的上帝，會這樣殘暴嗎？」
在丁看來，要離開那「威脅人的上帝」「行事像推土機的上帝」，愛才是上帝的最高屬性，是上帝創造宇宙、推動宇宙的第一因。因高舉愛，丁光訓提出淡化「因信稱義」。據熟悉丁光訓思想的學者、學生說，這是他努力將基督教中國化的良苦用心。因為高舉「愛」，能讓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摩擦最小，融入最為可能。
自馬丁·路德改革之後，「因信稱義」已是基督教的核心觀念。基督教有強烈的「罪感」，人認罪悔改，信靠耶穌基督，即蒙神的恩典獲得救贖，而「白白地稱義」。
但在客觀上，「因信稱義」將信和不信之人化為兩界，信者上天堂，不信者入地獄。聖經上還有「信和不信不能同負一軛」的教訓。這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播、與本土文化融合的最大障礙之一。也因此，產生了「雷鋒能不能上天堂」之類頗具中國特色的神學問題。
陳澤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丁主教看到一些基督徒，強調『因信稱義』導致『因信廢行』，因此主張淡化。」 丁曾撰文指出：「假如你信仰基督，任何事都是許可做的，這就是『道德無用論』所宣揚的。它所推出的是上帝準許基督徒和基督教國家做任何事情。」 更進一步，丁光訓曾多次在演講中提到：「作為基督徒，我在一定程度上對無神論者的主張要說『阿門』。」
而連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是愛。它能夠打開信與不信的藩籬，直擊一切人心中最柔軟的部分。
陳澤民等熟悉丁主教的教師、學生都說，丁從來沒有接受「因愛稱義」，或用「因愛稱義」取代「因信稱義」。但前述神學思想已足夠引起爭論了。對偏保守、基要的基督徒來說，上述論述，如認為聖經中不全是上帝的話等，足夠被判為「不信」。即使是金陵神學院的學生，也有相當部分對丁主教的神學觀點持保留態度。
然而，除少數極端案例外，丁光訓大致保持著一個院長的長者之風。曾有一名學生並不接受丁主教的神學思想。丁卻在家請他吃飯、交流。那位學生記得，飯後丁光訓送他出門，走出老遠，他還看到院長在路燈下揮手作別。這位學生畢業後，未進入三自教會。但在丁光訓故世後，他仍趕來參加遺體告別。
這種長者之風也體現在其他方面。身為「基督教全國兩會」的主席，他卻將「兩會」比作腳手架。他說，待建築物——基督的身體(按基督教義即指教會)——最後建立好，腳手架就無影無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