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他對儒家的「修齊治平」和「家國一體」理念，有著深刻理解和獨到應用。他目睹了封建社會和軍閥割據時期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官場黑暗，民不聊生的種種弊端，內心深惡痛絕。投身革命後，在聚少離多的情況下，面對家人和親友間的方方面面，董老以其堅定的理想信念，超凡的遠見卓識和質樸的家國情懷，通過一篇篇家書惕勵自己，教化家人，營造出一股清新之風和浩然正氣，為世人所重。
對自己：甘為民僕恥為官
董必武德高望重，備受尊敬。但他從不以老自居，恃功自傲，而是甘當民僕，自比「老牛」，時常反省，修身勵進。七十大壽時，董老以「蹣跚行步慢，落後最宜鞭」警醒自己；八十五歲時，直陳「新功未建慚高坐，老本無多啃早完」誡己示人；九十高齡時，他爽言「徹底革心兼革面，隨人治嶺與治河。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人老心不老，耄耋之年仍不忘修心革面，對祖國的美好未來充滿信心。
讀馬列、學毛著，不斷用導師、領袖的革命理論武裝頭腦，指導行動，是董必武的一貫風格。「五篇六本相連讀，學習當如卒過河。」1972年2月，春節臨近之時，董必武在其《偶成長句一首》中吐露心聲，激勵自己，慰勉家人，這年他87歲。平時，他謹慎用權，高點定位。1950年2月，侄兒董良壎從武漢來信，反映家中生活困難，同時，想請當「大官」的叔叔幫他從供給制換到薪水制的單位工作。此時的董必武，作為政務院指導接收工作委員會華東區工作團團長，十分繁忙。看到信後，董老為侄兒不懂事、缺乏大局觀既難過又痛心，深夜以一封長信回復。其中寫道：「你和良新原來在家中是失業的，要我介紹才找到一個工作崗位，是供給制，你們都不滿意……要解決家庭生活困難問題，一般的只有靠發展生產，大家都要從事生產。」在談了要立足現有崗位，努力工作，不可以隨便伸手要照顧、要待遇後，董必武對侄兒正言說道：「我能對你們幫助什麼呢？我現在應當忙的，不是單想著我們自己家中怎樣生活的問題，而是怎樣組織全國工農軍民人等生產的問題；是怎樣解決幾十萬幾百萬災民的生活問題；是怎樣恢復上海被敵機轟炸被毀壞了的生產機關的問題；是用什麼方法去消滅舟山群島、臺灣及海南島上敵人的問題。把一個個人家中生活問題和我上面所說的諸問題相比較，你們就知道家中生活問題是渺小不足道到如何程度了。」在董必武的教育幫助下，良壎、良新後來回鄉動員和組織家人及鄉親開展生產自救，克服困難，改善生活，受到董老的肯定。
董必武為人謙遜。1968年12月初，同為「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去世，董老沉痛悼念。在其《挽徐特立同志》詩中開頭便道：「晚節全持好，堪為我輩師。」短短十字，生動地詮釋了董必武懷念故友的真誠和敬重兄長的謙卑。董必武除自我反省，還主動接受監督。1960年12月4日，董必武在給女兒良翬的信中寫道：「你說我的性子太急，也說得很對，我不僅性子急，對人的態度也過於嚴厲，有使人不敢接近或接近而不敢盡其詞的地方。……參加共產黨以後有些改變，但病根沒有完全去掉，有時復發，你這次揭發我這毛病，我下決心改。你遇見我舊病復發時就提醒我，總會改掉的。」聞過則喜，虛懷若谷，這就是董老。
待妻兒：親情濃鬱嚴要求
董老的愛人何蓮芝，是位1933年入黨的老紅軍。無論是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何大姐都是忠心赤膽，義無反顧，與董必武結下深厚情誼，成為忠實的革命伴侶和戰友。每年3月，何大姐生日時，董必武都會以適當方式相賀，表達對妻子的愛戀之情。1961年3月3日，何蓮芝同志51歲生日，董老以詩吟懷為老伴祝壽：「貽我含笑花，報以忘憂草。莫憂兒女事，常笑偕吾老。」1965年11月中旬，董老去廣州休養。抵達後的第二天，就給「蓮芝同志」寫信。在通報了途中看到聽到的「農業收成比去年好」等情況後，關切地詢問「你咳嗽好些沒有？小胖溫度減低了吧！……良翬要她今後多到家裡看看你」。樸實的話語中，充滿了對老伴的關心和愛。何蓮芝小時家裡窮，讀書識字少，文化程度不高。為了表達對毛澤東的敬重，又能教夫人學文化、學理論，1967年1月12日，董老為蓮芝同志抄毛主席語錄100條，並題贈七言絕句一首：「百條語錄見精神，革命箴言字字新。反覆誦歌基礎奠，用之不盡葆終身。」反映了兩人之間的樸質情懷。而在調資調級方面，董必武則是嚴格要求。1956年，國家機關幹部調資時，人事部門考慮到何蓮芝資歷深，級別低，單位擬定給她提級加薪，董必武沒同意。還特地找有關同志說，還是先提別的同志吧！
在家庭教育方面，他非常注重點滴入手，以德樹人。從不允許孩子們利用自己的職務和影響謀私利、搞特殊。1957年12月24日，董必武給正在讀書的女兒良翬、兒子良翮去信時寫道：「媽媽要良翬用錢記帳，不簡單是怕你多花了錢，而是要你胸中有數，並藉以了解物品在市場上的價格。這樣做，養成習慣，你們將來為國家、為人民服務，要用錢的時候，就會從實際出發，不至於專從需要出發而要顧及可能了。」大兒子董良羽，1957年考入哈軍工，這是一所具有軍事性質的學校。剛入校時，董必武要求兒子要抓緊調整適應，以便真正取得「兵」的資格。1964年3月，專攻雷達專業即將畢業的良羽，收到父親一封題為《祝羽兒二十七初度》的家書。信中寫道：「生日不相聚，家人總念之。世情重骨肉，吾意別公私。學得尖端到，何妨旦暮離。一將分作二，此理切須知。」這首五言律詩，言近旨遠。既表達了父親在兒子生日之時的祝賀之意，又傳遞了父親對愛子即將奔赴新的工作崗位的殷殷囑託。
兒子董良翮，對於董必武來說，屬老來得子，打小疼愛卻又是嚴格要求的。1969年，良翮面臨下鄉務農。當時董老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按常理給孩子安排個好工作不是問題。但董必武態度鮮明：「幹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還是下鄉插隊去。」臨別時告誡兒子：你是革命的後代，要嚴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艱苦樸素，和群眾同甘共苦，決不能高人一等！按照父親要求，良翮和妻子頓雲潤一起報名下鄉，雙雙決心「做一個普通農民」。董良翮一幹就是10年。他虛心好學，刻苦鑽研，苦活累活搶著幹，得到當地群眾的交口稱讚。《人民日報》曾把他作為下鄉知青的先進典型予以報導。
念親友：關懷呵護不越線
茅廬雖小，重在家風，和在人心。董必武父輩兄弟8人，同輩兄弟、侄甥和孫輩們加起來，可是不老少。兄嫂也好，弟侄也罷，但凡來信，或早或遲，董必武都會回復。遇有無錢看病或生活確實困難的，他都儘量幫。
1942年9月間，正在重慶參與國共和談並開展統戰工作的董必武，收到胞弟董賢鈺（又名覺生）的一封家書，他很快以《喜得覺弟書及七律一首依韻答之》回復道：「亂離人似九秋蓬，一紙飄然寄自東。且喜親朋多甚健，惟聞吾弟尚微聾。堅持敵後斯為貴，教育青年更是功。我豈為名頻浪跡，故鄉回首月明中。」字裡行間，思鄉念親，飽含深情，令人感動。堂哥董賢琨因病去世，其妻孫氏獨立撫養兩個孩子。1949年初，正值國共內戰的最後較量階段。紅安城被炸，家中房子被毀壞。當嫂子寫信告知家中相關情況後，剛剛病癒的董必武專門回信。「大嫂：元月二十五日信敬悉！離家二十多年，很少問候你，我知道這二十多年事變很多。家裡房子早被蔣介石匪軍毀了，弄得你們大家都無安身之所。」在表達關心安慰後接著寫道：「……現在革命勝利了，我又在北京做事，一時恐怕不會回湖北來。等些時候找個機會回來看看。」信的最後董必武深情地說：「大家還要受些時苦，等到將來土地多了，你們的家庭可能好些。祝你健康並祝闔家清吉！」落款「弟必武」。時隔數月，大嫂家中接連出現狀況，董老非常關切。他在給「良俊侄」信中寫道：「今年大旱，你們母子都患病，我們很焦心，不能幫你的忙，渡過今年的難關。茲特寄上人民幣貳拾萬元（那時舊幣一萬元相當於人民幣新幣一元）給你母親用，請轉交為盼！問你和你的母親及其他的人都好！」
大家庭裡，董必武對每個人都關心。他的原則是，對於體弱多病喪失勞動能力的鰥寡老人，自己再苦、手頭再緊，都設法予以幫助；對於身體較好，有勞動能力的晚輩後生，則要求他們自食其力；對於試圖利用他的地位影響開後門、搞特權、走捷徑的則一律拒絕。1949年9月13日，在給良壎侄的信中，他明確寫道：「在社會上有正當職業的人，應當安心從事於原有的職業。沒有職業的人，應從勞動方面去找職業。勞少酬多的現象，是要逐漸革掉的。寄生生活更不能延長下去，那是不待言的。……良潤我已寫信給她不要北來了。要謀生活南北都一樣。這些你們聽起來都不大順耳，但這是事實。我一時恐不能回湖北來，再寄一張相片給你們。」
堂弟董獻之是個從封建社會過來的舊式知識分子。為了幫助他轉變成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新型人才，在同輩人中董必武與之通信最多。「你在商業廳工作也參加生產，這對於你是很好的鍛鍊。每日適當擠出點時間來看革命的書籍……你又參加到革命隊伍裡來了，要好好學習革命的思想和作風。簡單一句話就是學習腳踏實地的工作和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的作風。」1950年5月8日，董必武給「獻之弟」的信中如是說。時隔兩年，董老再次給獻之去信：「你去年年終鑑定，優點多於缺點，這很好。繼續發揚你的優點，努力改正你的缺點，你就更加進步了。」信中董必武希望堂弟在「三反運動」中，老老實實地把自己過去的歷史交代清楚，不要有顧慮，有問題改了就好。在董必武的教育幫助下，董獻之後來成為湖北省參事室參事。董老及家人得知後都很高興。
「風來有跡葉微動，潮退無聲灘漸明。」這是1967年11月，時值82歲高齡的董必武寫給三個兒女書信中的兩句詩。言有盡，意無窮。一來一退，一有一無，看似平常，喻理至深。褪去浮華，甘於平淡，臻於寧靜，守好晚節，引領家人。這是董老的一種境界，一縷情懷，也是其送給世人修身齊家走天下的一份大禮。（朱廣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