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蜀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計劃率兵北伐曹魏。深夜，圓月高懸，相府人聲漸隱，室內一片安靜，燭火搖曳，隱約能聽到遠處校場的人喧馬鳴。出發前夕，諸葛亮沉思良久，最後拿起毛筆給後主劉禪上奏了一封表文，即《出師表》。
此表文為區別於後來的《出師表》，後人將這兩道奏表，依寫作的先後稱為《前出師表》和《後出師表》，以示區別。
《前出師表》問世近1800年來，後人讀之，仍未嘗不掩卷慨嘆，此乃諸葛亮的忠君報國、救亡圖存的肝膽之言、肺腑之音。這文章既是臣子對君王的勸諫之詞，也是長輩對晚輩的諄諄教誨，似父親一般威嚴，也如母親一樣慈愛，一片用心藏文章，忠義深情寄翰墨，時隔千年，讀來仍舊令人感慨系之，催人淚下。
表文從「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起筆，深痛先帝壯志未酬，卻不幸駕崩；「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語句寥寥，直奔主題，點明天下大勢，蜀漢王朝內憂外患、國步艱難的形勢讓諸葛亮心中充滿憂慮。
劉備創立蜀漢，有一統天下的大志，卻創業未半就棄世而去。於內，劉備死後，猶如泰山其頹，蜀漢王朝偏居一隅，國力疲敝，大勢已去，徒留年少的後主劉禪，他懦弱無能，而又不思進取，胸無大志，是個扶不起的阿鬥。
於外，當時蜀國面臨的形勢是，「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政治的軍事的形勢決定了蜀國必須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 在夾縫中求生存。蜀國既要對付北方的強敵曹魏，又要聯合吳國，使之中立。
當年，劉備白帝城託孤，讓諸葛亮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從此擔上了輔國重任，說劉後主的無能也好，說劉後主的信任也罷，諸葛亮實際上成為蜀漢政權的實際掌權人，系內政、軍事要務於一身，「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
於外，他不僅修復了吳蜀聯盟；還親率大軍「七縱七擒」降服了孟獲，平定了南方，鞏固了蜀漢政權的後方；又訓練了一支能夠出徵戰鬥的軍隊, 隨時準備北伐。於內，他對劉後主一方面是顧慮重重，恨鐵不成鋼，一方面又全力輔助，親自打理國內政務。
如今，魏文帝曹丕死，其子繼位，漢魏國內動蕩，北伐時機到來，諸葛亮想抓住機會出師北伐，但是他對劉後主及國內政務顧慮重重，放心不下。所以，諸葛亮在北伐之前上書《前出師表》的目的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勸請，二是明志。
他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想通過此次上表，安排好蜀漢國內的人事安排，分配好文臣武將各自的職能，確定好政府運行準則，以保證政局的穩定，從而有力地支援戰爭。
第一，勸請。即對劉後主的進言，薦能人志士，談治國大計，以消除出師的後顧之憂。
除去憂慮當時蜀漢王朝的內憂外患，諸葛亮還必須要處理好與劉禪的關係。他們既有君臣之分，也有「父子」之別，所以這種特殊的身份決定了他既要盡人臣之禮，又要有父輩之尊，既不能以訓誡的口吻，也不該用謙卑的語氣，要不卑不亢，方為得體。
當時，劉禪已經即位5年，時年22歲。諸葛亮擔心的是他「富於春秋，朱紫難別」，即年輕莽撞，頭腦簡單，處理不好事情。他深知年輕帝王的弱點所在，即「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內外異法」。可見，劉禪還是太年輕，能力也一般，所以時而自輕自賤，沒有一個皇帝該有的樣子；時而固執己見，忠奸不分，賢愚不明，寵幸佞臣。而且，劉禪身居宮中，自然更加親近宮中之人，賞罰之處難免失之偏頗。
所以，在《前出師表》中，諸葛亮概括談了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之後，他對劉禪勸誡說，「誠宜開張聖聽」，不能只聽那些阿諛諂媚的奉承之詞，而應該廣泛地傾聽文武百官的推心置腹的忠諍之言，繼承和發揚先帝那種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的美德，「以光先帝遺德」，才能「恢弘志士之氣」，使得全朝的文臣武將，同心同德，輔佐蜀漢，共圖大業。
另一方面，劉禪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即作為帝王就該有帝王的樣子，不能自甘墮落，不能自暴自棄，聽從佞臣們的擺布，從而「以塞忠諫之路也」。
諸葛亮還說，劉禪作為蜀漢的帝王，只有「 陟罰臧否」，嚴明公正，才能凝聚人心，內外一體，「不宜偏私」，分辨忠奸，辯別賢愚，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諸葛亮連用「宜」、「不宜」，態度明朗，言辭懇切，反覆強調，唯恐有失，可見他對劉後主的殷殷期望。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這既是真實的歷史教訓，也是對劉禪的警醒，親賢遠佞實為關係到蜀漢興衰存亡的大事。最後還追加了一句補充，先帝生前每每談及桓帝和靈帝時期的腐敗昏聵，莫不為之嘆息痛恨，此間種種，由不得劉禪無動於衷，冥頑不靈。只有「親賢臣, 遠小人」，才能廣納「貞良死節之臣」的忠言，才能做到政治清明，完成先帝的遺願。
以上諸多建議中，親賢遠佞是核心。但面對文武百官，誰是忠臣，誰是佞臣？劉禪未必了解清楚，所以諸葛亮向年輕帝王推賢進士，從文臣到武將，從性情至才能，敘述詳盡周密。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
諸葛亮在選拔人才和安排人事方面做了具體的交代，於政事，有董允等人朝中坐鎮，於軍事，讓將軍向寵輔佐劉禪，不管是宮中之事，還是營中之事，事無大小，都向他們請教諮詢，如此，就能讓蜀漢政權穩定運行。
最後，諸葛亮又強調了「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殷殷叮囑，周詳備至。宮中與府中應協調一致，共謀興國之大業，萬不可衝突矛盾，鬩牆內訌。
第二，明志。即向劉禪表明自己的忠貞不二之心。
在前面教劉禪如何施政之後，諸葛亮忽而宕開筆墨，自敘平生志向，追敘自己21年來兢兢業業，報效蜀國的經歷，旨在表明自己的忠貞之心。
不得不說，諸葛亮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懂得剛柔並濟，安撫人心。他知道自己大權在握，樹大招風；知道劉禪並非「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知道自己不能只對劉禪做訓導，制規定，還得考慮兩人之間君臣關係的微妙。於是他坦誠相待，誠摯懇切地自剖心跡，向劉禪披肝瀝膽，表述忠心，希望劉禪消除疑慮，勿信讒言，說明自己的所作所為，皆是遵循先帝的旨意，自己並無不軌之心。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諸葛亮自稱是身份卑微的平民百姓，務農為生，在亂世之中，只求苟全性命，不求功名利祿。而他後來出山任職的緣由，只是為報答先帝的「三顧茅廬」之恩義，所以願意受劉備驅使，輔助劉備徵戰四方。從應允為先帝效勞，到如今北伐在即，已經有21年了。
先帝臨崩託孤，是因為先帝了解諸葛亮為人謹慎，才做出這個決定。為了擔負託孤重任，諸葛亮「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他以「平定中原，興復漢室」為己任，披荊斬棘，出生入死，平定南方，北伐中原，都是為了報先帝知遇之恩，謝陛下委託之忱。
最後，諸葛亮即將離開帝都，奔赴前線，唯恐後方有失，所以再次強調郭攸之、董允等人職責, 勸誡劉後主「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情真意切，語重心長，並與開頭舉薦文武賢臣相呼應。
通觀全文，六百餘字有十三處提及「先帝」，雖是諸葛亮極力表達自己對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和報效劉備父子的無限忠誠之心，也是用來激勵、鞭策後主「以光先帝遺德」，千萬不要辜負先帝的殷殷期望和群臣的耿耿忠心。
全文由始及終談形勢，提建議，薦賢臣，明職責，表決心，一氣呵成，又句句在理，字字含情，多方開導，精心叮囑，質樸感人。
《出師表》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即「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這是此文的重點，是諸葛亮感情所在。是筆墨與淚珠齊下，是惜別後主，更是感念先帝，動人之情不待人言。
「臨表涕零，不知所云」，是諸葛亮感時傷亂，心亂如麻，一方面希望劉禪能體察他的一片赤誠，體諒他的萬般無奈，希望劉禪快速成長為一個合格優秀的帝王；另一方面，諸葛亮有澄清天下之志，匡扶社稷之心，想完成先帝遺願，北定中原，興復漢室，一統天下；然而不論是哪個方面，都非易事，前路茫茫，不知何處是歸途，只覺愁深似海。
諸葛亮《出師表》循循善誘，深衷曲意，實乃一代賢相憂君報國的典範，忠貞之志，昭如日月，垂範千秋；梗概之氣，鼓怒風雲，抑揚天地。
此表自問世以來，獲譽甚多，影響深遠，令千秋萬代之後，高山仰之，無與比肩者，究其原因，是他才兼文武，滿腹韜略，竭忠盡節、忠君報國的君子典範，是他滿懷赤膽忠心的憂國之情以及匡復天下的高遠之志，是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奉獻精神。
諸葛亮壯志未酬，大業未成，卻於公元 234 年 8 月，終因為國操勞過度，病逝於伐魏戰場五丈原，年僅 54 歲。多少後人為之感慨扼腕。 就如唐代大詩人杜甫《蜀相》中感慨萬千:「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