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球小人物（一）：淮河岸邊的足球人家

今天，我要重溫一些足球故事。

這些故事的主人翁在中國足球，都是些無名之輩。

他們是中國球迷芸芸眾生的一員，他們的故事，惟其普通，所以貼近；惟其獨特，所以鮮活。

文章略長，大家不妨給點耐心，慢慢讀下去。遺憾的是當初的圖都沒有了，只能隨便配一點了。

深夜等候的出租司機，淮河岸邊被淹沒的人家

2004年，那時本報（《足球》報）還駐紮在廣州市越秀區海珠中路97號。

一個計程車司機總會在深夜的時候停在我們報社門口，一來看看是否可以做點夜班編輯的生意，二來，他很想找本報同仁，訴說他自己的遭遇。

很幸運的是，他碰到了李璇（也就是我們現在的編輯部主任，當時她來本報沒多久），我們的主任被他的講訴所打動。

11月15日，這位名叫王慶生的司機依約來到《足球》編輯部。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講述中，他甚至記不清第一個認真傾聽他故事的編輯，也就是李璇的名字。當年他41歲，記性已經快趕上老年人了。

王慶生說這是他長期精神高度集中的結果，通俗地說就是神經衰弱。一個剛過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上有父母，下有妻兒，全家人的重擔落在他一個人身上，壓力可想而知。現在的王慶生一碰到緊張的事情手就發抖，尤其是一看到交警，他就會忐忑不安以為自己是不是又出了什麼差錯要被罰款。一天12小時緊張地注視著未知的前方，只有收車回到江夏他自己租下的宿舍後，他才能長舒一口氣。

那是王慶生人生中最灰暗的時刻之一。

前一年，2003年7月9日，淮河邊上的安徽蚌埠市上空雷電交加，暴雨傾盆。入汛以來最大的一場暴雨襲擊了這座鐵路樞紐城市。這場雨足足下了150毫米。

這場暴雨淹沒了王慶生的家，安徽省蚌埠市長青鄉，宋灘村。

整個宋灘村就被洪水沒了頂，最深的地方水深超過兩米。

王慶生的父親、妻子、女兒乘船避難，避難過後，爺爺還要給遠在上海踢球的孫子打電話報平安，這一場洪水讓王家經濟上損失慘重，也讓在上海東方明珠足球俱樂部踢球的王帥（王慶生兒子）打定了從上海退學的決心。

2004年11月，我去宋灘村採訪，洪水已經退去16個月，但它的痕跡處處可見，村裡很多房子的牆壁上還殘留著一條條水淹時的分界線，青苔頑強地從牆壁的縫隙生長出來。

這種痕跡在王慶生家的房子上找不到，因為他們家蓋了新房子。

這座花了兩萬塊錢蓋起來的新房子屬於三個人，王慶生和他的兩個姐姐。光靠一個人，誰也沒有辦法拿出這筆錢來。兩萬塊的新房子，看起來卻依然破舊，最重要的是，一樓根本不敢放什麼東西，這是淮河岸邊人家的悲哀，不知道哪一年天公不作美，滔滔洪水又要重來。這幢新房子是迫不得已才蓋的，老房子經過去年洪水將近一個月的浸泡已經有點搖搖欲墜。

夢已破碎的足球少年

一家人住進這樣的新居，臉上卻都沒有喜色，實際上，伴隨著新房而來的是前所未有的生活壓力———那年洪水過後，蚌埠為了保證淮河邊上的工業區，決心修一條新堤，王慶生父親王德山連同幾個已經出嫁的女兒總共八口人的八畝地全部被徵走，而因此得來的六萬多塊錢幾個人一分，每戶拿到手裡還不到一萬塊錢。這個大家庭就此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成為了蚌埠市的非農業戶，以後他們沒有田種，也沒有任何社保。

實際上這家人的生活窘迫非常。原來在淮河碼頭上跑運輸、後來不得不千裡迢迢到廣州去打工的王慶生說，在每天開足十二個小時的計程車才能保證月入兩千元；妻子趙秀蘭原來在一家工廠當清潔工，月收入兩到三百元，但是最近失業了；還有個老母親，平時賣點菜賺點錢，但是體弱多病，所以賺來的錢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王慶生的兩千塊幾乎就是這個家庭全部的收入。

對於王慶生的兒子，出生於1987年的王帥來說，他的足球夢也已經結束了。

2003年舉家逃亡那一天，他所在的上海東方明珠足球俱樂部也在不斷地催促他交拖欠的學雜費用。王帥怎麼也開不了口，最終，在洪水退去一個多月後，王帥還是從上海回家了。

洪水來臨前後，王帥跟母親趙秀蘭一共通了三次話，這也是他從上海回來之前最後三次通話。第一次在7月洪水尚未來臨前，王帥說：「媽媽，我想回來了，學校說再不交這個月的夥食費就不讓我到食堂吃飯了。」

趙秀蘭說：「你再等等吧，我馬上給你匯錢過去。」

第二次是在8月，洪水剛剛退去，王帥說：「媽媽，你知道嗎？我們一個隊友被一隊給送回來了。」說到這裡他壓低聲音對母親說，「你知道嗎？聽人說他們家一個月前給教練送了二十多萬，所以才到一隊的。」趙秀蘭說：「人家的事你別管，你也別跟別人多說。」

趙秀蘭打完這次電話非常恐慌，有錢就能讓孩子上去？！

自己一個農村人家，怎麼去爭取這樣的機會啊！這樣的情況是不是表示即使孩子優秀，也改變不了什麼？

第三次是在9月，洪水過後王家開始從頭再來，經濟上捉襟見肘。王帥說：「媽媽，你讓我回來吧，我實在是不想再增加家裡的負擔了。」趙秀蘭說：「不行！就這樣回來，以前的心血不是白費了嗎？」兩個人僵持不下，最後王帥衝口而出：「家裡還有多少錢，你有錢嗎？」

趙秀蘭登時啞然。

就這樣，王帥回家了，王家一個很大的經濟負擔解除了，一家人惟一的夢想也就這樣破滅了。

王帥在東方明珠俱樂部的費用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他在2000年初中的時候以1000塊的「轉會價格」從蚌埠的回民小學「轉會」至上海的東方明珠，三年初中階段，他交的錢很少，只是每個月兩三百塊錢的夥食費，當時籤訂的合同上寫明，俱樂部每年反而會給每個學生培訓費用，初中10000元，高中20000元(是以實物的形式)，但是，從2002年他初中畢業開始，俱樂部突然產生變動，每個學生必須每個學期交納3500元的學費，同時每個月上交1000元的夥食費，王帥一年的費用陡增至近20000元。在勉強支撐了一年後，王家最終只能放棄。

從上海回來，王帥並沒有哭。這一次的傷害遠遠沒有之前他沒能去英國培訓打擊大。那次是一個國際著名體育品牌在上海搞的活動，要選拔四個人到英國去見見世面。那一天，王帥同組的其他三個隊友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出現在比賽現場，組織方告訴王帥，其他人沒來，你自己表現得再出色也沒有用。但王帥還是單槍匹馬參加了各項比賽。在顛球項目裡，其他隊的四個隊員總共才得到1000分，而他一個人就得了790分。

比賽一回來，王帥在宿舍裡蒙頭大哭，那之後他又偷偷哭了好幾天，但回來的時候，他已經變得出奇地冷靜，冷靜得不像17歲。

辛辛苦苦十多年，還是回家來種田

家裡的情況一團糟，王帥回家之初還必須和15歲的妹妹王聰擠在一個房間，趙秀蘭說他能感受到孩子心情極差，經常是幾天不說話，所以家裡人說話都小心翼翼，儘量不去刺激他。不久後家裡給王帥找了一個職業中學去上課，準備2004年的高考。學校很遠，每天必須坐一個多小時的公交車，王帥辦了一張15塊錢的月卡，這是最省錢的方式。

作為一個純粹的農村孩子，王帥從踢球伊始表現出的靈氣遠遠超過那些城裡孩子，他小學三年級就能顛球顛三千多下，坐在地上他還能顛球。以他和張衛為首組成的宋灘村小學隊居然在1996年打了一個安徽省貝貝杯的冠軍，然後代表安徽到延邊去打了全國比賽，結果在當年的32支隊伍中他們獲得第16名。1997年安徽冠軍仍然是宋灘村拿的，這一次全國貝貝杯的戰場移到了成都的都江堰。一支來自安徽農村的代表隊能在全國性的比賽中亮相，這算得上是草根足球的範本。

實際上，他的好朋友張衛比他的情況更有說服力。張衛曾是劉春明時期中青隊的一員，除了沒有參加芬蘭的世少賽，此前中青隊的每一次集訓他都參加了。他曾是深圳健力寶二隊的隊員，但當時隨著健力寶出現一系列的欠薪情況，沒有上一隊的二隊隊員全部淘汰回家。

不幸的，張衛也在淘汰之列。他就這樣與王帥腳前腳後回到宋灘村，連學籍都沒有(因為他是安徽鳳陽人，在蚌埠沒有學籍)的他，整天遊遊蕩蕩，不知所云。張衛說王帥還好，放學以後還經常在學校裡練練球，而他則看到足球就頭疼，回來兩個多月球一點也沒碰過，所以現在已經胖了十多斤。

「辛辛苦苦十多年，還是回家來種田。」這就是王帥和張衛的真實寫照。

可憐的是，連田都沒得耕了。趙秀蘭經常會看著屋裡孩子呆坐的樣子忍不住嘆息道：「如果早知道是這樣，把這錢省下來，房子我們家都建了好幾幢了。」而爺爺王德山則說：「只怕宋灘村以後再也沒有人敢送孩子去踢球了，我們兩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中年男人的哀愁

中年男人王慶生的壓力可想而知，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兒子退學了，家裡的地被徵了，妻子的工作沒了，生活中惟一能夠確定的就是他可以每天用12個小時換來一個月兩千元的收入。人到中年卻要離妻別子，連家都沒了，還只能在廣州瞪著眼睛拼命，他心力交瘁。

有一個相熟的工友在廣州與他邂逅時驚訝地大叫：「慶生，你怎麼一下子白頭髮多了這麼多？」

沒人能想像他的苦，踢球這條路，是他替兒子選的。

在兒子王帥四五歲的時候，他就把孩子交給了叔叔王德龍(王德龍本分是王慶生的叔叔，但德龍比慶生還小一歲）。王帥八九歲的時候，嚴格的王德龍帶領著他們一群孩子每天早上五點就開始訓練，無論颳風下雨，甚至連洪水來時，只要能找到一塊能踢球的空地，他們的訓練就不會中斷。

因為有如此嚴格的訓練，王帥後來才會很順利地被安徽著名的足球小學回民小學（國腳趙鵬的母校）看中，後又被上海的東方明珠俱樂部看中，以一千塊錢的價格把當時才12歲的王帥從回民小學帶到上海。「一個小孩12歲就被人挖走，所以我覺得貝貝(王帥的小名)肯定能踢出來。」

王慶生說起這些往事的時候，臉上掩飾不住內心的驕傲，孩子踢球初期他那幸福的感覺太難忘了———對手太差，貝貝瘋狂地進球，他則忙於給觀眾們發煙。因為只要有進球，大人們就會喊：「誰家的孩子？快發一根煙。」

結果一場比賽下來，王慶生的煙總不夠分。那時王家家境不錯，他不計成本地跟著孩子去延邊、去成都比賽，既能旅遊又能看兒子威風的感覺好得不得了。

但後來的事情讓王慶生心碎。兒子不僅沒有踢出來，還得了病。病根是在兒子代表某個中超俱樂部的預備隊打比賽的時候落下的，當時王帥發著高燒，但是因為隊中缺人，結果還是被教練派上場了。

這場球踢下來，王帥就好像有了內傷，平時訓練基本上好端端的，比賽什麼的也問題不大，但是只要訓練一上量，他就會出現貧血，這麼一個怪病，找了幾個醫生都束手無策。

通過我的數位相機，王慶生看到了回到宋灘村的王帥，已經半年多沒見過兒子的王慶生看得很認真：「貝貝的頭髮怎麼長了這麼多？看起來一點精神也沒有？」「當然沒有精神了，還不知道出路在哪裡呢！」我的坦率讓王慶生一震。

他給兒子設計的幾條出路目前看來希望都不大：球想繼續踢下去，但不知道有沒有俱樂部願意給王帥一個機會；想參加高考，考個兩百多分就能上安徽師大，但是學業丟荒多年的王帥說他每次上英語和數學課就像聽天書；最後一條路就是去參軍，但退伍後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總之哪條路看起來都不光明。好在女兒稍稍讓他放心，目前在蚌埠業餘體校女足隊的王聰學習成績相當不錯，以後順順利利考個大學沒問題。

當我把老人王德山正在開荒的場面如實告訴王慶生的時候，他一聲長嘆：「有什麼辦法！誰不想讓自己的老父老母安享晚年？我不是不孝，而是實在沒有辦法啊！」他指著自己的胃說：「我這裡已經壞了，我想我將來一定會得胃癌的。但我無所謂，我只希望有醫生能治好我兒子的病。為足球，我們家已經瘋掉了一個，我不想我兒子也成為那樣的人。」

好了，這第一個故事講完了，王慶生說的」瘋掉「的那個，是他的叔叔王德龍。下一章，我來講《小鎮青年王德龍》。

那是一出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