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固原博物館石刻館內陳列著一組四塊青石質石碑，名曰「三關口築路碑」，為國家一級文物。碑身高127釐米、寬304釐米、厚10釐米，整體頗有氣勢。碑的正面刻字，前三塊每塊豎刻五行文字，第四塊三行，全文完結後落空，落空處刻有後補寫的「跋後」。碑文由吳大澂撰寫，內容主要頌揚涇、慶、平、固觀察使魏光燾率領將士修築三關口道路的功績，書體為「八分書」，是反映吳氏書法藝術難得的實物資料，也是寧夏唯一的「八分書」碑刻。碑文如下：
圖1
第一塊(圖1)：三關口為古金佛峽，山石犖确，雜以潢流，夏潦冬雪，行者苦之。坡南舊通小道，西出瓦亭驛，亂石歮路，車騎弗前。慶、涇、平、固觀察使邵陽魏公)
圖2
第二塊(圖2)：始以光緒元年二月開通此路，為道廿餘裡。鑿隘就廣，改高即平。部下總兵官蕭玉元，副將魏發沅、楊玉興，參將鄒冠群、彭桂馥、
圖3
第三塊(圖3)：嶽正南、羅吉亮、徐有禮等分督興作。凡用功八千餘人，役勇丁四萬餘工，炭鐵畚鍤，器用功費，縻白金千兩有奇。是年五月訖功。行人蒙
圖4
第四塊(圖4)：福，去就安穩。督學使者吳縣昊大澂採風過此，美公仁惠。勒石紀事，以示來者。大清光緒元年三月轂旦立
「八分書」的由來。
在漢以前只有隸書，沒有八分，「八分」最早見於蔡文姬《石寶書勢》：「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去李篆二分取八分，是為八分書。」程隸即程邈所作之隸書，李篆即李斯所作小篆。「八分書」也就是隸字二分、小篆八分的隸篆結合形成的書體。也有認為，八分書是隸書的一種，字體似隸而體勢多波磔，向左右分開，「漸若八字分散」，把帶有明顯波磔特徵的隸書稱為「八分書」。
這種書體產生後，盛行於東漢，留下了諸多實物名碑，如，現存東漢摩崖刻石中最早的《開通褒斜道刻石》(永平六年，即63年)，是備有篆字筆法的隸書，無波磔，字形大小錯落有致，別具天趣，古意盎然。清楊守敬評其：「按其字體，長短廣狹，參差不齊，天然古秀若石紋然，百代而下，無從摩擬，此之謂神品。」與同處褒城稍後的《石門頌》、《楊淮表記》刻石用筆相似。
還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漢溧陽長潘幹校官碑》《漢合陽令曹全碑》《漢張遷碑》等等，風韻藝雅，字字華採，古樸、渾厚、奇逸，境界高邈，嘆為觀止。唐宋時期，雖然楷書一統天下，但唐代秘書省下設有校書郎，負責正校典籍，刊正文字，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惟於《石經》載之；三曰小篆，謂印璽、幡旐、碑碣所用；四曰八分，謂《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謂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皆辨其紕繆，以正四庫之圖史焉。
宋代洪适《隸釋》謂《何君閣道碑》《會稽東郡路君闕銘》《王稚子闕》字法方勁，兼用篆體，發筆皆長，均為八分書。元代的金石學家吾丘衍在《字源七辨》中說：「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今人周汝昌先生講：「『八分』是漢隸晚期的加以新改進、演變的一種書體，再歷三國、魏、晉、到東晉王羲之又『始變古法』確立真書之體，大致脈絡可窺。」
「八分書」的特徵。
在筆畫上，抑制直畫而放縱波畫之勢，向左右發筆，橫、撇、捺三種筆畫達到三分之一後頓筆，愈頓筆愈肥，橫與捺改用提筆向上略挑，豎畫和撇走筆略提，筆畫形態方筆漸多，長畫末端多用挑法，形成上仰的撇腳式尾巴，橫捺呈微波起伏之勢。綜合形成了獨特的八分筆法。
在形體結構上，簡潔凝練，多呈扁平狀，蠶頭燕尾，波磔明顯。在運筆上，用肘書寫，「平畫斜結」，增強了藝術性，改變了篆體筆畫向一個中心點「抱拱」的布局，而向四面八方分布與鋪展，不再是萬畫同一勻停的單線法，出現了輕重、放斂、轉側、起落、頓挫，豐富了中國書法藝術性，是對隸書的藝術加工和美化，「隸書既成，漸加波磔，以增華飾，則為八分」。
「八分書」具有很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唐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龍盤挈肉屈強。」略見一斑。
碑文作者吳大澂(1835—1902年)，字清卿，號恆軒，晚號愙齋，江蘇吳縣人。清末著名的金石學家、文字學家、書法家。清同治六年(1867年)考中進士。當時授命編修《穆宗大婚典禮隆縟疏》，請求裁減繁費，名震朝右。後出為陝甘學政，正逢陝西一帶發生饑荒，他奉命辦理賑務，親臨災區，了解災情，解決人民的實際困難。深得民心，也得到了朝廷許多官員的稱讚。
光緒六年(1880年)，朝廷授他三品銜隨吉林將軍銘安辦理邊防事宜。他親自勘查地界，對吉林東部國土被俄佔領，並暗中偷移界碑、明裡公然侵佔、設兵設卡等事宜，向俄方提出了抗議。光緒十一年(1885年)，朝廷明旨時任都御史欽差會辦北洋軍務大臣的他再次赴吉林，會同琿春副都統、邊務邦辦依克唐阿與沙俄再次會勘東部邊界。次年，與俄方勘界代表、濱海省省長兼司令巴拉諾夫在俄境內巖柯河舉行了勘分邊界會談，他據理力爭，揭穿了沙俄的詭計，收回了被俄佔領的琿春黑頂子百餘裡的土地，並爭得了中國船隻在圖們江口的航行權，為捍衛祖國的領土不受外國侵佔作出了貢獻。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一戰即潰，致使日軍氣焰囂漲，侵入我國東北，逼近山海關，清政府大驚。他時任湖南巡撫，挺身而出，「請率湘軍赴前敵憂」，表現出了愛國情懷。次年，朝廷命他作為湘系軍隊副帥出關抗日，由於將令不一與軍隊腐敗，全軍潰退。他慚愧無比，「憤湘軍盡覆，拔劍欲自裁」。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朝廷「降旨革職，永不敘用」，結束了政治生涯。
吳大澂在學術與書法上，造詣頗深，善鑑別，喜收藏，精於金石學和古文字考釋，工篆刻、書畫。曾搜集鐘鼎、璽印、陶器、貨幣上的文字，撰寫了《說文古籀補》，是一本根據金石資料寫成的重要的古文字著作，為後來的古文字學奠定了基礎。又集錄所藏各家彝器銘史拓本為《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為興起於宋代的金石學研究、發展作出了貢獻。
另撰有《古玉圖考》《權衡度量考》《愙齋詩文集》等著作，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他的晚年生活艱苦，貧病交加，經常「售書畫古銅器以自給」。在書法上，他能書善畫，擅長篆書，中年後參以古籀文，並喜用籀體作書，開創書法史上的先例。他的篆書吸收鐘鼎銘刻精意，是直接學習古器書法的第一人。
但是他的書法作品在全國留傳下來的寥寥無幾，在勘查東北邊界時，篆「龍虎」二字，為「龍虎」碑，立於國界邊境。現藏故宮博物院的《篆書詩軸》為其篆書代表作，現存寧夏的「三關口築路碑」是其唯一存世的「八分書」，彌足珍貴。
築路碑的書法藝術。
該碑是吳大澂就任陝甘學政期間，路過而寫，是反映他書法藝術成就不可多得的實物見證，具有顯著的書法藝術特點。一是體現了清代對「八分書」的繼承和發展，具有濃鬱的時代氣息。清代乾嘉時期，由於種種社會因素的影響，致使金石學、訓詁學、碑學興起，八分書進入了書法家的視野，出現了研究、臨摹八分書的學者，並留下了八分書的藝術成果，吳大澂便是之一。
在書寫該碑時，根據自己的意趣，極盡變化之能事，遠宗漢隸，但並不一味摹擬漢隸，變化漢隸，改變漢隸，或取篆籀筆勢，或運用行草筆意，或摻以籀篆，真可謂神奇變幻，不可方物，充分發揮了自己的特長，把篆書筆勢有機地揉合於隸書之中，筆體處處帶有篆書意韻，遒勁有力，美觀大方。
恰如明清之際的書法家傅山所言：「分書乃變古隸而為之者，以楷法而用篆筆，筆鋒中出，藏鋒斂鍔，惟用波撇以伸之。訣曰：方勁古折，斬釘截鐵。筆畫俯仰起伏，參以篆意，始有生動之趣。」可謂表現出了他在書法、文字方面深厚、紮實、凝重的基本功。二是整體結構排列打破了明清以來隸書的排列風格。明清以來隸書作品，字體扁方勻整，波碟劃一，豎有列、橫成行，列間擠、行間寬，規格整齊劃一。而該碑沒有受其束縛，在排列結構上，每塊石碑豎排五行文字，滿行為11字，有些行只有9字或10字，每個字體大小、長短、扁方均不統一，左右對稱錯落參差，灑脫大度，瀟灑自如，自然天成，與傳統風格迥然不同。
正如「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三是書法奇勁，結體寬博、橫平豎直，波磔不顯，中鋒用筆，以篆作隸，變圓為方，削繁就簡。四是落款頗具自己的風格，吳大澂主要寫篆書，但經常用隸書作款，方正平實。該碑落款的11字，在第四塊的近邊處，筆無篆味，波磔有形，體勢勻整、均等，集中體現出了清人隸書的模式與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