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敦煌之前，讓我們先將時光倒轉，回到1907年，一個對敦煌的近現代歷史意義複雜的時刻。這年初春，一位名叫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的探險家，穿越荒涼的羅布泊鹽鹼大漠和戈壁荒漠，沿著公元前2世紀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從陽關進入敦煌。那時，從新疆前往敦煌的交通還像古代一般不便利，駱駝、馬匹和毛驢仍是主要交通工具，到達此處是一場漫長艱辛的旅程。那也是一條法顯從敦煌出發向西前往印度取經的險路，依舊
「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
此時，敦煌已被塵封和忘卻了幾百年。經歷了隋唐和元帝國的繁榮之後，河西逐漸失去了昔日光彩。15世紀大航海時代開拓的海上貿易航道，使得陸地交通要道逐漸失去了榮光。到了明朝嘉靖三年，更下令閉鎖嘉峪關，將關西平民遷徙到關內，廢瓜州、沙州。
此後200多年，敦煌曠無建制，逐成「風播樓柳空千裡，月照流沙別一天」的荒漠。斯坦因為什麼會長途跋涉來到敦煌，這個對他來說如此遙遠，在當時默默無名的沉寂小縣城？是何種力量，以及什麼線索，牽引和召喚著斯坦因來此處？在他意識的版圖中，敦煌位於何處，具有何種含義？實際上，19世紀末，許多西方探險家都已經開始注意到敦煌莫高窟，在斯坦因之前就走訪過敦煌。
然而，莫高窟廣為人知，與後來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有關——那時，還無人知道它的存在。
斯坦因身處19世紀的歐洲考古學歷史熱潮中。1862年，他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庭。他青年時求學於德勒斯登、維也納、萊比錫、圖林根等地，學習古印度文字和古代東方語言學等專業，後留學英國。1887年，他博士畢業後到印度工作，曾在旁遮普擔任拉合爾東方學院院長。印度當時是英國殖民地。
從1876年至1926年，50年間進入中國、密集往來於西北的考察隊、探險隊、測量隊，約有42支。法國旅行家杜特義·德·蘭斯在一份報告中提及，他在庫車偶然得到了一些古代梵文的樺樹皮古卷的殘餘碎片，與和闐有密切的聯繫，「其中包含了一種早期印度語言和文字書寫的某個佛教經文，其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1世紀。它與已知最古老的印度抄本極其相似」。
這個發現引起了專門研究古印度語的斯坦因極大的興趣。1896年冬，瑞典人斯文·赫定經過和闐所在大漠中兩處被掩埋的廢墟地帶的旅行，讓斯坦因確信自己的想法可行。
他認為，赫定的報告已足以證明古遺址的存在，值得提前去發掘。1897年春，他萌發了來新疆和闐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的念頭。
莫高窟第158窟西壁佛壇唐代釋迦涅槃像局部 | 吳健攝 敦煌研究院供圖
斯坦因感興趣的是，佛教的教義早期如何從印度向中亞、中國及遠東傳播。根據現有的漢文記載，佛教不是直接從它的誕生地傳到中原的，而是向北通過中亞傳入。根據中國編年史，斯坦因猜測，佛教傳播的影響已經持續了好幾個世紀，但是，「這些可能使我們重新編織過去文明時期主要面貌的原始記錄和遺物，隨著公元10～11世紀伊斯蘭教對這一地區的徵服，所有證物似乎消失殆盡」。他想像，西部荒漠中，那些為流沙所埋藏的廢墟「將為考古研究提供幫助」，「新疆沙漠的氣候在保存能力上並不次於埃及」。1900年7月，斯坦因第一順利進入新疆，途徑和闐、葉城、崑崙山、米蘭，訪問並確定了于闐古都約特幹，對丹丹烏裡克和尼雅等文化遺址進行發掘，獲得了大量文獻。回到倫敦後，他陸續出版了三部著作，其中《沙埋和闐廢墟記》與《古代和闐》是對他第一次中亞探索的重要報告。
那次探險，他發現了一種佉盧文木犢。這種木犢的木頭來自於中原，封泥印有執盾和雷電的雅典娜形象，源於西方古典藝術。這讓他意識到，「印度與中國以及西方古典文化在遙遠的中亞地區曾進行過如此頻繁的交流，而如今這些歷史事實卻被我們差不多完全遺忘」，「人們必須重新編寫中亞史以至世界史的一些篇章」。
那次探險，他用駱駝、矮種馬組成的運輸隊駝著大量珍貴文物離開，這些文物大部分流入了倫敦的博物館。
上圖：220窟的《帝王圖》；下圖：220窟的翟奉達家族供養像 | 敦煌研究院供圖
1907年，他再次來到西域。在敦煌縣城時，他無意間聽到了一個當地傳說：據說幾年前，石窟寺中的一個洞中曾偶然發現過一大批埋藏的古代書稿，其中一些不是漢語。他被告知，這些書稿已由官府下令，鎖在了已整修好的密室中。他幾年前曾猜測過某一歷史斷點「消失殆盡的證物」，這讓他立即非常關注這批書稿是否存在。在他的意識中，一束強光已經打在素未謀面的經卷上。負責看管佛教石窟的道士叫王圓籙，出去化緣了。待斯坦因結束古長城沿線的考察，再次回到敦煌時，王道士已經回來，不再四處雲遊，而在此等候他了。王道士出生於1850年，饑荒年代，他從小就「逃之四方」，「歷盡魔劫，恢心名利」，最終在甘肅西部的肅州巡防軍中當兵，退伍後在酒泉出家當道士，雲遊到敦煌莫高窟，大概在1887至1899年，在那裡住了下來。當時的莫高窟非常蕭條，唯有寺院的香火時而接續。清朝正日漸衰落，敦煌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偏居一隅，完全在政府和學者的注意視野之外。王道士來到敦煌莫高窟時，窟前有三所寺廟，即上、中、下寺。上、中兩寺為西藏的喇嘛佔據，他就在莫高窟南區北部的下寺住了下來。
他把莫高窟的佛殿想像成一個道家場所，並努力將它改造成道教宮觀；窟前的棧道多已崩毀，他則把一些洞窟間的隔牆打通，以便往來。王道士居住的下寺對著第16窟，是他改建靈宮的主要處所。這個洞口甬道堆滿了沙土，整個洞門被封了起來。王道士僱了幾個夥計，幫忙清掃長年堆積在窟前的沙子。蕭索的莫高窟，就這樣由一位雲遊來的王道士看管起來。1900年6月22日，16窟甬道的沙土漸次清理完畢，一位姓楊的夥計發現甬道北壁的壁畫後面可能有洞。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更發泥塊，則為一小洞，約丈餘大，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裹經十卷。復有佛幀繡像等則平鋪於白布包之下」。這段發現藏經洞（17窟）的記述，出自1942年至1943年逗留敦煌的畫家謝稚柳的記載，來自敦煌民間傳說。這一傳說還有一些其他版本。
敦煌藏經洞就這樣在純粹偶然的時間和環境下被王道士發現了。如果不是王道士居住在第16窟，如果不是他長期清理沙土，藏經洞還不知道會在壁畫背後沉睡多長時間。
並不懂得考古為何物的王道士，完全不會意識到，他在藏經洞的驚人發現，預示著「敦煌學」的誕生。
但這個發現在當時的中國沒有激起任何迴響。相對於1900年5月正在天津發生的義和團與各國聯軍的激戰，「敦煌」這個地方和它的含義，在清朝末年人們的關注和意識中，不佔據任何位置。斯坦因在敦煌接觸的知縣、軍官、有教養的城裡人，對他所考察的沙漠遺蹟都一無所知；幾乎沒有人研究和熟知佛教文學，人們對通向西方的古路也知之甚少。
王道士將藏經洞書堆上面疊放著的一些佛經卷子和晚近的絹畫，送給附近的官紳和過往的官僚士大夫們，這些人有些身居高位，但都沒有追問這些古老的經卷和繪畫從哪裡來，或者，他們的追問遲遲未抵達敦煌。當地的官府也嫌處理這麼多經卷費錢費事，遂交由王道士保管。
在清末亂世中，想像力的光束從未企及過敦煌，也未能照亮這堆曠世發現。
1907年，斯坦因再次回到藏經洞。王道士此時已在這裡過了八年清苦的生活。他按照自己的想像，正把這座廢墟重建為道觀。在伴隨藏經洞度過的七個春秋中，除流散到官員手中的部分經卷外，他把這裡看守得很緊。斯坦因很快捕捉到王道士身上的那種矛盾性，既「虔誠熱情，堅忠不移」，又「怪癖十足，幼稚無知」，「頭腦簡單，心性堅一」。
斯坦因講起自己如何尊敬玄奘，如何從印度出發，跨越深山和荒漠，追尋玄奘曾拜訪和描述過的寺廟遺蹟時，王道士的眼睛裡則出現了神採奕奕又有點靦腆的眼神。斯坦因立即利用了他的無知和充滿迷信色彩的虔信，以將玄奘的古代經卷帶回佛教發源地為由，獲得了他的信任。當斯坦因被帶入藏經洞，看到這堆足足10英尺高，體積大概有500立方英尺的經卷時，他不禁驚呆了。一段漫長的、包含著多個民族文化交融的遠古歷史就要向他呈現自身。斯坦因做了統計，洞中所有材料原來分包在兩種包裹中，一類是「正規的圖書包裹」，總共有1050個裝漢文卷子的包裹和80個裝藏文卷子的包裹；另一類是「雜包裹」，包著梵文、于闐文、藏文的貝葉形寫本和回鶻文、粟特文捲軸，以及絹紙繪畫、絲織品、修補佛經或佛畫的文書。
他以四個馬蹄銀，從王道士那裡購得了270個裝有漢、藏文寫卷的「正規包裹」，以及大量裝有美術品和非漢文文獻的「雜包裹」。此後，他又走訪了安西榆林窟、吐魯番盆地的古代遺址，沿塔裡木盆地北緣，經焉耆、庫車，橫穿塔克拉瑪幹大沙漠，經喀拉墩，再到和闐，經阿克蘇、巴楚出國。
榆林窟第3窟是西夏晚期開鑿的洞窟，圖為西壁南側的《普賢變》| 敦煌研究院供圖到了1914年，斯坦因再次返回敦煌時，清王朝已覆滅了兩年。他又從王道士手中獲得了570件藏經洞寫本。他的行事同樣沒有受到任何限制，和先後接踵而至的法國、日本、德國、俄國考察隊一樣，他們都捆載而歸，敦煌文物大量流失海外，進入這些國家的博物館。
陳寅恪先生如是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斯坦因從藏經洞搬出經卷時的情形 | 敦煌研究院供圖
100多年前，有著截然不同地理和歷史觀念的斯坦因與中國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藏經洞的相遇，也是兩人背後兩個世界的迎頭相撞。那一刻，是20世紀逐漸成為顯學的「敦煌學」的戲劇性開始。兩年前，當我在大英博物館看到對「斯坦因爵士」的介紹和從敦煌運至這裡的珍貴館藏時，我的情感很複雜。作為具有身份認同感的人類，與古代祖先相連的屈辱和自豪感，從集體潛意識裡浮現，觸動了我的情感；而作為那些保存得很好、安詳陳列於此的物，它們通過被不斷深入的研究，一直在述說著遠古的故事。在大英博物館裡，它們的述說和其他展廳裡來自其他地區藏品的述說對話著、交流著、呼應著，尋找著彼此身上的相似性和獨特性，形成一種全球性的話語。
不得不說，19、20世紀深刻影響了近現代歷史的民族國家，以及那些通過民族國家和殖民地網絡收集而來的藏品，卻並未在這裡僅僅講述關於民族國家的故事。
敦煌遭遇那場劫難百餘年後，歷史硝煙已漸漸散去。對敦煌的重新發現，以及隨著考古學發展在西域、中亞、波斯、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復甦的新知，逐漸改變了我們的地理觀念——它不斷突破過去的界限和障礙，讓我們將自己的位置放于越來越廣的世界地圖中，不再以腳下的土地為中心。
近代的勝利者歐洲人也認識到，世界的中心並非一直在地中海，裏海、八剌沙袞、大馬士革、喀布爾、巴格達、伊斯法罕、撒馬爾罕、敦煌……都曾是「世界的中心」。而數千年來，連接著歐洲與太平洋、坐落在東西方之間的亞歐大陸，才是地球運轉的軸心。許多帝國曾在這裡興盛和衰亡；這裡也是世界上幾乎所有主要宗教的發祥地，印歐語、閃族語、漢藏語、阿爾泰語、突厥語、高加索語混雜在一起。它如此複雜地交織，貿易、宗教、文化的交流，也伴隨著財富、暴力、疾病和災難的蔓延。
19世紀末，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將這個陸地交通如中樞神經系統般將世界聯繫在一起的網絡，稱為「絲綢之路」。而敦煌，就是絲綢之路上的樞紐，一顆綠洲明珠。
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再沒有第二個。
美國芝加哥普利茲克收藏的聯珠紋對鴨紋童衣，吐蕃時期（608~ 866）
百餘年來，這些流散到歐美的敦煌、吐魯番和高昌一帶的文物和文獻，誕生了一支新的學問——「敦煌學」。各國學者孜孜不倦地研究，這門學問也日新月異，它深刻改變了東方學，特別是漢學的面貌，也改變了我們對中亞、亞歐大陸乃至世界史的認識。自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學者或遠渡重洋，調查和抄錄敦煌文獻，或萬裡西徵，考察和保護敦煌石窟，把畢生奉獻於此，創造過許多燦爛的學術成就。西方學者所擅長的各民族語言文字材料和印度、伊朗等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中國學者所擅長的漢學研究相互交流，交相輝映。敦煌學，已是世界的敦煌學。
「世界的敦煌學」枝繁葉茂，根則植在莫高窟。這一期封面報導，我們的記者兵分三路，在莫高窟選了六個洞窟，再加上榆林窟和麥積山，通過對敦煌研究院專家學者的大量採訪，對每個窟的核心藝術價值進行了細緻呈現和解讀，各有側重。
比如，張星雲所寫的45窟盛唐彩塑，由於塑像與壁畫渾然整體，觀看彩塑的角度非常重要，「高低各不同」；有著《五臺山圖》的61窟，則不僅是介於地圖與繪畫之間的「聖跡圖」，也是實際上的導遊圖；而對有著十四幅經變畫的85窟，是否能夠「通過窟內的方位布局，為這組種類全面的經變畫尋找一套準確的觀看順序」，至今仍是一個疑問。再比如，薛芃跟採常沙娜，通過她的敦煌記憶，來講述她臨摹的後期，獨有偏愛的北魏、西魏、隋代壁畫，「那些渾厚粗獷的筆觸和略帶稚嫩的表現手法，比唐代之後那些成熟的技法更令她著迷」；宋詩婷則在榆林窟尋找西夏，走進党項族領導的政權統治河西走廊期間，瓜州作為權力所在地留下的西夏洞窟。丘濂走訪了麥積山，它名氣雖小，但「在極少人為擾動的狀況下，保存有綿延10個朝代、持續1600多年不間斷的雕塑作品」，價值極大。
在敦煌那段時間裡，許多問題向我們湧現，仍然沒有確切答案。莫高窟為何會建在距敦煌市20多公裡的鳴沙山崖壁上？是誰修建的這些洞窟？這些洞窟又是為誰而建？藏經洞封閉的原因是什麼？多少塵封的歷史沉默如謎，這也是敦煌引人入勝的美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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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錦詩最早來敦煌，是在1962年。那時，她作為一名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來實習，接觸到了大量石窟資料和優美壁畫，被深深地吸引了。畢業之後，她來到這西北戈壁工作，在敦煌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她一生致力於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和研究，與之相守了半個多世紀，也讓敦煌成為了無數人嚮往的藝術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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