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以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貪官著稱，但「盛名」之下，諸多模糊，他的發身和隕落，他的貪賄聚斂之道，他究竟有多少金銀田宅，都不甚明晰。但嘉慶帝在太上皇駕崩僅15日便痛下殺手，賜令自盡。
嘉慶四年（1799）正月十八日，嘉慶帝頒布處死和珅的諭旨。此前對和珅的審判並不順利：與他同時拿下的軍機大臣福長安，寧死也不檢舉揭發；負責主審的幾位親王，平日多與之交好，難以審下去；所謂二十款大罪中的貪腐問題，僅排在十四款之後，亦多是些雞毛蒜皮，和珅招認也很痛快。但卻難以定為皇帝所說的大逆罪。
然而抄檢和審訊尚未結束，嘉慶帝既採納了直隸布政使吳熊光的建議。對和珅案急急做了斷：先說眾大臣與翰林科道官定擬和珅、福長安罪名，「請將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律擬斬，請即正法」。再說和珅曾任首輔大臣，又值父皇大喪，「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
作為歷史人物的和珅是複雜的，死後卻同許多反面人物一樣，經歷了一個妖魔化的過程。然而，作為首輔大臣的和珅還是有一定才幹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臺灣，和珅作為二十功臣之一繪像紫光閣，並被乾隆帝譽為國家幹城。五十七年擊退廓爾喀入侵，和珅再次列名圖像。乾隆帝曾不止一次誇獎他兼通四種文字，說滿朝中只此一人。嘉慶帝也承認和珅「小有才」，「小忠小信」。
因此，和珅死後，嘉慶帝開始想起他的一些好處，想起其對父皇的多年侍奉之勞，或也能想起其為自己效過得力，心情有些複雜。當外地將軍督撫的議罪奏摺仍紛紛來到，自是一無例外地籲請嚴懲，御批則變了口風，開始找各種理由，訴說苦衷。如：
正月十八日山西巡撫伯麟奏摺硃批：「已施恩賜令自盡矣。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當共知耳。」正月二十二日，御批湖廣總督景安奏摺：「賜令自盡矣，實出於不得已之苦衷也。」
明明是去除一個大貪官，究竟有什麼不得已？有什麼難言的苦衷？二十三日，嘉慶在江西巡撫張誠基奏摺上略有流露：「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實出於萬不得已。是非公論自有定評，無庸置辯也。」
不知是說和珅功高蓋主，還是說他狂悖恣縱。然若說親政後其也會如此，大約沒幾人會相信。同日批漕運總督梁肯堂折：「此人不除，天下人心不正，所以必行，後世自有公論。」
這說的是和珅敗壞了朝政乃至社會風氣，很有些道理，卻又不能深追，一旦刨根便到了父皇身上。二十七日，廣東巡撫陳大文折御批：「天下至大，兆民至眾，近年皆為和珅所蒙蔽，諸務廢弛，若不速辦，幾不可問矣！不得已之苦衷，惟上蒼昭鑑耳。」
和珅為什麼被賜死，至此應小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