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碑刻隸楷書體辨
西晉南遷後，北方進入十六國時期，南方則為東晉，繼為宋、齊、梁、陳四朝，歷史上稱為南朝。西晉後，北方和南方的書法在藝術追求與實用兩個方面，因經濟、文化的差別而產生很大的距離，故而這段書法史的複雜性，常常給人眉目不清的感覺，加上清代碑派出現後，推崇北碑，逐漸形成一套崇尚北碑的話語，於是北碑、南碑的優劣品評、聚訟又常常糾纏在一起，更使研究者莫衷一是。有鑑於此，我們認為首先理清以下問題，將有助於這段史實的疏鑿和清理。其一，將東晉至南朝的碑銘書法，作為南方發展的一條線脈來考察，確認其發展的主要審美傾向和風格演變，並與北朝銘刻書法進行比較研究。其二，相應的將北朝碑銘書法，自十六國為起點，以北齊、北周為終點，並探尋在這長達260年的歷史時段中，北朝銘刻書法各階段的發展變化，而不是「一鍋煮」。
由於受傳統的葬俗的影響，東晉時期的碑刻書法依然保持著使用舊體、正體的習俗。我們知道，在漢代碑額上多用的篆書是為舊體，碑文則用隸書，即當時的正體，然此碑文隸書又與簡牘上之手寫體隸書不同，即雖都用隸書，而碑文隸書必以規整之體出現，如同今人在印刷書籍，或莊重會議場合所用會標，必用宋體、黑體等規整美術字一樣。東晉時期的銘刻書受到當時書體大變革之影響，純粹隸書如《謝鯤墓誌》者實已鮮見，多表現為隸楷二書體的交叉。
《謝鯤墓誌》
由於我們很難用二書體交叉的比例來量化分析某一碑刻的成分，即它們究竟是隸七楷三，還是楷七隸三，抑或五五分成，所以我們認為隸楷交叉的銘石書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隸書為體，楷法為用；另一類是以楷書為體，隸法為用。所謂以某書為體，即言這種字的主體屬性。如「以隸書為體」，則其主體為隸書。以「楷法為用」，則又說明其中或少量筆法來自楷書，或部分結構已經楷化，或章法已變為楷書的章法，二者合起來判斷隸重於楷，故以「隸楷」名之。反之，則稱為「楷隸」。
然而，我們又必須指出，從總體上來說，東晉時期的碑刻書法，雖受楷書新風浸染，但在刊刻刀法上仍沿習了隸書時代的傳統刻工的程式。完全脫離隸書和漢以來刻工程式影響的碑銘書法，即既以楷書書丹又以楷法刻出的碑銘，大約要到南朝劉宋後期才得以出現。由於銘石書復古的傳統習俗，隸書痕跡的尾巴，長長地留存在銘刻書法的系統之中。
清劉熙載曾說：「晉氏初禁立碑……此禁至齊未馳。」①相對於朝野上下風行碑刻的東漢而言，此說不謬。然而從史實來看，至東晉時碑禁已較有鬆弛。《晉書》卷五十六《孫綽傳》有云：「綽少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②由此可見當時的公卿勳臣仍有立碑刊石的風氣。《晉書》另卷《周訪傳》（卷五十八）、《江惇傳》（卷二十六）裡均有立碑的類似記載，可知東晉碑刻雖未必像東漢那樣盛行，但較曹魏和西晉之時已有所鬆動。儘管如此，後世所見到的碑石依然極少，即使在金石學頗為盛行的宋代，所著錄的東晉碑刻也不過十餘通，如今已不得見。這又從另一側面說明西晉禁碑之後，東晉南朝的碑刻受到相當的抑制。
一、碑刻
今存東晉碑刻多為清朝人所發現，有：
《楊陽神道闕》立於晉隆安三年（399），清末發現於四川涪陵，原石現藏故宮博物院。風格渾厚雄肆，筆畫肥厚古拙，結體寬博方正。康有為云：「《枳陽府君》（《楊陽神道闕》）筆法之佳固也。考其體裁，可見隸楷之變，質其文義，絕無諛慕之詞，體與元常（鍾繇）諸帖近，真魏晉之宗風也。」③考其書法當屬隸書筆法，而結構已有楷化痕跡，康氏所言「體與元常諸帖近」，乃其時目見不多之故，且用此碑與傳世鍾繇刻帖相比較，也甚不妥當。至於康氏又說「《寶子》太高，唯此碑字多而拓佳，當為正書古石第一本」，則有偏頗之嫌。蓋此碑用筆及刻法極類西晉《郛休碑》，可窺一脈相承的洛陽碑刻程式，即橫畫改折刀頭法為兩端上翻，故其筆法、刀法皆為隸書舊式，唯受時代影響，結構已有楷化跡象。然絕非「正書」，此不可不察。我們稱其為隸楷。
《楊陽神道闕》
《爨寶子碑》全稱《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寶子碑》〔圖一〕，東晉義熙元年（405）書刻，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發現於雲南曲靖縣南。此碑與南朝劉宋的《爨龍顏碑》被後人合稱為「二爨」，至清中葉阮元訪得後，聲名遠播。康有為認為是碑「樸厚古茂，奇姿百出，與魏碑之《靈廟》《鞠彥雲》皆在隸、楷之間，可以考見變體源流」④。今人裘錫圭先生則從文字發展史的角度指出該碑「想模仿八分而又學不像，字體顯得很不自然」⑤。較之康氏的偏好，則有眼光得多，因為裘氏所指出者，說明了當時的碑刻仍以舊體來表示莊重。我們認為此碑與《楊陽神道闕》一樣，碑字的結構雖有楷化的意味，但實際是隸書的體勢和隸書的用筆，與同期楷書相比較，應是不善寫隸書者所為，加上來自中原的碑刻程式，承續了魏晉隸書方截的起筆，橫畫捺筆的收筆均筆鋒上挑，隸意濃鬱。所以與西晉《郛休碑》《杜謖墓門題字》、十六國時期北涼《沮渠安周造寺碑》《鎮軍梁府君墓表額》、東晉《王興之夫婦墓誌》《王建墓誌》等，皆一家眷屬。其非隸非楷特徵，主要是在結構上已受同期楷書的影響，故以舊體隸書作碑銘時不善作隸者必然會滲入時代之痕跡。以此歸之，當屬以隸書為體，以楷法為用者，即我們所稱的「隸楷」。《爨寶子碑》整齊中有錯落，奇巧而顯異態，這是其特色，然其方折之處多顯刻工雕鑿之痕，如同今日之美術字，顯有造作之嫌。清以來，此碑因某些書家甚對胃口，發現者以新鮮的眼光不斷為其奇特添枝加葉，故聲譽日隆。隨著東晉墓誌的不斷出土，以及研究者目見西晉、北朝石刻更多，遂知此碑之特徵只是當時美術化了的一種銘石書程式，實在沒有什麼稀奇之處，於是那些籠罩在此碑上的神秘面紗也被揭開。
《爨寶子碑》
《好太王碑》〔圖二〕，此碑立於東晉義熙十年（414），清光緒初發現於吉林省集安。其取隸書體勢，去波挑，字形方整，氣勢雄偉。其刊刻時間雖處於魏晉字體嬗變時期，然因地處偏僻，故受到新體楷書影響甚微，顯得古樸莊嚴。《好太王碑》為古高句麗國王之碑刻，其後裔當即經過朝鮮時代而演為今日朝鮮半島南北方的朝鮮民族與中國境內的朝鮮民族。在刊刻的方法上，《好太王碑》並不受東晉時期中國南北方流行刻法的影響，依舊承續著漢代銘石書中簡率一路的傳統刻法，其特徵是刀法簡直，很少表現筆意。我們知道隸書向楷書最初的過渡就是捨去波挑，因此這種外形方整，捨去波挑，用刀簡直的銘石書，很容易因其刊刻年代在東晉而產生受到楷書影響的錯覺。其實在漢代如《連雲港界域刻石》《三老諱字忌日刻石》《裴岑紀功碑》等許多碑刻，亦都具有隱去波挑，平直簡率，字形方整的特徵。此外，20世紀初發現於朝鮮平安道龍岡郡的《樂浪積蟬平山君碑》，刊刻於東漢光和元年（178），亦具有上述特徵。與《好太王碑》相比較，似可看到東漢碑刻程式在這一地區的傳承。此外，應特別指出該碑字形結構均在隸書範圍之內。所以綜合其字法、刻法，我們認為《好太王碑》字體仍為隸書，而不以隸楷稱之。
《好太王碑》
二、墓誌
東晉銘石書的另一大宗是墓誌。從西晉始，因禁碑令之緣故，碑刻之功能開始為墓志銘所取代，故而從今日考古發掘的地下資料看，東晉的墓誌風氣遠勝於碑，這與北方十六國時期、北朝時期墓誌盛行有著相同的時代特徵，但從數量上看卻遠遜於北方。
東晉的墓誌上的書法，主要可分為三個類別：隸書墓誌、隸楷墓誌和楷隸墓誌，分述如下：
1.隸書墓誌
所謂隸書墓誌，是指純用隸書的一類墓誌，如《謝鯤墓誌》〔圖三〕，墓誌刻刊時間為東晉太寧元年（323），是東晉早期的墓誌。其橫畫起筆以折刀頭法，兩端皆向上挑起，保留著魏晉時代洛陽地區隸書碑刻的刻工程式，是魏晉碑刻風格的延續。
2.隸楷墓誌
所謂隸楷墓誌，即以隸書為體，楷法為用的一類墓誌，多見於南京出土的王氏家族墓誌，如《王興之夫婦墓誌》（348）、《王閩之墓誌》（358）〔圖四〕、《王丹虎墓誌》（359）、《王建之妻劉媚子墓誌》（371）、《王建之墓誌》（372）。此外東晉早期墓誌《張鎮墓誌》（325）、《劉剋墓誌》（357）等亦與王氏墓誌具有相同的特徵。這些墓誌上的書法，以隸書為體變形，勢態方整。若追尋這些墓誌的淵源，儘管從北方可溯自西晉洛陽地區的碑刻，但最直接的模式標本是在建康（南京）定都的東吳時的《谷朗碑》，對比二者許多字的結構和筆法，可以確信其間一脈相承的刻工程式。我們知道，漢魏隸書界格（有些隱去界格）多為長方形，而字形多趨扁方，故字距大於行距。上述東晉墓誌界格易為正方形，其外形亦趨為正方形，故字距、行距大體等同，因此造成楷書的章法。就結構而言，這些墓誌仍沿用隸書特徵，而在筆法上多簡省波挑的延伸，且雜入少量的楷書筆法。就刻法而言，卻保留著魏晉時代洛陽地區的隸書碑刻程式，折刀頭法的裝飾風格，使其橫畫兩端方截上翻，豎畫兩端則均削成平頭，猶如今日之黑體美術字。其中《王建之妻劉媚子墓誌》《王建之墓誌》〔圖五〕最為典型，除上述特徵外，還使用了「倒薤」撇法，因而更具復古之特徵。此外《張鎮墓誌》出土於江蘇吳縣張陵山，在上述墓誌中時間較早，雖以上特徵均具備，然裝飾程度遜於後者。由此可見在東晉時期，這種裝飾風格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規整和定型，至東晉中期達到極致。建康（南京）作為東晉的文化中心，其葬俗勢必影響南方各地，如東晉後期刊刻於遠在雲南邊陲的《爨寶子碑》，實是這一體系銘石書法風格的延伸。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種風格大量反映於南京出土的望族王氏家族墓誌，也正反映了東晉士大夫墓誌貴族化的趨勢，因為貴族墓誌的刻工必然講究精工，講究精工的結果是裝飾性更強，也更規整劃一。而按照墓誌的傳統要求，講究莊重肅穆，故在當時人看來，這種規整的墓誌書法，必是以舊體隸書為其裝飾對象的，而不會以新體楷書作為其裝飾的對象。
3.楷隸墓誌
所謂楷隸墓誌是指以楷書為體，以隸法為用的一類墓誌，與前類比較，多表現為草率刊刻的墓誌，東晉時期雖有一代書聖王羲之精美楷法，但如上所述，葬俗中沿用舊體、正體的傳統，使墓誌大多沿用隸書。東晉士大夫文人在此一時期將書法的革新和藝術上的創造力，集中於翰札的表現，因而墓誌的書寫與刊刻多為無名書手和工匠所為。這與北方書家也參與碑石書丹，形成鮮明的對比。故而嚴格地說，東晉時代的墓誌，尚沒有出現代表同時代楷書成就的墓誌作品。例如東晉中期的《顏謙婦劉氏墓誌》（345）〔圖六〕、《夏金虎墓誌》（392）、晚期的《謝琰夫婦墓誌》（396）多屬此類。就規整而言，無一可與前類相比。其中唯有《夏金虎墓誌》畫有界格，然卻不按界格刊刻，將字刻出格、或二字並為一格在一方墓誌上多達十多處，正可說明刻工幾乎與書丹無關，抑或根本談不上書丹而直接刊刻的。又如《顏謙婦劉氏墓誌》僅二十四個字，然大小不倫，行距不整，此亦足見刻工荒率粗糙。估計書手大體依當時楷化的文字書寫，但書寫水平不高，加上刻工不善此種非傳統隸書程式的楷書刻法，又不時雜入原來舊式的隸書刊刻刀法，因而形成這種「以楷書為體，以隸法為用」的類型。東晉的這類墓誌，反映出銘石書與同期士大夫文人楷書成就完全脫節的現象，也許正說明了當時的文人書家不再像鍾繇時代的書家那樣有著參與銘石書的實踐。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不了解這一點，就會像郭沫若在蘭亭論辯中那樣，推導出王羲之果有真跡在，則必如二爨的荒誕邏輯來。
《夏金虎墓誌》
東晉這類以楷書為體的墓誌，雖所佔比例偏小，卻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楷書已開始滲入傳統很頑固的銘石書系統，隨著楷書實用面的普及，必將逐漸取代銘石書中隸書的地位。
上述三類東晉墓誌，只是一種概括的表述。東晉墓誌中當然也有不典型者，如中期的《高崧墓誌》（366）和《高崧夫人謝氏墓誌》（355），雖亦出土於南京，且同出一墓，但與王氏墓誌有很大區別。《高崧夫人謝氏墓誌》隸書成分多，而《高崧墓誌》楷書成分多〔圖七〕，其中既存新體楷書的刻法，也有舊體隸書的刻法。《孟府君墓誌》和《王仚之墓誌》〔圖八〕寫手用的也都是隸書結構，然因刻手不以隸書舊式刀法，同樣表現出不倫不類的面孔。這些墓誌反映出寫手與刻手不能統一配合的不和諧，說明東晉時期刻手刊刻楷書的刀法尚未成熟。也就是說東晉初期到後期，刻工原來承傳的中原隸書刀法程式在逐漸發生著變異，舊的刻工技藝轉向新的刻工技藝當然有適應時代的過程，因此，工匠刀法技藝的轉型過程，必然會表現在銘石書的刊刻痕跡中。關注這一過程，有助於我們認識隸楷二體轉型時期的銘石書的基本特徵，以及有可能出現的多種形態。
為了解東晉碑刻與墓誌書體的基本特徵及其發展、變化的軌跡，現列表如下：
三、餘論
楷書成熟於東晉，但不能以銘石書作為標誌。目前的書史研究，在論及漢代以後魏晉南北朝銘石書（或言碑刻書法）時，最常見的錯誤觀點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一是以銘石書作為討論書體演變史的主線，尤其表現在討論由隸至楷的書體演變方面。
二是認為整個六朝是變隸為楷的階段，而忽視東晉時楷書已經成熟這一史實。
三是以北朝銘石書為討論對象，將楷書的成熟時代，推遲至隋唐。
我們之所以講上述觀點是錯誤的，是基於以下的理由：
把魏晉南北朝到唐代的書法，說成是由隸至楷的發展，或認為整個六朝是由隸向楷演變的時期，顯然忽視了東晉以王羲之為代表的文人楷書、行書、草書的高
度成就。實際上楷書成熟於東晉，這是文字學界早已公認的共識，怎麼一研究到東晉南北朝墓誌、碑刻、造像、摩崖，就會出現上述的結論呢？原因很簡單，這些作者將一種書體的成熟只限定於銘石書，而忽視了文人書法這一線索，並常常把文人翰札中的草、行諸體也去與銘石書相比較。於是得出楷書一體要待唐代才得以成熟的謬論。
我曾經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楷書一體在南方至東晉王羲之時代已完全成熟。在北方，即便以銘石書為研究對象，楷書亦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完全成熟，如龍門造像、邙山墓誌等。此後西魏、東魏、北齊、北周時代因復古，又出現隸楷參半的銘石書，不能成為評論楷書一體成熟與否的標誌。簡而言之，若不講清這個問題，就會在討論魏晉南北朝銘石書時，錯誤地把碑刻當作書體發展的主線，而實際上碑刻類銘石書在這一時期是以自己的軌跡發展的，相對文人翰札要保守、滯後。銘石書的完全楷化，大約要到南方劉宋後期，故滯後約百年。
原載《全國首屆碑帖學術研究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釋：
① 劉熙載《藝概》，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696頁。
②?《晉書》卷五十六《孫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1547頁。
③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餘論第十九》，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 836頁。
④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寶南第九》，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 805頁。
⑤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93頁。
本文作者
黃惇
南京藝術學院教授
藝術學、美術學博士生導師
原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藝術類）評議組成員
中國書協學術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