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為課講的好，小鈺有個綽號叫「溫鐵嘴」，小鈺在內蒙古大學的課堂，那是相當的精彩。一直想寫小鈺又一直拖了下來。小鈺的故事，不但我記憶裡有她的親口所授，手邊有她的作品和紀念文集，還能從網上查到她的更多，可實際上，我感覺卻是非常難寫。
溫小鈺是我的大學老師，是作家也是名人。在小鈺55年的生命歷程中，北大5年的學習應該是她最幸福的人生。1955年小鈺從春城昆明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時候只有17歲，這個17歲小姑娘的最大遺憾是沒學成表演，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沒要她。
田徑、各種球類、唱歌、跳舞、扭秧歌、演話劇，小鈺無所不能，而她所有特長最輝煌的業績是詩歌朗誦，小鈺從中學開始當眾朗誦普希金的童話詩，她能一口氣背誦幾百行的希克梅特的長詩《卓婭》、法米特爾吉雅泰的長詩《遊擊隊員班柯之歌》，她的嗓子清亮甜美，餘音嫋嫋。她的朗誦多次獲獎，成為盛極一時的事情。因為朗誦，她到處受到歡迎和被人羨慕，在高中班的理想晚會上，小鈺兩眼發光地宣布了自己的理想：戲劇是我的畢生事業！
誰都沒想到小鈺會首戰失利，中戲的主考官對她搖頭僅僅是因為她的外型條件不理想，她身型纖細瘦高，高得很難有男演員能與她配戲，還有她的臉型五官，怎麼說呢，最顯眼的是一個碩大發光的額頭，臉不大，長的有點像外國人或是混血兒，太不中國了。
雖然沒能進中戲，小鈺卻受到了生活更大的寵愛。1950年代中期，一場風暴來臨之前，天宇澄明，整個社會都瀰漫著思想自由的空氣。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是一個成就輝煌的集體，大齡調幹生帶頭，他們以集體著書立說聞名全國，先後有《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簡史》、《中國小說史稿》、《中國現代文學史》正式出版。
在這樣一個成熟的班級裡，年齡最小、被視為小妹妹的小鈺如魚得水。小鈺是校女排的主要得分手，女籃和遊泳，中長跑和跨欄，小鈺都有北大運動明星的紀錄。而她對戲劇的熱愛非但絲毫未減，反而愈發強烈了。她擔任北大話劇社的社長，導演了由高爾基《底層》改編的話劇《夜店》，並出演其中難度最大的妓女，在學校引起轟動。小鈺還是北大文藝創作組的成員，這個以她班級為主力的創作組，在一年多時間裡，寫出了三部大型話劇，一部歌劇，一部電影劇本，其中小鈺執筆的四幕七場話劇《時代的芬芳》，不但在最具權威的《劇本》月刊上發表，還出版了單行本。
（二）
1957年北大反右運動開始，小鈺正沉浸在狂熱戀愛的二人世界無暇他顧，既沒言論也沒寫大字報。小鈺對我說過她自己是「幸運兒」這樣的話，後來她加了前綴「咆哮時代」——咆哮時代的幸運兒——我那時完全不解其意，20多年後我才從網上知道了林昭。不知不覺拿林昭與小鈺對比：都是中文系的才女；林昭1954年進北大；小鈺1955年進北大；林昭調幹生22歲，小鈺應屆生17歲；林昭的母親是蘇州的女界聞人，小鈺的父親是浙贛鐵路局舊職員；林昭是校刊《紅樓》的編輯，小鈺是《紅樓》的作者。
理論上說性格決定命運，其實命運有很大的偶然性，性格也有很大的盲動性。林昭比小鈺大6歲，在政治上應該比小鈺成熟她也曾經更加激進。她參加過鬥爭地主的土改工作隊，為了政治正確她甚至違心地無中生有揭發過母親。但是在1957年5月22日的那個動蕩的夜晚，當同是《紅樓》編輯的張元勳被眾人攻擊的時候，林昭突如其來躍身而起，俯仰之間，說了幾句仗義執言的話。就在她一腳踏上大食堂餐桌的那一刻，她註定也就踏上了一個罹難者的不歸之路，將自己短暫輝煌的人生結束在36歲那年。
小鈺走的是與林昭截然不同的另一條路。直到反右後期，小鈺才開始關心運動，像多數年輕人一樣，她天真地相信那些右派學生就是要鬧事，要改變人們眼下安定幸福的生活。而出生在戰亂途中的小鈺，她珍惜這樣的和平日子。小鈺還寫了個反右題材的獨幕劇《異路人》，由北大劇社排練演出，劇本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得到第一筆稿費後，小鈺竟然為床底下那雙紅色高跟鞋去配了件鮮紅的毛線外套，還去大吃了一頓甜食奶油蛋卷。
活力和激情是小鈺的特點，凡是有小鈺的場合永遠不會冷場和尷尬。更為突出的還是她我行我素的個性，在國家一窮二白、無產階級揚眉吐氣，全民艱苦樸素的學府裡，在寒酸的苦讀之士的群體中，人們喜愛她也批評她，說她像個資產階級的嬌小姐。
（三）
最大的幸福當然是在北大收穫了愛情並找到了相伴一生的親密丈夫。男生們把小鈺當成一個長不大的孩子，以為她只配打打排球吃吃奶油蛋糕，可還是有一個人把她當成大人，總是嚴肅地和她討論文學創作和未來人生，這個高大魁梧、略顯沉悶的中文系高年級男生叫汪浙成。
小鈺陷入了情網，他們兩個是那樣的不同，又是那樣的相契。小鈺走到哪裡都是光芒四射才華橫溢，而沉悶的大汪除了個頭高、塊頭大，幾乎一無可取。實際上連小鈺最好的閨蜜都是無法認識這條大漢的價值的，他們後來成為一對夫妻檔作家，共同的脊柱正是汪老師。如果沒有汪，小鈺好動的天性會驅使她尋找快樂和輕鬆，而白白浪費了才華，如果沒有汪，小鈺不會在不願意拿筆的時候拿起筆來，靜下心苦苦耕耘。汪老師能比小鈺想的深，能比小鈺走的遠，如果沒有汪，就不會有這對夫妻檔作家的處女作《小站》，也不會有後來他們積20年文學馬拉松的成名作《土壤》。
先說《小站》吧。《小站》發表在1962年的《上海文學》上，一個充滿了幻想的年輕人被分配到連慢車都不肯停一分鐘的小火車站當見習站長，荒涼的車站，單調的工作和看膩了的幾個粗俗的當地同事的臉，使他苦悶，他覺得自己被生活拋棄，就像飛馳而去的列車，明亮車窗裡豐富多彩的生活在他的面前一閃就過去了，他一個人被撇在了孤伶伶的小站上。後來在老站長的幫助下，他認識到平凡工作的意義，認識到每一個小站對社會主義前進的列車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他的理想終於立足在現實中了。
小鈺屬於和平環境裡的第一代理想主義知識分子，不甘凡庸，是他們的最大特點，齒輪還是螺絲釘？內心掙扎的結果是不甘凡庸的齒輪追求被螺絲釘精神所化解。他們夫婦在處女期的另一篇小說《蘇林大夫》，把這種內心的矛盾揭示得更清楚也更深刻一些，蘇林大學畢業希望到草原上去繁殖改良馬種，結果卻分配到林區的小獸醫站，後來他認識到這個崗位的重要性，不知不覺與小獸醫站建立了感情。
在這裡汪老師和小鈺提出了「應該過的生活」和「願意過的生活」這樣兩個重要的人生概念，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案，不是勇敢地去追求「願意過的生活」，而是努力從個人主觀感情上將「應該過的生活」轉化為「願意過的生活」，將二者統一起來。其實這個統一的過程就是黨所教導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黨說這是一個痛苦的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四）
小鈺家是杭州人，她從小在昆明長大，從北大畢業後她卻去了內蒙古的冰雪邊城呼和浩特。敕勒川，陰山下，愛情在哪裡，生活就在哪裡。1958年汪浙成畢業分配到了內蒙古，兩年後的1960年，小鈺畢業，她那屆內蒙古的名額，中文系只有兩個，其中已經內定了一個倒黴的右派，小鈺還有更好的選擇。為此汪老師特地從呼和浩特趕回北大，言明飢餓席捲邊疆的現實真相，勸小鈺慎重行事。
那天這對情侶在未名湖邊走了一圈又一圈，小鈺為自己的神聖選擇感到無上榮光甚至有點偉大，她的眼睛在月亮的照耀下一閃一閃，她激動得臉上大放紅光，頎長單薄的身體在秋天的夜風中微微顫抖著。她不顧一切地去要追尋的，是她的愛情夢想，還有她的文學夢想。
然而生活的嘲弄是無情的，日後異鄉異客的艱難人生遠沒有小鈺的夢想這般燦爛。當她不遠千裡從北京來到未婚夫身邊，還沒來得及打開行裝，就被直接下放到基層的遼河農村，饑饉同樣讓這對年青人在死亡線上掙扎，小鈺每個月都在封信裡塞上2斤糧票，就是這2斤糧票，救活了全身水腫、需扶牆行走、幾近奄奄一息的汪大漢，小鈺自己卻靠著村裡好心的老飼養員省下來的馬料炒黃豆，充填每日的轆轆飢腸。在風化得遍地溝壑的窮沙窩裡，聰穎的小鈺很快就學會了早起捧一捧水，含在嘴裡漱幾口，然後吐在手心往臉上一抹，當地的那些「二老板」（農民媳婦）都是這樣完成一個女人全天的洗漱的。……後來他們在呼和浩特的家，一條彌滿著煤油爐的氣味和堆滿了雜物的公共走廊，骯髒陰暗的走廊裡，有他們的兩個不相鄰的房間，他們一住就是20多年。
這對夫妻檔作家的《土壤》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是1980年的事。小鈺1960年出塞，獲獎或許說明了小鈺整整20年的傾情付出是值得的？寒風刺骨的塞外有她「應該過的生活」，但我以為她「喜歡過的生活」不在那裡，20年的漫長歲月，在理想的道路上她已經走了很遠很遠，猛然回頭時，才發現儘管自己火熱的胸膛裡充滿豐富的感情，必須面對的現實卻是鐵一般的冰冷無情。是的，其實小鈺沒能完成那個轉化和統一，小說畢竟是小說，哪怕是自己寫的小說。
（五）
再說《土壤》，講了3個1950年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故事，他們是大學同學，一個在學校被開除黨籍發配農場，一個是政治投機，還有一個單純的女生，性格、愛情和命運在20多年的風風雨雨中交錯變化發展。
現實主義作品都是切時代的脈搏律動著的，《土壤》發表在1980年，由於年代的久遠，由於歷史的局限，整部小說，我覺得難以用今天的觀念來評說，但是有兩點應該提一下，一是小說著眼於分析反派人物滋生的「土壤」，雖然小說反派人物的個人主義染上了犧牲朋友的血腥味，但從根本上說，是「運動的需要」，即運動需要他的朋友成為國家的敵人。「土壤」問題的提出已經觸動到社會制度本身了，在34年前已經很不容易了。二是《土壤》關於「五十年代人」有一種難以掩飾的自豪情懷，對1950年代有懷舊情緒。小說的正面人物是從歷史的堆積層中挖掘出來的「五十年代人」之瑰寶，一位正直、強韌、深沉的知識分子，在逆境下堅守共產主義理想的共產黨員。
最有意思的是小說有一段「五十年代人」與知青一代人的對比，這是小說中唯一的對知青的描寫，我從而知道了小鈺和汪老師是怎麼看待我們知青的。「大合哭」——這就是「五十年代人」眼中的知青。小說中有一位「五十年代人」被懲罰性地發配到農場進行強制勞動，但他內心仍然感到自己作為「第一批拓荒者」、住帳篷和地窨子的豪情，而對比文革後來的、住上紅磚房的知青，小說寫道：
「十年以後來到這裡住上了紅磚房的知識青年，曾經覺得自己被遺棄在天的盡頭，面對連綿不斷的沙丘，面對這大片沉睡的處女地，他們覺得與世隔絕，再也回不到親人身邊，由幾個彪壯的小夥子領頭，表演過一次大合哭。他們朝藍天和曠野放開了喉嚨，用高低不等的聲調嚎啕大哭，把場部的同志嚇得手足無措。」
《土壤》獲獎後，《苦夏》接連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獲獎是不算什麼，但至少證明了小鈺和汪老師是體制內有成就的作家。《土壤》代表了北大中文1955級學生的那種既崇高純潔，又愚昧盲從的精神狀態，也代表了他們的反思。反思文化傳統和現實土壤，包括文化大革命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印記。
小鈺們對歷史懷有更多的「溫情與敬意」，雖歷經苦難，屢遭打擊，初衷不改，信念不變。他們是沒有憤怒的一代，沒有帳本的一代。在他們同樣是苦難的記憶裡，似乎只要有一線光明，就會壓倒大片的黑暗，我還能想起小鈺對我講在北大時去跟林燾、朱德熙先生學崑曲，她那連唱帶說眉飛色舞的神情。
（六）
上大學進了北大，小鈺周圍的同學都在爭取入黨，小鈺卻還沒入團。根本原因還是小鈺的家庭問題。小鈺生於1938年，父親的浙贛鐵路局在戰火中撤往西南大後方。小鈺1949年秋天從昆明鐵路子弟小學畢業考入西南聯大附中，這年冬天，盧漢起義，昆明和平解放了。非常幸運，沒有槍炮和太大的死傷與破壞，小鈺在秧歌腰鼓、彩綢紅旗中迎接了新的生活，一切對少年人來說都是那麼的新鮮。舊鐵路局的大部人員被留用，父親被任命為鐵路局的會計師，大姐考取軍事幹部學校，家裡掛上了「光榮軍屬」的牌子，母親和女同事們爭先恐後脫下旗袍，換上列寧裝，把頭髮塞進幹部帽，小鈺戴上了紅領巾。她含著淚水聽志願軍歸國代表團的報告，從蘇聯電影周去認識卓婭、馬特洛索夫，還有劉胡蘭、黃繼光、邱少雲這些中國英雄，英雄的時代，英雄主義的文學，少年小鈺心中漲滿理想的大潮，生活是這樣美好，強烈的幸福感讓小鈺幾乎醉倒了。
於此同時她的家庭卻變故突起，父親在證據不確鑿、罪狀不清楚的情況下被捕，清高孤傲的祖父在大惑不解中自殺棄世，生活開始對她咆哮。小鈺的青年時代是在不斷認識家庭影響和劃清界限中度過的。她是矛盾的也是痛苦的，因為她始終沒學會憎恨那身處厄運、給自己帶來麻煩的父親。中學不能入團，就是因為她去探視勞改的父親，父親正在打石子，小鈺不忍看父親如此受累，就讓父親歇著，自己代勞父親打了一會兒。這份材料隨檔案從中學轉入大學團組織，但是沒有引起重視和追究，小鈺在北大入團了。
大概因為年齡最小，小鈺在1955級是被同學們嬌寵著的，1957年她剪掉細長的辮子燙了頭髮，劉海捲曲著垂下來遮住了寬大的前額。燙髮在當時是很大膽的舉動，到了1958年興無滅資、改造思想，一天已經深夜熄燈，突然全班緊急集合開展「交心」活動，許多人這時都會用沉重的語氣把自己鬱積的「心事」交代出來，平日很少發言的小鈺這次卻發言了，內容是關於她的頭髮，她說：「有人認為燙頭髮是資產階級思想，但我覺得我燙了頭髮就是漂亮！」她特別加重了「就是」的語氣，像是要氣誰似的，好在那夜誰也沒站出來批判她。
（七）
真正的失落是北大畢業到內蒙古後，小鈺說起過第一次在工作單位參加食堂運白菜的情景，同事們沉默寡言，幹完自己的份額就急忙離開，一句玩笑話也沒有，非但不相互照應還似乎有所提防，與學生時代參加勞動的歡樂場面形成鮮明對照。勞動結束後，凍的半死的小鈺得到一碗嚼不動的清水煮白菜老幫子，她餓得發狂又食不下咽，好像突然掉進了冰窖裡，那一刻她是多麼想回到北大溫暖的教室裡和明亮的燈光下，回到1955的集體中去啊，正是這樣的靈感讓他們寫出了處女作《小站》。
以後在內蒙的20多年，小鈺東部到過哲裡木盟農村，西邊去過錫林郭勒大草原。在乾旱的白音希勒荒漠和溼潤的黃河後套平原，她跟著阿拉善左旗烏蘭牧騎在沙漠裡騎著駱駝走了一個多月，見識了神秘憂鬱的鄂爾多斯高原。她被包頭鋼鐵廠的氣浪灸灼過，她在黃塵瀰漫的土默川揮汗如雨。她結交了許多基層的朋友，有牧區的勞模、獸醫、摔跤手，有農區的大隊書記、電工，有老藝人和年輕的烏蘭牧騎姑娘，甚至還有活佛。她努力去擁抱生活，擁抱她「應該過的生活」。她失去了很多，失去高雅的氣味、瀟灑的舉止、撒嬌的習慣，她細嫩的皮膚變得粗礪，待人接物變得魯直，漫天的風沙讓她顯得蒼老。然而，即使是在她最沮喪、最絕望的時候，她仍然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變得更有價值。
文革中小鈺偶然用原文讀完了契科夫的名劇《三姊妹》，她一邊讀一邊流淚，過去沒有注意到的對白，與現實聯繫使她有了新的理解，從最初批判三家村到連綿的派戰，完全違背自己意願地在政治漩渦中沉浮，當讀到三姊妹中最小的妹妹伊裡娜說：「都到哪兒去啦？過去的一切都跑到哪兒去啦？什麼都沒有了！啊！我的上帝啊！……我把什麼都忘了！我一天比一天忘得多，可生命就一去永遠也不回頭啊……」她突然放聲大哭。
還有過一次當眾痛哭，而且小鈺是對著滿屋子陌生的大男人痛哭，那是為了給她襁褓中的小女兒訂上一瓶牛奶，在那間辦公室裡，小鈺什麼好話都說盡了，什麼招數都用過了，就是不成。她被撂在大屋的一角，沒人搭理她，她真正絕望了，悲從中來，她大哭起來，痛快淋漓、真真實實地大哭了一場，最後她的眼淚戰勝了男人的冷漠，孩子訂上了一瓶牛奶。
（八）
1986年，小鈺夫婦帶著獨生女兒舉家遷往溫柔故鄉杭州，從來沒當過官兒的小鈺，居然成了浙江文藝出版社的黨委書記和總編輯。我不知道小鈺是否過上了她「喜歡過的生活」？只是，僅僅兩年的時間，殘酷的命運就來敲門了！即使在她離世後，命運仍然不肯放過這個殘破的家庭，又一場大難，使得小鈺終身保守的一個秘密也不得不在她的身後被揭開。
小鈺的病叫做帕金森氏綜合症，命運就是這樣作弄人的，幾乎從未離開過運動場上跑跳的小鈺，突然發生行走方面的問題，不久就徹底癱瘓；熱衷於說話幾乎是小鈺的第二生命，可她突然舌頭無法自由活動，要費很大勁哆嗦著嘴唇才能吐出幾個含混不清的字來，基本上喪失了語言的功能。
身邊有丈夫和女兒的陪伴，最後的日子，她本來已經病得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可還是力所能及地關心著女兒，每天早上女兒出門上班，小鈺都會哆嗦著嘴唇，使用很大的力氣，訥訥地說出幾個含混不清的字：別忘記帶雨傘，今天預報有中雨，或是穿毛衣了沒有？今天有寒流。那年女兒已經23歲了。
在小鈺病逝後14年的2007，她的女兒得了白血病。治療白血病的重要手段就是骨髓移植，理想的供者是移植成功的一半，有的白血病患者，因為找不到適合的供者而無法進行移植，再高明的醫生也愛莫能助，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撒手人寰。一般來說，直系親屬血型的配型，不但成功率高，而且發生排異的概率也低。但是女兒的供者在哪裡呢？這個保守了37年的秘密，卻在小鈺的身後不得不被無情地揭開。
（九）
原來女兒是個至今不知來歷的棄嬰。37年前一個冬天的早上，冰雪覆蓋了大地，與小鈺家一街之隔的醫院走廊長椅上，有個嬰兒在啼哭，髒兮兮單薄的裹被上落了一層細細的黃沙，嬰兒哭聲喑啞，嘴角發炎潰爛，圍著的人們議論紛紛，擠在最前面的小鈺眼睛紅了，最後她把孩子抱回了家。在孩子貼身內衣的胸前領口上，有一行淡淡的墨寫小字：山西陽泉市幸福巷92號賈，這是孩子身上有關身世的唯一線索。
很快，在陽泉公安局的配合下，尋找「山西陽泉市幸福巷92號賈」的報導在《陽泉日報》的晚報版刊出，一時沸沸揚揚，引起廣泛關注，如果女兒真有親人在陽泉也不可能不知道了，但是尋親無果，沒有人站出來。這有兩種可能：一是親人真的已經不在陽泉了；二是由於外人無法得知的原因，親人決定對此事保持沉默。
其實抱養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都會敏感到其中的蛛絲馬跡，我的一個從小被收養的朋友說，他差不多在上小學前後就知道了自己身世，雖然養父母至死也沒說出實情，因為孩子主要是生活在孩子當中，童言無忌，童言往往是成年人無力驅散的真相。但是小鈺和汪老師曾經約定，無論如何，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無論女兒有怎樣的疑問，他們兩個做父母的都要一口咬定，女兒是他們親生的！
雖然小鈺保守了一生的秘密已經敗露，雖然汪老師為女兒苦苦尋親未果，但可以告慰小鈺在天之靈的是，靠著海峽對岸供者捐獻的造血幹細胞，汪老師奇蹟般地救活了女兒。這其中經歷的九九八十一難，他都已經寫在一本書裡了，這本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書名就叫《女兒，爸爸要救你》。
「隱藏三十七年的秘密演繹中國現實版《血疑》」，在這本書裡，汪老師不僅講述了搶救白血病女兒的艱難，也講述了執著的愛最終創造出了生命奇蹟。無論女兒的病多麼危險，治療過程多麼曲折跌宕，是父愛，撐了一片天空。我買了這本書，一口氣讀下來，切實感覺到偉大父親對女兒濃濃的愛意滲透在字裡行間。具體詳情，就不在小鈺的故事裡囉嗦了。奇蹟發生，偶然裡有必然，這當然也可看作是一種「五十年代人」的精神，逆境中永不言棄的頑強的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