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不理解「惡」的 理想國imaginist 收錄於話題#理想國人文精選17個
邪惡，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難清晰定義的概念之一。人類探討何為邪惡的歷史由來已久，早在《懺悔錄》中，奧古斯丁便從神學角度探索了惡的起源；二戰之後，漢娜·阿倫關於「惡之平庸」的論述在學界引發巨大爭議。從社會事件中頻頻發生的殘暴惡舉，到戰爭時期令人瞠目結舌的反人類暴行，再到網際網路時代的網絡暴力和匿名攻擊。邪惡與普通人的距離是如此遙遠，但又如此之近。
《惡人：普通人為何變成惡魔》的作者在書中通過訪談，記錄下了侵華日軍的駭人自白，還原了普通人逐步淪為惡魔時的心路歷程，藉由哲學、文學和社會心理學等多個學科對「惡」的思考，分析其背後複雜的心理和社會因素，也引導人們反思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們要如何應對仍在不斷發生的暴力事件，要怎樣才能不犯下重複的錯誤？知識能否解答人性中的晦暗面向？我們與惡的距離，是否近在咫尺？
本期Naive咖啡館邀請到了燕京書評主編蕭軼，理想國編輯張璇碩、EG，和大家聊聊「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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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賓
蕭軼，《燕京書評》主編
（個人公眾號「手紙」，ID：shouzhi2020）
張璇碩，理想國譯著館編輯
EG，理想國譯著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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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你將聽到
04:15 《惡人》不分章節，不下結論，作者在「如果...可能...但是...」式的書寫中不斷地反思、推翻自己
08:59 當我們討論「惡」的時候，必然會面臨的悖論：邪惡既是惡魔和他者，又是平庸和尋常的/我們是自由和具備自主能力的，同時又是環境的產物
12:06 納粹高階軍官艾希曼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阿倫特所謂「惡之平庸」真的經得起推敲嗎？
19:07 為什麼說「惡」往往和「愛」相聯繫？人們會為了保護同袍去血刃敵人
23:09 「惡」的美學分析：納粹、種族淨化、華格納、未來主義、為天皇而死的崇高感
30:05 「惡」的技術性闡釋：惡行與共情能力有什麼關係？「零度共情」必然產生惡人嗎？
36:27 回望二十世紀的殘暴時，我們得回到敘事，集體化紀念是遺忘，是對個體的拋棄，對記憶的清算
38:35 怎樣理解加害者的「自白」？如果這對他們起著某種拯救作用，我們又該怎樣呈現它？
41:00 高度性別化的「惡」與「惡人」：戰爭為何總伴隨著對女性的強暴？
53:41 如何在作者極富文學性的書寫中，進行一場和「惡人」的零距離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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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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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人：普通人為何變成惡魔》
[美] 詹姆斯·道斯 著；梁永安 譯
理想國 | 上海三聯書店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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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的科學：論共情與殘酷行為的起源》
[英] 西蒙·巴倫-科恩 著；高天羽 譯
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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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維辛：一部歷史》
[英] 勞倫斯·裡斯 著；劉爽 譯
理想國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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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
[德] 貝蒂娜·施湯內特 著；周全 譯
理想國丨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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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鏡：日本文化中的英雄與惡人》
[荷] 伊恩·布魯瑪 著；倪韜 譯
理想國丨上海三聯書店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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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郝漢
節目編輯 / 郝漢
後期製作 / 崔旭蕾 管薇
配樂
大悲咒-印能法師
Bossa Antigua-Paul Des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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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戰爭總伴隨著對女性的強暴？
本文節選自詹姆斯·道斯
《惡人：普通人為何變成惡魔》
以下三段訪談的第一段涉及性暴力。就像本書其他涉及性暴力的段落那樣，我納入它的時候沒有忘記溫迪·赫斯福德（Wendy Hesford）和溫迪·布朗（WendyBrown）的銳利分析：在人權著作中生動再現強暴有可能會把讀者「置於窺淫者的位置」，批准他們進行「色情的凝視」——通過製造女性受害和無力的壯觀景象—無意中助長了「關於性別身份認同的暴力產品中最強而有力的意象」，從而令 「在歷史上的因這一身份認同而受壓制」的客體而再次處於從屬地位。
我把這段訪談收入本書是想強調兩件事情，而兩者都可以同時闡明加害者的心理和「慰安婦」一詞的意義（這一歷史事實至今仍在世界各地都遭到否認、扭曲、忽視和委婉語化）。其一，一名「慰安婦」要面對一長隊男性等著對她進行制度性集體強暴的情形並非不常見。這種事發生的頻率之高，以至於她們已經發展出一些可以把撕裂性傷害減到最低的策略。其二，這個故事會令人覺得受到重擊，而這重擊與衛生有關。這是一個令人作嘔的故事。這位老兵講述的故事裡固然有個女人。但如果說它有值得複述之處（這個人在告訴我之前就對其他人講述了這些故事，而這只是其中之一，他把這僅僅當作是一則故事），那理由在於某種意義上它是關於戰爭對男性做了些什麼，而非戰爭對女性做了些什麼。
（滑動��屏幕查看訪談）
01
金子君：士兵排得隊很長很長。一長隊。那些士兵……那個女人是什麼模樣來著？她的大腿張開。她躺著，我在她下面，像這個樣子。然後我脫下褲子，然後她只是摩擦我，然後就完事了。對，全部結束了。抱她親她愛撫她—這些全都沒有。那個女人光是張開大腿。然後另一個男人會進來，然後她會摩擦他，就這麼多。所以我們只需要付一元五十分。光是為了這個士兵就排起了長隊。
回部隊途中，我心裡想：你們這些傢伙搞什麼鬼！你們做完之後就這麼走掉嗎？一個接一個，你們甚至不幫她擦乾淨嗎？一般來說，你做完之後會幫她擦乾淨的，不是嗎？「你們甚至沒有幫她擦乾淨！」（聲音又尖又急）……我很生氣。然後，顯然那女人對其他人說過：「士兵先生，你知道外頭有多少人嗎？如果我讓每個人都擦乾淨，那裡會腫起來的。會腫的。這就是我不能讓你擦的理由！」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02
翻譯：你可曾有過「我為這些女人感到抱歉」之類的想法？
金子君：嗯……我不記得了……沒有……
翻譯：你認不認為……在慰安所裡……你等於是強暴那些女人……
金子君：什麼？
翻譯：……您認不認為這是對她們進行性攻擊？（翻譯換成了敬語）
金子君：我不認為是這樣。不會。因為我付了錢。這道理是很顯然的。
翻譯：對……當然。
03
湯淺君：我第一次去那地方時，同行的還有另一位醫生，他是我的上級。他叫大家挑一個喜歡的，各自帶到房間去……剩下的一個女人看起來比我大，不到三十，也許是二十六七歲。她看來憂愁而孤單。女人年紀大了便會賣不出去（笑），對不對？我覺得她可憐，便拉起她的手，帶到一個房間……裡面有一張床，一個蒲團，角落有洗手的東西。她大概就是在那裡把自己洗乾淨。進到房間後我問她：「你為什麼會來這裡？是來賺錢的嗎……」然後我得知她是韓國人。她說：「我哥哥叫我來的。」我說：「啊，原來如此。」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以為是她哥哥叫她來的，但事實根本不是這樣。她只是不敢對一個日本軍官直說她是被日本人騙來的。這也許才是事實。我一直以為她是賣淫，但我開始認為我想錯了。
（稍後又回到同一話題）
翻譯：你做完之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湯淺君：這是個意料中的問題—美國人吶，我們每次談到慰安所之類的，他們總喜歡問你情緒感覺方面的事情，不是嗎？
翻譯：對，這是意料之中的……所以，當你現在回顧，你會覺得你在慰安所做的事是強暴嗎？
湯淺君：她們都很醜。對，很醜。正如你所料，我對她們的唯一感覺是她們十足噁心，是些髒女人。對，髒女人。她們只是性工具。我對她們沒任何感覺。
女訪客：但她在問你覺得這是強暴嗎？
翻譯：是的。
女訪客：她問你這是不是強暴！
湯淺君：什麼？
女訪客：去慰安所—你覺得這是強暴嗎？這是才是她的問題。這是強暴嗎？
湯淺君：呃……我不認為—不認為去慰安所（笑聲）是強暴……沒有的，像你猜到的那樣，我覺得那不是強暴—我不覺得我是強暴她們。
嗯……
作為政府的一種（聲音不清楚），也許那裡真的是某種「強暴代理」……我現在無從判斷……嗯……那也許真的有一點強暴的味道……有一點點「強暴站」的味道（笑了笑）。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強暴站，嗯。好吧，因為她們接待我們的時候總是面帶微笑，所以我真不知道要怎樣回答你的問題。但我得說，我真不覺得那是強暴所……（咂了咂舌頭）
女訪客：醫生，你還好嗎？你還好嗎？你身體還好嗎？
湯淺君：啊，沒問題，沒問題。（長長的沉默）（休息時間）
湯淺君：她們只是微笑把我們帶進房間，所以……怎麼講，我不認為那是一個「強暴所」……嗯……她們面帶微笑，態度親切……開口閉口都稱你為「您」。
翻譯：「您」？
湯淺君：那是對熟人的稱呼。
翻譯：真的？啊，我懂了，是韓文。韓國人是那樣說話。
湯淺君：對。也許她們是不得不那樣說話，但我仍然（聲音不清楚）……我真的不認為那是一個「強暴所」……我不知道……我仍然在思考。
（湯淺君出生於醫生世家，畢業於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戰前、戰時和戰後都是當醫生。他在2010年11月2日身故，身後遺有妻子和一子二女。）
紀錄片《二十二》
金子君宣稱他不常去慰安所，也記不得她們當中很多人的臉。但他鮮明記得其中一個女人。他猜她是韓國人—通常都是這樣。不過她的日語太流利了。當他恭維她日語說得好時，她承認自己是日本人。金子君又驚又怒。一個日本女人怎麼會跑來這種地方？他帶著厭惡離開了。
據歷史學家吉見義明統計，先後共有五萬至二十萬婦女被逼或誘騙下海充當慰安婦。有若干證據顯示，日本軍方設立慰安所是為了減少不受管制的強暴事件發生。在1938年的一份文件中，關東軍參謀長道出他對強暴婦女事件頻傳的憂慮，擔心這會激起被佔領區的反日敵意。為此，他認為「儘快設立性慰安設施極為必要」。但同時，田中利幸卻主張，軍官發現強暴是用來「激起士兵的暴力性」的有效手段—有時甚至會在士兵出發前分發保險套。一個美國情報官員回憶，他們曾經找到「定期分發」給日本士兵的一箱箱保險套。保險套的包裝上印有士兵舉著刺刀衝鋒的圖畫，下面寫著「衝鋒」兩個字。一個前韓國慰安婦做出以下證言：「做慰安婦的時候，我有好幾次差點死掉。有些士兵喝得大醉，拿著武士刀在我面前揮舞，逼我做變態的性交動作。他們把劍插在榻榻米上，然後逼我性交……所以榻榻米上面都是劍孔……他們的威脅絕不是空話：如果我不配合肯定會給我一刀。」
田中利幸指出，美國佔領日本初期，美國大兵一樣「會集體強暴日本女性……他當著年輕女孩的父母面前強暴他們女兒，在產房裡強暴孕婦，諸如此類」。光是在神奈川縣，十天之內便傳出一千三百三十六起強暴案。
集體強暴在戰爭時期是不可避免的嗎？「每逢哪裡有戰爭，哪裡就有強暴。」凱薩琳·麥金農（Catherine MacKinnon）寫道。但她接著指出，雖然強暴會出現在「所有戰爭之中，在交戰雙方及其內部都會發生」，把強暴當作是戰爭的必然結果卻會帶來悖謬和極具傷害性的後果。在塞爾維亞人對克羅埃西亞人和波赫（全稱為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亞共和國）的戰爭中，麥金農解釋道，強暴被當成一種戰爭武器，是一種屠殺。但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強暴乃是戰爭的天然產物」這一理論令人們噤聲不言，整個世界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如果男人強暴女人是平常事，在戰時尤其平常，」麥金農問道，「那這一次為什麼要選邊站呢？鑑於男人總是在做這種事，不論是戰爭還是非戰爭期間，那為什麼這一次是特別的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部省在1962年刪去教科書中有關日軍強暴婦女的史實時就用了這個理由：「侵犯婦女在人類歷史每個時期的每一個戰場上都會發生。所以，沒必要特別針對日本陸軍的行為挑起這個議題。」
紀錄片《二十二》
但如果強暴不是戰爭的自然後果呢？伊莉莎白·伍德（Elisabeth Jean Wood）就主張不是，並指出斯裡蘭卡的「泰米爾之虎」 （Tamil Tigers）遊擊隊的性暴力行為頻率就明顯偏低。「泰米爾之虎」的作為固然導致數以千計平民死傷，但他們卻能夠透過嚴格的內部紀律和殘忍的懲罰制度對性暴力進行約束。她猜測一定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在戰爭期間約束性暴力。但要找到這些方法，我們必須首先相信它們是存在的。換言之，我們必須堅持相信：「為什麼」是一個有著明確答案的嚴肅問題，而非一種修辭的姿態。
那麼，為什麼軍人會強暴婦女？
一個常見的回答是「高壓鍋」理論：軍人強暴婦女是因為他們有性需求。社會「是男性天生獸慾本能的阻礙，而這個障礙常常會在戰爭的環境中被挪開」。
但大部分學者反對這種看法。如伍德便指出強暴是為宣洩性慾的說法在經驗上站不住腳，因為它解釋不了「為何我們經常觀察到強暴總是針對特定群體的女性，和戰爭時期的強暴為何常常伴隨著激烈暴力，為何會出現一些非強暴性的性虐待。如果這個論證真的完備，我們就不會在可以接觸到大量妓女的情況下還能看到強暴事件。這一理論顯然並不符合情況」。
如今大部分學者都更相信戰時強暴是出於暴力心態、競爭心理或不安全感而非欲望。瑪利亞·巴斯（Maria Eriksson Baaz）和瑪利亞·斯特恩（MariaStern）訪談過剛果（金）軍隊的一些強暴犯之後指出：「士兵顯然把強暴的根本原因同他們無法保有某種理想的異性戀男性氣質的無能感（或者說「挫敗」）聯繫了起來。」
瑪莎·哈金斯（Martha Huggins）、米卡·法圖羅斯（MikaHaritos-Fatouros）和津巴多在研究巴西警察的刑訊現象時，特別注意到男性氣質在文化上的建構。他們指出，在父權文化中，男性氣質同時是一種表演和競爭，其中有贏家也有輸家，而人們的身份認同則處於風險之中。這種男性氣質的競爭很快便會轉為進攻性，因為「在針對稀有且具有獨佔性的男性氣質資源的一系列無處不在的競爭中，很少有男性能夠成功而連續地強調自己身上的男性氣質」。一個越戰老兵如此解釋戰時強暴：「他們只會在有很多人在身邊的時候做這種事。你知道，這樣可以讓他們心情暢快。他們向彼此炫耀自己一樣幹得出來——『你看，我也行。』他們單獨一個人時不會做這種事。」
紀錄片《二十二》
這種表現男性氣質的野蠻表演從戰場上的暴力行徑延伸到了內在自我的構建之中。那是一種當事人不知道自己在表演的表演，是一種給自己看的表演。桑德拉·惠特沃思（Sandra Whitworth）提供了一個例子：
經驗到「創傷應激障礙」的男性軍人都是因為發現自己無法完全擺脫女性化他者，有淪為「女人」的真正危險。就像莉莎·費滕（Lisa Vetten）指出的，大部分當代軍事訓練所鍛造的男性氣質「都是脆弱的，完全無法容忍任何的女性痕跡」。當一個堅忍、粗野、鐵石心腸的士兵開始有所感受和反應，當他對自己在戰場上的所作所為感到痛苦、害怕、焦慮、罪疚、羞愧和失望時，他就會侵犯到自己的軍人身份認同，再也不能達成那個曾經塑造過他的軍事化男子漢的神話。
大批對男性氣質和性暴力的當代研究都是依賴以下這個基本模型不同版本：男性氣質認同（有別於男性[male]認同）是一種需要永久性地監督自己有無女性氣質的脆弱建構。20世紀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的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學對「只有女性參與家庭護理」的研究至今仍然具有啟發性。南希·卓德羅（Nancy Chodorow）指出，在父權社會，因為父親是遙遠的，嬰兒跟母親的完全融合成為它們體驗自身存在的開始。母親因此是嬰兒的「外在自我」，是嬰兒的起源和限制。而對男孩而言，要抗拒這種原初的結合才能產生男性氣質。逐漸浮現出的社會認同必須通過抗拒最初和塑造性的母子關係才能證明它自己。
事實上，女孩發展出性別化的自我同在場的母親有關，男孩發展出性別化的自我則與缺席的父親有關。卓德羅認為，男性氣質是「排他的」「主要是靠負面術語」建構出來的。男性的自我是與「不」相關的：不依賴母親，不受對母親的認同所限制，不為對母親的依戀所定義。用弗洛伊德的話說，透過這種二元鬥爭而想像出的身份認同會產生「對低他一等的性別的輕蔑」，而「這就是我們認為男人輕蔑女性實屬正常的由來」。傑茜卡·班傑明（Jessica Benjamin）則寫道：「在女性氣質的熔爐中鍛造而成的男性氣質的脆弱之處，幾乎不可能達成的將二者分離開來的『大業』，這些都為日後對女性的客體化打下了根基。」
紀錄片《二十二》
父權社會中的男孩必須做的心理工作是內化一種穩定的「男性氣質」並迴避自己的「女性氣質」。然而，這是一輩子的工作。一個小男孩雖然很快就能學會禁絕「女性化」的言行舉止以避免懲罰，但他可能會發現，他不可避免地會去想到或渴望「表現出女性氣質」。鑑於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在腦海中維持一種對於渴望與行動、幻想與踐行之間的清醒判斷是非常困難的事，他會繼續對這種性別化的舉止模式感到焦慮，哪怕男性化行為模式看似早已內化到他自身。他會繼續保守一個秘密，一種不敢說出來的自疑：他在內心深處不比一個「髒女孩」好多少。這就是色情的核心邏輯之一（色情就像毒品和酒精一樣，是戰爭的裝備之一）。蘇珊·格裡芬（Susan Griffin）寫道：「在色情中被懲罰的是自我的女性化的一面—被懲罰之後又會被說成咎由自取。製造色情者對自己對性的感受的恐懼，隱藏在每一個男人綁住並讓女人失聲的鏡頭之中。當一個製造色情者謀殺一個女人之後，他自己的一部分也會死去。」
色情、男性之間的入會儀式、針對新人的惡意刁難和兄弟情誼的連接都發揮著殺死「內在女孩」的重要功能，而它們也會為殺死「外在女孩」打下根基。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寫道：
因此，所謂的「勇氣」常常是根植於某種懦弱。這一點，我們只要想想一種情況便會瞭然：想要讓人去謀殺、刑訊和強暴別人，必須仰仗一種「男性的」恐懼—被排除在沒有弱點的「男性」的世界之外的恐懼，那些「男性」有時候會被稱為硬漢，因為他們對自己、特別是對他人的苦痛都有著硬心腸。所有獨裁政權中刺客、刑訊者和打手，以及所有「全控機構」（totalinstitution）——包括監獄、營房或寄宿學校這類最平常的設施的管理人——皆屬此類。
這些相互關聯的論證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男性的性暴力。但整體來說，它們必須受到三個重要的限定條件的約束。首先，這類理論無法充分說明父母之愛。其次，這種普遍地致力於理解病態的男性氣質認同的做法有時幾近於把這種認同視為常態。正如凱莉·奧利弗（Kelly Oliver）提醒我們的：「我們能夠判斷出眼下的邊緣化和排斥就應用了這些建立在賤斥（abjection，通過排斥來完成的自我創造）之上的身份認同理論，但這種類型的身份認同並不是唯一一種。」一個更好的認同模式會強調我們本質上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和健康的相互依賴關係（本書在近尾聲處會再多談一下這一點）。用在這裡的話就是，關於身份認同的主體間性理論拒絕傳統的精神分析學的信念：「嬰兒與母親的關係是反社會的，所以必須破除。」而是將母親視為「在社會關係中第一個讓主體性成為可能的協作夥伴」。
紀錄片《二十二》
對於這些病態的男性氣質身份認同的解釋第三個限制，確切來說，在於它們是對身份認同的解釋。但要把強暴解釋成戰爭次文化一種行為模式，需要不僅是以個人為基礎或以認同為基礎的解釋。要想成為一種集體實踐，強暴還必須具有廣泛的組織性功能。它必須被理解或體會成服務於一系列重要的目的的手段——心理目的當然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軍事、政治和文化目的。
在某些個案，強暴具有戰鬥訓練和黏合某個群體的儀式功能。例如，透過公開強暴或集體強暴，新兵會被迫永遠蛻去他所熟悉的道德世界的關聯，也因此跟其他戰友越發擁有一種緊密的聯繫——他們分享同一種疏離感。強暴還可以在政治上摧毀敵國的國格。魯思·塞弗特（RuthSeifert）指出，在很多文化中「女性身體都被用於身體政治的象徵性的再現」，也就是說，在藝術和其他公共話語中，孕育我們國土和其他需要保護的東西通常在性別上呈現為女性。因此，女性身體同時是個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靶子。
「對女性施加暴力是意在摧毀一個群體的肉身和人格完整性，而這兩者對共同體的建構又格外重要。因此，強暴一個共同體裡的女性，可視為是象徵地強暴這個共同體的身體。從這個角度看，所有戰爭中都會出現的集體強暴得到了新意義：它們不是無意義的殘忍，而是有著戰略合理性的文化摧毀行動。」蘇珊·布朗米爾（Susan Brownmiller）補充說：「單憑一個侵略性行為，女性和民族的集體精神便被敲碎了，會在軍隊離開很久之後仍然留下印記。如果她從攻擊中倖存下來，她的國人同胞會如何看待這個戰時強暴的受害者？她會被看成是敵人獸性的證據，是其國家失敗的象徵，是個賤民，是件遭破壞的財物，是不著痕跡的國際宣傳戰中的一枚卒子。」 「人權瞭望機構」這樣總結：戰時強暴「既非偶發事件亦非私人事件」，而是「一種用來達成特定軍事目的或政治目的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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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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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何戰爭總伴隨著對女性的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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