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課本中一直有一種論調，即明清時期的中國是衰弱和落後的，其實這種衰弱和落後是相對而言的，與歷朝相比，明代是古代中華帝國對外交往的一個高峰，朱元璋重新確立了漢人天下的朝貢制度，來朝者達100餘地，充分表明了世界對明帝國的認可，朱元璋時期的外交堪稱朝貢制度的巔峰。
原本朝貢制度是處理天子和一切下臣關係的尺寸，它出現於先秦。周代確立了「甸、侯﹑綏﹑要﹑荒」的「五服制度」，周天子將天下分封給諸侯，通過五服制度治理天下，不管是不是周天子臨幸過的土地，只要有人，那就是「莫非王土」，所以不管是野人酋長，還是華夏諸侯，作為天子下臣，他們的政治任務之一就是向天子進貢，這就是最早的朝貢。
秦代確立了皇帝制度，國內諸侯消失了，但藩外的野人「諸侯」還在，對他們秦始皇除了徵伐之外，同時還採取羈縻懷柔政策。隨著郡縣制的運行，皇帝直接統治的帝國疆域明顯成為一個整體，不允許再割裂開來，這樣朝貢似乎單純地成了中華帝國對外交往的原則。
朝貢制度是一種秩序、更是一種手段。中原皇帝都有一個目標，就是「德披海表」「教化萬方」，但這種教化不是通過侵略和武力徵服實現的。所謂「禮之用，和為貴」，朝貢就是「禮」的一種，目標是向化外之地推廣華夏先進文化，使之主動順服，各藩國在宗主國的統治下和平相處，中國的角色是仲裁者，而非統治者。費正清提出過「文化中心主義」，他認為，中國古代對待蠻夷，主要辦法是文化懷柔，輔之以軍事威懾，這種文化的傳播伴隨著帝國疆域的拓展而傳播，即帝國的統治觸及到哪裡，文化就普及到哪裡，當蠻族認同並主動歸附中華文化之時，蠻族即可入華，最終實現天下一家。
來華朝貢的藩人越多，越能證明中原皇帝的正統性和天命所歸，也更能證明中原皇帝有「德」。所以明朝絕對是中國古代朝貢制度的頂峰。
1368年明朝立國，朱元璋處處以秦漢唐宋的故事來裝飾自己的帝國，他在《北伐檄文》中說「北驅群虜，復漢官之威儀」，自然作為正統帝國標誌之一的朝貢制度的恢復也是朱元璋迫切需要的。日本的奧崎裕司則評價朱元璋的「檄文」說：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朱元璋要扮演天下共主，重建朝貢體系的心願。朱元璋曾說「中國治安而後四方外國來附」，充分顯示了朱元璋給明帝國外交政策繪製的宏大藍圖和基調。
1368年12月，朱元璋就向王化不能觸及的地區派遣了使者，這包括朝鮮、日本、越南、佔城等「絕域」地區，向他們傳達了明朝承繼大統，對外關係將繼續奉行朝貢制度的宣言。隨後化外諸藩依次承認大明宗主地位，並朝貢之。
洪武一朝究竟有多少朝貢方？注意這裡只用朝貢方，而不用朝貢國，因為許多來朝貢的人是中國國內邊境地區的部落、土司。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給暹羅國王的《敕書》中說：「朕繼位以來，（朝貢方）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明代羅曰聚編寫的《鹹賓錄》將朝貢方按所在地的方位分成：蠻、戎、夷、狄和土官五類，在這裡西南土司也算作朝貢方，共計105個。萬曆時修的《明會典》按北虜、東夷、西夷、南夷四類劃分朝貢方，共計111個。清代修《明史》中《外國傳》、《西域傳》，將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荷蘭等國也納入藩國之列，共計有148個朝貢方。
從數量來看，明初朝貢堪稱中國歷代之最。
首先是和平的外交觀。同前元相比，明代的外交政策無疑是真正和平的外交。蒙元自恃強大武力東徵西討，形成了蒙古四大汗國、西伯利亞為元嶺北行省、高麗臣服、東南亞臣服、日本海為中國內海的龐大格局。但四大汗國各自為政、元朝更是未滿百年而亡，這種武力外交深深刺激了朱元璋。在朱元璋的觀念裡，元朝短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作為少數民族沒有貫徹漢人的朝貢外交，尤其是元師徵倭太過窮兵黷武，所以朱元璋寫下《祖訓》，「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列了十五不徵之國，明確後代不得主動興兵徵討。
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1368年，琉球群島當時的中山、山南、山北三王相爭，朱元璋只是派人調節，而沒有出兵幹涉；越南侵略佔城，朱元璋也是派人調停，甚至沒有給被侵略方佔城基本的支援；日本侮辱明朝使節，朱元璋也以絕交了事，而沒有興兵徵討。但這不是無下限妥協，因為這些小國不會威脅大明的統治。但對真正的對手明朝卻不會手軟，表現之一就是朱元璋對北元的窮追猛打。
其次是完善的朝貢制度。藩國朝貢一事被明朝安排得明明白白的。這從朝貢路線、朝貢流程、朝貢時間、朝貢禮節上都有規定。
朝貢路線上，藩國使節並非直達京師，而是規定海外藩國從海路來，到指定港口登陸，比如琉球、日本都必須在寧波登陸。在寧波，明朝設有市舶司，長官稱「提舉」，職責之一就是校勘勘合（明朝給藩國來朝的信物）、檢查貢品、接待藩使。步入中國的那一刻起，當明朝官員查驗完藩使身份後，其衣食住行全被明朝包攬，不需要再花錢。等市舶司檢查完貨物、確定沒有違禁品後，他們就會被送入京師。
朝貢流程上，在中央，禮部主客司主管對外接待事宜，主客司流程規定：中央設會同館，專門接待藩國朝貢使。當朝貢使入京，主客司官員輪流到會同館陪客，並檢查貢品衡量價值。鴻臚寺「掌朝會、賓客事」，鴻臚寺下有四夷館，其職責之一就是培訓翻譯，所以鴻臚寺主要負責引使節入朝上殿並負責翻譯。鴻臚寺將藩使引上大殿，接受皇帝檢閱，藩使獻上貢品之後，皇帝回賜物品，然後藩使按明朝規定路線原路返回藩國。一次朝貢基本完成。
朝貢時間上，《明會典·朝貢通例》說，洪武二十六年規定，藩國三年或一年一朝。但這個時間從沒有被真正執行過，有些藩國為了巨大的利益，經常是一年一朝，甚至一年多朝。
朝貢禮節上，《明史·賓禮》認為明代對藩人有三種接待規格，藩王親自朝貢之禮，藩王遣使朝貢之禮，明使入藩國之禮。這三種禮節規格不同，最高的就是藩王親自朝貢之禮。
朱元璋為何追求龐大的朝貢體系？除了想要確立正統之外，還有對敵國進行經濟封鎖的考慮。1383年胡惟庸、林賢勾結日本造反事發，對跳梁小丑般存在的日本，朱元璋武力上一笑了之，因為朱元璋知道日本強硬的本錢就在於孤懸海外的地理優勢，「倭王但知環海為險，妄自尊大」，所以朱元璋選取經濟打擊，壓迫日本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1383年明朝確立了嚴格的朝貢勘合制度和海禁，其目標就是在明帝國領導下，外海諸藩對日進行經濟封鎖，斷絕日本海外貿易之路。這種經濟報復，遠比元師徵日來的猛烈，使得日本這一時期「唐物」（中國貨）的進口銳減，物價飆升，給日本造成了極大的麻煩，這也是足利義滿最終選擇稱臣納貢的原因。
《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
龍文彬：《明會典》，中華書局1956年。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
汪向榮：《中世紀的中日關係》，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
陳尚勝：《明代市舶司制度與海外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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