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周年。70年來，人教社研究、編寫、出版了11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兒童少年的成長。近年來，還圓滿完成了國家統編道德與法治（思想政治）、語文、歷史三科教材的編輯和出版發行工作。歷代教材建設，飽含了編者們耗時多年的心血。
在中小學所有學科當中，語文是最為特殊的學科，並且，社會對語文教材的變動也異常關注，由此產生的討論也最為激烈。語文教材到底是如何編寫的？編者對於社會的熱議如何看待？長江日報《讀+》邀請到人教版語文教材編者之一程翔，就熱點問題作出回答。
人物簡介：程翔，北京一零一中學語文特級教師，正高級教師，國家「萬人計劃」教學名師，全國中語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從事中學語文教學38年，參與人教社初、高中教材編寫工作20年。受聘為教育部「國培計劃」專家庫首批專家，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編寫委員，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從教者到編者
從未離開三尺講臺
參加工作38年，程翔的工作地從山東遷到北京，從泰安六中到北大附中，再到北京一零一中學；從一線教學到副校長，從教師到教材編寫委員，經歷可謂豐富，但他從未離開過摯愛的三尺講臺。
即便是今天，程翔仍然帶高二兩個班的語文課，還奔波在一零一中教育集團各個校區，聽課、座談，幫助一線教師提高業務水平，並負責校刊《遠方》的編輯工作。寫文章、做研究，夠忙的了，但他跟普通老師一樣，上課、備課、批改作業、輔導學生，一點都不落下。
程翔是語文教壇赫赫有名的人物。熟悉他的人評價道，他酷愛課堂、痴迷教學，視課堂為生命。為學生講課的程翔，是個徹頭徹尾的「激情派」，他的課堂有種難言的魅力，堅持不用PPT ，一根粉筆、一本教材、一問一答，讓學生如沐春風。這也難怪，1994年31歲的程翔就被評為語文特級教師，這一紀錄在全國實屬罕見。
他是「教者」，也是「編者」——編寫中學語文教材的人。20年前，程翔參與全國乃至地方語文教學活動，發起成立全國青語會，積極參加全國中語會活動，拜識了許多老前輩，並被聘請為人教社高、初中語文教材編寫委員，參加了必修和選修教材的編寫，還與章熊先生一起主編了高中選修模塊《文章寫作與修改》及教師用書。近年來，程翔還參加了初中統編教材的編寫工作。
既是「教者」又是「編者」的雙重身份，使程翔開始理解編者的意圖，以此反觀自己的教學是否達到理想狀態。如今，從教近40年，參加教材編寫工作20年，程翔懂得了「教教材」與「用教材教」的關係，更懂得了「課文」二字的精髓。
說到底，編寫出來的教材尚是一種「理想」，教師要去落實「理想」，這其中必定要打破隔膜。在「課標-教材-教學」這個鏈條中，教師要負起最後環節的責任。對此，程翔熟稔於心。
為追溯教材中的一則典故
翻閱了國內各大圖書館藏書
又到一年銀杏黃，秋風吹落滿地金。
每年這個時候，學生就會手捧一堆「金扇子」，將程翔圍住，請他在銀杏葉上題寫喜歡的字：「和」「愛」「德」「勤」「孝」「仁」……程翔的小楷很是雅致。寫完後，他還會鄭重其事地蓋上印章，送給學生。
「我特別喜歡給學生帶去『詩意的棲居』的啟發，讓周圍的生活浸泡在文化之中。」秋日時節，從教室窗戶望向校園內那片金黃，美得讓人心醉，為此，程翔還專門寫過一篇《銀杏葉正黃》的散文，與學生交流感受。
作為語文教師，程翔似乎做了很多「沒必要」的事。因為教材中的一篇《愚公谷》，程翔對《說苑》做起了研究，為此翻閱了國內各大圖書館所藏的《說苑》版本，還跑到俄羅斯，找到宋代最好的版本。他還研究《論語》，不斷拓展語文教學研究的範圍。細算下來，程翔至今已出版了《說苑譯註》《說苑評註》《論語譯解》《語文教改探索集》《課堂教學的研究與實踐》《課堂閱讀教學論》《一個語文教師的心路歷程》《我的課堂作品》等13本專著。除此之外，程翔平日裡也愛寫點散文、小說，在書房一呆就是幾個小時，2020年第一期《人民文學》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那棵槐樹》。疫情期間，程翔除了授課，還創作了一部30多萬字的長篇小說。
他也是這樣要求和培養青年教師的。學校有一位青年教師是古代文獻專業畢業的博士，近些年來這位老師參加了《全元詞》的整理工作。程翔對此稱讚不已，他認為教師就是要一手教書，一手學術，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也正是這些看似「沒必要」，成就了程翔的職業理想。他篤定表示：「我剛參加工作時就給自己定下目標，要做教育家，要做學者型教師，不做教書匠。」他大學畢業前寫過一首詩，其中兩句是：「群峰嵯峨無足道，踏出青山路一條。」
「一個中國的語文教師，教的是母語，就應該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比較深入的研究。語文教師不能滿足於教好課，讓學生喜歡，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還得對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站在文化的制高點教書。」程翔身兼北京師範大學和首都師範大學的碩士生導師，這正與他「學者型教師」的理想相吻合。
【訪談】
英國的教材一定會選莎士比亞 我們的當然要選唐詩宋詞
讀+：為什麼公眾對教材的「一字之增刪」都會密切關注？體現在語文教材上尤其如此。
程翔：因為它是母語，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母語的環境中。母語是一個人的精神家園，拋棄了母語，就找不到回家的路。社會上對教材的變化關注、聯想甚至批判是件好事，正說明大家都很關心母語教育，關心祖國的傳統文化教育。如果大家不關注，反而不正常了。
教材總會有些變動。比如魯迅的個別作品在教材中撤出，引起了廣泛爭議，這很正常。畢業多年的人，讀書時可能因為一篇文章改變了他的人生。突然有一天，那篇已經融進他血液中的文章撤出了，他從情感上接受不了，就會追問：變動的依據是什麼？合不合理？這太正常了。當年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就因為中央廣播電臺更換了「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的前奏曲，我就寫信詢問中央廣播電臺，得到了他們耐心的回答。
教材的變動是常態，不必大驚小怪。教材有時代性，時代發展變化了，它也應該隨之發展變化。語文教學在不斷發展進步，教材也在不斷調整。
讀+：您是否看過其他國家的母語教材，跟我國的比，有何發現？
程翔：我關注過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教學大綱、課程標準，我也看過美國和德國的語文教材。其實，所有國家的母語教材，都在表達一個主題——愛國主義。所有國家都會珍愛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選擇那些最優秀、最著名的作家作品到課本中來。像美國的教材一定會選馬克·吐溫，英國的教材一定會選莎士比亞。我訪問英國一所中學的時候，剛好碰到學生學習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學生讀原文，你讀一段，我讀一段，像是在表演。
西方國家的語文教學重視戲劇，我們的語文當然要教唐詩宋詞。我們有我們的傳統，比如我們的傳統之一就是詩歌散文特別多。辭賦是中國獨有的，比如「賦」這種文體，在外語中找不到對應的單詞。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再到元曲、明清小說，從孔子、孟子到黃宗羲、龔自珍，每個人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中華民族的烙印。在中國香港、澳門、臺灣的語文教材裡，也有很多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篇章。
中國人的語文，一定要走中國的路子，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母語的教育，中國不能照搬。這是中國語文學科特殊性的一個表現。我反對那種動輒用西方理論來要求中國語文教育該如何如何的行為。中學現行十幾門學科中，大部分內容是西方科技知識，唯獨語文學科的內容是地地道道的「國貨」。
語文教師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使者 一定要弄清「語文」的前世今生
讀+：我們從小上語文課，但「語文」二字怎麼理解，「語文課」是否等同語言文字課？
程翔：語文課教的是國家通用語，它是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國家有專門的語言文字政策。憲法裡原話是：「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短短一句話，賦予了語文學科重要的任務。還有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不學語文是違法的。走進中小學的校園，你會發現有這麼兩句標語：「講普通話」「寫規範字」。普通話是中華民族大團結的紐帶。
語文老師要弄清「語文」的前世今生。漢字，承載著中國人的記憶。從甲骨文到今天，幾千年的悠久歷史。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國的文字中斷了，只有漢字一脈相承。無論我們的方言讀音多麼複雜多樣，但寫出來的漢字總是一個模樣，大家都認識。這非常了不起。歷史上是書同文，今天是語同音。語文課責無旁貸。
所以一個語文老師，要懂得漢字的來龍去脈，要對漢字有深刻的認識。我始終認為，一個語文教師一定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使者、傳播者，一定要有文化使命感，而不僅僅是只盯在分數上。要教育學生熱愛母語，對母語心存敬畏，對漢字心存敬畏。認認真真寫好每一個漢字。熱愛母語就是熱愛祖國，母語強則國家強。
讀+：好的文章那麼多，選進教材的標準是什麼？
程翔：教材選文是有依據的。之前我們跟著蘇聯叫「教學大綱」，現在叫「課程標準」。其實我們很早以前就叫過「課程標準」。現在又回到「課程標準」上去了，俗稱「新課標」。
編寫教材，首先是分冊進行。現行語文教材是由一個個單元組成，單元主體是一篇篇課文。有的課文是教讀，有的是自讀；自讀還可以分為課內自讀和課外自讀。每篇課文的身份和分量是不一樣的，所承擔的功能也不完全相同。
教讀就是給學生作示範，啟發學生由此及彼，舉一反三，體現遷移的效果，在自讀時也能觸類旁通、融會貫通。這就體現了葉聖陶的教材思想。葉老說，教材無非是個例子。但這個例子要選好、編好，不能隨隨便便選一篇。我們會廣泛搜羅樣文，反覆比較，討論很久又放棄的文章很多。能選進課本當課文的，一定是文質兼美的文章，有代表性，經得起推敲。
讀+：從「大綱」到今天的「新課標」，到底是用語上的變化，還是根本核心的變化？
程翔：變化很明顯，「大綱」是粗線條的，「新課標」就細緻多了。就拿高中新課標來說，它把學業水平分為五個層級，很具體，體現「標準」的含義。還有對考試的要求，過去對考試的要求很簡略，但現在更為詳盡。總體看，是越來越科學和完備。最重要的是，明確提出了「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概念，從語言、思維、審美、文化四個維度上提出了詳細要求，並形成了較為科學完備的課程框架。
語文教師應該是一個有文化追求的人 要站在文化的制高點上來教語文
讀+：編寫教材，要考慮到選取的文章成為教材後，是否會存在負面影響。作為編者，這種考慮是不是很多？
程翔：應該考慮這個因素。但顧慮太多，教材就沒法編了。比如說《雷雨》，有的讀者曾經批評曹禺，說你寫的《雷雨》是個什麼東西，裡面亂搞男女關係。這說明他沒有讀懂《雷雨》。經典是不容易讀懂的。高中新的統編教材選進了《復活》中的一段，涉及聶赫留朵夫誘姦瑪絲洛娃這個敏感的話題，難道語文教學就迴避嗎？不是。這些深刻表現人性的作品，對學生有教育意義，沒有必要迴避。語文教材中還選了許多歌頌美好愛情的詩篇，但並不是鼓勵中學生談戀愛。
讀+：編寫教材的人是怎麼判斷學生適不適合學這篇文章，到底是深了還是淺了？
程翔：這麼多年來，我們編教材前，都會先翻翻前人編寫的教材。魯迅活著的時候，他的《狂人日記》就已經選進教材了。魯迅知道後很擔憂，說《狂人日記》不是寫給孩子們看的。但是，如果只選那些專門寫給孩子們看的作品的話，中學語文教材也沒法編了。編寫教材的人，有教材專家、大學教師、教研員，還有中學教師。教材編者對不同年齡段的學生的接受力會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即使文章有接受上的困難，不是還有一線老師的引導啟發嘛。事實證明，這些年來語文教材所選的文章總體上是恰當的，學生是歡迎並接受的。
讀+：好的老師如何打破教材和教學的隔膜？
程翔：像朱自清，曾是中學教師，又是學者，又是作家。這種人當時有一大批。這應該成為語文教學的優良傳統。到了當代，這種傳統一度中斷。能接續這一傳統，是我的理想。我認為一個語文教師，應該是一個文化人，要有文化追求。首先要做一個學生喜歡的老師，其次還要有學術上的追求，第三要做一個文學愛好者，最好是有點文學創作。我就是這樣要求自己的。語文教師應該是一個有文化追求的人，要站在文化的制高點上來教語文。
除了日常教學，我對《說苑》《論語》進行了研究，逐步深入到中國古代文化的內核當中。我對古代的版本學、目錄學、典藏學、校讎學等都有所涉獵。直到今天，我依然沒有中斷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一個語文老師，要批改學生的作文，如果自己不會寫作，不懂寫作規律，怎麼能對症下藥呢？
長江日報記者秦孟婷
【編輯：葉軍 吳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