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來到崖縣南島農場工作，在第一作業區當通信員，也區部的衛生，屬於勤雜人員。作業區旁邊的山頭上有一個高高的水塔，水塔的下半部分是一個圓形的房間，裡面住著汕頭知青方健。方健是作業區火鋸廠的工人，他的任務就是把原木鋸成板材。那時候生產隊開始改建瓦房，需要門窗等材料，火鋸廠就是提供這些材料的。我住在作業區的茅草屋裡，方健住的是鋼筋混泥土結構的房子，遇到刮颱風下大雨或者下班休息，我就去他那裡，喝功夫茶、聊天。一個小煤油爐，一把小水壺，一隻小茶壺，三隻小茶杯，外加一支毛竹水煙筒。我們就這麼坐著，喝茶、抽菸（他抽，我不會）、聊天。有時不說話，就把滾燙的茶，喝得滋滋地響；把水煙筒，吸得咕嚕嚕地響。要是在夜晚，還有一盞昏黃的煤油燈陪伴著我們。有時候，我還會在他那裡蹭得一餐飯，以改變一下食堂裡棕櫚油煮空心菜的口味。我們在水塔周圍尋找得一些野莧菜葉子，煮在我們去作業區附近的部隊商店買來的紅燒豬肉罐頭裡。方健不喝酒，所以我們就吃飯、喝湯。他曾經答應為我做一張書桌，這是我當時很大的一個願望。但這個願望最終沒有實現。在我們分手我離開作業區去上學的時候，他一臉的愧疚。他說，你去讀書了，麵包會有的，書桌也會有的。
作業區還有一間小學。教室是茅草屋，老師的宿舍也是茅草屋。
因工作關係，我認識學校裡兩名教師，她們都是知青，袁家寧來自廣州，還有一個來自汕頭，姓鄭，名字卻記不得了。我去過她們的宿舍送信，宿舍裡收拾得乾乾淨淨，非常整潔。袁家寧很會唱歌，當時場部舉行文藝演出，她演唱《十裡長街送總理》，把全場觀眾都唱哭了，她自己也淚流滿面。袁家寧15歲就下鄉來農場，她在這工作了八年，對農場有深厚的感情，至今還和農場的老工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繫。2005年颱風「達維」剛剛過去，她就和幾位老戰友率領二十多位知青，返回農場，看望老工人，給奮戰在抗風救災第一線的農場職工送去了親切的慰問，受到了農場黨委和廣大職工的歡迎。
我的通信員沒當多久，就調到連隊了，在二連。開始是當統計員，不久當了工人，但不是割膠，在後勤班，打雜。二連就在作業區旁邊，我住在一間瓦房裡，瓦房用泥磚隔了半堵牆，牆的那一邊住的是一個膠工。我的隔壁住的是兩個割膠輔導員，也是女性，雷葆華來自廣州，陳秋惠來自廣東興寧。她們的小夥房正對著我的窗戶，雷葆華的男朋友也是廣州知青，也是連隊裡的膠工，但他們不在一起吃飯。和她們在一起吃飯的，是另一個廣東汕頭男知青，他好像和陳秋惠也不是戀人。有時候我也去她們的小夥房蹭飯吃。雷葆華和陳秋惠對工作非常負責任，天天天不亮就起床打鐘，挨家挨戶叫膠工起床割膠。雷葆華的男朋友有些懶散，起床不及時，她就在大會上批評他，毫不留情面。她們對在一起吃飯的那位汕頭知青也一樣要求嚴格，不徇私情。隊裡還有一名來自廣州的知青，叫張正旺，老家在湖北，人稱「湖北佬」，很精明。有俗話說，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可見湖北人的精明。「湖北佬」蓄著小鬍子，很帥氣，也是割膠的一把好手。當時的連長姓黃，叫黃可賢，他為人憨厚，對知青非常好，大家都很喜歡他。他愛人為女知青做了不少事情，後來他舉家去了香港，不久就病逝了，留下兩個兒子和妻女。當時林一平也在那個連隊，當割膠班長。林一平是農墾藤橋機械廠下來的，也是知青。後來他當了一個農場的場長。
1977年，國家恢復了高考，農場的許多年輕人，都報了名，知青們當然不會例外。我也去湊熱鬧，當時找不到複習資料，許多知青就叫家裡人找資料寄來。我是一份資料都沒有，就從他們那裡藉資料來看。袁家寧送給我一本高一數學書，我如獲至寶，愛不釋手，但學來學去，沒怎麼學明白。但那本書，至今還躺在我的書架上。每每看到那本書，就想到複習的日子。
有幸的是，我考上了，雖然是一間中等師範學校。而上面提到的那幾位知青，好像除了陳秋惠考上一間似乎是中醫學校之外，其餘的都出師不利，名落孫山。後來他們有沒有再考上什麼學校，他們什麼時候離開農場，我就不得而知了。因為畢業後，我沒有再回到南島農場去，與他們失去了聯繫。
在學校，我認識了廣州知青應偉偉（音），他讀物理專業，我讀中文。因為他也來自南島農場，所以我們就比較親近。他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廣州某機器廠的總工程師。那時候，他在課餘時間拼命學英語，我受他的影響，也學了幾天，終於沒有能夠堅持，只記得幾個單詞。有一年放暑假，我們一同去海口，住在東湖邊的農墾招待所。晚上我們一起去逛街，一邊走，一邊聊，不知不覺之中，我們竟然把城市和城市的燈光走沒了。我們來到一片荒郊野外，黑燈瞎火的，不知道到了一個什麼所在。我們慌了神兒，在菜地和魚塘邊的小路上迷失了方向，直到大半夜，我們才心驚肉跳地回到招待所，而招待所的大門已經關閉，我們叫了好久，才有人睡眼惺忪地來開門，並且收到好大一堆批評。第二天，我們又去尋找昨夜走過的路，卻怎麼也找不到了。畢業之後，應偉偉回了廣州。後來聽說，他去了香港。他長得十分英俊，高挑個兒，好像「風流倜儻」四個字是專門為他造出來的。他是那種讓小女生見了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的人。但他一門心思讀書，把那些愛慕的目光甩得遠遠的。
中文班還有兩位位來自興寧的知青，林漢庭和曾小星。林漢庭和曾小星都是小組長，是學習骨幹，他們分別來自崖縣的立才和南新農場。畢業之後，他們都先後回興寧去了。有一年我們班搞同學聚會，他們都因為興寧礦難，參加工作組做善後工作，沒能到來，失去了見面的機會。將近四十年了，都沒有見過他們。
畢業後，我被分配到立才農場中學當教師。那已經是1980年的下半年了，知青已經大量返城。中學裡還有幾位知青，都是因為已經結婚，還沒有離開農場。有一個廣州女知青和一個汕頭男知青結婚，都是教師，由於接觸的時間很短，他們的名字已經記不得了，他們都住在茅草屋裡。我也和一個教師住在一間茅草屋裡，艱苦的生活是可以想像得出來的。另一個廣州女知青和一個茂名男知青結婚，男的姓肖，是政治課老師，女的忘了姓名，在學校後勤班當雜工。肖老師也抽水煙筒，常常看見他把水煙筒吸得呼嚕嚕地響。也許是好奇，有一次他去參加黎族同胞的「三月三」活動，不知怎麼的，就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還差一點兒丟了老師的飯碗。不久他們兩口子也回城去了，不知道是回了廣州還是去了茂名。沒多久，就聽說肖老師得了重病，帶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痛苦，離開了妻兒。每每想起此事，我就很內疚，因為我也是共產黨員，討論處分他的會，我是參加了的，但我沒有發表反對意見。如果有人據理力爭，他受到的處分也許不會那麼嚴重。因此，我在做了農場領導之後，每每遇到要處分同志的時候，都特別謹慎，生怕出錯，給別人帶來終身的痛苦，也給自己造成不可挽回的遺憾。
作者簡介：
孫豐華，男，重慶市人。曾任三亞立才農場黨委副書記，後調至海口東昌農場、文昌南陽農場任黨委書記。現已退休。海南省作家協會會員。