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的綜合性大學與師範大學教育學科，經歷了一個由合到分、由分再合的發展歷程，反映了我國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艱難曲折的發展歷史。綜合性大學對推進中國教育學科的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具體體現為提升教育學科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擴大教育學科的研究領域、增強教育學科論著的規範性、拓寬師範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渠道。師範大學和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是學科命運共同體，都有提高教育學學術研究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的共同使命，二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為了共同的學科利益和前途命運，二者要攜手同行，加強交流，優勢互補，在競爭與合作中共同提高教育學科的水平和影響。
關鍵詞：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學科命運共同體
作者簡介：劉海峰（1959— ），男，福建泉州人，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高等教育歷史與理論、科舉學與考試制度研究；袁浪華（1991— ），男，江西贛州人，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從事中國高等教育史研究（浙江杭州310058）。
經過20世紀50年代初的院系調整後，直到「文革」前，新中國的教育學科基本上都在師範院校。改革開放以後，這一格局才逐漸發生改變。發展到現在，綜合性大學①中的教育學科已經成為中國教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近年來，一些高層次綜合性大學如南開大學、山東大學、中山大學、蘭州大學、南昌大學等撤併、重組與分流教育學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機構，主動調整掉高等教育學碩士學位授權點，由此引發了人們對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生存與發展的思考，有的人認為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面臨危機。中國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何去何從?在師範大學為主導的格局下，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科如何發展?為探討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的發展問題，2016年11月在浙江大學召開了「研究型大學教育學科發展研討會」，2019年4月在清華大學、8月在天津大學相繼召開了「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建設與發展研討會」。既往研究對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的歷史回顧、優勢劣勢、發展定位等方面已經作了不少探索，但較少論述綜合性大學對教育學科發展所起的作用。為此，本文首先梳理師範大學與非師範大學的分野和演變，繼而專門分析綜合性大學對促進中國教育學科發展所起的作用，最後論述無論什麼性質的大學，都有促進教育學科水平和地位提高的共同使命。
一、師範大學與非師範大學的演變
探討中國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是相對於師範大學教育學科的傳統主導地位和作用而提出來的。因此，需要首先回顧中國師範大學與非師範大學的分野和聚散離合。
中國近代最早的教育學科始於京師大學堂師範館。1902年《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課程門目表為：「倫理第一，經學第二，教育學第三，習字第四，作文第五，算學第六，中、外史學第七，中、外輿地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學第十一，外國文第十二，圖畫第十三，體操第十四。」其中，「教育學」位列第三。章程同時規定教育學課程分四年開設，「第一學年為教育宗旨，第二學年為教育之原理，第三學年為教育之原理及學校管理法，第四學年為實習」。[1]1904年頒布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則規定：「中外教育史」為經學科大學的補助課；「教育學」為政法科大學政治學門的主課；「教育學」為文學科大學的隨意科目。[2]
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和各分科大學教育學課程的開設，預示著教育學科在近代綜合性大學的初現，但是教育學科並沒有因此在綜合性大學站穩腳跟。1904年，根據張之洞等人的建議，清政府將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改為優級師範科，又於1908年改設為獨立的京師優級師範學堂，「這是我國高等師範學校獨立設置的開始」[3]。隨著師範學堂的獨立，脆弱的教育學科被從綜合性大學中剝離出來。同時，《奏定優級師範學堂》規定：「優級師範學堂分類科的學生，人倫道德、經學大義、教育、心理、體操，一概通習無異致。」其中，教育學相關課程包括「教育理論及應用教育史、教育史、各科教授法、學校衛生、教授實事練習、教育法令」等內容。[4]由此，教育學課程在師範學堂獲得了制度上的支持和保證。此後，各類教育學課程作為專業必修課，在各優級師範學堂廣泛開設，如南京兩江師範學堂開設了教育學、倫理學大要、學校管理法、教育史、教育法令、實地演習等教育類課程。[5]這初步奠定了教育學科在師範學堂中的基礎地位。
民國剛建立，教育部即下令將清末優級師範學堂更名為高等師範學校，如將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更名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將兩江師範學堂更名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13年公布的《高等師範學校規程》規定，「本科各部通習之科目為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英語、體操」[6]，其中教育學科目包括「教育學、教育史、教授法、學校衛生、教育法令」等課程[7]。彼時，教育學科主要集中在師範學校，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缺位的局面並未改變。1915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設立教育專攻科，是「教育學科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獲得獨立建制的開端」。[8]教育專業機構的出現使中國教育學科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為引進和傳播教育學的相關理論、提高教育學的學術水平、促進教育學的學科發展提供了專門場所。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陳寶泉看來，「教育專攻科之設，在輸入德國教育學說，以振起國人教育思想」[9]。
1918年在「暨南學堂」舊址新立的「暨南學校」初設師範和商業兩科，重拾綜合性大學發展教育學科的火炬。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迎來了第一個「黃金時代」。這一時期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快速發展得益於兩方面原因：一是「高師改大」運動的推動；二是國家政策的支持與引導。「清末以來大學的體制，一般均視師範與大學為二途，前者是專門性學校，後者為大學。在當時人們心目中，師範與大學似乎格格不入。」[10]時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首倡「寓師範於大學」理念[11]，竭力推動「高師改大」運動。在其努力下，南高師於1921年升格為東南大學，此舉成為我國師範院校向綜合性大學發展的濫觴。此後，其他6所獨立設置的國立高師中，北高師於1923年改名為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師於1924年改名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兩所學校又於1931年合併為北平師範大學，成為唯一獨立設置的師範大學。其餘4所相繼併入或改為綜合性大學，如成都高師併入四川大學，瀋陽高師改為東北大學。「高師改大」對於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發展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這一舉動提高了教育學科的學科地位，有利於教育學科水平的提高。
這一時期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的快速發展也離不開國家政策的支持與引導。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的《學校系統改革案》強調：「為補充初級中學之不足，得設二年之師範專修科，附設於大學校教育科，或師範大學校。」[12]受此影響，一些綜合性大學紛紛設立或轉設教育系科。比如，北京大學於1924年成立了教育學系；1926年秋，清華大學第一教授評議會決定建立教育心理學系，屬於清華最早設立的17個學系之一；1928年，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完成學科建制，是中國現代大學中最早的教育學學科建制之一。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大學組織法》將教育學院與文、理、法等學院並列為大學八大學院之一，使綜合性大學設立教育學院具有了法源。同年8月，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其中規定：「大學教育學院或獨立學院教育科：分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育方法及其他各學系，大學或獨立學院之有文學院或文科而不設教育學院或教育科者，得設教育學繫於文學院或文科。」[13]這一規定無疑極大地推動了教育學科在綜合性大學的發展，各設有文科（文學院）的綜合大學紛紛設立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例如，山東大學於1930年設立教育學院，下設教育行政、鄉村教育兩系；1930年，廈門大學教育系改為教育學院，下設教育原理學系、教育方法學系、教育行政學系、教育心理學系；同年，嶺南大學於文理學院下設教育學系；私立武昌華中大學於1931年成立教育學院，設有教育原理學系、教育行政學系、教育心理學系。教育學科在綜合性大學一時得到蓬勃的發展。
盛極而衰是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民國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的發展也符合這規律。在國民政府限制文科類教育發展、學界批判教育學的學術性雙面夾擊下，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迎來了第一次發展危機。「國民政府初期（1931—1936年），圍繞著限制文科類教育、注重實用科學的原則，對全國高等學校院繫結構進行了調整，教育學院（系）被視為重要的整頓對象。」[14]此外，雖然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在制度層面取得了與文、理、法、農、工、商、醫等學科同等的地位，但是人們對教育學學術性的質疑與批判從未停息。受蔡元培「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這一思想的影響，高深學問成為民國大學最重要的標籤。「教育很重要，但教育學很一般，這似乎是當時教育學以外學者的基本認識。」[15]北京大學教育系前系主任楊亮功曾表示：「北京大學以倡導新學術、開創新風氣著名，惟對於教育學科並不十分重視。」[16]1932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發表《教育崩潰之原因》，他認為：「小學，至多中學，是適用所謂教育學的場所，大學是學術教育，與普通所謂教育者，風馬牛不相及。……其尤其荒謬者，大學校裡教育科與文理科平行，其中更有所謂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系等等。教育學不是一個補充的副科，便是一個畢業後的研究，……然而要做教師，非於文理各科中有一專門不可。所謂教育行政、教育心理等等，或則拿來當作補充的講義，或則拿來當作畢業後的研究，自是應該，然而以之代替文理科之基本訓練，豈不是使人永不知何所謂學問?」[17]輕視和批判教育學的心態顯露無遺。
受政界和學界的雙重影響，綜合性大學教育學院（系）自然而然成了重點整頓對象，或停、或裁、或並。比如，1932年，山東大學停辦了僅成立兩年的教育學院；1932年，廈門大學教育學院又改回教育學系；1932年，暨南大學將教育學院降為教育學系；1933年，教育部令四川大學裁撤教育學院，所屬系科併入文學院中。
「高師改大」雖然促進了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的發展，但卻導致了高等師範教育制度的崩潰。「隨之而來的是中學師資數量短缺、素質低下，中學教育程度低落。」[18]在此背景下，教育部於1938年頒布《師範學院規程》，並規定：「師範學院單獨設立，或於大學中設置之」，重新恢復一度中斷的專門師範教育制度。國立師範學院、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等師範院校隨之設立。此外，中央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綜合性大學也設置了師範學院。「隨著獨立設置的師範學院的興起，高校教育院系的發展格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原有的以綜合性大學設置教育院係為主導的局面不復存在，綜合性大學設置的教育院系與高等師範院校設置的教育院系二元並存的格局開始形成。」[19]這一舉措改變了教育學科的學科生態，綜合性大學和師範院校攜手發展教育學科的局面就此形成。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學習蘇聯模式，依照蘇聯單科院校模式進行院系調整，將高校分為綜合大學、高等工業學校、高等師範學校、高等農業學校、高等醫科學校、高等財經學校、高等政法學校、高等藝術學校等十大類。師範院校也是調整的重點之一，教育學科再次被人為地從綜合性大學中分離出來。1951年5月18日，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在政務院第85次政務會議上的報告中強調：「以大學現有的師範學院、教育學院、教育系和個別的文理學院為基礎，加以調整，向著每一大行政區辦一所師範學院，每一省或兩三個省辦一所師範專科學校的方向發展，分別培養初高級中等學校師資。」[20]這一指示為師範院校的調整指明了方向。在1952、1953年的院系調整中，原來各大學中的教育系科都被調整到師範院校中去了。如輔仁大學、燕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學校的教育學科被調整到北京師範大學；震旦大學、大同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等學校的教育學科等被調整到華東師範大學；華中大學、國立湖北教育學院、中原大學等院校的教育學科被調整到華中師範學院；廈門大學教育學科被調整到福建師範學院。自此，中國綜合大學中的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全數被調整撤銷，教育學科的發展由多元走向單一，師範院校成為教育學科的唯一載體。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綜合性大學及理工類院校重新發展教育學科，廈門大學（1978年）、清華大學（1979年）、北京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1980年）在全國率先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或教育研究室，成為「文革」後綜合性大學發展教育學科的倡導者。此後，許多綜合性大學也緊跟時代潮流紛紛成立教育專業機構，參與到教育學科的發展當中去。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高等教育大眾化、高等學校綜合化成為時代的新主題，原有的許多單科性院校朝著多科性大學，進而朝著綜合性大學方向發展。甚至一些師範院校與農林院校也要求改為綜合性大學，包括原西南師範大學以及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等在內的許多師範大學都曾有過更名為綜合大學的努力。中國高等院校在合併、升格、更名的過程中，大量的師範院校校名消失，許多師範院校的教育學科實際上變成了綜合性大學中的教育學科，逐步演變成師範院校與綜合性大學共同發展教育學科的兼容格局。
中國高等師範院校的變遷史實際上是一部師範大學獨立或併入普通大學的歷史，「師範大學的存廢之爭」貫穿了高等師範院校變遷的整個歷史過程。[21]內因與外因相互作用，共同導致了師範大學與非師範大學的分野。在這一變遷過程中，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的發展可謂是一波三折。中國的綜合性大學與師範大學教育學科，經歷了一個由合到分、由分再合的發展歷程，反映了中國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艱難曲折的發展歷史。
二、綜合性大學對推進教育學科發展的作用
在大學排行榜盛行和高度重視學科評估的時代，入選「雙一流」建設的綜合性大學中，如果其教育學科沒有博士學位授權點，那麼發展會比較困難，而那些未進入「雙一流」建設的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科也遇到了不少挑戰。隨著高校朝綜合化方向發展，師範大學與非師範大學的邊界逐漸模糊，師範大學辦了大量非師範類專業，而且實力越強，往往非師範類專業和學生的佔比越高。同時，許多綜合性大學或多科性大學也辦起了教育學科，教育學科從原來的師範大學一統天下變為師範大學與綜合性大學互有競合的狀態。在此情況下，有些持傳統觀念的人認為，辦教育學科應該是師範大學的事情，綜合性大學發展教育學科搶了師範大學的地盤和資源。其實，中國保持獨立的師範教育體系是特定時期的歷史現象，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來看，中國不一定會永遠維持獨立的師範教育體系，將來師範大學和非師範大學的界限還會更加模糊。而且就目前而言，雖然師範大學仍然是中國教育學科的主體，但綜合性大學對推進中國教育學科的發展也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大體而言，其作用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提升了教育學科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
在綜合性大學尤其是頂尖大學中設置教育學科具有重要意義，對於提升教育學科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尤為重要。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多數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都會感覺到，和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教育學確實地位還不夠高，或者成熟度還不夠，畢竟從誕生時間來看還比較年輕，不像有些老學科和傳統學科。教育學科經常被一些傳統學科比如文史哲或一些社會科學的學者認為沒有明確的學科邊界，因此不大被看重。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科中，經濟學科是「帝國學科」，從業人員最多，也最成熟，所以才會有設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情況。社會學和法學也很龐大，而且國際上也是高度重視這兩個學科。在國外有些人認為教育學是二等學科，有的甚至稱之為次等學科。但是，隨著綜合性大學廣泛設立教育學科，除了打破師範院校對教育學科的壟斷地位外，還提升了教育學科在綜合性大學學術場域中的地位。「綜合大學教育學院的設置標誌著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開始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並駕齊驅」[22]，教育學科獲得了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同場競技的機會，得以立於大學學科之林。同時，綜合性大學可以憑藉已經積累的學術聲望、僱主聲望等優勢，通過發展教育學科提高教育學的學科地位。
如表1所示，在近三年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中國進入教育學科排行榜的5所大學中，有3所是綜合性大學。相對於高層次的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的教育學科規模都不大，在教育學科的國際排名上能夠超越許多規模更大的中國師範大學，說明這3所大學的教育學科實力較強。而這3所大學正好也是各類中國大學綜合排行榜排名前三位的大學，說明綜合性大學發展教育學科可以提升教育學科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如果沒有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科，進入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的中國大學就只有2所。
表1 近三年中國大學教育學科在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2018—2020年）整理而得。
此外，綜合性大學開展教育學相關人才的培養，能夠提升教育學人才的培養質量，提升教育學人才的社會認可度和知名度，進而提高教育學的學科地位。比如，教育部在劃定首批15家開展教育博士專業學位教育試點單位的條件時，就有意識地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南京大學納入。因為在這些高水平的研究型綜合性大學中招收教育博士，可以提高教育專業博士授權的權威性和知名度，提高人們對教育專業博士的認可度，進而提升教育專業博士在博士人才體系中的地位。同時，充分利用綜合性大學所具備的各種優勢資源，能夠推動教師教育優質發展。正如有學者所說的，「利用高水平綜合大學的招生優勢、學科優勢、教師優勢、聲譽優勢等提升全國教師教育的品位是優質教師教育綜合化的應有之意」[23]。綜合性大學參與到教師教育發展中來，對於提高教師教育的水平、提升教師的社會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2.擴大了教育學科的研究領域
由於師範院校以培養中小學師資為主，這使得我國師範大學在教育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基礎教育、普通教育等領域，較少涉及高等教育、高等工程教育等研究領域，綜合性大學開展教育研究無疑擴大了中國教育學的研究領域。高等教育學的異軍突起主要是在綜合性大學，中國的高等工程教育在世界上是屬於先進的，主要歸功於綜合性大學或許多原來以工科為主的多科性大學。高等教育學目前已經成為中國教育學科中從業人員最多、申請課題數量最多、發表高水平論文最多的二級學科之一。不可否認，高等教育學已經成為教育研究的顯學，不僅豐富了教育學科的內涵，擴大了教育學的研究範疇，也提升了教育學的整體實力。比如，廈門大學在高等教育基本理論、高等教育體制與管理、科舉學與高考改革等研究領域具有奠基性、領先的地位；北京大學在高等教育經濟、比較高等教育、博士生教育研究等方面引人注目；華中科技大學在高等教育原理、院校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等方向形成了特色和優勢；清華大學的世界一流大學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等處於領先地位。綜合性大學在原有學科基礎上，利用自身的後發優勢，形成錯位發展，不斷地突破教育學科原有的學科邊界，擴大了教育學科的研究邊界。此外，在11個和教育學相關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有4個設立在綜合性大學，分別是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鄭州大學中國公民教育研究中心。這些綜合性大學充分利用學校原有的學科優勢，積極開展教育學的跨學科研究，在教育與經濟、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等領域形成了自己的優勢，拓寬了教育學科的研究領域。
3.增強了教育學科論著的規範性
高水平綜合性大學加入教育學的研究隊伍中，客觀上增強了教育學科的科學性和規範性。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許多教育學刊物很少有文獻著錄，甚至許多論文完全沒有，學術規範性較差。而當時高等教育研究者多數是半路出家，來自其他學科，發表的高等教育研究論文多數是由綜合性大學中其他學科出身的學者撰寫的，因此較多地採用了其他學科的文獻著錄規範和格式，強調學術論文的形式規範，注重對已有成果的梳理，這無疑提升了教育學學術論文的科學性和規範性。在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教育科學研究的規範性問題成為教育科研工作者十分關注的一個研究領域。同時，綜合性大學辦起了一批高水平學術期刊，如《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大學教育評論》《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復旦教育論壇》《現代大學教育》《大學教育科學》等。在中國教育學的CSSCI來源期刊中，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刊物特別多，2020年達到13家，佔所有37家教育學CSSCI來源期刊的35.14％，遙遙領先於教育學其他二級學科的CSSCI來源期刊。CSSCI來源期刊的遴選主要依據論文的被引率，而高等教育研究論文總體上更注重參考文獻和引注的規範性，這是高等教育研究類學術刊物入選CSSCI來源期刊特別多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些期刊對於促進學術交流、傳播學術成果、引發學術討論發揮了重要的橋梁作用。高等教育研究類學術刊物充分利用身處綜合性大學的優勢，大量刊發其他學科學者撰寫的教育研究學術論文，在提高教育學學術論文規範性和科學性的基礎上，還促進了教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對於擴大教育學的研究領域、拓寬教育研究工作者的學術視野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多年來一直選編《教育學》《高等教育》《中小學教育》等10餘個專題的複印報刊資料，對教育學科師生了解學科動態、掌握前沿信息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綜合性大學對教育學科發展的貢獻。
4.拓寬了師範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渠道
在只有師範院校辦教育學科的時代，師範院校的畢業生基本上到中小學任教，即使在高校任教，也只能在師範院校系統內就業。改革開放以後，綜合性大學教育研究機構蓬勃發展，為師範院校的畢業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拓寬了師範院校畢業生的就業渠道，改變了以往師範院校畢業生就業去向較為單一的狀況。如表2所示，我國綜合性一流大學建設高校教育研究院所的教師中，有47.39％的擁有師範院校的學習經歷，26.30％的最後學歷是在師範大學中獲得的。其中，8所綜合性大學教育研究院所中教師具有師範院校學習經歷的人數佔比在50％以上，依次是鄭州大學、蘭州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湖南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佔比分別為67.44％、66.67％、63.64％、61.54％、61.29％、53.33％、52.94％、50.00％。一些教育學科實力強勁的綜合性大學師資隊伍中具有師範院校學歷的比例較高，如廈門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可見，綜合性大學在師範大學畢業生就業方面有所貢獻。綜合性大學吸收大量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從事相關的教育研究工作，除了解決部分師範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問題之外，對於教育學科的發展也大有裨益。這些具有師範院校學習經歷的教師，在自身具有的教育學科背景基礎上，能夠憑藉綜合性大學學科門類齊全、研究力量雄厚、學術資源豐富等學術發展優勢，通過向其他學科學習和借鑑，積極開展跨學科的研究，來提升教育學科的學術水平，從而反哺教育學科的發展。
表2 綜合性一流大學建設高校教育研究院所教師隊伍學歷構成
資料來源：根據各高校教育研究院所官網上的信息統計而來。此外，最後學歷包括博士後研究經歷。
三、綜合性大學和師範大學共同促進教育學科水平的提高
在中國，無論師範大學的教育學科還是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科，都是學科命運共同體，都面臨亟須共同提升教育學科水平和地位的現實。「教育學地位偏低是一個長期困擾研究者的重大問題。大量文獻表明，教育學地位不盡如人意在世界範圍內具有相當的普遍性。」[24]錢鍾書的《圍城》中有一段關於大學裡學科「鄙視鏈」的說法：「在大學裡，理科學生瞧不起文科學生，外國語文系學生瞧不起中國文學系學生，中國文學系學生瞧不起哲學系學生，哲學系學生瞧不起社會學系學生，社會學系學生瞧不起教育系學生，教育系學生沒有誰可以給他們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25]這雖然是20世紀40年代的調侃說法，卻道出了教育學科在中國大學裡地位相對低下的情形。由於《圍城》這部小說不僅在1980年重印流行，而且1990年還拍成電視連續劇，在青年中激起強烈反響，因而此說法在現代中國流傳甚廣，對中國的教育學科具有相當大的消極影響。中國在20世紀30年代已出現過因重量級學者把教育學科說得沒有什麼必要，從而影響到有些綜合大學教育學科發展的情況。民國時期的中央研究院沒有下設教育研究所，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科學院和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也都沒有設立教育研究所，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前身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是獨立的。相較而言，財政部下設財經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裡面也設有經濟研究所，但就是沒有教育研究所。目前臺灣地區的「中央研究院」延續民國時期的體制，沒有設立教育研究所，也從來沒有一個教育學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地區的學術未曾中斷，一直延續下來，而且也受到歐美的影響，按理說，其學術傳承很清晰，積累很豐厚，可是教育學就是比不上其他學科，可能人們認為教育學的研究成果還是不如其他學科。
與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經典學科相比，中國的教育學科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地位並不高。此外，「同一大學不同學科的研究經費、論文發表、教師收入等也存在巨大差距。不同學科學術產出的速度頗為不同，身處強勢或熱門學科，論著更容易發表和出版，被引用的概率也大得多，更容易積累學術聲望」[26]。相比社會科學的其他強勢學科，教育學科的學科聲望、科研經費、論文被引用率等都還有一定的差距。當然，身在教育學界的人都認為，教育學科非常重要，畢竟教育學是關於培養人的活動的學科，中國的教育問題十分重大而複雜，教育研究大有用武之地，教育學科會有很光明的未來。而提升中國教育學科的水平和地位，不僅需要師範大學的學者，還需要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科中的學者。在這樣一個越來越強調開放、多元的時代，教育學科的發展離不開綜合性大學的參與，如同非師範類專業和各個學科在師範大學中廣泛設立一樣，綜合性大學參與到教育學科的建設中也是學科發展的必然訴求。
與師範大學相比，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科在學術積累、師資隊伍等方面都稍顯薄弱。但就學科發展角度而言，根植於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科具有不少發展優勢。綜合性大學辦教育學的優勢在於：第一，便於實現多學科的會合及交叉；第二，便於實現與教學的會合；第三，便於實現科學研究活動與培養高級科研專門人才活動的會合，這不僅使一個學科的研究可以持續不斷，而且直接有利於合作研究，有利於研究團隊的加強；第四，便於實現哲學研究與具體科學（包括物質科學、非物質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會合。[27]隨著學科分化與綜合水平的日益提高，綜合性大學所具備的優勢成為教育學科發展的外生動力。當前，開展跨學科交叉研究已經成為推動學術創新、促進學科發展的重要方式。「在多學科、跨學科的視角下，教育問題的研究可以不再局限於傳統教育學的理論框架內，不再固守傳統教育學的研究範式和方法，甚至也不再局限於由教育學術機構的人員來進行。」[28]綜合性大學的教育研究者更可能憑藉學校學科門類齊全、學科相互滲透等優勢，進行有益的學科交叉，實現教育學與其他學科會合，從而達到推動教育學科發展的目的。
綜合性大學在教育研究上取得的成果也證實了以上論述。已有研究表明，「綜合性大學的加入使得教育研究具有更為廣闊的空間，擺脫固有束縛，更好地在傳統教育研究中引入新學科、新技術，比如積極推動腦科學、認知科學、網絡技術、大數據技術等新學科和新手段與傳統教育研究形成積極的交叉，開闢教育研究的新路徑和新方法，從而提升教育學科的研究水平」[29]。在各項教育學科研究成果的評選上，綜合性大學的表現也值得肯定。如表3所示，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作為當前我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最高級別的獎項，自1995年開展評選活動以來，除師範大學外，每屆教育學科都有非師範大學（主要是綜合性大學）作為第一完成單位獲獎。除第二屆外，其餘各屆均有綜合性大學獲得一等獎，獲獎成果涉及高等教育、教育與經濟、教育史、科舉與考試、創新創業教育多個研究領域，而且近幾屆獲獎比例比最初兩屆有明顯增加。由於綜合性大學教育學科相對於師範大學教育學科的教師數量總體上少很多，這就更體現出綜合性大學在提升教育學科水平上所作的貢獻。
表3 歷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學科獲獎分布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歷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獲獎名單整理統計而來。
培養社會所需的各式教育人才是教育學的核心關切。長期以來，高水平綜合性大學在高層次教育研究人才的培養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少綜合性大學擁有教育學相關的國家重點學科，如廈門大學的高等教育學、北京大學的教育經濟與管理、華中科技大學的高等教育學、浙江大學的教育史，說明了綜合性大學在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上的地位。民國時期，為了提高中小學師資隊伍的素質，許多綜合性大學成立了師範學院，承擔起培養基礎教育所需教育人才的重任。經歷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院系調整後，在基礎教育的師資培養上，高水平綜合性大學長期缺位。隨著中國社會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轉變，「在教育領域具體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優質教育需求與教育事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30]。社會對優質、高質量教育的需求推動著我國師範教育的轉型升級。2003年11月，在教育部師範教育司的倡導和支持下，100多所舉辦教師教育的非師範院校在廈門召開「全國非師範院校教師教育工作研討會」，發布了《非師範院校積極參與教師教育的行動宣言》。201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了《關於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強調要「創造條件，推動一批有基礎的高水平綜合大學成立教師教育學院，設立師範專業，積極參與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教師培養培訓工作」，同時明確提出「支持高水平綜合大學開展教師教育」，其出發點就是提高教師教育的質量和水平。綜合性大學舉辦教師教育成為新時代深化教師隊伍建設的突破口，「通過推動一批有基礎的高水平綜合大學成立教師教育學院，實現其服務國家基礎教育師資培養的教師教育轉型，這是提升教師教育質量的關鍵路徑」[31]。此外，綜合性大學所具有的內源性優勢也是推動教師教育轉型的動力，「我國綜合性大學具有社會聲譽好、學科綜合交叉、科研實力強、學術水平高，師資隊伍、學術資源、課程資源等教育資源豐富等優勢，有利於師範生人文素養、教育情懷的陶冶與養成，有利於拓寬師範生的學術視野與職業視野，還有利於提升師範生的學術水平與綜合學科能力，更好地促進師範生的專業化水平提升」[32]。充分利用綜合性大學的各種優勢，對於提升教育學人才培養質量具有重大意義，而且這種提升是多方位的。
對近年來一些綜合性大學裁撤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科（主要是高等教育學科）不必過度憂慮。只要看每年教育部公布的《動態調整撤銷和增列學位授權點名單》就會發現，相對其他一些被裁撤的學科，近年來動態調整裁撤的教育學科總體而言並不算多。這些綜合性大學之所以會撤銷一些教育學科碩士點，裁併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主要還是受到一級學科評估的影響。各校從自身發展的角度考慮，為推進「雙一流」建設和布局新一輪學科評估，避免教育學成為大學中的學科短板，進而影響到大學總體學科排名，所以採取調整裁併策略。這與199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撤銷由約翰·杜威創辦100多年的老牌教育學院性質不同。只要有教育學方面的博士點，我們認為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不會有任何一所中國的綜合性大學會裁併教育學科。因此，那些調整裁撤教育學科的綜合性大學有其學科評估的現實考量，不足為奇，這並不能說明教育學科在中國的綜合性大學面臨著危機。
總之，在綜合性大學和師範大學逐漸趨同的大趨勢下，兩類高校的區分逐漸模糊，二者的區分只具有相對的意義。雖然兩類高校教育學科的特色和培養目標各有側重，但就高層次人才培養尤其是學術型研究生培養、進行高水平的科學研究、理論聯繫實際的社會服務等方面來看，二者還是同大於異。無論是師範大學還是綜合性大學，都應根據各自的基礎和專長，找準定位，發揮各自的優勢，推進教育學科向前發展。因為師範大學和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是學科命運共同體，都有提高教育學學術研究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的共同使命，二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為了共同的學科利益和前途命運，二者要攜手同行，加強交流，實現優勢互補，在競爭與合作中共同提高教育學科的水平和影響力，繼而提升教育學科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地位和話語權，為促進中國從教育大國邁向教育強國起到學術支撐作用。
注釋：
①本文所說的綜合性大學為泛指，包括原來意義上的綜合大學與工科大學等各類單科性大學及後來的多科性大學，基本上等同於非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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